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翻译）大多数人早死了

“他们大都死得很早。”克鲁兹教授说。 “ ‘早’有多早？”我提问，头依旧埋在笔记本里。毕竟克鲁兹教授真算不上什么好风景。她的嘴永远张得很大，无论讲的是多么琐碎的事情。她的舌面和舌侧上长了一种白色的斑点，但她自己看上去对此浑然不觉，或者，至少，毫不担心。 “活不到38岁。”她解释。 于是我写到，“活不到38岁。”并且在这句话下面划了两条着重线。我刚刚满38岁，但心里并没感到什么不舒服。我从来不会由人及己。 克鲁兹教授继续列举潘旺人的死亡原因。在她还是一个年轻的人类学家时，她就开始研究这支生活在马来西亚的种族了。 “当然，他们会被谋杀，嗯，因为他们简直就是活靶子。或者，他们受够了一切，于是在森林里上吊。还有些时候，他们相信自己受了诅咒，接着会突然销声匿迹然后在几周内死去，身上没有任何遭受感染或疾病的痕迹。” 当时我正在为“广”杂志写一个关于潘旺族的故事。“广”是一本涉猎过广的文化杂志，因为它的内容实在太宽泛了，一般人甚至很难定义它。月复一月，我眼睁睁地看着它的主题在娱乐，政治及女性在报摊的购买偏好里胡乱打转。 潘旺族是一个小小的部落社会。这还是我的男朋友克劳博几个月前告诉我的。这里为了不让你生疑，我来解释一下，克劳博是一个名字，它真的是我男朋友的名字。我并没为了写这篇文章特意编个名字出来，它真的就是他的名字。克劳博在大学里辅修人类学，这让他在吃晚餐的时候，时不时会迸发出一些关于冷僻文化的火花，特别是在我们的谈话陷入沉寂时。 他会说，“在我看来梅罕纳库斯族（译者注：一个巴西土著民族）对男女责任分配的划定太严格了。一个单身汉宁可挨饿也不能给自己做饭吃。” “艾扎忒克族（译者注：一度生活在墨西哥中部的种族。曾经统治了中美洲的绝大部分地区）认为战争的目的并非杀死敌人而是捕获囚犯。瞧吧，这就是他们这么快就输给西班牙人的原因。” 某天晚上，他告诉我一些有关潘旺族的事，然后我们分手了。因为我认为，他对潘旺族的解释不再像是平常那种啰嗦而琐碎的说教，更像是一种对我个人的冒犯。之前，我从没有对他的话产生这种感觉，要知道，就像我说过的那样，我从来不是个由人及己的人。 那天晚上，我们正在为一个为期四天的假日安排争吵。克劳博想去勃艮第拜访他的父母而我想呆在巴黎。 “真有意思。”克劳博说，“现在是怎样？难道说登上一列满是陌生人的火车这件事把你吓坏了吗？嗯？还是去看望一位处在死亡边缘的老人这件事把你吓坏了？”（他的父亲身患癌症）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说，“我在乡下睡不好。” “因为你恨那。” “我不恨乡村，”我反驳他，“只是在那，白天让我无聊而晚上又让我害怕。” “说来说去还不是你一直就是个胆小鬼？"一直这个词让克劳博的语气听起来胜券在握，”恐惧他妈的一直活在你的身体里。“ 这种情况下，他常常会闭上双眼。他在构思超过四个单词长度的句子时总是这样做，一种习惯。 “你知道吗，在南亚的某个地方生活着一支种族，叫潘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们根本不理解战争或冲突这类概念。邻近的部落侵略他们，屠杀他们，强奸他们的妇女，可潘旺族的人完全不知道如何保卫和反击。” “这和勃艮第有什么关系？” 克劳博又开口了，眼睛依然闭着，“潘旺族，一直活在敌人会侵略他们的恐惧里，但从来不会为此做什么准备。他们只是一直怕啊怕啊，并且让他们的孩子和他们一起怕啊怕，直到某一天，他们的后代和他们一样怕得要命，他们就会生出一种不可思议的自豪来了。‘我的小孩比你的小孩怕的还厉害呢！’他们会和自己的朋友或邻居这样吹牛逼。在他们的文化里，不像我们，恐惧比勇气，或者别的一切，都要更有价值。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甘愿呆在家里而不是和我去勃艮第。” “所以你更想我被屠杀和强奸？” “不，”他说，“我认为你应该去和他妈的潘旺人生活在一起然后做他们他妈的神。” 之后，在一个小时内，克劳博就打包好了他的行李然后离开了。尽管我承认，我们的关系一直进展地不是很顺利：我们已经穷尽了能聊的话题，我们之间的沉默代表着那么直白的沉闷。但我还是忍不住怪自己没有预先注意一点点，事先花一些时间来让自己预先做好迎接分手的准备。