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纷纷的情欲——西方部分作家群像(二)
“引发终极恐怖怪异的是,我们就像一对情人,被感情摆布,受到另一对情人的抛弃,我们的发情状态,我们的兴奋无处宣泄,所以它在我们二人之间徘徊......我们在这被唤醒的肉欲中,却又彼此厌恶着。”——贡布罗维奇
所有的情爱都是重复的模式,日光之下无新事,规律一旦被觉察,挖掘,滥用,最终的结果总是通向一样的单调和无趣,并且不是每一桩每一件都能够有始有终。注视时的电光雷火海市蜃楼,是茫茫宇宙之中反射在人心的光线,看似并无分量,实则极易背其压垮。
情爱前后的事件充满幻象,大段大段的吟诵,小说中最热烈的几页,木石成诗。一切都因此褪去颜色,天地都沦为了俗套,手中结出繁密的果实,只待情欲退下,果实摔落在地面上,几只说不出来处的鸟来啄食,不知此时已经收拢的妖异果实是天地誓言,各自灼灼之后隐藏去腹中暗处。
其实作家写“情欲”,有各自所长,通常遵守着不“为性造情”的原则,一些讲究“热”,用笔作刃在书页上细细划了一道,倾泻一样倒出,读罢之后像沾上了旖旎之气;一些讲究“冷”,强调繁复地与情欲进行对峙与鏖战,丝丝缕缕地冒着凉意,动作滞重皮肤青白,在西方作家中略少见。
这样的作家是天生的情人,柔亮鲜嫩得仿若在胴体上画出的蝴蝶,但作品贵重在于这胴体是坦诚有力的,这样的写作,是旅行者在一片荒地中设法走得更加深远,天地之下赤身裸体地席地而坐。因此需要写更多性情,甚至是显得笨拙的情欲,在最好的意义上,感受丰盈与贫乏的过程。
玛格丽特·杜拉斯

“他也许很长时间未能和她相处,大概也拖了很长时间不同意给予他财产继承人的地位。对于白人少女的记忆依然如故,床上横陈的身影依然在目。在他的欲念中她一定居于统治地位久久不变,情之所系,无边无际的温柔亲爱,肉欲可怕的阴暗深渊,仍然牵连未断。”——《情人》
在《杜拉斯谈杜拉斯》访谈录里,杜拉斯提到:“越强烈的东西,就越难把它们整个全放在同一水平上,传统式的书写回忆,我没兴趣,这不是任我们随意取得数据的档案。”令人产生兴趣的不是性本身,是处于情色源头的所在——欲望。
杜拉斯的写作更加逼近情欲而非情色,一种更危险的悬而未决的激情,一种盲目又完整的力量,停留在情人们有光圈笼罩着的神奇状态。她没有刻意控制作品中体现出的女性特征,无论是有自传痕迹的《情人》,或是剧本类小说《广岛之恋》,潜伏其中的更多是欲想。
在杜拉斯的概念中,性在一部分意义上诠释了欲望,却不是全部,如同作品在一部分意义上诠释了作家。杜拉斯复杂的情史一直是文学界热衷探讨的话题,而她对此保持沉默,只是写作——欲望造成的冲击,现代化对于欲望的冲击,诸如此类非理性的事件,始终是潜伏在她作品中的阴影,这几乎有了一些神秘主义的颜色。
杜拉斯认为,人类恐惧欲望,于是产生斗争,信息化省去了许多困难,也最终会削弱人的创造力,斗争永无休止,日复一日,人类试图通过以发动斗争的方式,来解决斗争本身的无法解决性。与情欲斗争,与贪婪斗争,与遗忘斗争,无论是铤而走险的犯罪,或是冲动之下的性爱,本质上是与恐惧同在的,所有人都在这样做,却无人给出解释。
她写,不过是提醒读者意识到败坏毁灭的不可逆转的危险性,还有那些“神圣”赴死的念头,说到底,不过是虚无的想法。情欲与书写类似,我们写出我们所欲想的,总是如此。
纳博科夫

“我对她看了又看,心里就像清楚地知道我会死亡那样,知道我爱她,胜过任何其他地方我所见过或想象得到的一切......她是黄褐色的山谷边上的一个回声,山谷那边白色的天空下有片遥远的树林,褐色的树叶堵住了小溪,鲜嫩的野草丛中还剩下最后一只蟋蟀。”——《洛丽塔》
纳博科夫常在文章中制谜,不仅在语言层面上使用这样繁复幽深的谜语,在叙事方向上同样如此,奇特的叙事视角叠加预述手法,因此作品的也有了更加深广的可阐释空间,情色不过是这空间里的一道奇光,与纳博科夫一同在二十世纪最后几页被频繁提及。
《洛丽塔》中纵情肆意的欢爱场面并不少,开篇更是直接写出:“洛丽塔,我生命之光,我欲望之火,我的罪恶,我的灵魂。”诸多读者了解纳博科夫同样是从这著名的几句开始,相比这些情话般的句子,更迷人的是陷入病态恋情的男子与骄矜少女的最后一面,二者依然是对峙的,他爱着她,却回天乏力。
纳博科夫的作品不能够简单定义为挑战世俗鉴赏标准的一场性事,或是引申为美国与欧洲的政治关系。纳博科夫曾在1956表示:应当把严肃、正当地描写性爱的作品与色情文学加以区别,只有艺术才是唯一的标准。《洛丽塔》为纳博科夫带来世界性声誉与丰厚利润,作品采用了不可靠旁观者的视角,以约翰·雷博士阅读亨伯特医生的文稿为引子,随着故事展开,读者逐渐理解甚至认同了亨伯特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判断,情色与克制、残暴与温柔之间的矛盾体,即便是亨伯特自述自己有着令人厌恶的丑恶念头,读者却无法产生同样的厌恶。
就像雷博士认为的那样,《洛丽塔》是一部精神病领域的经典病例,也是一部堪称伟大的艺术品。少女与其偷行而过的,是午后潮湿的秘密花园,而非兽类横行的荒蛮之地。
D.H.劳伦斯

