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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话题 >《四世同堂》完整版终于得见,原来你是这样的老舍
《四世同堂》写于20世纪40年代,是老舍长篇小说的代表作。最近,一部新的《四世同堂(完整版)》问世。何为“完整版”?这要从《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的多舛命运说起——《饥荒》的部分手稿在完成后未能及时发表,后又在文革中散轶,由此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大憾事。
好在,《四世同堂》在1951年曾在美国由哈考特出版社编辑出版过节译本The Yellow Storm,译者为浦爱德女士。1982年,译者马小弥根据这一英译本回译出了《饥荒》的最后13段,与老舍的原文合在一起,成为近三十年最主要的《四世同堂》中文版本。但是,英文版在出版时曾被出版方大幅删改,与老舍原著有不小的差别。

幸运的是,三十余年后,著名出版人赵武平先生在美国找到了浦译《四世同堂》原稿,比节译本多出三段,细节也颇多不同。最新的这一套“完整版”,便是包含了赵武平从《饥荒》遗失原稿回译的十多万字。
70年的残篇终于又有“更新”,当然弥足珍贵。但这一“完整版”比起旧版本有哪些不同?从中能够对《四世同堂》和老舍有哪些新的认识?“回译”毕竟与原文不同,失去老舍笔趣对这一补译本影响有多大?在庆贺新版本出现之后,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阅读。
撰文 | 李国华
(同济大学中文系)
一部陌生面容的《四世同堂》
得知赵武平先生从英文译回了老舍《四世同堂》最后部分长达十多万字的内容,我是十分激动的。作为一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从业者,我像夏志清先生一样,总以未见《四世同堂》全本,不能通读原著为憾。而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也不喜欢读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之后,就变成笑话里讲的那个苦苦等待另一只鞋落地的人,心一直悬着。赵先生真是“解民于倒悬”,《收获》2017年第1期刊发他译回的《四世同堂》时,我便饥不择食地读了。这次拿到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四世同堂(完整版)》,不免有一种“完璧归赵”而“破镜重圆”之感。

作为一个职业的读书人,不免将手中的新书和《老舍全集》对勘起来。余生也晚,但却是幸运的。夏志清当年只能通过哈考特版的The Yellow Storm,《四世同堂》的删节本,来了解小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发展,我却得以借助赵先生的译文阅读小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发展。
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原来老舍写给《四世同堂》的结尾并不是钱默吟先生和祁老人战后重见,祁老人要搞庆祝活动,更不是“小羊圈里,槐树叶儿拂拂地在摇曳,起风了”。小说的结尾是钱先生登载在报纸上的长篇悔过书。悔过书里没有风景描写,只有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控诉、批判,对战争的反思,以及对普遍人性的想象。
作为小说的结尾,“小羊圈里,槐树叶儿拂拂地在摇曳,起风了”显得余韵悠长,不是没有好处。但赵先生的译文告诉我们,老舍并没有写下这余韵悠长的结尾,写下的是关于战争、人性和文明的痛苦思考。看起来,老舍似乎不想让读者在大团圆式的庆祝和风景描写带来的审美诱惑中得到愉悦,他想让读者在战争造成的创伤中停留得更久一些,思考得更多一些。

毕竟,对于老舍和他的同时代人来说,抗战作为二战的一个部分,是陌生的,不可理喻的,——便是对我们来说,二战结束已经72年,也似乎仍然难以理解,——老舍刻意停留在对于战争的讨论中,并非不知议论往往有碍小说的阅读效果,乃是由绝大的抱负和承担使然。如果说在“小羊圈里,槐树叶儿拂拂地在摇曳,起风了”这样的结尾里,读者能形成的某种理解是饱经苦难后的平静,那么以钱先生的悔过书作为结尾,读者大约会思接千载,焦躁的情绪始终难以平复,难以承受小说预约或释放的思想重量。这是多么陌生的《四世同堂》!
老舍对战争的思考触到了相当的深度
而从这个陌生的面容里,小说有许多细节需要重新看待,小说的意义也值得重新考量。例如赵先生译回的下面这个细节:
科学越过人类所有其他的思想领域,发明了原子弹。正如同从不思索世界应当是什么样子的日本人那样既粗鲁又愚蠢,也正如同野蛮,狡猾,与残酷的东阳那样既粗鲁又愚蠢,从不思索世界应当是什么样子的制造原子弹的人,同样是既粗鲁又愚蠢的。原子的力量,第一次用于战争,是人类的最大耻辱。在这个人类的耻辱中,东阳碰上了比他更加狡猾与残酷的杀人武器。他没有看到新时代的开始,只是成功的把他自己的骨头,撒在了旧时代——人吃人,狗吃狗的时代。
没人知道,新时代——以用原子弹杀人开始的——会变成什么样子,而且在这个新时代,是否还会出现蓝东阳这样的人。
与马小弥从The Yellow Storm中译回的就有很大差别:
科学突飞猛进,发明了原子弹。发现原子能而首先应用于战争,这是人类的最大耻辱。由于人类的这一耻辱,蓝东阳碰上了比他自己还要狡诈和残忍的死亡武器。他没能看到新时代的开端,而只能在旧时代——那人吃人,狗咬狗的旧时代里,给炸得粉身碎骨。
这么大的差别,让人不得不去比勘马小弥所依据的英文译文(当然,如果有赵武平所依据的英文译文就更好了):
Science had reached beyond all other realms of human thought and had invented the atom bomb. Just as blundering and stupid as the Japanese who had never thought what the world should be, just as blundering and stupid as Eastern Sun’s barbarous cunning and ruthlessness, was the creation of the atom bomb by those who had never thought what the world should be. The atomic energy was first used for war is the greatest shame of human race. It was in this shame of the human race that Lan the Eastern Sun met a weapon of death more cunning and ruthless than he. He did not see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age, but succeeded only in scattering his bones in the old age - the age of man eat man, and dog eat dog.
上述细节出现在蓝东阳逃去日本却被原子弹炸得尸骨无存的情节之后。比勘之后,不妨推断,赵武平先生的回译也许最接近老舍当年中文稿表达的原意,而哈考特版的译文丢掉了“没人知道,新时代——以用原子弹杀人开始的——会变成什么样子,而且在这个新时代,是否还会出现蓝东阳这样的人”等重要信息,马小弥的回译丢掉的信息更多。在赵武平的回译里,我们看到老舍对于二战的思考其实触及到了相当的深度,即缺乏伦理关怀的科学,因为与人类的其他思想领域无关,实际上与从不思考人类世界应当怎样的日本人和蓝东阳一样,都是粗鲁和愚蠢的,而原子弹是最粗鲁、愚蠢和残酷的。

