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议|由许地山改写孟母三迁来看知识观的迁移
《三字经》里说：“昔孟母，择邻处”。孟母三迁便出自于此。讲的是孟子的母亲为了使孩子拥有一个真正好的教育环境，煞费苦心，孟母将孩子的居住之所从近于墓、近于市、近于屠转向了学宫之旁，让孩子学习在朝廷上鞠躬行礼及进退的礼节。但是现代学者许地山却反写了这篇文章，表达了其另类的知识观。
这篇文章可能很多小伙伴还没有读过，因此放在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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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迁》
花嫂子着了魔了！她只有一个孩子，舍不得教他入学。她说：“阿同底父亲是因为念书念死的。”
阿同整天在街上和他底小伙伴玩，城市中应有的游戏，他们都玩过。他们最喜欢学警察、人犯、老爷、财主、乞丐。阿同常要做人犯，被人用绳子捆起来，带到老爷跟前挨打。
一天，给花嫂子看见了，说，“这还了得！孩子要学坏了。我得找地方搬家”
她带着孩子到村庄里住。孩子整天在阡陌间和他底小伙伴玩：村庄里应有的游戏，他们都玩过。他们最喜欢做牛、马、牧童、肥猪、公鸡。阿同常要做牛，被人牵着骑着，鞭着他学耕田。
一天，又给花嫂子看见了，就说：“这还了得！孩子要变畜生了。我得找地方搬家。”
她带孩子到深山底洞里住。孩子整天在悬崖断谷间和他底小伙伴玩。他底小伙伴就是小生番、小猕猴、大鹿、长尾三娘、大峡蝶。他最爱学鹿底跳跃，猕猴底攀援，峡蝶底飞舞。
有一天，阿同从悬崖上飞下去了。他底同伴小生番来给花嫂子报信，花嫂子说：“他飞下去么？那么，他就有本领了。”
呀，花嫂子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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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迁》之我见
看到这里，小伙伴，你认为许地山借这篇文章传递了他怎么样的知识观？
许地山这篇散文刻意模仿《孟母三迁》，却和《孟母三迁》反道而行，让母子从城市一步步回到原始森林中，最后以孩子跳崖死去为终。我认为其传递的知识观是非常微妙的。
首先，花嫂子说她的丈夫是”因为念书念死的“，但是这里的指向并不明晰，为什么会念书念死？是因为像范进一般求功名不得因为不甘而死？还是像鲁迅《药》里面的夏瑜般因为接受新的思想观念试图反抗封建制度而死？这都没有介绍，所以我们不得而知他丈夫所接受的是新式教育还是旧式教育。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文章其他的内容继续做分析。阿同两次迁徙，原因有无共通之处？是有的，两次所搬的原因皆因为他人试图”奴役“阿同。 无论是城市的孩子、还是村里的孩子，他们喜欢通过角色扮演扮演有权者施压于阿同身上。
福柯对话语、知识和权力有过精妙的解释。”经过话语命名后，事物产生了意义，这便是知识。而知识由于老是在实践中被应用于规范社会行为而与权力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就如城市的孩子，学警察、老爷、财主，也正是因为这些角色赋予了他们捆人、打骂的权力。 哪怕是农村的孩子，他们也会通过赋予阿同“牛”的角色来使唤他，控制他。除此外，福柯认为，权力最先应用于肉体。那这篇文章也正是表现了這一点。
这种观点在道家思想中也有类似的表达。道家思想一个很重要观点在于认为“不可说”。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家也真切意识到了语言的威力。用语言说出来的道理是一种体制，一种名。
从这个角度看，在这篇文章中，花嫂子的丈夫究竟是因为接受旧式教育还是新式教育而死的已经不重要了，无论是接受哪一种教育都无法使他逃脱由知识建构起来的权力世界，他用语言说出来的东西也成了权力世界的一部分，或自己成为有权者，或被有权者压迫。花嫂子意识到了这一点，她本能地想逃避这由话语和权力掌控的世界，因而一而再地退回回了原始森林。
