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如何与创伤背后的梦工作？ | Angela Connolly
创伤之梦的工作
文 | Angela Connolly
（本文节选自《心理分析》期刊，洗心岛出版社出版。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进入官方微店了解期刊详情。本文经作者授权刊出，转载清注明作者信息及转自微信公众号：东方心理分析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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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人们渐渐地不那么关注创伤以及真实事件对心灵的影响了，直到20世纪末，创伤这一课题才又一次登上了分析性思维的中央舞台。正如沃纳·鲍勒伯（Werner Bohleber）所言，“人们在20世纪所遭遇的大灾难和极端经历使创伤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志。”这种变化的结果之一就是，创伤在某种意义上变得无处不在，成为了一个从大众文化到精神分析的谈话中都极为普遍的流行语。正如席姆尔·格里（Shmuel Gerzi）所说的，“创伤这个概念几乎已经成了压力、痛苦、受难、压倒性的情境以及情感打击的同义词。”
格里强调，我们必须把极端的创伤（比如说灭绝营的幸存者或者历经折磨的受害者所经历的创伤）与那些只是对个体的自恋有所打击、程度较轻的创伤区分开来。与此相关的问题就是，要达到怎样的程度，创伤才会变得无法再现（non-representation）？（创伤的无法再现指的是严重创伤的幸存者难以回忆自己的经历，也难以找到合适的想法和语言去描述。）
我们知道，如果创伤足够强烈、时间也足够长， “解离”（dissociation）这一原初的生存防御机制就会起作用，如荣格所描述的：“我们个体存在中的一大段会整块地陷回到无意识中去，自表面意识消失数年甚至数十年。”毫无疑问，解离在创伤的非再现性这方面有很重要的作用。在多利·劳布（Dori Laub）看来，“巨大的创伤本身就能排除对其的关注。人类思想中的观察和记录功能暂时被破坏而失灵了。”
如果说对自恋的伤害是给心灵的保护伞或保护膜造成了一个小小的缺口，那么强烈而长期的创伤则是撕裂了心灵的结构，留下了一个洞，其本质类似于“空心”，虚无的磁心“黑洞”，又或是“那喀索斯（Narcissus）的死亡”。劳布（Laub）和奥尔汉（Auerhahn）在1993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了一种有效的方式，可以区分不同水平的创伤。他们根据自我与创伤性经历之间的距离，将各种可能回忆和了解创伤的方式组织成为一个连续体。
回忆创伤的不同形式包括了以下几种：
Ø 不知道创伤曾经发生过；
Ø 神游状态（即可在另一种的意识状态下再次体验创伤事件）；
Ø 创伤体验作为分割成块、未经消化并会闯入意识的感知觉片段保存下来（但并没有意识层面的意义、且与自身无关）；
Ø 移情现象（创伤带来的影响被个体带入现实生活，成了必然的命运）；
Ø 对创伤部分且犹豫的叙事方式占据主导地位；
Ø 创伤作为身不由己、对身份有定义作用且无处不在的生活主题来经历（包括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
Ø 将创伤组织成亲眼所见之事的叙述，可以作为发展性冲突的比喻和载体使用。
以上这些对创伤的不同认知形式，沿着与创伤之间的心理距离这一连续体而变动，在对过去经历的封装与整合之间的程度以及拥有记忆的程度上——即作为主体去经历的“我”在场的程度——也各有差异。心理距离的变化决定了存在于想象性解析以及游戏中的不同。近年来对创伤以及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研究，大多数集中在创伤对记忆和对比喻能力的影响上，较少有人对创伤干扰甚至摧毁梦的工作的能力这一课题进行研究，而这也是创伤最为致命的影响之一。荣格非常强调梦在心理治疗以及自性化过程中的重要性。与弗洛伊德相反，荣格认为梦只是“无意识心灵活动的直接表达”，梦的工作在本质上包括呈现心灵也即是经验的原始资料。
尽管荣格对梦的工作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但他对做梦能力的发展及其缺乏却很少有兴趣，他倾向于假设梦中所有的意象本质上都是比喻性的和象征性的。
然而，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反应性的梦”——也就是创伤的典型特征——让荣格承认了对梦进行象征性工作的失败是有可能的。根据荣格所说，创伤性的梦只是简单的对真实事件的重复，而没有任何比喻性和象征性的转化，因此尝试对这样的梦进行解释或者意识的吸收也被证明是无效的。正如他在Kindertraume（童年的梦）中所写的：
“梦从来都不是从前经历的简单重复，只有一个例外，受惊吓后的梦或者弹震症患者的梦，它们有时候完全是对现实一模一样的重复。实际上这样的梦正是创伤影响的证明。这种惊吓不能被心理化（psychified）。在心灵尝试把惊吓转变为一种心理焦虑状况的治愈过程中，可以尤其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托马斯·奥格登（Thomas Ogden）也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在某种情况下梦的工作会失败，个体不能做梦。他是这样说的：