如果我这么做了的话，可能就会在分手真正发生之前就习惯了分手这个念头。 在他离开的几天后，我开始研究潘旺族，无意中发现了一篇克鲁兹教授的论文，是关于无战争社会的。她在这篇文章中提到了潘旺族，尽管只有寥寥几笔，但印证了克劳博的说法： 羞怯，恐惧，胆小是潘旺族高度推崇的品质。他们有句名言，“愤怒让人不像人，但恐惧相反。”潘旺族的孩子从小就被教育该如何展现和表达他们对同伴的恐惧，即不计一切地回避所有冲突。潘旺族的人一旦嗅到危险的气息，将立即落荒而逃而不需要任何借口。“我们只是吓坏了。”这是他们的解释，唯一且足够。 在我阅读到这些记录的两个月后，我去克鲁兹教授的办公室拜访她，想弄明白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 “为什么潘旺人会允许你和他们呆在一起呢？他们不是很容易受惊吗？他们难道不害怕陌生人？” “嗯，我想是因为我不是那么令人感到害怕吧。”克鲁兹教授哈哈大笑，“毕竟，看看我的模样！” 好吧，毕竟她都这么说了，我别无选择，只能从笔记本里抬起头来，忍不住思考她舌头上的东西是否具有传染性，是否会让她丧命。 “事实上，他们看起来好像更担心我接近他们时表现出来的无惧，”她继续说道，“他们问我，要是我们是坏人怎么办，你怎么一点都不担心呢？他们压根理解不了为什么我居然会离开家和他们呆在一起。他们认为我很勇敢，这点显然让我表现出一种奇怪的自豪，当然他们并不赞赏这种勇敢。实际上，他们认为勇敢这种东西，很愚蠢。” 离开克鲁兹教授的办公室之后，我再次在学校的走廊里迷了路。作为学生，我好像在认路这方面一直很差劲。同时，我注意到，一个教授越受人尊敬，他的办公室就越难找。从这一点看，索邦大学显然是有点高看克鲁兹教授了，因为她的办公室非常难找。在我的记忆里，这里还有一间堪称传奇的办公室，属于萨兰金教授。每年注册周，我都听说有学生在寻找这件办公室的途中，在某个走廊里崩溃了。 显然，“萨兰金三角”（译者注：百慕大三角的变体笑话）让另一位教授，阿兰教授的选课人数大大增长，这也是为什么我知道阿兰教授的课的原因。我在第一学期修了他的课。他的办公室就像是当你在寻找萨兰金教授办公室的路上吃尽苦头后，无意中撞见的那根救命稻草，接着你放弃了研习“中世纪的威尼斯”转而在“高级拉丁语”上碰碰运气，所以阿兰教授的课总是人满为患。 在餐厅等待我妹妹的过程中，我不得不克制自己不去谷歌“长了白斑的舌头”。顺便说一句，我妹妹并没有迟到，因为我总是早到。在过去，这点常常让克劳博抓狂。 “你稍微晚一点世界又不会怎么样。”他这么说过。我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会说那种话。我的意思是，我当然知道我晚一点使世界发生什么大灾难的可能性很低，有可能和我早一点使世界发生大灾难的可能性一样低。但是，好吧，尽管我不是什么数学家，但这种可能性低归低，也不是零吧，它们并不是全无意义的事。所以为什么要说这种话呢？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达芙妮说。“我手头最后那只狗死得很漫长。” “你没迟到。”我告诉她。 “我知道，这只是我为了说明我手头最后一只狗死得很漫长这个事实而作的开场白而已。还有，我想点鱼肉。” 达芙妮是一位兽医，这并不是她在自己还是个小姑娘时会梦想到的那种职业，也不符合人们对她的职业猜想。在她还是小姑娘的时候，达芙妮想做一位旅行社的秘书，我也是。 “狗的事，我很遗憾。” “噢，那不是我的狗，”达芙妮解释道，“但我接受你的安慰，毕竟我几乎治了那老伙计一辈子。这可不是一件轻松事。” 达芙妮已婚，有两个孩子，我们从不在午餐时间谈论她的私生活。她是我周围第一个承认婚后生活这个话题很无聊的人。 “你应该回到马背上去了。”她在询问了我和克劳博的性生活之后提醒我，顺便坐直了一点，开始用目光扫射整个房间，想为我找一匹“马”。 “我真心喜欢过克劳博，”我说，“我觉得为这段感情哀悼一段时间挺好的。” “你才没喜欢过克劳博，没人喜欢克劳博。拜托别再提到他了好吗？“ 就在前几天，我才做过一个关于克劳博的春梦（显微镜级别的勃起，大片的薰衣草田）。我觉得把这个梦告诉达芙妮是错误的，她会赋予这个梦以象征意义，结论显而易见。 不过，我猜它也未必是大错特错的那种错，所以还是决定告诉达芙妮一切。 “克劳博并不是个恶人。”我说。 “他穿牛津袜。“ “他很有钱。” “他没，那么，有钱。”