但是其结果是如何呢？阿同死去了。通过这个故事，可知逃避权力世界之不可能。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何以为人？即因为人生活在社会中，有共同的知识体，通过共同的价值原则来建构起人。逃避人类社会的人想要“复得返自然”，也只能是天真之语。在逃离人类社会之后，人又哪里能够生存下来呢？
因此，花嫂子只能疯，她找不到出路。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也似乎并没有出路。他的知识观是悲观的，他既看到了知识背后的丑陋性，也看到了摆脱之不可能。
这篇文章收于《空山灵雨》之中，作者在前言里感慨，“生本不乐，能够使人觉得稍微安适的，只有躺在床上那几小时，但要在那短促的实践中希冀极乐，也是不可能的事。”那种悲观的语调，也传递在这篇文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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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观的背后
许地山这篇文章写于1922年，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不久，启蒙之声高举，人们期待通过文化来改变国运。但是这背后的隐忧并不是被许多人察觉。许地山这篇不无悲观的文章，是比较独特的一篇。
再回到现在的时代，知识与权力的纠葛以更加复杂的形态显现。有些遗憾的是，大家也开始默认知识与权力的纠葛是正常的。
斯文点的说“知识经济时代“，粗暴一点的直接表达对学历的鄙视链。知识所带给人的，就是成为碾压底层的高知阶层吗？
这会带来很多的问题，问题之一，就是教育的急躁心理。摘取麦青书房的一段话，”我们理解的教育改变命运被直接等同于外在就业和获得社会地位，而不再是内在的精神追求。即我们理解的教育改变命运，主要是十年寒窗误认为，一朝成名天下知“的突发性结果，而不是为改变命运所做的基础夯实、知识积累、方法训练、精神培育”的过程。“
联想到近百年前的知识分子对知识所带来的压迫的担忧，会有无尽的感慨。
我所期待的知识观，是类似于钱穆先生在1944年《中国文化传统之演变》中所讲的宋代人的观念。文艺要做的，就“好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种情景，倘使你真能领略欣赏的话，似乎在那时，你一切责任都放下，安安闲闲地在那里欣赏着大自然。在日常生活上寻求一种富于人生哲理的幸福与安慰。”
这篇文章可能很多小伙伴还没有读过，因此放在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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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迁》
花嫂子着了魔了！她只有一个孩子，舍不得教他入学。她说：“阿同底父亲是因为念书念死的。”
阿同整天在街上和他底小伙伴玩，城市中应有的游戏，他们都玩过。他们最喜欢学警察、人犯、老爷、财主、乞丐。阿同常要做人犯，被人用绳子捆起来，带到老爷跟前挨打。
一天，给花嫂子看见了，说，“这还了得！孩子要学坏了。我得找地方搬家”
她带着孩子到村庄里住。孩子整天在阡陌间和他底小伙伴玩：村庄里应有的游戏，他们都玩过。他们最喜欢做牛、马、牧童、肥猪、公鸡。阿同常要做牛，被人牵着骑着，鞭着他学耕田。
一天，又给花嫂子看见了，就说：“这还了得！孩子要变畜生了。我得找地方搬家。”
她带孩子到深山底洞里住。孩子整天在悬崖断谷间和他底小伙伴玩。他底小伙伴就是小生番、小猕猴、大鹿、长尾三娘、大峡蝶。他最爱学鹿底跳跃，猕猴底攀援，峡蝶底飞舞。
有一天，阿同从悬崖上飞下去了。他底同伴小生番来给花嫂子报信，花嫂子说：“他飞下去么？那么，他就有本领了。”
呀，花嫂子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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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迁》之我见
看到这里，小伙伴，你认为许地山借这篇文章传递了他怎么样的知识观？
许地山这篇散文刻意模仿《孟母三迁》，却和《孟母三迁》反道而行，让母子从城市一步步回到原始森林中，最后以孩子跳崖死去为终。我认为其传递的知识观是非常微妙的。
