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一年不花钱，越过越快乐（转）
岁末年初，很多人都有统计账单的习惯，那么，2009年一年你花了多少钱？新的一年，许多人正期待着改善工作环境、拿到更高的收入，但很少有人去想：今年该怎样去省钱。远在英国的博伊尔和德国人施维尔默，在2009年身体力行地证实了一年不花钱也能生活得很幸福，听上去这是件令人乍舌的事儿，事实上他们已经这样快乐地生活一年，并且决定2010年继续这样过。
辞职开始做“不花钱计划”
马克·博伊尔曾经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是一家有机食品公司的高管，典型的中产阶级。由于是商学院出身，他对“借明天的钱今天花”这类的消费论调持警醒态度，“7年前，在爱尔兰上商学院最后一个学期，我偶然看了一张圣雄甘地的DVD，甘地说的‘欲变世界，先变其身’给我很大触动，只是当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毕业后，博伊尔来到英格兰西南部城市布里斯托，先后做了两家有机食品公司。到2007年，他发现有机食品业也存在着许多缺陷，比如过度包装、对环境的掠夺性开发等等。“如果自己种菜，自己做家具，自己过滤饮用水，就不会轻易浪费它们。”博伊尔很快萌生了这样的想法。
2008年底的某天早上，博伊尔听到一条金融高管谋求私利导致次贷危机的新闻，做出一个决定：一年不花一分钱。于是，他毅然抛弃了自己薪水丰厚的工作和大多数私人财物，到一家有机农场的野地上过起了低碳生活。这一年他把自己的生活概括为：住篷车，自己种菜，出行靠走路、公交车或骑车，仅用3件电器——电灯、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它们的能源来自太阳能电池板。
“不仅不花现金，还不用信用卡、借记卡等其他形式的货币。”
肥皂和牙膏都是自己动手种出来的
博伊尔先通过废物利用组织得到一位女士捐赠的篷车，然后与布里斯托郊区一家有机农场的主人谈好，每周为对方做3天义工，得以在农场中安“家”。然而，按他以前的薪酬标准，他足以租得起带阁楼的顶层公寓。日常生活费用是这么解决的：“煤气罐改成采暖炉，做饭的灶是用两个金属橄榄油桶改装的‘火箭炉’，它们都烧柴禾，农场里树木茂密，自然落下的树枝足够用。洗澡，夏天在河里，天凉就用太阳能淋浴器。肥皂是自己种的肥皂草，牙膏是乌贼骨和野茴香籽的混合物。如厕是难题，我造了间堆肥厕所。”堆肥厕所又叫无水厕所，其实就类似于中国农村用的旱厕所，不用水冲，利用微生物降解污物形成有机肥，很干净没有异味。卫生纸是当地出版的报纸，博伊尔还用过印有自己新闻的报纸。
食物从哪里来？“农场里自己种的，野外长的浆果、蘑菇、坚果，当地商店、餐馆丢弃的未变质食物，我用劳动交换的。比如今天的早餐是麦片粥，是我为别人干活换来的。午餐是面包、黄油，都是商店扔的——这些食物从来没让我生过病，现在人们对食品安全太过敏，免疫系统都变得脆弱了。晚餐是自己种的蔬菜。”09年博伊尔成为“自由经济社区”的发起人，还组织了一个社区派对，请BBC美食节目主持人为250名来宾做了3道菜，所有食材都没花钱，一部分是当地野味，一部分是餐馆商店不要的食物，啤酒则用本地植物酿造。
整个计划唯一花的一笔钱是用于安装太阳能电池板，360英镑。“手机，我只接听，从不往外拨。”
把泡沫时间变成宝贝
30岁的博伊尔自诩不是嬉皮士，不是愤青，在他看来这个不花钱计划就像我们每个人给自己制定的小计划一样，代表着自己向往的一种生活状态。他也承认不花钱就要花时间，“比如洗衣服，要先在火箭炉上煮2小时坚果，制出洗衣液，再在冷水池子里手搓，而用洗衣机只需半小时。处理厕所里的堆肥，更比按下马桶水阀麻烦得多。”也因此，有的人觉得他把“生活”变成了“生存”，为此浪费了很多时间，但博伊尔并不同意这样简单的推论：“我确实把很多时间耗在了给自己制作面包上，但他人的时间又拿来做了什么？不过是坐在所谓的起居室里看电视真人秀。”