达芙妮说，“而且你也没自己认为的那样在意钱这件事，你看看你自己，你不旅行，你不抽烟，你不吃肉……我看你甚至对大多数珠宝过敏。”她停了一下，意识到自己好像漏了一个我不在意的钱坑，“你根本没什么梦想，”她补充道，却不那么确定，高音放在“什么”上，让她的这句话好像悬在空中，等着我去反驳。 我可以说确实没什么梦想。事实上是我的梦想有点过于卑微了，大多数人听了可能都觉得有点好笑。我的梦想不是被谋杀，不是死得很滑稽，也不是一天到晚思考死亡的意义，而是住在一间小到可以看到所有角落的公寓里。（基本上这个梦想快实现了）就在我向达芙妮投降之前，阿兰教授居然走进了餐厅。他比我上次见到他的时候老了二十几岁，但他确确实实就是阿兰教授本人。在我的大学时代我们很熟悉彼此，所以认出他没什么难的。但因为在那么多年的遗忘之后，我刚才正好想起他的事，这份惊奇让我当着一屋子的人大声喊出了他的名字。 阿兰教授开始朝我们走来，一直偏着脑袋使劲回想着什么，好像这样就可以把我这个人从他脑子里挤出来一样。 “你很可能不认识我了，”当他离我足够近的时候，我说，“我二十年前上过你的课。” “噢噢，对。我一时记不起来你。”他的眼神放松了。 “我不是那种一开始就很显眼的学生。”我告诉他，“但有一次，全班哄堂大笑，因为我错把‘所罗门的钥匙’翻译成了‘所罗门的锁骨’。” “当然！我记得你，”他的声音柔和起来，“当然，当然，朱莉，对吗？” “我只是她妹妹。”达芙妮插话，尽管没人问她这个问题。 那次翻译事故显然唤醒了阿兰教授的记忆，但他语气的转换表明他想起的不止这些。“可怜的朱莉”，这也是我。在第一学年，我的父母去世了。他们死于一场热水器造成的事故，一氧化碳中毒。人们之所以记得这件事是因为它和著名的恐怖袭击，圣米歇尔地铁爆炸案发生在同一天，这起事件就发生在索邦大学附近。炸弹爆炸的时候，我正在阿兰教授的课堂上。 “我猜你没从事古代语言方面的工作吧？”，阿兰教授问，“你现在在做什么？” 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噢，噢，可怜的朱莉。 “我是个记者。”我有些尴尬。 “她算得上是个评论作家，”达芙妮积极地纠正我，我意识到她一定是以为阿兰教授对我有性吸引力。我刚才一定喊他的名字喊得太大声了，我想。 “她正在写一篇捍卫古老语言的文章，”达芙妮继续说道，“试图从教育改革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个主题。” “是吗？”阿兰教授问。我不太清楚是他领会了达芙妮的做媒意图还是仅仅假装对我的职业生涯感兴趣，因为他认定我的人生早在那节课上彻底毁掉了。"那你该来采访我啊。“ “很棒的提议。”达芙妮说。 “那就约个午餐时间？”阿兰教授问。他的手还放在我的肩膀上。 “好啊。”我答应下来，只是为了让达芙妮高兴高兴。 “她可能不擅长拉丁文，但她对古罗马的生活方式非常着迷。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她看完了阿斯泰里克斯动画全集（译者注：一部法国动画片，主要讲述了公元前50年高卢人反抗罗马侵略的故事），并且为罗马人拍手叫好。我觉得那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当她看圣经的时候，同样的事情发生了。” “是真的吗？”阿兰教授问。 当然不是真的。达芙妮刚刚凭空捏造了一段家庭记忆以便我有更大的可能和阿兰教授睡一觉。我从来没有读过圣经，更别提什么阿泰克斯动画片，但我清楚在那两部作品里罗马人都不会是正义的一方。在小时候，我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和达芙妮玩模拟旅行社游戏上了。我们轮流接一些压根没打进来的电话，假装我们在和一些假想的人聊一些假想的行程。我们的一些“客户”会去罗马，但我给他们的建议仅仅停留在一些编造出来的披萨店上。 阿兰教授和我交换了电话号码，然后在他下节课开始之前，去角落里喝了一杯咖啡。 “我舌头上有没有什么东西？”我一边问一边吐出我的舌头。 “姐们，把那个东西放回去，我们是在公共场合。” "有吗？” “应该有什么吗？” 我告诉她有关克鲁兹教授的舌头的事，以期获得一些医学建议。 “有可能是乳头瘤病毒，”达芙妮说，“或者只是真菌感染。那些斑点是花椰菜形状的吗？” “真菌感染会通过空气传播吗？” “拜托。