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纪录片的若干笔记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人民”一词在记录语言中也进行着更迭和置换。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人民”被置换为“民族”；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尤其是记录理念向“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转变之后，这一概念又进一步被置换为“百姓”。

《流浪北京》没有解说、没有灯光、没有音乐，只用跟踪和采访记录下了真实的生活，并通过这样的作品使中国纪录片在那一刻开始出现拐点。

“纪录不是记录。记录是指不加任何主观处理的原生态摹写，它意味着‘本该被说出的东西的意义域或被方法的精确性所掩盖’。纪录是在记录之中，渗入主体性创造精神，是对记录对象的选择、重组或重构，它并非以方法的精神保证客观对象的客观，而是以方法的灵活表示对象在主体精神中的存在。

本片（望长城）总编导刘效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纪录片感人的画面往往是抓取的，而非事先设计。”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中国纪录片进入平民化故事讲述时代，当时的社会环境对纪录片的创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纪录片只是“创造性地处理现实”（格里尔逊语），只是“抓住现实的片断，将其有意义地结合起来”（维尔托夫语），它不是复制现实的一面镜子，而是面向现实的一条渐近线。

“我觉得拍纪录片有点像挖井，你随便找个地方，只要挖下去，多多少少都会出水，不可能挖下去一点水不出。挖的好坏是一回事，只要你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