绚色宁夏（一）：定格历史长河中的西夏印迹
遥想在去年的金秋十月，与以往习惯于向南而行不同，这次我的游走线路转向了西北，先后游历了有“塞上江南”之称的宁夏以及甘肃的天水、平凉两地。每每提及西北之地来，许多人对那片地域存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认知，似乎很有把握地认为那里是一派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荒凉之地。虽说先前曾几度涉足过，对那片黄土地的认识仍很浅薄，略知该地域几许风土人情。但说宁夏，这个光看地图就可窥出其面积之小，堪称吾国之“袖珍省”。宁夏虽小，但地形却呈山奔河走之势，高山、盆地、丘陵、河谷等多种地貌汇聚一齐，绚丽多彩的景观遍布于那片苍凉雄浑之地。
这趟旅程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首府银川开始走起，先前我听曾在那驻足过的朋友说过，银川是最缺乏省会气息的省会城市。我也能理解友人所指何处，宁夏地处偏僻，又属于少数民族聚居区，城市发展较之东部沿海地区差距不小。银川可谓西枕贺兰山、东吮黄河水，坐拥如此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实难想象这是一座地处西北省会城市，其所在的银川平原是黄河水经年累月冲刷出来的，城垣内外湖泊湿地星罗棋布、绵延不绝，成就了银川“水抱城”的美誉，更有诗曰仿若江南水国乡。银川给的第一印象是浓郁的民族风情，外观呈三重尖券结构的火车站凸显出伊斯兰风格，更遑论满目阿拉伯建筑风格的中阿之轴、回乡文化园，以及散布在城乡内外的众多清真寺。
漫步在银川城大街小巷之中，但凡稍加留意，便不难窥探出这座城市深厚的伊斯兰文化氛围。清真寺等宗教场所多用蓝绿色调，尤其是著名的南关清真大寺，正方形的礼拜殿上耸立着三个翠绿柔和的尖顶圆包，大寺周围也被嫩绿色尖拱屋顶和门楣所环绕，其建筑风格彰显出浓郁的阿拉伯特色。银川的人文景观不止局限于伊斯兰教建筑，就在南关清真大寺以北不远处，矗立的是被戏称为“山寨版天安门”的南熏门城楼，也是原银川古城六大城门中唯一得以幸存至今的一个门楼。再往北前行，就会看到由明代府城鼓楼演变来的玉皇阁。
银川文化底色中的伊斯兰元素，可追溯到回民的先祖回回人，这个族群从七个多世纪前迁徙至此繁衍生息、经年累月从而改变了银川乃至整个宁夏的文明传承。时光的镜像倒转回一千多年前，就会惊奇发现伊斯兰文化之花绝非从始至终绽放宁夏大地，佛寺庙宇遍布于城郭内外乃至山川之间，韵律悠扬的梵音随风飘荡， 堪称一方佛国圣境。那一时期，屹立于这片丰饶之地上是盛极一时的西夏王国，银川则以其都城存在，并被命名为“兴庆府”，这个由党项人建立的政权十分推崇佛教。西夏王国虽早已消逝在历史长河中，其身后却遗留下诸多谜一样的遗迹。
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崭新文明的崛起，几乎都是建立在先前旧时代的废墟之上。纵使历经沧海桑田的变迁，过去的痕迹又被刻意遮掩，却总能留存下来些许吉光片羽。细捋诸多与西夏王国相关的遗址，西夏王陵无疑是对一千年前的那段历史最直观记忆，估摸也再没有什么地方比西夏王陵更适合叫人抒发思古之幽情。西夏王陵座落在贺兰山东麓，经考古人员多年勘查整理，发现了9座帝王陵及254座天潢贵胄陪葬墓，难怪有诗曰：贺兰山下古冢稠，高下有如浮水沤。编撰于明嘉靖年间的地方志有云：西夏王陵的建制仿效巩义宋陵。跟旅伴一同踏入到陵园之中，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座如小山丘似的黄澄澄的陵台，以及陵台身后如策马奔腾般连绵起伏的贺兰山脉，与之前走过的明十三陵、清东陵的建制格局大体相当。看着一个又一个金字塔型高大的黄土丘，特别地处广袤无垠的荒野之中，在辽远苍穹之下历经了千年风吹雨打的陵台，显得沧桑感格外厚重，也格外雄伟。
