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记林萍先生

真不敢相信这样就十年了。

我最后一次见她是在高考的前几个月，我不知如何胡乱编了一个理由逃了晚自习，从教学楼跑到校门口，她开一辆深蓝色的德国大众等我，看起来清瘦凛冽。问她，为何这大半年都不见你在学校？她说，生cancer去化疗了。那种语气，仿佛只是一个无关痛痒的感冒，几片扑热息痛已经平息。我坐到车上，递给她一本我在广州旧书摊上淘来的线装本金刚经，她笑笑接去，就当是小朋友单纯的小礼物，并无过多言语。

她是阅书无数之人。

我曾在她办公室抽屉里借放很多书，彼时要专心考试便要她帮我保管纳兰性德等“靡靡之音”，也曾在她那顺走一本《巴顿将军传：狗娘养的战争》在书的扉页有她小小的签名，此书我一直宝贝得很，如今依然放在我少女时代的房间的床边。而我寄存在她那里的“休闲读物”直到毕业也没有去取回。

彼时，我在她的车上，忐忑又兴奋。不知我多年后深夜独自驱车回家，在巴黎夜晚明明灭灭的路灯里匆匆而过的模糊侧脸是否有她当时的剪影一半的坚强恬淡？

她开玩笑跟坐在副驾的我说，头发都掉光了，现在这个是假发。说着，还轻轻地把头套掀开，我仍记得假发套紧贴头皮上的那一层白色密网。当时我大概太年轻，她嬉皮笑脸我便真的以为她不过是经历了一场感冒。我如今日日在临床，看到人的躯体在病痛里一点一点被吞噬，分解，那种无力感与摧毁人意志的痛楚，连我旁观之人都时感窒息，对病人本身，非超凡淡定之心不可支撑。她当时那种淡然，不知如何修炼得来？

她带我到学校附近的购物广场吃晚饭。让我自己选，我便自自然然毫不客气地选了自己喜欢的越南菜馆。我点了自己喜欢的越南冰咖啡，菠萝虾仁炒饭，多年后我仍记得那家餐馆的名字与当日吃过的食物。而印象中我并没有与她客气，十七岁的少女尚不懂假装客气或阿谀奉承。然而我至今也没有学会。我大概也只是与她聊了学校和出国的事情。也或许根本没有什么正事。彼时我纠结焦虑得很，数学成绩如坐过山车，时不时一塌糊涂，我并没有跟她抱怨。见到她，与她晚饭闲聊，我已经得到太大安慰。正如更年少时初入学的我，夜晚晚修的间隙在办公室里蹲在她腿边跟她一起谈论《雷雨》，只有那一小小的片刻，我那少年的纤细敏感的心才可以稍稍放缓。上课铃响，回到教室，面对堆成小山的物理练习和那些沉迷在篮球明星港台歌手校园绯闻荷尔蒙爆发的同学，又是另一番天地。

我后来还时不时听到同学讨论她，为了班级分到这样一个语文老师而懊恼。我想也是，她即教不会答题套路，大概也无应试捷径，我唯一记得她在课上讲杨绛先生，课上有男生听到先生二字而嬉笑，她皱眉不悦，只耐心解释先生二字之意。我彼时只读过《围城》，听她说完便去找杨绛来读，大悦，大爱。后来，中文的书，我反复去读的也不过是：红楼梦，张爱玲，沈从文和杨绛。

我中学刚入学时敏感羞涩又或许有种不知所以的自命清高，体育课自由活动之时只一个人在体育馆后墙流连。直到今日，我仍觉得内心一直住着那个孤独的少年，在满世界的繁华与喧嚣中，她时不时惘然若失，不知所措。我仍记得那日的阳光，满满当当地倾泻在小喇叭花或是其他什么花的花腔里，生命温暖绚烂又孤独美好，我后来写入周记，她大概是那时便注意到我，寥寥数语的评语，并无过多赞赏，只与我分享生命大概便是如此。我跟她因巧合成为师生，因文字而成为朋友。

