愧疚书
村里人常说我的伯公（我爷爷的大哥）是活的最潇洒的人，一个近八旬的老单身汉，住着政府分配的二层楼房，每天早起后坐在院子里抽两支烟，然后刷免费的老年卡去大公园溜达一圈，中午回家吃完饭再去村里的麻将馆里度过一下午。
多么自由，了无牵挂。
村里人见到他常笑着揶揄他，不过他自己一定也没想到曾经痛恨的政府会如此善待他，所以每次都夹着烟，头微微仰起，似是而非的笑笑。
那还是我爸妈结婚前，那时候政府给地，房子自己造，不知什么原因政府没给伯公地，一丁点儿地都没给，所以他住在我家院子里的一间小平房里，那间小平房不知是什么年代的了，地上铺的还是砖块，水泥也没有刷,伯公的吃喝拉撒全在那间小平房里，最里面靠墙是一张床，床尾放一只尿壶和掉漆的木马桶，靠门边放一只小桌子，一个煤球炉，伯公住的房子透着股阴森，昏暗又潮湿，还有股子尿味和烟味，所以没人往他屋子里去，我在去过一次后也拒绝去第二次了，每次我妈让我端碗红烧肉给伯公，我总是小心翼翼端着碗，然后在院子里大喊一声：“伯公！”然后他就从他的屋子里走出来，接过我手里的红烧肉，咧开嘴笑，用带着烟味的手摸摸我的头，叫我“小不孝”。
我在小时候十分畏惧伯公，不过这在我上小学后有所缓解，因为那时我爸妈下班晚，没时间接送我上下学，这一重要的任务就交给了我的伯公，他还为此买了一辆崭新的三轮车，三轮车上放一只小木板凳，这就是我的专车了，他起的很早，当我还带着起床气，气鼓鼓的坐在桌子前，不情不愿慢吞吞吃早饭的时候，他就已经坐在我家客堂里笑眯眯地抽起烟了，三轮车也早已开好锁，推到院子外，就等着随时出发。每天放学，他又早早的来接我，每次我出校门，他都在学校林荫道的一颗大树下，眯着眼睛坐在路牙上抽烟，我要跑过去叫他一声“伯公！”他才转过头，对我笑笑，然后站起身拍拍屁股上沾的尘土，再载我回家。回家的时候他总是故意走有很多小店的那条路，然后往我手里塞一块钱，让我去小店里买小零食吃，就是这一段时间，慢慢的，我跟伯公比跟爷爷还亲。
后来我学会骑自行车，就想要自己骑自行车上下学，但他还是不放心，最初的一个月里，他还是雷打不动的接送我上下学，我在前面骑着自行车，他就在后面骑着三轮车跟着。有一次放学，回家路上的一个Y字路口施工，我们经过的时候，他在后面喊我，让我当心一点，我应声，照旧在前面骑，忽然听到哐啷一声，我停下来一回头，他滚到在地上，三轮车也翻了，他倒没事似的爬起来，拍拍身上的泥灰，把车扶正，我问他有没有跌痛，他一脸严肃，摆摆手，不痛。
伯公确实顽强，我从没见过哪个嗜烟成隐的人活的那么好的，他是老烟枪，从我记事起，他就每天要抽掉三包阿诗玛，他身上的烟味就像从他身体里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一样，每一天每一刻都浓烈。而然他确实常年都不生病，连感冒咳嗽都显少有，他常常跟人说，活的开心最重要了，别的乱七八糟的管他爹的。
他没有任何存款，每个月靠领政府的养老金过活，每个月都把钱花的一分不剩，这里有一部分是给我和堂姐的零花钱，大部分是他的香烟钱和打牌钱，他逢人就会说，存钱有什么用，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吃掉喝掉用掉最好。
在村上的所有人都秉承着祖宗留下的老传统省吃俭用的时候，伯公这样的确实是个例外，那时我爷爷同时兼有两份副业，他给别墅区当保安，给有钱人家打理花草，还给红白喜事的人家吹锣打鼓，但依旧是个小气鬼，我和堂姐问他要一块钱，他也会从口袋里摸出两个五毛，告诉我们一人五毛，正好一块，我和堂姐噘嘴，喊他爷爷，我们要一人一块钱，他就会摊摊手，没有了，问你们伯公要去。伯公对我们确实很大方，常常是一张紫色的五元纸币塞给我们，告诉我们每人一半。当时的五元，对两个小孩子来说真是一笔巨款了，故而那时候我和堂姐都跟伯公亲一点。