在博伊尔看来，他的“不花钱”计划并不是要证明金钱的罪恶，也不是号召所有人放弃消费，而是要证明他对人性的信心，“除了钱，人们彼此的信任和友善也能带来安全感”。这一“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理想曾经被现实挫败。2008年1月，他计划花2年半时间从布里斯托徒步走到1.2万公里之外的印度西部港口城市博尔本德尔——甘地的诞生地。他不带一分钱，全程用自己的技能与当地居民交换免费食宿。顺利走过英吉利海峡，刚到加莱，就碰壁了。在法国，语言不通，人们怀疑他的动机，以为他是揩油的背包客，不愿跟他交换。饥寒交迫的博伊尔不得不坐车返回英国，他还是“沾了钱”。坐在车站的长椅上，他决定修正自己的做法：回到布里斯托，先从本地社区做起。
于是，09年博伊尔发起的“自由经济社区”，其实是物物交换的一个平台，社区经营得很成功，现在有119个国家的1.5万名会员。会员们可以将自己的技能在网上列出来，彼此分享、交换，比如理发师给机修工理发，后者则给理发师修自行车，还可以以物换物，一切行为都不涉及到钱。2009年，博伊尔在布里斯托买下60英亩土地，准备建立一个“自由经济村落”，招募15-20名村民。村民参与工作，没有薪水，但可以获得免费食宿。申请人已近百名。
2009年过去了，博伊尔决定2010年继续这么过下去——不花钱生活得挺好。
快乐和金钱无关
现在看来，“不花钱计划”大致要具备两个手段来实现，一是自己动手，二是通过物物交换。此话说来简单，事实上做到极致那还是相当令人钦佩的，就像德国女人施维尔默。她曾是中学老师，1987年移居多特蒙德。多特蒙德位于老工矿区，失业、无家可归的人口居德国首位。在施维尔默看来，有人因为经济原因被社会抛弃，成为流浪者，似乎钱成为他们重返主流社会的障碍，实际上完全可以不用钱，关键在于“你要让你这个人变得有用。任何人，不管是否贫困、失业，在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位置”。
为了帮助这里的人，施维尔默开了一家交换商店。她有精神治疗医师证书，开店时需要的玻璃就是她替玻璃店老板做治疗换来的。这家商店至今还在经营。 在交换的过程中，施维尔默觉察到生活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1996年，她开始一个极端的计划：一年内不花钱。她放弃了自己的公寓，靠替别人做家务换取食宿。对生活中“物”的要求降到最低后，她“只需为我喜欢的东西工作，对幸福快乐反而有了深刻的认识”。于是不花钱的期限被无限延长。现在，67岁的她在全德国漫游，全部家当是一个黑色手提箱，连照片都没有，“我不需要照片”。还有200欧元为应对紧急情况的积蓄，和只够买一张火车票的现金。她没有存养老金，有钱就散出去了，包括两本书的版税。每到一地她住在当地交换组织提供的空房间里，靠做清洁工作来交换。她多年没有和两个孩子一起过圣诞节了，甚至连自己的葬礼都换妥了。她跟一位开明的牧师谈好，她向死者遗属提供心理辅导，以换取自己的葬礼费用。整个德国，只有铁路公司的经理免疫力强大，能抵制她的交换游说，所以她还得有买车票的钱。
施维尔默说：“21世纪，跨国公司和媒体鼓吹消费至上，如果你不消费，就会被社会抛弃。于是人们害怕‘失去’，拼命买东西填满家里的、内心的空间。讽刺的是，囤积了大量物质非但不能带来满足感，反而让人孤立起来，不再与他人沟通交往。我过着正常的生活，只不过没有钱。西伯利亚、非洲也有人这么生活，他们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他们互相帮助。”
从前开交换商店，现在的不花钱生活方式，施维尔默都奉行“先给予，再获得”的原则。日常生活中她穿着整洁，很有亲和力，得到交换方的喜爱。
从前开交换商店，现在的不花钱生活方式，施维尔默都奉行“先给予，再获得”的原则。日常生活中她穿着整洁，很有亲和力，多得交换方的喜爱。但14年来总有人批评她挑衅社会制度，是变相乞讨。由于不愿被人谴责说她在向社会乞讨，她连医疗保险也没有。“我逐渐认识到，这不仅是给予和回报的问题，而是另一种生活方式有没有可能实现的问题，是当我们抛弃身边的财物引发了深层恐惧的问题。如果你认为我们的生活体系只有资本主义一种，那就太荒谬了。”