这种思考得以保留在英译中,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二战后美国社会对于原子弹使用的批评,而未能出现在马小弥的回译中,则说明马女士回译《四世同堂》的1984年,中国对核武器的理解是在另外的轨道上的。当然,英译删节以原子弹杀人命名新时代的议论,也说明1940年代末的美国社会对科学伦理与战争、时代、人性之关联的讨论,接受起来还是有限的。
这也就是说,尽管老舍在《四世同堂》里表达的对于战争与人性关系的思考,是基于一种反战、厌战的人道主义立场做出的,可能没有达到战争的辩证法的高度,但如果删节了钱先生的悔过书及小说中的相关联的反对战争的细节表达,就会影响《四世同堂》整体的伦理道德份量和思想面貌,小说的厚重感,小说作者面对战争创伤犹近在咫尺的现实感,都被极大削弱了。因此,《四世同堂》作为小说,在审美和形式上的讲究,如果是从浦爱德的译文和马小弥的回译看过去,也会离作者老舍的意图甚远。毫无疑问,这是我们通过对读比勘之后,才能意识到的问题,而赵武平先生的巨大贡献也就在这里。
陌生的背后,是熟悉的老舍
看起来,赵武平的回译给了读者一个相当陌生的《四世同堂》。但在这陌生的背后,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熟悉的老舍,一个曾经在《骆驼祥子》中出现过的作家面影。《骆驼祥子》的结尾也是议论性的:
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其实,老舍并不擅长以风景描写结束长篇小说,而多以事实的叙述、小说人物口中的议论或叙事者的议论结尾。好发议论,道德上有高要求甚至洁癖,对宏观政治问题不离不弃,才是我们在长篇小说中常见的作家老舍,集中表达了老舍的这些特点的是《猫城记》。
而所谓道德上的高要求甚至洁癖,在老舍小说中常见的表现是厌女症。按照琼·史密斯的说法,“厌女症”(misogyny)普遍存在,把妇女,尤其是妇女的性,当作死亡与痛苦,而不是当作生命和快乐的象征。从叙事者的议论里,我们不妨认为老舍在《骆驼祥子》中写下的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末路寓言,但从小说的情节安排来看,祥子人生递降过程中的每一个下降节点都与妇女的性攸关,则不能不充分重视小说作者对待女性时的倾向性问题。《四世同堂》的马小弥回译,因为转道于哈考特版的删节,不容易见到带有厌女症症候的段落,在赵武平的回译中,读者熟悉的老舍就出现了:
她的唇和脸蛋,都抹上红色,眉毛像是两片竹叶。虽然没有风,她头发上还是裹了一条白色的薄纱。她的红色薄毛料衣服,紧紧包裹着她的身子,乳房和屁股都明显的凸起来。她双肩上披的意见短波斯羔羊皮袍,刚好把她丰满而漂亮的两条腿露出来。肩上披着皮袍,两只袖子甩来甩去,使她有一种淫荡的气派。这种气派,再加上粗眉毛和红脸蛋,让她简直像是一个亡了国的小妖精。
同样的一段话,在马小弥的回译及其所本的英译中,是这样的:
她的脸蛋儿、嘴唇,都涂得通红,眉毛画得像两片弯弯的竹叶。虽然没有风,头上还是扎了一条白纱巾。红色的薄呢子旗袍,紧紧裹住她的身子,鼓鼓的乳房和屁股就都显露出来了。旗袍外面,披了一件短短的滩羊皮大衣,露出两条圆滚滚的,结实匀称的腿。
Her lips and cheeks were painted red and her eyebrows like bamboo leaves. Although there was no wind she had a white gauze scarf over her hair. Her red dress of thin light wool fitted her closely, and showed clearly her breasts and hips. Hanging from her shoulders was a short Persian lamb coat which showed her plump and beautiful legs.
这一细节是对沦为日本特务之后的冠招弟的描写,曾经清纯可爱的少女,如今成了“淫荡的”“亡了国的小妖精”。不难判断,浦爱德英译本删节了“肩上披着皮袍,两只袖子甩来甩去,使她有一种淫荡的气派。这种气派,再加上粗眉毛和红脸蛋,让她简直像是一个亡了国的小妖精”这样有着明显厌女症症候的表达,直接导致马小弥回译对冠招弟的讽刺是较为温和的。
从翻译风格上来说,赵的回译近乎直译,忠于的是英文译文,而马的回译近乎意译,以英文译文为桥梁,不惜添加“两片弯弯的”“鼓鼓的”等修饰成分,以追摹老舍的笔意。应当说,从文字趣味的角度来看,马小弥更好地呈现了读者所熟悉的老舍,而赵武平的译笔显然还不足以传达老舍的笔趣。