把你的蔬菜吃完，你没事的，你没得舌部真菌感染，就像你上周没得帕金森，去年夏天没得牛皮癣一样。” 我还不能确定我是不是没得帕金森。有时候我把两只手臂平举前方，右边那只会颤抖。克劳博认为我是大惊小怪。 “没有用的，”他说，“我向你保证，没有一个人会在他的弥留之际浪费时间来担忧什么的。“ “可那些被自己房子压死的人呢？”我问他，“你难道觉得他们最后只会哼几句‘哎呀呀’吗？要是我的话，我会后悔自己没早些担忧天花板上那块凹陷。”克劳博往往会忽略这种回复，因为他认为，当然，这世界上总是存在例外的。但我们终究还是应该按照常理办事，而不是例外。我讨厌他说这种话，因为听起来好像是因为我把自己当成什么特别人物，才总是考虑例外情况。恰恰相反，我相信是我身上普适性的那一面让我成为了种种意外剧本的更佳候选人。那些算得上例外的人常死于癌症或心脏病；无名小卒倒总会有愚蠢而莫名其妙的结局，这是对他们缺乏波澜的人生的补偿。至少，这是属于我父母的结局。我一直认为他们是在最后时刻获得了某种双重补偿，所以才会在那样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以那样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死亡。 在我吃完我的蔬菜之后达芙妮称赞我是个“好姑娘”。有时候，我觉得她对我说话的语气和她对她的狗使用的语气一模一样。但没关系，她爱她的狗。 回到办公室，我收到一封阿兰教授的语音邮件。我只给了他我的工作号码，这样事情看起来显得正式一些。他告诉我他下周午餐时间都有空。他听起来并不是很忙，这就让事情显得有点难办了。想出一两个借口当然可以，问题是当你一下子列出四个来就没人会信了。所以我可能应该接受阿兰教授的提议然后在出发前的最后一秒玩一个“噢不好意思我突然有事”的把戏。就在我下定决心要这么做的时候，突然想起我忘记向克鲁兹教授证实我对潘旺族的一个疑问：既然他们如此轻视勇敢这件事，那他们是否没有“懦弱”这个词。 我注意到，要想激起读者对不同文化的兴趣，着重于这种文化在某个概念上的缺失通常很有效，尤其当这个概念在你读者所处的文化中非常寻常的时候。当在一门外语中，只用一个单词就可以定义你母语必须要用一个句子才能表达出来的东西时，这常让人感到很有意思，并且很值得引用。这也是为什么几乎每个人都知道“schadenfreude”的意思是幸灾乐祸；爱斯基摩人有超过四十个单词表达雪这个词语。这也是为什么连我这样一个不怎么懂日本文化的人，也知道日语里确实有一个词语专门形容我的那种习惯：买很多书，把它们放好，却从来不读它们。（译者注：積ん読）潘旺族文化中没有”懦弱“这个词很可能让我找到了一个突破口。我禁不住好奇，克劳博会怎么看我的文章。他可能认为我向一位年老——可能濒死——的教授探求潘旺族的情况，而非亲身向他们求证，这已经是一种懦弱。 "什么事？“ 我听到达芙妮的声音在另条线上响起来。 有时候我妹妹接电话的语气会让我忘记是我先打给她的。 “你觉得我去马来西亚一趟怎么样？”我问，“为文章取材。” “你疯了吗？” “我觉得去一趟会让我的文章更好。” 我听见达芙妮在电话那头倒吸一口冷气，“你想让我相信你会为了一篇文章离开这个城市？提醒你一下，十年多时间里你甚至没离它两公里远过，而且你讨厌你的工作！你是不是被谁胁迫了？是你的老板逼你了吗？” “不是，我只是突然有了这个念头。” “别告诉我这个念头是在你盘算着如何让克劳博那个蠢蛋回头的时候钻进你脑子里的。“ “我喜欢我的工作。好吧，刚才我的念头确实有点欠缺考虑。” “操他妈的克劳博。” “每个人都觉得他们能成为文化记者，因为他们能写句子，也有观点。但调查记者这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只是觉得可能到了让我的职业生涯更上一层楼的时候了，这和克劳博没什么关系。克劳博甚至想让我去做潘旺族的神，操他妈。“ “你会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神。”达芙妮说，“你从来不知道怎么指挥人。你只会乞求别人。” “神不会指挥人的，他们只是坐在那，然后接受膜拜就好了。“ “相信我，你不会乐意坐在那接受崇拜的。” 我试着在脑子里想象自己和潘旺族生活在一起的场景。他们住在深林里，所以我会坐在一棵古树上，潘旺人用它深色的树干在上面为我雕刻了一个王座出来。