后来老房子拆迁了，伯公没有老婆，没有子女，也没有工作，政府就给伯公安排了一幢两层的楼房，带个院子，他住进去的时候，我去过一次，院子挺大，他的三轮车就停院子里，除此以外，空无一物。他已经不骑那辆为了接送我上下学而买的三轮车了，现在出门都有老年卡，坐公交车省力还不花钱。一楼客堂里空荡荡的，偌大的客堂就一个长台，一只八仙桌，一条长木凳，长台上方挂着一幅毛主席的肖像。二楼是他的卧室，一张木板床，没有衣柜，衣服都放在一只木箱子里，阳台更是空空荡荡，我建议他问爷爷要点苗，养点花草，他摆摆手，怕麻烦。
他不和我家住一起后，却也每天晚饭后散步来我家，直到我们洗漱睡觉，他再帮我们锁好院子门，然后一个人走回去，像从前一起住一个院子里那样。有时候我爸妈加班，他也会静静的坐在我家客堂里抽着烟陪我，我可以毫不害怕的看书画画。
直到我爸妈的关系开始恶化，我的性格变得乖戾，我不想见任何人，不想和任何人说话，我每次回到家就把门锁好，一个人在阳台上看小说排解情绪。他有我家院子门的钥匙，总是开了院子门喊我，而我其实就在阳台上，却一声不吭，他也不气急败坏，就静静的坐在院子里抽烟，直到天黑，我有时偷偷的从阳台上望下去，就会看见他烟头的橘色星火，分外微弱的明亮，随着他的呼吸，忽明忽暗。
他没有一丝退缩的意思，即使我想方设法的冷落他，气他，他也还是像小时候那样，只是叫我“小不孝”，也不生气，也不愤怒，可是那时的我，却因此更讨厌他了。
我时常偷偷地看着他在我家院子里坐到天黑，然后默默帮我把院子门锁好，一个人走进黑夜里。我在他离开后才松一口气，仿佛是我的债主离开了似的。
我们的关系在这一阶段变得僵化，他关心我的情绪，几度想安慰我，而我却禁止他讲任何关于我爸妈的事情，我一听到就要吼他，叫他闭嘴，叫他不要讲了。我的负面情绪对他常常爆发，似乎我的家庭变故让我理所应当的可以对任何人使坏，对任何人发脾气，而他恰好是那个最怜惜我的人，老是正正当当撞上我的枪口。后来的我心里觉得分外愧疚，他是我的长辈，我怎么能这样没大没小，我真成了个“小不孝”。然而这种愧疚并没有使我对待他更温柔一些，反而让我更加逃避他了。
上高中后我把注意力都放在学习上，愈发的不与他沟通了，他在我面前也逐渐沉默。
他是我从乖戾暴躁重新变回活泼爱笑的牺牲品，忍受了无数我的坏脾气和冷暴力，终于那个天真活泼遇到点好事就笑的灿烂的小女孩回来了，而他自己却看不到我的笑了。
伯公去世了。
事情发生的过程很缓慢，然而当所有人猛然惊觉的时候却晚了。伯公平时身体很硬朗，感冒发烧的小病都少有，但是一倒下却永远倒下了。他没有伴侣和子女，他每天的固定路线是大公园，麻将馆，我家。有一天麻将馆的人意识到好几天没有看到伯公来打牌了，于是几个一起打牌的老爷爷去他住处找他，却发现他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虚弱地连话都说不出来，他们把他送到医院，医院表示无力回天，第二天，伯公的手脚变凉，身体僵硬。
伯公的后事也很潦草，甚至连场葬礼都没有。
伯公的大名叫狗大，那个年代的人的通识：卑贱的名字好养活，好比狗尾巴草自己就能长成一片。他是家里的老大，在那个提倡生育的年代，他的爸妈一腔热血的响应政策，毫不考虑经济状况，真的生下了十个兄弟姐妹，本就不富裕的家庭变得更加窘迫，在一个家里，年纪越小的孩子越是能得到最多的宠爱，而作为最大的大哥，伯公只能早早的和他的父母一起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他在该结婚生子的时候，为了自己的弟弟妹妹多吃一口饭，赶走了甘愿与他一起受苦的姑娘，他压抑着最本真的人性和情感，为家庭任劳任怨，而他的弟弟妹妹们，却在各自成家后，慢慢冷落了他。
我不知道他这一生是否后悔过，但他即使后来经济条件有所好转，也选择了终身不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