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萨义德：论马哈茂德·达尔维什

                
                
马哈茂德·达尔维什，1941年[1]生于巴勒斯坦比尔韦村（Village of Birweh），以色列人在六年后摧毁了这座村庄。在担任拉卡（共产）党[2]（Rakah Party）党报编辑和翻译人员的工作期间，他曾多次入狱并遭致以色列当局的频繁骚扰。1970年代初，当达尔维什抵达贝鲁特时，其作为一名杰出诗人——在阿拉伯世界的他这一代人中，无疑他是最具诗歌天赋的——的声名已被确立。他很快加入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全称为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简称“巴解组织”），不久便成了巴勒斯坦非官方的民族诗人。同时，他还与以色列社会和文化保持着密切联系，而且也是极少数能够知道并欣赏像比亚利克[3]（Bialik）那样伟大的以色列诗人的阿拉伯人之一。
1982年以后，达尔维什成了一名四处漂泊的流亡者，在定居巴黎（现今仍在此居住）之前，他赖以生活于像开罗、突尼斯这样的阿拉伯都城。作为一个真正有着非凡智慧的人，他在巴解组织（总是勉强地）扮演着一个重要的政治角色，至少在他与亚西尔·阿拉法特（Yasir Arafat）关系颇为密切的那十年中：首先是作为一名顾问，然后大约从1978年起，作为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他从不属于任何政党；凭借其讥讽的才智、强烈的政治自主性，以及异常精细的文化敏感性，达尔维什使他与巴勒斯坦和阿拉伯政治上频繁的粗劣之举保持着距离。然而他作为一名诗人的巨大声望，使其在政治上的价值不可估量，而且他对以色列生活及社会层面的深刻了解，也使他能够助益于巴解组织的领导阶层。
但达尔维什对有组织的政治活动深感不安，这种感觉从未离他而去过，甚至在80年代末更是有所加剧。他经常看到那些自己为阿拉法特所撰写的、既机敏又富于雄辩的演说辞，被组织里的人和阿拉法特本人故意加以渲染使其变得不知所云、索然无味。同时，他的政治构想是悲剧性的、斯威夫特式的[4]，因而在1993年秋为了抗议与以色列签署《奥斯陆原则宣言》（即“奥斯陆协议”），达尔维什从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辞职也就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了。他对阿拉法特和其他一些人进行了极其尖锐的批判，这一举动被泄露给了媒体并在公开发表后传遍了整个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你们都死了，”事实上他是这么告诉他们的。在另一个场合中，阿拉法特抱怨说巴勒斯坦人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民。[5]”达尔维什愤怒地回应道：“那你自己再去找个人民吧”。
1974年，我与达尔维什初次见面，自那时起到现在，我们一直都是亲密的朋友。他编有一本文学和知识分子季刊《迦密山》（Karmel），该刊物在塞浦路斯（Cyprus）出版发行，并且上面也曾出现过我自己的一些随笔。但我们很少会面，通常用电话联系。达尔维什可以读英文和法文，但都不怎么流利，尽管他已在法国生活了近十年。他的情感和美学背景仍然是阿拉伯的，而在较小程度上（由于很明显的原因）是以色列的。尽管他身上有一种颇为反讽的情形存在，即事实上他既不在巴勒斯坦也不在以色列居住，但在两国人民的生活中他却是个颇有威严的人。达尔维什不只是在巴勒斯坦人当中，还在整个阿拉伯世界都拥有庞大的读者群（到1977年时，他的售书量就已超过一百万册），但他远不是一名民粹主义者。因为长期与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往来，达尔维什在以色列也被阅读并被重视。几年前，他在一首诗中对以色列进行了严厉而又愤怒的表态，这在以色列国会上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以至于他的言论如此强有力地流传到了其他公众那儿。没有任何一个巴勒斯坦文人能够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力，甚至是那个在1992年赢得“以色列奖”的小说家埃米尔·哈比比（Emil Habibi）也不能，而且他还因领取此奖而遭到了达尔维什的公开指责。
在达尔维什那里，个人与公众之间的关系相处总不稳定，前者的力量和激情与后者所要求的政治正确和政策执行并不协调。但达尔维什是个非常认真的作家和匠人，也是个非常优秀的表演型诗人，在西方很少有像他同等类型的诗人。他充满激情，在表演中也有着非常巧妙的亲近方式，这是专为现场观众的即时反应而设计的。只有少数西方诗人——叶芝、沃尔科特、金斯伯格——具备那种把充满魔力（或魅力无边）的公众风格（incantatory public style）与深沉而往往不受外界干扰的个人情感，以罕见的方式不可抗拒地组合在一起。像他们一样，达尔维什也是个精妙绝伦的能工巧匠，他不断以新的方式在富有革新精神的写作中，运用着无比丰富的阿拉伯作诗（或韵律）传统。这让他的某些东西在阿拉伯现代诗歌中极为罕见：文体上兼具轮廓分明的精湛技艺，并最终在诗意表现上的因凝练而简洁。
手头这首颂歌或颂诗（qasida[6]）《安达卢西亚上空的十一颗星》（“Eleven Stars Over Andalusia”），写于1992年并于同年发表。它得以写成，基于以下三个不同的契机：1492年[7]的五百周年纪念会、达尔维什的首次西班牙之旅，以及巴解组织决定加入经由美国和俄罗斯发起的和平进程，该进程始于1991年10月的马德里会议。这首诗最初在一份伦敦编辑的巴勒斯坦日报《圣城》（Al-Quds[8]）上发表，其沉郁、愤懑的基调很快被解读为一种对阿拉法特政治衰竭的讽喻和批判：“（你这）死到临头的国王，为何还要延长这无休止的结论呢？”事实上，这些诗节中还透露着一种消沉而又倦怠的语气，其间那种备受挫败的宿命感对许多巴勒斯坦人来说，则意味着巴勒斯坦的命运正遭受着一个非比寻常的恶性循环，就像安达卢西亚从一个宏伟壮丽的文化顶峰走到了一个被强夺之后的文化低谷的命运一样，这既是现实又是隐喻。
但这种解读只是这首诗的一方面，其阿拉伯文标题只有“十一颗星”几个字，我加上了带有说明性的“安达卢西亚上空的”，以此来明确它的当代背景。不过，“十一颗星”是直接引自《古兰经》中的优素福章：“当时优素福对他的父亲说，‘我的父亲啊！我确已梦见十一颗星和太阳、月亮，我梦见他们向我鞠躬。’”[9]他的父亲警告他不要对兄弟们说与此相关的任何内容，因为他们可能会因他享有作为先知的恩赐而加害于他。优素福继而得知真主已选定他来解释重大的事件，这当然意味着他被赋予了预言的神圣力量。因此，达尔维什颂诗中的叙事者，拥有其他人看不到的特权，并承担着与之相应的危险[10]，这情形正就是安达卢西亚的没落之于巴勒斯坦人（尤其是他们领导人）的意义。令人相当震惊的是，达尔维什着实预见了一年后（即1993年9月）发生的大事，当时以色列和巴解组织签署了他们具有“历史性突破”的文件。
但给予这首诗以艺术连贯性的——与其说是它的时事性话题，不如说是它得以将达尔维什在最近阶段的诗向新的情境和形象进行拓展的方式——大多是被这出色的转化[11]（excellent translation）所捕获的。自从达尔维什在1982年离开贝鲁特起，他诗篇中的主题之一不只是结束的地点与时间（巴勒斯坦人大批被驱离，始终作为其持续的参照），还有在结束以后发生了什么、一个人在过往时间和地点中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以及对于诗人和他的人民来说，何以在（因被驱离而造成的）后果变成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必然身处异国的情形之后幸存。“土地正向我们闭合，迫使我们穿过最后的通道，”他在1984年写到：
       我们看到了这些人的面孔，他们把我们的孩子
       从最后一个空间的窗户里扔了出去：我们的星星将挂上镜子
       在最后的疆界之后，我们该去往哪里？在最后的天空之后，鸟儿该飞向何方？
”
在《安达卢西亚上空的十一颗星》中，土地和敌人不再强行压榨人民到最后。现在，以1492年格拉纳达陷落为表征的“我们自己的（陷落）”和命运，是应当对此承担责任的。如今，诗歌取代历史成了现实的场所，正如华莱士·史蒂文斯在《纯粹的存在》（Of Mere Being）中所写到的：
       心智尽头的棕榈树，
       逾越最后一个思想，
       在青铜色的远方升起，
       一只金色羽毛的鸟……
然而在这首颂诗中达尔维什的回撤，并不像史蒂文斯在上述诗行或叶芝在《驶向拜占庭》中的那样。对达尔维什来说，诗不仅给予了他得以接近非凡洞见的入口，抑或一座秩序井然的遥远王国，还为其提供了一种诗歌与集体记忆的令人烦扰的混合物，在此混合中它们不断施压于彼此。然而，随着梦想的隐私被一种险恶的、受到威胁的现实所侵占，甚至是重复出现的时候，这个悖论几乎已经深化到了无可容忍的地步，就像在这首诗的第Ⅺ节中“小提琴”的复沓化解了那令人焦虑的辩证，却并未解决并超越它。在达尔维什的近期诗作中，其紧张而又悬然不决的品质使之成为了阿多诺所谓的“晚期风格”的一个实例，在此风格中，那些约定俗成的、缥缈的、历史的，与超验美学结合在一起，是为了提供一种具体到令人讶异的感觉，这足以超越任何人曾在现实中的经历。（刘阳鹤 译）
       