“并不是所有在睡眠中发生的心理事件（甚至是我们醒来后可以记得的那些视觉意象形式的事件），都可以被称为梦。在睡眠中发生的看起来像是梦但其实并不是梦的心理事件包括：不能进行联想的梦、睡眠中的幻觉、患有创伤性神经症的个体重复不变的梦、只包含强烈的情感状态或者肌肉活动的无意象的梦。尽管这些现象在睡眠中发生，看起来像梦，但它们并不涉及无意识的、会带来心灵成长的梦的工作。”
如果我们想要理解为什么创伤损害了创造梦的能力，那我们首先就要理解梦的产生中起作用的机制和结构。
一、梦的工作
威尔弗雷德·比昂（Wilfred Bion）对梦所做的工作标志着梦的心理分析技术的一个转折点，这些工作与荣格的工作也是平行的。对于比昂来说，梦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在其中，β元素（betaelement），即原发的感觉印象或者情感（用荣格的术语来说就是“赤裸裸的事实”），通过ɑ功能（alpha function）的活动（一种假设的、未知的人格功能），被转化为ɑ元素（alpha element），即“视觉意象，听觉形式，嗅觉形式”。比昂最初的观点曾被安东尼奥·费罗（Antonino Ferro）进一步延伸。
费罗假设，做梦的能力需要几种不同的“设备”。首先，它需要ɑ功能的发展，也即是把感觉转化为隐喻表征（metaphoric representation）的能力，这种表征包含五种感觉。尽管荣格毫无疑问会给视觉意象以优先权，但他也认为意象可以包含听觉、触觉和嗅觉意象。对于费罗来说，这种通过ɑ功能的活动来形成视觉象形图的操作是“绝对有创造力、原创性以及艺术性”的工作。他认为，“ɑ元素不断形成，形成了唤起梦的观点的砖瓦，也就是说，仿视矩阵（photovisual matrix）不断地‘拍摄’感觉，来创造并不直接可知的意象。”这种转化是一种隐喻性的工作，比如愤怒的感觉或情感被转化为一只怒吼的狮子这一视觉意象。
一旦形成，这些隐喻性的视觉象形图就能够被储存在记忆中，但是为了产生一个梦，必须要选出某些象形图，并通过费罗所说的“头脑在梦中进行叙事的能力”，把这些图联结到一起组成一个故事。
于是，从这些描述中我们能够看到，梦的工作需要三个独立的能力：创造和使用隐喻的能力，在记忆中储存隐喻性象形图的能力，以及通过想象和情绪的自由运作对这些象形图进行编织的能力。如果这三个能力中的任何一个不能发挥作用、或者从未得以发展，梦的工作就会被严重地缩减甚至完全失败，就像在严重创伤中可能发生的那样。
二、梦和隐喻
我们从拉考夫（Lakoff）和约翰逊（Johnson）的工作中得知，隐喻处于我们进行想象性思维以及进行梦的工作这种能力的核心。伊尔斯·格鲁比奇·西米蒂斯（Ilse Grubich-Simitis）在 “从具体化到隐喻”这篇开创性的文章中，描述了她与大屠杀幸存者的子女们所做的工作；这也是第一次有人描述这些人的一个奇异特点——具体化。据作者说，在灭绝营那种疯狂的环境中，“毫无意义可言的事件——没有解释、事实上也不可能被解释的事件的发生，从根本上质疑了语言意义存在的维度这个处于自我核心的领域。
这破坏了语言的隐喻和非隐喻的功能。” 无法形成隐喻性意象也严重地影响了创造梦的想法的能力。如果无法使用以及创造隐喻来转化感觉和情感，那么梦也会变成仅是“赤裸裸的事实”的具体表现，而没有心灵转化的可能性。然而，如果这种形成隐喻性意象的能力被部分保留，因为被唤起的情绪强烈到无法忍受，这种能力就会受否认的防御机制所摆布，在情感与自我之间创造一个距离，以避开情感。在这种情况下就形成了一种伪隐喻。
伊尔斯·格鲁比奇·西米蒂斯（Ilse Grubich-Simitis）使用E. 迪温德引用的一名奥斯维辛集中营囚犯的例子对此进行了说明。这名囚犯在几天之后就已经清楚地意识到集中营的本质，他想到“我就是在一个马戏团里”，然后马上就平静多了。尽管集中营和马戏团表面上看来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例如说探照灯还有笼子等能够让这名囚犯通过这些相似之处创造出一个比喻；尽管文字和比喻意义之间的张力存在，也能使移情得以发生（即，在表面危险的情境之中寻求一种安全的感觉，比如说，在马戏团里任何事物都变得很奇怪和危险，但事实上却是非常安全的。），但是这两个概念却有很大的不同，提出这样一个隐喻也并不那么恰当。
三、创伤和记忆
如果最初精神分析模型强调恢复创伤性事件记忆的重要性，而自我心理学关注通过幻想追溯过去记忆将之重新重要化（resignification），以及为了到达最初的事件和相关幻想而逐渐解开这种重构的需要；那么现在随着客体关系理论的出现，重点则变成了叙事而非历史事实。这个理论假设，早期的客体关系储存在内隐的程序性记忆系统中，它们不能像有意识地可以触摸到的记忆那样被复原或者是重构，尽管很明显它们也在对现在的行为和经历不断地施加广泛的影响。
这个模型从当今对创伤和记忆的研究中找到了支持，一些研究表明创伤性经历储存在记忆中的方式与那些非创伤性事件不同。比如，范德科尔克（Van der Kolk）假设，创伤产生的强烈兴奋干扰了位于海马区的外显陈述性记忆系统，海马可以让人对经历进行意识性的回忆，却不能抑制内隐的程序性记忆系统，而后者则控制着条件性的情绪反应、技巧、习惯以及与经历有关的感觉运动过程。这些内隐记忆与真实事件相关，但它们不能被整合到叙事性记忆中，也不能被象征功能工作。