我对树的认识很有限，我只能想象出雪松的样子，而且我也不是很确定马来西亚的土地上有没有雪松，无所谓了只能。总之，那颗雪松巨大的根部伸出地面，四处蔓延。潘旺人就坐在这些根茎上，全部面朝着我。他们看起来很惊恐，而且只戴着头巾和阴茎套，在我的想象里没有任何女性在场。我觉得这棵雪松闻起来一定很神圣，但接着我意识到我没法想象出气味的样子。 “可能我会习惯受崇拜，”我对达芙妮说，“毕竟一直不受崇拜在这件事也没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刺激。” “生活本来就不刺激，”达芙妮说，“只有某些事情能算刺激，比如一场精彩的足球赛，或者你爱上谁了这类事。除了这些，生活就是不断地逼你迅速适应一切，然后它会让一切变得越来越难，直到你无法从其他事上得到乐趣，只能不断重复重复再重复。除非你是个怪胎，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生活就是这么个鬼样。” “但生活本身包括那些你举出来的刺激事，它包含着足球比赛和值得爱的男人，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包含这些事的生活本身是刺激的这件事呢？” “你的逻辑很滑稽。”达芙妮说，“瓶子里装着酒，但瓶子本身并不令人兴奋。再比如，你从一扇火车窗户外看到一片美景，但接着的几公里窗外的景色都是狗屎，你也不能说这列火车本身是……” “我懂了，”我告诉她，“永远别比喻一次以上。” “好吧，反正我也不确定最后举的那个例子到底讲了个什么。” 我仍然沉浸在自己”雪松-潘旺人“的想象中不能自拔，于是写了一封邮件给克鲁兹教授，希望得到一些潘旺族的照片。我觉得达芙妮一定有读心的超能力，因为她突然问起潘旺人长什么样。 “可能恐惧会让他们变成好情人。”她说。 一直以来，我都被视作很棒的性伙伴，只是我自己不怎么相信。现在我突然决定接受这项赞美，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也会对任何值得感激的东西产生一种病理性恐惧。 “我得挂了，”我说，“我得去'组吧'（Group）了。” “没人一定得去‘组吧’”她说。我们一起挂了电话。 我认为克劳博用我害怕一切这点苛责我，抛弃我是很不公平的。毕竟我们是在“组吧”认识的，我目前的这个小组聚集着一群患有一种广泛性焦虑症的人。我是在退出疑病症小组之后加入这里的，因为看起来那里无法解释我的所有担忧。克劳博的焦虑更像一种暂时的精神折磨，这种折磨像瘟疫一样，在他父亲确诊癌症之后，缠上了他。只是和我不同，克劳博熬过了这场瘟疫，他不再焦虑。所以他为什么不能对仍然没克服焦虑的我仁慈一点呢？他就像那些后来发财的人一样，和天生含着金汤勺的人相比，前者对穷人总是更刻薄。因为他们觉得任何人都可以变得富有，（他们确实做到了！）而这全是辛苦工作和意志力的结果，和运气一点关系没有。穷人之所以是穷人，只能是因为他们不过是一群懒惰，意志薄弱的弱者而已。 在“组吧”，我一向不是那种分享者。大部分时间，我只是呆在那，对“我不是世界上唯一无法止住自己担忧想法的人”这个事实感到满意。“组吧”让我真真切切看到我身处一群时时刻刻感到担忧的人之中，而不像在心理医生那里，对方不会透露任何其他病人的情况。 “我真的很担心某天我会变瞎。”爱尔思在那天晚上的分享会上说，“我觉得没什么比它更可怕了。我知道有些盲人也过得挺开心，但我完全没法获得他们那种内心平静。说实话，要是你问我什么是生活的意义，我得说是眼睛明亮而不是过的开心。” 帕特里克连连点头，对这番自白显然感触很深。 “我从不相信我的思维源于大脑，或者情绪源于胃部，”爱尔思继续说，“我感觉一切都源于我的眼睛。如果我闭上双眼超过一次眨眼的时间，”她说到这闭上眼睛演示给我们看，“我什么都感觉不到了，我甚至无法思考。所以我没了视力怎么活呢？我什么节目也看不了了！” 电视节目的问题让海莲娜站出来了，她表示无法让自己安心坐下来收看任何电视节目。因为她害怕自己在某个情节结束之前就死了，尽管她非常健康。帕特里克告诉她有一个网站可以免费观看电影短片。“全是世界级导演的作品，”他说，“全是外语片，全都不超过30分钟。”在他告诉海莲娜那个网站的名字时，手机突然响起来了。他大大方方地为没设静音这件事向大家道了歉，但似乎忘了把手机放在哪里了，所以只能不停地“嘘！嘘！嘘！”让周围保持安静，然后狂躁地翻着自己乱七八糟的公文包。 “我看你最好还是快点接电话。”