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羊角梳

巷子里的灯熄灭时候，游人并没有散尽，晚归的人却在陆续回家的路上了。不久前还挤成长龙的摊位，此刻一溜烟儿似的不见了，只剩一个站在阴影里的大叔，和他面前上百个摆放得整整齐齐的梳子。

有个女孩走了进来，第一眼便落在了梳子摊上。女孩的头发像是刚剪不久，发稍弯曲，垂落在脖颈，走路时微微飘动，要很努力才够得着肩。

月光斜照在摊位，给梳子罩上一层光晕。女孩竟看得呆了，下意识地抬手捋了捋头发。火车还没提速的年代里，来自彰化的她也算是北漂一族。自从离家，一个完整的夏天过去了。想起临走前收拾行李，妈妈塞了满满当当的衣物，以及一把用得发亮的梳子。那是母女俩共用的，她悄悄取了出来放回去。那时候，自己和妈妈一样蓄着长发。

巷子到头，往右走，再次步入灯火通明的马路。马路另一头是外籍劳工的聚居地；街头一角，席地而坐一位卖旧物的女人。有床颜色泛黄的棉被，不过不脏，闻起来是刚洗过的清新味儿。一个可口可乐的保温杯，血红色，掉漆，杯口狭窄得可爱。更多的是各种式样的素色衣服，女人说，这些都是她之前的租客留下的。租房子的女生也从南方来，突然下了主意回去；积累了多年的家当，说不要就不要了。

地摊上，女孩发现了一把羊角梳。又是梳子？如果我离开，什么都可以留下，梳子一定会带走的。

“谢谢”。对梳子原来的主人，女孩心里还有许多疑问。但没来得及问出口，脚步便带着她离开了。

想起晴光巷尾那位大叔。不吆喝，不打招呼，明明看到我经过时往他那儿看了，却一句话也没说。他只是伫立着，脸上没有笑意，眼神分明是宁静的，身材足够宽阔，应该可以支撑他站很久。他卖的梳子似乎不错，棕色的、透明的，塑料的、木质的，不一而足，模样也耐看。梳子底下垫着白布，却像是为了方便他不耐烦了，卷个盖儿就能走人。

谁会在深夜24点买梳子，在一个漆黑无人的角落？

迟疑着，便走过了，想回头，却不好意思。旧物摊上那把羊角梳倒是喜欢，不知道大叔那儿有没有？

明天他还会来吗？

巷子所在地叫晴光市场，80年代是台北最繁荣的舶来品集中地。现在舶来品生意萎缩了，一家家30年之久的晴光牌小吃店活了下来。女孩喜静，不爱逛闹市，近来却在巷弄里走得勤快。梳子摊对面有家卖红豆饼的，现做，20台币一个，馅儿多到爆出来，吃完胃里很暖。

有个驼背、坡脚的阿婆，小拖车驮着纸箱，箱子里是几包花生米。阿婆在那个摊位旁边、大约5米开外坐下，倒放纸箱、将花生米摆在上头。除了女孩无人问津。

那是在晚上10点之前。过了8点，红豆饼收摊了；过了10点，阿婆也撤了。巷子尾，一位工牌上写着“廖老师”的保安准时出现，他座位旁边的厕所，有时会闯入一个骑着自行车去卡拉OK卖花的女人。

玫瑰花太艳，淡黄的茉莉可能是隔日的，有些枯萎。女孩下班越来越晚，提前一站下公车，习惯了来晴光走一段。

阿婆：你又来啦。

女孩：有看见卖梳子的吗？就在这儿。

阿婆以为女孩一定不是游客，才能经常来看她。不过对于10点后才出现的卖梳人，她并没有机会遇见。

头发越来越长了，女孩想蓄回来，待年底回家，让妈妈看见一个不陌生的自己。每次靠近那条小巷，她都不由地担心起怪大叔的生意。大叔没有在更早的时段出现，有可能早就去了别处。又或者，他已经不卖梳子了？

又一个凌晨，依旧有月光，空气却冷了。拐角前，女孩顿了顿，转身，径直走向那个寒夜里熠熠发亮的梳子摊。

“嗨，看一看。”

“嗯。”女孩随手拿起一把羊角梳，跟南方租客那个同样的颜色。梳齿纤细密集，梳柄弯如弦月，缀刻着梅花纹。

“凉凉的，不粘发，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