辞职开始做“不花钱计划”
马克·博伊尔曾经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是一家有机食品公司的高管，典型的中产阶级。由于是商学院出身，他对“借明天的钱今天花”这类的消费论调持警醒态度，“7年前，在爱尔兰上商学院最后一个学期，我偶然看了一张圣雄甘地的DVD，甘地说的‘欲变世界，先变其身’给我很大触动，只是当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毕业后，博伊尔来到英格兰西南部城市布里斯托，先后做了两家有机食品公司。到2007年，他发现有机食品业也存在着许多缺陷，比如过度包装、对环境的掠夺性开发等等。“如果自己种菜，自己做家具，自己过滤饮用水，就不会轻易浪费它们。”博伊尔很快萌生了这样的想法。
2008年底的某天早上，博伊尔听到一条金融高管谋求私利导致次贷危机的新闻，做出一个决定：一年不花一分钱。于是，他毅然抛弃了自己薪水丰厚的工作和大多数私人财物，到一家有机农场的野地上过起了低碳生活。这一年他把自己的生活概括为：住篷车，自己种菜，出行靠走路、公交车或骑车，仅用3件电器——电灯、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它们的能源来自太阳能电池板。
“不仅不花现金，还不用信用卡、借记卡等其他形式的货币。”
肥皂和牙膏都是自己动手种出来的
博伊尔先通过废物利用组织得到一位女士捐赠的篷车，然后与布里斯托郊区一家有机农场的主人谈好，每周为对方做3天义工，得以在农场中安“家”。然而，按他以前的薪酬标准，他足以租得起带阁楼的顶层公寓。日常生活费用是这么解决的：“煤气罐改成采暖炉，做饭的灶是用两个金属橄榄油桶改装的‘火箭炉’，它们都烧柴禾，农场里树木茂密，自然落下的树枝足够用。洗澡，夏天在河里，天凉就用太阳能淋浴器。肥皂是自己种的肥皂草，牙膏是乌贼骨和野茴香籽的混合物。如厕是难题，我造了间堆肥厕所。”堆肥厕所又叫无水厕所，其实就类似于中国农村用的旱厕所，不用水冲，利用微生物降解污物形成有机肥，很干净没有异味。卫生纸是当地出版的报纸，博伊尔还用过印有自己新闻的报纸。
食物从哪里来？“农场里自己种的，野外长的浆果、蘑菇、坚果，当地商店、餐馆丢弃的未变质食物，我用劳动交换的。比如今天的早餐是麦片粥，是我为别人干活换来的。午餐是面包、黄油，都是商店扔的——这些食物从来没让我生过病，现在人们对食品安全太过敏，免疫系统都变得脆弱了。晚餐是自己种的蔬菜。”09年博伊尔成为“自由经济社区”的发起人，还组织了一个社区派对，请BBC美食节目主持人为250名来宾做了3道菜，所有食材都没花钱，一部分是当地野味，一部分是餐馆商店不要的食物，啤酒则用本地植物酿造。
整个计划唯一花的一笔钱是用于安装太阳能电池板，360英镑。“手机，我只接听，从不往外拨。”
把泡沫时间变成宝贝
30岁的博伊尔自诩不是嬉皮士，不是愤青，在他看来这个不花钱计划就像我们每个人给自己制定的小计划一样，代表着自己向往的一种生活状态。他也承认不花钱就要花时间，“比如洗衣服，要先在火箭炉上煮2小时坚果，制出洗衣液，再在冷水池子里手搓，而用洗衣机只需半小时。处理厕所里的堆肥，更比按下马桶水阀麻烦得多。”也因此，有的人觉得他把“生活”变成了“生存”，为此浪费了很多时间，但博伊尔并不同意这样简单的推论：“我确实把很多时间耗在了给自己制作面包上，但他人的时间又拿来做了什么？不过是坐在所谓的起居室里看电视真人秀。”