克洛特建议他，用的是她标志性的友好但坚持的语气。克洛特是位主持人。 “我实在非常抱歉。”帕特里克说。我突然感到自己的手机在口袋里震动，要不是我的邻座，杨，一直盯着它那里看的话，我也不会注意到它在震动。是达芙妮发来的信息，“你没事吧？” “索邦大学那发生了爆炸。”杨告诉我们大家，他的语气听起来有些飘忽，但没他谈论他对飘窗和开放水域的恐惧时那么飘忽。 “你说爆炸是什么意思？”爱尔思问，好像这句子还能表达出什么别的意思似的。 “我很好。”我回信给达芙妮，“我还在 ‘组吧’。” “就呆在那。”她回我。 “你呢，还好吗？” “我还在工作。孩子在保姆那，塞巴斯蒂安在办公室。” 短暂的信息交换让我确认了我在意的人的安全。在我发表了一篇针对国民阵线官员的攻击性文章后，我就换了号码。（不是说他威胁或骚扰了我，而是我担心他可能会这样做）同样，换号这件事也让我彻底摆脱了克劳博，我也不会想盯着他了，尽管我也不确定我曾经盯着他过。现在，我周围的每个人都紧紧盯住手机屏幕，和我相比他们有更多重要的人要联系。我离开我们的讨论区走到窗边，三楼下面的广场公园现在空空如也，夜晚已经降临，对街大楼的每扇窗里都映出了电视机的光。 “我想他们策划很久了。”爱尔思说。 “你说什么？” “这场袭击。他们一直在策划袭击我们。” 我不觉得爱尔思会是第二个离开讨论区观察外面情况的人，但她确实这么做了。她像我一样望着外面，就站在我刚才往外看的那扇窗前。 “我想你是对的。”我说。 我的手机开始为我的安危担心起来。它不停地闪烁，提醒我接受来自政府的提醒：请尽快找到庇护所并静候下一步指示。主屏幕上则挤满了电视台放送的相关新闻。已有29人确认死亡，大部分是学生。炸弹是在图书馆爆炸的，嫌疑人戴着一副黑手套，被人目击从犯罪现场逃脱。实际上一共有两场爆炸，第二位疑似嫌疑人在逃。上面还列出了就近的地铁车站。 “你是位记者，对吗？”爱尔思问，“你难道没什么关于这件事的最新消息吗？” “我不是这种记者。" “那你是哪种记者？” “你怎么知道我是记者？”我问她，我并不记得我曾经在“组吧”把我的职业说出来过。 “克劳博告诉我的。在你两在一起后，他每个周一都会来这，这样你们就不会在同一个轮次里碰到了。” “这我知道。“ “不建议伴侣或朋友共同参加分享会。”爱尔思背出这条规矩。 “我不知道他会分享关于我的东西。” “嗯，他没有‘分享’，我们只是在聚会结束后闲聊聊到你的，更像私人谈话。” 克劳博从没告诉我他会在分享会结束后继续和人“私人谈话”。 在我们身后，海莲娜突然大哭起来。我赶紧查看我的手机，上面说又有一起爆炸发生了，在美国大使馆附近的一家旅馆大厅里，可能有人质被挟持。帕特里克从他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袋，开始向里吹气。 “他看起来很在乎你，”爱尔思说，“你们居然分手了。” “你怎么知道我们分手了？” “他上周又来这了，我们已经好几个月没见到他了。” “他又焦虑了？” “我不清楚。”爱尔思说，“他父亲刚刚去世，他说他是来向我们告别的。他感谢我们帮了他很多，你知道的，就是情绪上的那些事。但我相信他会回来的。” “你提起这事看上去还挺开心的。” “看到熟面孔总是让人开心的。” 这时我又收到了一条信息，“你没事吧？”号码我不认识。紧接着它的发送人就表明了身份，“我是伯纳德阿兰教授。”我不确定以前听过他的全名。就在几秒钟之前我还没法把人和信息对上号呢，当时我还以为是克劳博通过什么途径找到了我的新号码，可并不是他。这份失望甚至让我恨起可怜的阿兰教授了。他干嘛要发信息给我啊？他没其他朋友要照顾吗？克劳博为什么不给我发信息呢？ “一切顺利吗？”爱尔思问，“有没有你在意人的消息？” “并没有。” “你觉不觉得世界末日已经来了？”她问我，没有看窗外或是什么遥远的地平线，她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快死的人在发问，尽管她只是在问我。“克劳博告诉我关于你的一件事,他说在你和他刚开始约会的时候，曾经定好一个地点。世界末日来的那一天，如果你俩不在一起的话，就在那见面。” 这确实是真的，我们确实就最终审判到来那天在哪见面这个问题有过热烈讨论。那时，我们好像更愿意在世界毁灭的时侯呆在外面，我忘记为什么了。 “事实上我们有两个地点。”我告诉爱尔思，“有两个地方的原因是如果第一个地点被毁了，那我们还有个备用的。” “聪明！” “确实。这是克劳博的提议，非常具有前瞻性。