当然,考虑到马小弥将“He was the child of the national humiliation of the last hundred years(他是过去百年国耻的产儿)”翻译成“他是几百年来民族自卑的产儿”,而赵武平的翻译是“他是一百年国耻的孩子”,我倾向于认为,在追摹老舍笔意和忠于英文译文之间,需要一个适当的紧张感。过于追求老舍小说中夸饰的笔意,也许会不小心译出完全背离老舍原意的文字,老舍作为满族人,无论如何不可能认为在1940年代,中国有几百年国耻史,更不用说自卑史了,否则那个老舍就太令人陌生了。而离英文译文距离太近,我们也会丧失“旗袍”“滩羊皮”这样的词汇背后的时代气息,更不用说丧失老舍作为语言大师的魅力了。
可惜,此事说来容易做来难,对于赵、马两位译者的努力,我以为首先要给出的是足够的尊重和恰当的佩服。就我个人而言,更加看重的仍然是通过赵武平先生的努力,读者可以看到老舍小说中常见的厌女症的症候。
“战争图书馆的一个书籍索引”
除了这些陌生中的熟悉和熟悉中的陌生问题,我以为在赵武平的回译中,还有一个令人费解的因此可能也就是陌生的老舍,在大段大段反复表达新文学之于中国抗战的贡献的文字上现身。在刻画“用自己的笔作武器反抗敌人”的瑞宣时,老舍让瑞宣看到,困兽犹斗的日本开始翻译中国新文学家的作品,并感慨道:“新文学是代替中国说话的活的文学。”在1940年代那样一个全民抗战的语境下,老舍仍然借小说表达如此鲜明的新旧文学对立的观念,其态度和立场的确是相当耐人寻味的,似乎也暗示着他将来对于新生中国的亲近感。
这样的情况在马小弥的回译中也能看到,例如蓝东阳夺来铁路学校的校长之职后,为投日本人所好,就以文言写就职典礼的讲稿。但总归不太明晰,像是为了凸显汉奸低下的人格而有意为之。只有在赵的回译中,才能看到老舍对于新旧文学分际的郑重其事的态度和立场。
最后,我想援引一个我特别喜欢的段落,以再次向赵武平先生的回译工作致敬:
妞子的小眼会恨恶,乞怜,希望,失望,哭泣,偶尔也会笑。许多这样的表情,都与战争紧连载一起。战争像一双无情的手,紧紧的抓住她的细脖子,只是抓得太紧的时候,才稍微松一点点。她在经受残忍的极刑——延缓的窒息。她的欲望并不强烈。她想要的一切,只是一点可以吞下的东西,以维持她身体里的生命,但是战争夺去了她这个小小的权利。
她的眼不仅是一点光明,而且是战争图书馆的一个书籍索引。每一个表情的变化,都会让她的家人马上想起战争——战争的恐怖,仇恨,和苦难。然而,从她双眼的神情,他们能看出来,她,还有许多其他的人,不是为战争而出生,却必须为战争而死。战争和毁灭是一回事。
虽然这里关于妞子的描写有些流于议论,不是那么生动形象,充满生活的细节,但我喜欢“延缓的窒息”“战争图书馆的一个书籍索引”这样的表达。我想,它们意味着作家老舍对于作为二战组成部分的抗战的思考,有一个深刻的形而上学的维度,而这是我们这些生活在太平时代的人所匮乏的。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同时由新京报书评周刊·有时旗下文化公号“有时书评”推出。作者:李国华;编辑:李妍。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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