在博伊尔看来，他的“不花钱”计划并不是要证明金钱的罪恶，也不是号召所有人放弃消费，而是要证明他对人性的信心，“除了钱，人们彼此的信任和友善也能带来安全感”。这一“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理想曾经被现实挫败。2008年1月，他计划花2年半时间从布里斯托徒步走到1.2万公里之外的印度西部港口城市博尔本德尔——甘地的诞生地。他不带一分钱，全程用自己的技能与当地居民交换免费食宿。顺利走过英吉利海峡，刚到加莱，就碰壁了。在法国，语言不通，人们怀疑他的动机，以为他是揩油的背包客，不愿跟他交换。饥寒交迫的博伊尔不得不坐车返回英国，他还是“沾了钱”。坐在车站的长椅上，他决定修正自己的做法：回到布里斯托，先从本地社区做起。
于是，09年博伊尔发起的“自由经济社区”，其实是物物交换的一个平台，社区经营得很成功，现在有119个国家的1.5万名会员。会员们可以将自己的技能在网上列出来，彼此分享、交换，比如理发师给机修工理发，后者则给理发师修自行车，还可以以物换物，一切行为都不涉及到钱。2009年，博伊尔在布里斯托买下60英亩土地，准备建立一个“自由经济村落”，招募15-20名村民。村民参与工作，没有薪水，但可以获得免费食宿。申请人已近百名。
2009年过去了，博伊尔决定2010年继续这么过下去——不花钱生活得挺好。
快乐和金钱无关
现在看来，“不花钱计划”大致要具备两个手段来实现，一是自己动手，二是通过物物交换。此话说来简单，事实上做到极致那还是相当令人钦佩的，就像德国女人施维尔默。她曾是中学老师，1987年移居多特蒙德。多特蒙德位于老工矿区，失业、无家可归的人口居德国首位。在施维尔默看来，有人因为经济原因被社会抛弃，成为流浪者，似乎钱成为他们重返主流社会的障碍，实际上完全可以不用钱，关键在于“你要让你这个人变得有用。任何人，不管是否贫困、失业，在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位置”。
为了帮助这里的人，施维尔默开了一家交换商店。她有精神治疗医师证书，开店时需要的玻璃就是她替玻璃店老板做治疗换来的。这家商店至今还在经营。 在交换的过程中，施维尔默觉察到生活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1996年，她开始一个极端的计划：一年内不花钱。她放弃了自己的公寓，靠替别人做家务换取食宿。对生活中“物”的要求降到最低后，她“只需为我喜欢的东西工作，对幸福快乐反而有了深刻的认识”。于是不花钱的期限被无限延长。现在，67岁的她在全德国漫游，全部家当是一个黑色手提箱，连照片都没有，“我不需要照片”。还有200欧元为应对紧急情况的积蓄，和只够买一张火车票的现金。她没有存养老金，有钱就散出去了，包括两本书的版税。每到一地她住在当地交换组织提供的空房间里，靠做清洁工作来交换。她多年没有和两个孩子一起过圣诞节了，甚至连自己的葬礼都换妥了。她跟一位开明的牧师谈好，她向死者遗属提供心理辅导，以换取自己的葬礼费用。整个德国，只有铁路公司的经理免疫力强大，能抵制她的交换游说，所以她还得有买车票的钱。
施维尔默说：“21世纪，跨国公司和媒体鼓吹消费至上，如果你不消费，就会被社会抛弃。于是人们害怕‘失去’，拼命买东西填满家里的、内心的空间。讽刺的是，囤积了大量物质非但不能带来满足感，反而让人孤立起来，不再与他人沟通交往。我过着正常的生活，只不过没有钱。西伯利亚、非洲也有人这么生活，他们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他们互相帮助。”
从前开交换商店，现在的不花钱生活方式，施维尔默都奉行“先给予，再获得”的原则。日常生活中她穿着整洁，很有亲和力，得到交换方的喜爱。
从前开交换商店，现在的不花钱生活方式，施维尔默都奉行“先给予，再获得”的原则。日常生活中她穿着整洁，很有亲和力，多得交换方的喜爱。但14年来总有人批评她挑衅社会制度，是变相乞讨。由于不愿被人谴责说她在向社会乞讨，她连医疗保险也没有。“我逐渐认识到，这不仅是给予和回报的问题，而是另一种生活方式有没有可能实现的问题，是当我们抛弃身边的财物引发了深层恐惧的问题。如果你认为我们的生活体系只有资本主义一种，那就太荒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