但如果天启两个都没毁掉，决定到底哪一个才是两个人都会去的地点就有些麻烦了。所以我们决定到时候就去离归零地（译者注：原意为导弹目标或核装置爆炸点的“归零地”，911后成为遭恐袭后废墟的代称）较远的那个。问题是我对距离的控制一向不是很精确，再说万一，世纪末日在不同的地方一起开始怎么办？总之，问题多了。” “就像今天一样，归零地就是个问题，到底是大学还是旅馆？” “没错。” “我明白了，”爱尔思不再看着我。从周围我们伙伴脸上沉痛的表情来看，他们正在假设各种大家一齐死在不远将来的情况。 “你觉得他可不可能正在那两个地方之一等你？”爱尔思问。 “不太可能。一我不太确定外面发生的事算不算世界末日；二我们已经分手了。” “好吧，但直到上周他还没找女朋友。他还在问起你。” “你告诉他什么了吗？” “我想说也没得说。你说得一向很少。” “确实。我来这只是倾听的。光听这点帮了我很多。” 爱尔思点头表示她懂了，但她的目光表明我的话对她来说还是很抽象。 “你介意告诉我那些地点是什么吗？是那种用来约会的地方吗？”她还在点着头。 “为什么？你想去？” 我以为她在开玩笑，可爱尔思的表情却非常认真。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当然，我想去。要不然我可能永远都不知道在哪才能见到克劳博了。” 我告诉了她那两个地点：我办公室旁的花店和卢森伯格花园附近一间更好的花店。她立刻走了，没有人阻止她。 我想如果潘旺人在这里，他们很可能不会就这样让我或爱尔思离开。他们一定会提醒我们：地铁站已经关了；地铁站是危险的地方；那段路非常漫长等等。当然，行走本身也意味着一种风险。你可能被低飞的鸟撞了；被高处落下的东西砸着了（花盆啊尸体啊）；正好赶上化学品泄露啦（看起来当局还没有考虑到此次炸弹袭击很可能使用了化学武器，但我想到了），还有最关键的是，克劳博根本不值得我花这么大把劲。但达芙妮，就是另外一件事了，此时此刻她一个人呆着，正担心着她的孩子，丈夫以及我。但谢天谢地，达芙妮的担心和我的担心不太一样。 走路的时候，我强迫自己把注意力放在讥笑政府发给我们的警告短讯上。我们的政府实在是既分裂，又可悲还很无礼。事情都到了这份上，还兴致勃勃地给所有人发信息，要求大家起码得有那么一个时刻，站在一条船上。好吧，这个所有人可不包括恐怖分子，和我。当然，可能恐怖分子自己都已经按照指示躲起来了。起码这样一来，我在这条路上和他打照面的几率就很低了。 我的手机又开始震动了。 不是克劳博。 是阿兰教授，”你没回我的信息，我很担心你。“ 我告诉他我很好，但是是以一种很迂回的方式。我会接阿兰教授电话的唯一原因是这样我就不得不说话了，听见大脑组织出的正确连贯的句子可以让我在恐慌的时候平静下来，让我知道我仍然好好地活着。 一辆救护车开过。 “你怎么还在大街上走？你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吗？” “你怎么会有我的私人号码？” “我打去你的办公室过。” “他们就把号码告诉你了？” “我很担心你。” “八个小时以前，你甚至想不起我是谁。” “你变了一些，我上次见你的时候，你还是个小姑娘。但我当然记得你。” “仅仅是因为一些学院会议，你才被指派来照顾我这个痛失双亲的学生而已。我和你说实话吧，我根本没写什么古老语言的衰亡，我在写一篇关于潘旺族的论文。除非你知道有关他们的什么，否则我不想和你吃什么午餐。” “关于潘旺，我读过克鲁兹教授的书。事实上，我有点担心她，她一向工作到很晚，而且这会她一直没接我电话。” 克鲁兹教授和阿兰教授居然是朋友，我吓了一跳。当得知又老又丑的女人居然会有男性朋友的时候，我总会吓一跳。 “她的办公室不在图书馆旁边。”我安慰他，“不过，今早她的舌头上长了白点，可能她正卧病在床呢，忙着和病毒作斗争。她可能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 “她舌头本来就那样。"阿兰教授说。 “不是真菌感染？” “我不觉得，我觉得只是颜色有些奇怪吧。” 这我倒是没想到。 “如果你很在意，我会问问她的。如果她接了电话，那你愿不愿意和我吃晚餐？” 我不知道这次谈话的哪个部分让他觉得他居然可以得寸进尺到晚餐上面来了，但我赞赏他的勇气。 “只要她没得传染病，那好的。” 我设法把这通电话拖到了抵达达芙妮诊所的时候。我给她发信息，“我到你门口了，马上按铃。别怕，是我。” 