看过王陵景区内的西夏博物馆资料介绍得知，西夏诸陵原先外面都建有规模宏大的建筑，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攻灭了西夏之后，王陵及整个兴庆府都被付之一炬，蒙古人还掘地三尺将陵墓刨之一空。王陵外形虽毁，可骨架尚存，从残迹中仍可窥见建筑布局之严谨、规模之宏大，无声地向世人宣示着西夏王国曾经辉煌灿烂的一面。西夏王陵造型虽仿制宋陵，建筑单元构成上却自成体系，更不乏标新立异之处，献殿的形制是“天方地圆”的重檐式屋顶，与传统的“天圆地方”截然相反，体现佛教思想的碑塔更是中原王朝帝陵所没有的。
参观完西夏博物馆，临时脑补了一通关于西夏的历史常识，我与旅伴又一同乘坐景区车依次游览了向游人开放的一、二、三号等三座帝陵。其中，一号和二号帝陵几乎紧挨着，分别埋葬者太祖李继迁和太宗李德明，三号帝陵距一、二号帝陵有3公里距离，座落在一片开阔地上，是王陵景区中地盘最大的陵墓，里面埋葬着是西夏的开国皇帝李元昊。毫无疑问，历数有据可查西夏王国历代君主，李元昊是最广为人知的一个人物，他的生前身后所发生的故事，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有相当多的游人是冲着李元昊的名声走入王陵景区，倘若仅抱着猎奇心态没有相应的历史积淀，那么去参观那些帝陵遗址将会是一段很乏味的游历。蓦然回想到我当年游历西安茂陵所见，不明就里的游人将汉代的石刻塑像视作无生气的一般石块，对西夏历史哪怕连初步的了解都谈不上，就跟风似地走入王陵景区参观，一溜道游走完毕多半会觉得只是来看矗立在旷野之上的黄土丘。每回想起来都倍感惭愧的是，我也未能跳出跟风者的窠臼，自恃听闻过一些历史典故，如果当初先去宁夏博物馆参观过之后，再转道去到西夏王陵，届时所能领略道德历史沧桑感就会更为直观。
犹记得在西夏王陵游览之余，我还跟旅伴之一——一位来自大同的妹子饶有兴趣地探讨过西夏皇帝到底姓什么的问题。我粗略识记西夏王国滥觞于党项拓跋部，因唐末大乱，帮助朝廷镇压黄巢有功，被赐以皇族姓“李”。待到宋朝建立时，又被赐以过“赵”姓。那位大同妹子倾向于西夏皇帝姓李，依据唐朝曾经令四夷宾服过，宋朝多奉行以“岁赐”方式花钱买和平的对外策略，党项人打心眼里蔑视赵家皇帝。当时，我对此深以为然，后来，又陆续看过一些研究西夏史的书籍，忽觉有时发掘历史事实是透过表象去做深度探究。
西夏，这个与宋、辽、金同时代存在的少数民族政权，从自然地理、军事政治角度来讲，它都是一方胜国。遗憾的是正史序列中，却没有属于自己的专史。元朝建立之后，朝廷召集天下学者编修《宋史》、《辽史》、《金史》，唯独没有编修西夏史。对此，史学界主流观点认为，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灭亡西夏后，不仅将党项人屠戮殆尽，还不忘将各类经史典籍付之一炬，无以修史。我们所看到的西夏历史，实际上都是源自它的敌人们对其的记述，甚至“西夏”这个名称，都是先后与其对峙的宋、辽、金、蒙古等对它的称呼。西夏王陵景区正门上镶嵌着是个鎏金西夏文字，翻译成汉语意为“大白高国”，历史真相往往极具颠覆性。
犹如一出罗生门剧目的西夏历史，必然衍生出一个个谜团，等待后人去抽丝剥茧。无论是专业学者还是历史票友，深入探究西夏历史时，都会不约而同地将李元昊做为切入点。以我粗浅见解来看，李元昊是一位充满争议的铁血帝王，他既有经天纬地之才供其成就霸业，又因荒淫暴虐引来杀身之祸。不论史书上如何为其盖棺定论，有一点却是无可辩驳的，作为一代开国君主，他成功地将自身所独具的意志、气概融入到帝国上下，从他以降的历任君主，几乎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他在世时划定的框架。 愚以为放眼银川上下诸多人文古迹，再没有比承天寺塔更能直观体现李元昊对后继者的影响。承天寺塔坐落于银川城西的承天寺内，是一座密檐式八角形砖塔，俗称西塔。我曾饶有兴趣地爬上塔最顶层眺望银川城区，承天寺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银川城中至高点，现如今塔上的观景视野也都被四周高楼遮蔽。