                
译注：
[1] 原文为1942年，经核查此处有误，应为1941年。
[2] 拉卡党，即当时支持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以色列共产党。
[3] 比亚利克（Chaim Nachman Bialik, 1873-1934），生于俄罗斯帝国的沃里尼亚地区，1921年离开苏联并最终定居特拉维夫市。他是希伯来语复兴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积极参与犹太复国运动，并成为了现代希伯来诗歌的奠基人，被誉为继西班牙的犹大·哈列维（Judah Halevi, 1080–1140）之后最伟大的希伯来语诗人。
[4] 斯威夫特以“讽刺文学”而著称，其犀利而平易的文学风格被评论家称为“斯威夫特式的”风格，成为文学批评的术语，从而在世界文坛留下了影响。
[5] 此处亦可译为“人民”
[6] qasida，是一个古阿拉伯语词汇和一种诗歌写作形式，通常也译为ode。
[7] 1492年，西班牙光复运动宣告完成，实现了统一大业，同年哥伦布首次扬帆寻找新大陆，揭开了西班牙王国兴盛的序幕。
[8] Al-Quds，即圣城耶路撒冷，此为阿拉伯语音译。
[9] 《古兰经 12：4》，马坚 译
[10] 此处的特权和危险是加之于优素福身上的。前者是指真主恩赐优素福作为先知的特权，后者是指优素福成为先知若被兄弟们知晓会遭致的危险。
[11] 依照我的理解，此处的转化或许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达尔维什在面对时事性话题时，以诗的介入来处理该题材所完成的转化；其二是达尔维什依托于最近阶段之前的诗，向新的情境和形象进行拓展后所完成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