我还没按铃她就开了门。 “你放疫苗的那个冰柜里还有没有啤酒啊？”我问她。 我们一起走进诊室，达芙妮拉开小冰柜底端一只黑色的抽屉，里面装满了小瓶酒。 “请。” 有一只斑点狗在诊床上，两只前爪只有一般小狗那么大，它把头放在上面。它的两只后爪都没有了。 “她的主人听见新闻就走了，说是得回家看孩子。我正要开始干活，她就离开了。” 我问，“那你是不是得等她回来再做注射？” “她说不用等她了。她把一切事情都处理好了，给了我一张很详细的便条。” 我摸狗狗的头时，她开始颤抖。“你要死了，”我对她说，“再害怕一点也没关系的。” “你太刻薄了，”达芙妮说，“让她一个人呆着吧。” “她在捍卫你呢，你很受照顾啊。”我对狗狗说。 达芙妮在电脑上看起新闻来。当我们刚进来的时候，她把电脑静音了，但她的眼睛一刻也没离开过画面，只是从我站的位置什么也看不到。我注意到她已经喝了三瓶啤酒。 “如果你不给她注射，她还能撑多久？” “可能一两个月吧，但她会疼得越来越厉害。” 狗狗开始舔我的前臂，她的舌头和身体一样，在颤抖。 “你能不能把屏幕转过来一点啊？”我也想看新闻。 “底座太紧了，你过来和我一起看好了。” 达芙妮开了声音，还为我搬了一把椅子。但我不想让狗狗一个人呆着，就把她也抱了过来。我把她放在我的怀里，让她残缺的后腿靠在我的膝盖上。 新闻里，人们聚集在学校的安全地区。有的拿着花，我想这是习惯使然。毕竟我在电视上看到好几次了，那些劫后余生的人总是拿着花，我从来也没质疑过这种行为。但在空空的街道上走了四十几分钟之后，我不禁好奇他们究竟是在哪个花店买的花。就我见到的来说，所有商店都关了。达芙妮和我曾在买花这件事上吃尽苦头，就在我们父母的忌日那天。因为那天有那么多人要买花哀悼圣米歇尔爆炸案的遇难者，所以我们实在是很难从已经忙得焦头烂额的花商那买到鲜花了。 我看到达芙妮办公桌上父母的照片，狗狗开始叫起来。 “她现在是很痛吗？”我问。 “不太像。” 这只狗狗恐怕永远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是新闻无意之中让她多活了一段时间。 “我们能不能等一段时间再给她注射？能吗？” “你的意思是等她下一次痉挛发作？比如，两天后？”达芙妮看看狗，看看新闻，再看看我，“好啊，如果你把她带回家等到那个时刻到来的话。” 我的电话震了一下。是克鲁兹教授发来的邮件，“你要的东西！”她发给我四张潘旺族的黑白照片。一张潘旺族的房子，一场潘旺族的晚饭，两个钓鱼的潘旺男人和一个潘旺家庭的合影。他们的神情看起来不太害怕，或者说不太懦弱，或者说不太温驯，反而很友善。我觉得倒是他们的样子看起来有点吓人。 我给阿兰教授发短信告诉他克鲁兹教授安然无恙，他可以给她发邮件了。新闻这时候又开始播放许多窗沿的图片，因为人们在上面燃起蜡烛。我想起我家里也有蜡烛。因为有些男人认为香薰蜡烛是一种很浪漫的礼物，克劳博就是这样的男人。 凌晨六点，在经历了几轮新闻的轰炸之后，两位嫌疑人被逮捕了。我把达芙妮送到保姆的住处接孩子，然后送他们回家。她的丈夫和孩子请我留下吃早饭，他们也想知道关于我手上这只狗的事，当时她坐在一个专用的狗轮椅里。但我告诉他们我太累了，还是回家睡一觉然后过来吃晚饭比较好。 克劳博正在我的公寓大厅里等着我。准确地讲，他当时靠着那排邮箱等着我。他为自己的不请自来道歉，但说自己实在没有别的办法知道我是否安全。 “你把号码换了。”他说，然后打了一个喷嚏。他对狗过敏，但他的过敏反应看起来也太快了点。 “我邮箱地址没换。” “谁他妈的会在恐怖袭击的时候检查邮箱啊？” “你昨天晚上见到爱尔思了吗？”我问他，“她告诉了我你父亲的事，我很遗憾。“ “我干嘛要见爱尔思？” “她在找你。” 我请他上楼。我们做爱了。好吧，但这毫无意义，纯粹只是做爱而已。我也没告诉达芙妮这件事。他离开以后，我喂给狗狗一些剩下的土豆然后点燃了一些蜡烛。 四天以后，狗狗痉挛了。达芙妮过来给她完成了注射。当她渐渐死去的时候，我一直抱着她。我可以感觉到她在变得越来越轻，她的身体好像在我的臂弯里颤抖着。这让我想起每年春天我把冬衣一件件真空压缩的场景。好了，从此以后，她占据的空间将只减不增。我就这样抱着她，直到确定她不会再从疼痛中醒来。当然可能多抱了几秒，我不知道。 那天晚上我们把她埋在了达芙妮家的后院。那只狗轮椅则被拿回了达芙妮的办公室。毕竟总会有其他狗需要它的，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