因此，创伤性记忆不能被有意识地反思，但是它持续存在于大脑右半球的自传体记忆中，研究表明“前语言期甚至是一岁以前的儿童在重要的时期都能够建立和保留对创伤性事件进行内在表征的某种形式。”（Gausenbauer，2000）
与创伤性事件的记忆无法被有意识地反思类似，这种观点认为，由于自体是解离的，创伤性的内容也像博尔伯（Bohlber）所说的那样是“非象征性的，没有弹性的，无法被改变的” 。然而，兰斯基（Lansky）和布莱（Bley）对精神病治疗机构200个病人的噩梦进行研究，却发现这些记忆并不是那么精确，也不像它们第一眼看上去那样无法改变。
他们发现，尽管被试报告了重复的噩梦，但经过仔细询问却可以看出这些重复的梦是有变化的，而且往往不是真实创伤性事件的如实重复；这表明，如同博尔伯（Bohlber）所说，“创伤性的事件并没有被完全排除在对心灵材料的联想之外，也并非不能被意识或者无意识的幻想所转化。”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劳布和奥尔汉的评论：“对于暴行事件的想象、幻想和移情的解析程度，与经历与个人的密切程度有关”，那么个体的自我越能够与创伤事件保持距离、抵抗住不被事件压垮，个体就越容易让记忆的内容得以延展并转化，也就合乎逻辑了。
（因本文篇幅较长，余下精彩内容请见《心理分析》期刊，可点击下方“ 阅读原文 ”进入微店购买）
◎ 编辑：贾子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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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Angela Conno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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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强调，我们必须把极端的创伤（比如说灭绝营的幸存者或者历经折磨的受害者所经历的创伤）与那些只是对个体的自恋有所打击、程度较轻的创伤区分开来。与此相关的问题就是，要达到怎样的程度，创伤才会变得无法再现（non-representation）？（创伤的无法再现指的是严重创伤的幸存者难以回忆自己的经历，也难以找到合适的想法和语言去描述。）
我们知道，如果创伤足够强烈、时间也足够长， “解离”（dissociation）这一原初的生存防御机制就会起作用，如荣格所描述的：“我们个体存在中的一大段会整块地陷回到无意识中去，自表面意识消失数年甚至数十年。”毫无疑问，解离在创伤的非再现性这方面有很重要的作用。在多利·劳布（Dori Laub）看来，“巨大的创伤本身就能排除对其的关注。人类思想中的观察和记录功能暂时被破坏而失灵了。”
如果说对自恋的伤害是给心灵的保护伞或保护膜造成了一个小小的缺口，那么强烈而长期的创伤则是撕裂了心灵的结构，留下了一个洞，其本质类似于“空心”，虚无的磁心“黑洞”，又或是“那喀索斯（Narcissus）的死亡”。劳布（Laub）和奥尔汉（Auerhahn）在1993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了一种有效的方式，可以区分不同水平的创伤。他们根据自我与创伤性经历之间的距离，将各种可能回忆和了解创伤的方式组织成为一个连续体。
回忆创伤的不同形式包括了以下几种：
Ø 不知道创伤曾经发生过；
Ø 神游状态（即可在另一种的意识状态下再次体验创伤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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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对创伤部分且犹豫的叙事方式占据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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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对创伤的不同认知形式，沿着与创伤之间的心理距离这一连续体而变动，在对过去经历的封装与整合之间的程度以及拥有记忆的程度上——即作为主体去经历的“我”在场的程度——也各有差异。心理距离的变化决定了存在于想象性解析以及游戏中的不同。近年来对创伤以及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研究，大多数集中在创伤对记忆和对比喻能力的影响上，较少有人对创伤干扰甚至摧毁梦的工作的能力这一课题进行研究，而这也是创伤最为致命的影响之一。荣格非常强调梦在心理治疗以及自性化过程中的重要性。与弗洛伊德相反，荣格认为梦只是“无意识心灵活动的直接表达”，梦的工作在本质上包括呈现心灵也即是经验的原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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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荣格对梦的工作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但他对做梦能力的发展及其缺乏却很少有兴趣，他倾向于假设梦中所有的意象本质上都是比喻性的和象征性的。