承天寺塔是在李元昊死后修建的，“承天”顾名思义就是要从精神上传承上一代的遗志，加之西夏对佛教的尊崇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再没有比浮屠寺院更适合的实物载体。与承天寺塔遥相呼应的是海宝塔，坐落于银川城北，寺借塔名，俗称北塔。海宝塔建筑构造比较奇特，塔身呈正方形，四个塔面中间又凸出一脊梁，十一级浮屠呈“亚”字形。海宝塔据说为赫连勃勃所建，赫连勃勃乃是南北朝时期驰骋纵横在今天宁夏及周边地域的一代枭雄，还曾建立起煌煌一时的匈奴族政权“大夏”。从纵向历史视角去对比李元昊与赫连勃勃，发觉这俩前后相隔六百余年的历史人物，彼此类同之处颇多，均长于战阵、韬略满腹、多谋善断，生性暴虐、多猜疑、好杀戮等人格缺陷亦如出一辙。令人费解的是，赫连勃勃一手创建的“大夏”政权仅传两代，国祚也不过20余载；反观西夏，从李元昊称帝算起，共有10位帝王登基，国祚延续了将近两个世纪，更创造出自身独特的文明。
李元昊最为当今的人们所熟知的是其武略，不可否认他是一个不世出的军事天才。他称帝后不久，为了能赢得稳定的外部环境，决意率先向宋朝发难，四战四捷迫使宋不得不与之议和。接着，为摆脱外交讹诈，他又对辽国毅然亮剑，打得御驾亲征的辽主落荒而逃。看西夏疆域图便可得知，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控扼中原与西域、漠南与漠北数条交通要道，也可以说其身处四战之地。地缘因素促使党项人以武立国，可一味付诸于武力也绝非国之幸事，身处大国博弈之间的小国，采取灵活多变的外交策略，达到强敌环伺的危局之中左右逢源，方可避免自己沦为大国附庸的命运。李元昊在接连打败宋朝之后，也认识到想彻底战胜地广人众的宋朝殊难达到，宋朝在战略上的优势更令西夏望尘莫及。加之西夏与辽又发生纠纷，为避免两面受敌，李元昊主动降低身段提出议和，不惜取消帝号向宋称臣，作为回报宋每年都要给西夏一笔数目可观的“岁赐”。宋仁宗额外赐其姓赵，史料上对李元昊是否接受赐姓莫衷一是，面临着能生存与否的抉择，至于选择姓李还是姓赵已不那么重要。游牧民族不像汉人那般拘泥于礼制，李元昊肯以牺牲个人颜面为代价，为整个西夏换回不可胜数的好处，历数古之贤君能达此境界者实不多矣！
较之于只顾一味杀伐征战、抢掠人畜以自资的赫连勃勃，李元昊深知江山社稷由马上得之不可继续由马上治之，治国安邦少不了完整的政权建制、与民休养生息的措施。他仿效宋制设立国家机构，为促进经济发展夯实统治基础，分别设置“农田司” 以管理农业，设立“群牧司”监管畜牧业，他还亲自主持修筑了福泽后世的水利工程“昊王渠”，使得兴庆府一带成为重要粮食产地，体格健壮、耐力超强、擅长奔袭的党项马更驰名境内外，成为西夏对外贸易的硬通货。若是论及哪方面举措对后世影响最深远，当属文化层面的改革及创新。李元昊虽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深，但他不愿完全趋同于中原，推出不少别出心裁的措施。就像先前的赵武灵王、北魏孝文帝等勇于以身作则地推进改革，李元昊在改革礼仪亦起到垂范作用，向党项部族下达“秃发令”时，率先自秃其发；服饰上，与中原王朝皇帝龙袍多以黄、红色衣料不同，他钦定以白色衣料做龙袍，与其国名“大白高国”巧妙结合。西夏文化革新最大成就莫过于创造了独特的西夏文字，我跟旅伴们也在各个景区及博物馆见到过，西夏文字笔画比较多，规格上呈叠床架构之势，形如方块，乍看与汉字十分相像，细看却无一字可辨。西夏文字是李元昊令其手下谋臣野利仁荣所创，据说野利仁荣接到诏令后，独居一楼阁上，历时三年创制完毕。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极少有创制出文字的，西夏文字的诞生，就标志着西夏文明拥有了自己的记忆。即使到了后来西夏亡于蒙古，文字也随之逐渐湮灭，无论时光如何流逝，当千年之后的我们透过博物馆里展览的西夏残碑、岩石上的题刻，就能够体会到西夏及其特有的文明，将再也不会被我们遗忘！