首先，花嫂子说她的丈夫是”因为念书念死的“，但是这里的指向并不明晰，为什么会念书念死？是因为像范进一般求功名不得因为不甘而死？还是像鲁迅《药》里面的夏瑜般因为接受新的思想观念试图反抗封建制度而死？这都没有介绍，所以我们不得而知他丈夫所接受的是新式教育还是旧式教育。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文章其他的内容继续做分析。阿同两次迁徙，原因有无共通之处？是有的，两次所搬的原因皆因为他人试图”奴役“阿同。 无论是城市的孩子、还是村里的孩子，他们喜欢通过角色扮演扮演有权者施压于阿同身上。
福柯对话语、知识和权力有过精妙的解释。”经过话语命名后，事物产生了意义，这便是知识。而知识由于老是在实践中被应用于规范社会行为而与权力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就如城市的孩子，学警察、老爷、财主，也正是因为这些角色赋予了他们捆人、打骂的权力。 哪怕是农村的孩子，他们也会通过赋予阿同“牛”的角色来使唤他，控制他。除此外，福柯认为，权力最先应用于肉体。那这篇文章也正是表现了這一点。
这种观点在道家思想中也有类似的表达。道家思想一个很重要观点在于认为“不可说”。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家也真切意识到了语言的威力。用语言说出来的道理是一种体制，一种名。
从这个角度看，在这篇文章中，花嫂子的丈夫究竟是因为接受旧式教育还是新式教育而死的已经不重要了，无论是接受哪一种教育都无法使他逃脱由知识建构起来的权力世界，他用语言说出来的东西也成了权力世界的一部分，或自己成为有权者，或被有权者压迫。花嫂子意识到了这一点，她本能地想逃避这由话语和权力掌控的世界，因而一而再地退回回了原始森林。
但是其结果是如何呢？阿同死去了。通过这个故事，可知逃避权力世界之不可能。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何以为人？即因为人生活在社会中，有共同的知识体，通过共同的价值原则来建构起人。逃避人类社会的人想要“复得返自然”，也只能是天真之语。在逃离人类社会之后，人又哪里能够生存下来呢？
因此，花嫂子只能疯，她找不到出路。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也似乎并没有出路。他的知识观是悲观的，他既看到了知识背后的丑陋性，也看到了摆脱之不可能。
这篇文章收于《空山灵雨》之中，作者在前言里感慨，“生本不乐，能够使人觉得稍微安适的，只有躺在床上那几小时，但要在那短促的实践中希冀极乐，也是不可能的事。”那种悲观的语调，也传递在这篇文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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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观的背后
许地山这篇文章写于1922年，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不久，启蒙之声高举，人们期待通过文化来改变国运。但是这背后的隐忧并不是被许多人察觉。许地山这篇不无悲观的文章，是比较独特的一篇。
再回到现在的时代，知识与权力的纠葛以更加复杂的形态显现。有些遗憾的是，大家也开始默认知识与权力的纠葛是正常的。
斯文点的说“知识经济时代“，粗暴一点的直接表达对学历的鄙视链。知识所带给人的，就是成为碾压底层的高知阶层吗？
这会带来很多的问题，问题之一，就是教育的急躁心理。摘取麦青书房的一段话，”我们理解的教育改变命运被直接等同于外在就业和获得社会地位，而不再是内在的精神追求。即我们理解的教育改变命运，主要是十年寒窗误认为，一朝成名天下知“的突发性结果，而不是为改变命运所做的基础夯实、知识积累、方法训练、精神培育”的过程。“
联想到近百年前的知识分子对知识所带来的压迫的担忧，会有无尽的感慨。
我所期待的知识观，是类似于钱穆先生在1944年《中国文化传统之演变》中所讲的宋代人的观念。文艺要做的，就“好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种情景，倘使你真能领略欣赏的话，似乎在那时，你一切责任都放下，安安闲闲地在那里欣赏着大自然。在日常生活上寻求一种富于人生哲理的幸福与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