然而，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反应性的梦”——也就是创伤的典型特征——让荣格承认了对梦进行象征性工作的失败是有可能的。根据荣格所说，创伤性的梦只是简单的对真实事件的重复，而没有任何比喻性和象征性的转化，因此尝试对这样的梦进行解释或者意识的吸收也被证明是无效的。正如他在Kindertraume（童年的梦）中所写的：
“梦从来都不是从前经历的简单重复，只有一个例外，受惊吓后的梦或者弹震症患者的梦，它们有时候完全是对现实一模一样的重复。实际上这样的梦正是创伤影响的证明。这种惊吓不能被心理化（psychified）。在心灵尝试把惊吓转变为一种心理焦虑状况的治愈过程中，可以尤其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托马斯·奥格登（Thomas Ogden）也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在某种情况下梦的工作会失败，个体不能做梦。他是这样说的：
“并不是所有在睡眠中发生的心理事件（甚至是我们醒来后可以记得的那些视觉意象形式的事件），都可以被称为梦。在睡眠中发生的看起来像是梦但其实并不是梦的心理事件包括：不能进行联想的梦、睡眠中的幻觉、患有创伤性神经症的个体重复不变的梦、只包含强烈的情感状态或者肌肉活动的无意象的梦。尽管这些现象在睡眠中发生，看起来像梦，但它们并不涉及无意识的、会带来心灵成长的梦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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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形成，这些隐喻性的视觉象形图就能够被储存在记忆中，但是为了产生一个梦，必须要选出某些象形图，并通过费罗所说的“头脑在梦中进行叙事的能力”，把这些图联结到一起组成一个故事。
于是，从这些描述中我们能够看到，梦的工作需要三个独立的能力：创造和使用隐喻的能力，在记忆中储存隐喻性象形图的能力，以及通过想象和情绪的自由运作对这些象形图进行编织的能力。如果这三个能力中的任何一个不能发挥作用、或者从未得以发展，梦的工作就会被严重地缩减甚至完全失败，就像在严重创伤中可能发生的那样。
二、梦和隐喻
我们从拉考夫（Lakoff）和约翰逊（Johnson）的工作中得知，隐喻处于我们进行想象性思维以及进行梦的工作这种能力的核心。伊尔斯·格鲁比奇·西米蒂斯（Ilse Grubich-Simitis）在 “从具体化到隐喻”这篇开创性的文章中，描述了她与大屠杀幸存者的子女们所做的工作；这也是第一次有人描述这些人的一个奇异特点——具体化。据作者说，在灭绝营那种疯狂的环境中，“毫无意义可言的事件——没有解释、事实上也不可能被解释的事件的发生，从根本上质疑了语言意义存在的维度这个处于自我核心的领域。
这破坏了语言的隐喻和非隐喻的功能。” 无法形成隐喻性意象也严重地影响了创造梦的想法的能力。如果无法使用以及创造隐喻来转化感觉和情感，那么梦也会变成仅是“赤裸裸的事实”的具体表现，而没有心灵转化的可能性。然而，如果这种形成隐喻性意象的能力被部分保留，因为被唤起的情绪强烈到无法忍受，这种能力就会受否认的防御机制所摆布，在情感与自我之间创造一个距离，以避开情感。在这种情况下就形成了一种伪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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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伤和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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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发现，尽管被试报告了重复的噩梦，但经过仔细询问却可以看出这些重复的梦是有变化的，而且往往不是真实创伤性事件的如实重复；这表明，如同博尔伯（Bohlber）所说，“创伤性的事件并没有被完全排除在对心灵材料的联想之外，也并非不能被意识或者无意识的幻想所转化。”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劳布和奥尔汉的评论：“对于暴行事件的想象、幻想和移情的解析程度，与经历与个人的密切程度有关”，那么个体的自我越能够与创伤事件保持距离、抵抗住不被事件压垮，个体就越容易让记忆的内容得以延展并转化，也就合乎逻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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