忽地想起，幼时看《天龙八部》中讲述的虚竹与梦姑之间的因缘际会，至今仍记忆犹新。逐渐长大时，自觉多读了几本书再回头看那段觉得荒诞不经。只要对西夏尊崇佛教的掌故稍加了解，就会不得不感叹金庸先生绝非毫无依旧地凭空想象。党项人信奉佛教的传统由来已久，李元昊登基之后，将佛教提升至至高无上的地位，奉为国教，西夏的历任统治者多为“一面铁骑征影，一面佛事在心”；很多国境之外的高僧来西夏传教，又被西夏皇帝奉为国师、帝师。由此可见，佛教是全面覆盖西夏各层面的意识形态，西夏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如何安抚境内风俗习惯不尽相同的族群，宣扬慈悲为怀的佛教就成为消弭隔阂的渠道。银川城内外最具历史沧桑感的佛教遗址当属拜寺口双塔，与它相比较承天寺塔、海宝塔都经历了后世多次重建，已不复西夏时期的特质。去拜寺口是我跟包车司机一再坚持促成的，拜寺口是连绵贺兰山脉间的一处山谷，周围尽是灰土色的山峦，唯独双塔身后是片红褐色山丘，将双塔掩映得别有灵性。双塔东西对峙，相距约百米，都是八面十三层砖砌塔，构造上都是直起平地，底层较高无基座，平素无饰。据说原先李元昊钦定在拜寺口修建佛祖院，双塔随广阔的寺院建起，我们近距离观塔的过程中，也无意中发现了寺庙的遗址，经历了诸多天灾人祸，寺庙建筑均已不复存在，唯有双塔傲然挺立于崇山峻岭之中，像两个痴情的党项女子，遥望着寥廓的天际，封存着那份西夏佛国胜地的记忆。
品鉴西夏王国的兴衰嬗变历程，终究要回归到博物馆之中。宁夏博物馆有三大“镇馆之宝”，其中，石雕力士志文支座和鎏金铜牛是西夏时期的重要文物。博物馆展出的西夏时期的文物大多出土于西夏王陵附近，兽面瓦当、莲花纹滴水、琉璃鸱吻等建筑构件，都有给观者以无限遐想，西夏王陵原先建筑规格有多么气势恢宏、流光溢彩。石雕力士志文支座是原先王陵里驮碑文的底座，与中原王朝皇陵石碑由赑屃驮立截然不同，支座为面目狰狞的男性人像，怒目圆睁、獠牙外露，裸体屈膝下跪、背部平直。联想到在其他博物馆看到的南北朝时期镇墓神兽，发现创意上异曲同工之处甚多，估摸这也跟西夏以武立国的经历息息相关，君主生前凭武力使江山永固，身后也希望驱使力士震慑鬼怪。鎏金铜牛，其外观屈驶而卧、体态硕大、比例匀称，让人啧啧称奇的是，铜牛体内中空，外表通体婆金，西夏金属铸造工艺之高超可见一斑。实际上它是跟一匹石马一同出土于王陵附近的一座贵族陪葬墓中，铜牛石马并排而立，顾名思义，寓意“牛马精神”，西夏的儿郎战时要能够策马持剑驰骋纵横于疆场，承平之时又要像耕牛一般勤勉，独自撑起偌大的家业。西夏的立国之本，就是剑与犁并行不悖，一旦偏离了这个轨道，就会无可避免地走向衰败。后来，西夏在蒙古接连不断攻击下国势日蹙，再也不复立国之初时的骁勇，跟统治阶层耽于享乐疏于武备不无干系，加上处理外交政策时未能辨析形势，导致进退失据，终难逃灭亡的命运。宁夏这个名称，正是在西夏灭亡60年后，到了元世祖忽必烈时，改兴庆府为宁夏路。宁夏，寓意夏地安宁，并一直沿用至今。
悲风空自吹黄尘，曾经创造出辉煌灿烂文明的西夏王国及党项人彻底湮灭于历史长河。跟随成吉思汗蒙古大军一道征战的回回人，入驻到原来西夏故地并成为这片土地上新的主人。回回人重要组成一支就是原来的回鹘人，而回鹘还曾是被党项人征服过的民族，历史的演进有时竟是如此反转。回回人在西夏王国的废墟上安居屯垦、繁衍生息，还将伊斯兰教引入进来，于是，一座又一座清真寺拔地而起，逐渐演变为今天的回族。
银川以南的永宁纳家户清真寺是宁夏回族发展历程的见证，有“故宁夏有纳家户，长安有喇家村，今宁夏纳氏最盛”之说。纳家户清真寺一座构造翠瓦飞檐、斗拱卷棚的传统中古式建筑，尤其是，礼拜大殿由100余根木柱与墙壁顺序撑起。从明嘉靖年间建成起，距今已400多年了，纳家出自元初政治家回回人赛典赤家族后裔，明朝时由陕西移居至宁夏。从这座清真寺建筑风格看，伊斯兰教在中土传播时也经历过入乡随俗的过程，不像现在修建的大小清真寺一律照搬阿拉伯建筑风格。
银川，这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塞北古城，就像已故作家张贤亮回忆的那样：黄河的波涛和被波涛冲刷下的大块泥土轰然作响，与岸边的风组成的和声，会使一个有诗人气质的年轻人感动的落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