我记忆中的她总是一身“贵”气，那种贵非今时今日网红用名牌堆积出来的物质感可相提并论。她高瘦，品味极好，在其他女老师穿着不知颜色的套装时，穿一件银色的打底裤来上课。她批改作文，我在她旁边，她告诉我手上戴的一大颗明晃晃的透明戒指叫鸽子蛋，还有在其他女老师都骑着一辆本田女士摩托来上班的年代，她的深蓝色德国大众商务车。她走路一直挺着背，说话的声音不是一般女老师的或尖锐或温柔，却有一种特别的干燥沙哑…我似乎听过其他老师或同学窃窃私语，说她的夫家或父家似乎有钱有势，我并不好奇也不想去求证，但我觉得那样是最好的，因为她便可以继续“任性”下去，世上能送你进入考场的好老师大概不少，然而能与你谈论文学，讨论人生，而又能爱护你身上与众不同的小小光芒的也许并不多。

她那日晚饭后送我回校，只提醒我不要声张，我会心一笑，她开车离去。后来，在某个晚修下课时间，隔壁班不熟悉的老师把我叫出去给我一份她嘱托转交给我的资料，我在同学的侧目中接过那个册子，意料之中却仍忐忑不安。后来，就是这本册子把我带到了法兰西，给我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在欧洲的空气里我终于可以如鱼得水自由呼吸。法语里有一个词叫s'épanouir 直译为开花，这个词巧妙得很，于我，林娉先生为播种之人。

那次晚饭之后不久我便去了上海参加那个可以保送的作文大赛，那一年广东省似乎只有八名学生入选。在学校的报刊亭亲自买下那本印有自己名字和小说的期刊的感觉是奇异而美妙的。只是我一贯古怪倔强，不愿意读文科，重点中学理科班高考前如战场，日日听见或鼓励或强迫或催促你冲锋陷阵的号角，我当时却如一个迷惘的士兵，不知冲上去可赢什么又将失去什么，大概在浪潮扑来之时，最好是什么都不想然后低头奔跑，于是彼时的我只能告诉自己，沉住气，过去了就好了，只想快快结束这荒谬的一切，拉着行李箱到达戴高乐机场。在那异样的高压下，我拉着一个行李箱飞去上海，躺在华山路的招待所里，与来自不同地方的年轻人讨论文学。我并不觉得我是他们之中的一员，因为我并不特别迷恋这个学科，亦从未有过任何关于文学的梦想，我觉得我是被选择的那个人，某种力量给了我可以自我表达自我救赎的方式。离开的几日，时间被我奢侈地挥霍，似乎停靠到了一个新的岛屿，终于有了一点淡水解渴，却心思思地幻想煮茶温酒。回来以后，每日中午不睡觉在走廊里做数学模拟卷，或不时缠着生物老师纠结某个细节，最终不出意外考过理科重点线，然而，对于我突兀动荡的十七岁，也算惊喜。我从不认为自己是好学生，少年的我是那样的不安分，那么敏感纤细，无法在自我和外界之间找到平衡，带着太多质问和疑惑，不愿自我妥协。总算可以与自己少年时代以不太难看的结果告别，大概还有几分幸运。

这些东西林娉先生大概都是不知道的，我并不喜欢诉苦，然而懂你之人，不用脱掉衣服裸露伤口，也必然知道你的痛处，因为他们最懂你那隐藏至深的脆弱柔软。

再后来？我便如我所愿地来到法国，如我所愿地成为一名医生，一个科研工作者。熬夜看书，苦苦背诵，研究案例，成家常便饭，少年时代的几张卷子与离家在外漂泊求学的艰辛相比显得太容易。不知是从一个不懂为何要努力冲锋的少年变成一个目的明确的将士，还是我的心已经被岁月打磨掉那庸人自扰的光芒，如今它安宁，踏实，沉静。而我亦终于明白，懂得张翼是成长的开始，而懂得收敛翅膀才是成人。我多多少少与林先生讨论过这些，老师或许会教授你一些道理，而你终将被岁月说服。

我那么多年从未与她联系。我并不是一个热切的人。我甚至不知道她好不好。只是在法兰西初秋某个已经透凉的深夜，一些记忆如浮萍在我脑海里聚散，我非感情外露之人，内心无可置疑充满深厚的敬意和感恩。亦希望有一日，能带着小小的功名与她隔空喊话，与之分享，她当初爱惜的我身上小小的光芒，终于在世界的另一头，有了温度和能量，并且温暖着另一些不幸之人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