“她绝不要成为一个奴隶,她惧怕她的崇拜的心情,但是她不愿立刻反抗起来,她胸中有个固执的意志,那是很可以对她子宫里日渐增大的崇拜的温情宣战而把它歼灭的。甚至现在,她可以这样做,至少她心里这样想,她可以无意地驾驭她的热情。”——《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作为劳伦斯最后一部作品,其争议性远远大于其他。林语堂先生在八十年前评论此书时,就指出这部小说里的“性交是含蓄一种主义的。”此处的“主义”,去除了地区特色之外,隐隐把劳伦斯的情色描写上升为艺术。而这本身即是劳伦斯作品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意象。
“若想要生活变得可以令人忍受,就得让灵与肉和谐,就得让灵与肉自然平衡、相互自然地尊重才行。”当宗教无法对性行为和爱情做出合理解释时,文艺,或者说是文学以谦卑姿态试探着表达人类的情感体验。近现代劳伦斯作品中的情爱描写,被大肆宣扬成为卖点和噱头,这种病态营销几乎是对于作者的亵渎。劳伦斯试图使人们“全面、正确、诚实地看待性”,而这样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否定了作者的努力。
劳伦斯的特点在于他作品的情欲是一蹴而就的,是毫无征兆突然爆发出的行动,且转瞬即逝。并非是抓住了某一瞬间的动作和神态,这种情欲在劳伦斯的笔下是流动的。就写实性而言,小说中的夫人与情人纯粹的性爱生活并非空谈,二人皆有相对稳定的物质保障,这是其更加现代性和预言气质的所在。
单纯的情色实在写不出什么深远的意义来,之所以使低俗小说之流难以望其项背,是结合了诗性、写实、批判等等,强调人性在社会实际生活中的复杂,不能把人的问题都聚焦到性上予以考察,并希望因此迎刃而解。而在劳伦斯眼里,性与美不可分割,正如同生命与意识,他用心将人类本质从“伪道德”中解救出来,为其正名。
詹姆斯·乔伊斯

“我预见自己苍白的胴体在水中伸开躺下,赤条条的卧在一个暖烘烘的子宫内,涂上一层喷香的肥皂,轻轻地搓洗着。他看到自己的躯干和四肢被水托着,拍着细浪轻轻浮起,柠檬黄的;肚脐眼,肉的蓓蕾;看到自己那一簇蓬松凌乱的深色鬈毛浮了起来,漂在那蔫软的众生之父周围,一朵懒洋洋漂浮着的花。”——《尤利西斯》
1998年,美国兰登书屋评选出一百本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英文小说,《尤利西斯》名列首位。列举该书所得荣誉是极其简单的举动,无论是作为性意识流作品代表作,或是单看混杂着音律、画面、建筑美感的行文结构,或是乔伊斯旁征博引的诸多经典,它足以承担不朽二字,且一旦不朽,便作为标准线般压低了一众写情欲的作品,即便是马尔克斯这样魔幻浪漫的拉美文学。
如果说二十世纪文学初期,作家还未曾完全摆脱对于上世纪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继承,小说多试图在保持读者阅读的通顺和实现共情的基础上,摆脱矫揉造作和沉闷古典,加入更具备现代的内容和描写手法,试图更加锋利和肉感。乔伊斯不属于这些作家中的一员,他本身就是锋利和肉感。
将神明拉下神坛,古典英雄在物质文明中通过意淫来满足阴暗欲望,幻想妻子与他人偷情时的姿势;形容“女性一上一下丰腴的美丽”。社会发展“强暴”了这个世界和它的人民,乔伊斯无比清晰,他目睹神像腐朽崩坏的开端,并预测了结尾。
乔伊斯本人有过一句:“我在《尤利西斯》中设置的诸多迷津,它们会逼迫几个世纪的教授学者们争论我的究竟。这就是确保不朽的唯一途径。”
其实他所具备的,也是所有伟大作家所具备的,是这种通过奇异方式传递普遍理念和情感的能力。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极致的天赋与纯粹的诚实,一旦达到此高度,读者不易与其对话,只能做出种种设想。
灰暗的羞耻心,浑浊的道德感,浓郁的褐色,淡黄,微微泛白的肉体。它们是引子,揭露出咀嚼着神的那些忧郁和创伤,也同样咀嚼着我们。乔伊斯看似反抗着传统和古典,却暗自使文字重回了野性的想象,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必将对此心怀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