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
认识一个人与了解一个人，完全是两码事，就像衣服与身体的区别。我认识外公四十二年了，可是，却是在他去世六年之后的现在，才开始试着站在成年人而非外甥女的角度去了解他。不了解不知道，一了解吓一跳，原来我苦苦追求的 “心不为形役”，外公一生都在践行，且浑然不知。我苦苦追求的“赤子之心”，外公一生如此，且依然浑然不知。我们每个人都追求的“真善美”，他一生活的真，活的善，活的美，却更是浑然不知，因为在他的意识里，没有假恶丑。
外公家在师寨乡刘庄村。出生于民国时期，三代单传。他的爷爷是勤扒苦作的农民，他的父亲也是勤扒苦作的农民，祖上留下了大片的宅基地，种植了成片成片的树，兼之人丁不旺，虽然那是一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但他的家里却基本算得上小康之家，于是，他得以读了几年私塾。就是这几年私塾令他比普通农民多认识了几个字，多认识的这几个字令他在村里脱颖而出，村长分派了他一个卫生员的职务，所谓卫生员不过就是在流行病肆虐的季节给村里人发发药丸子，比如治疗蛔虫的宝塔糖。又因为这个卫生员的工作经历他得以于解放后在镇医院当了内科医生。
可是，从外貌上看，他实在和医生的形象不搭边。一年到头穿的灰扑扑的，走路拖沓，终年抽着旱烟袋，黄色透明的烟袋嘴，黑油油的烟袋杆，黄铜烟袋锅，烟袋杆上悬挂着盛放烟叶的黑布袋子。从行为上看，他更不像医生。医生，见惯了生死，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却相信世界上有龙的存在。他绘声绘色的描绘有一年夏天的雨后他在天上看到的龙，张牙舞爪逶迤而来。他会给小孩叫魂。谁家的小孩吓着了都来找他。在地上画个圈，圈中画个十字，小孩的脚丫放在十字中心，他面向太阳，嘴里祷告着什么，祷告完之后摸摸小孩的头顶再向头顶吹一口气，这个叫魂仪式就完成了。我妈说，“你还别不信，真的很灵，被吓掉魂的小孩一会儿就会吃奶了。”他还特别相信偏方，他四十多岁就患有糖尿病，却从没吃过一粒降糖药。他有他的妙法。他听说我读了内分泌科研究生的那年，认真的告诉我，“告诉你个秘方，你将来能用得着。捉一盆螺丝放在清水里，让螺丝吐一夜，喝一碗这样的水，糖尿病人就可以终生不吃药了。”我嗤之以鼻，他很失望。
他爱好广泛，爱吃爱喝爱花爱鸟爱唱戏，却不爱钱。钱，于他，只是一个符号。从来没有钱的概念。他可以花八块钱买一个只值三块钱的茶壶。工作了一辈子，没有一个存折。只要手里有钱，就花光，还常常是上半个月花光，下半个月赊账，发了工资先还账，剩下的再花光。钱的主要去处是日日买酒，偶尔买鸟，其余的，他自己也说不清。酒不一定要好，但一定要度数高；菜不一定要丰，但一定要有伴。好友可以，邻居可以，走街串巷做小买卖的人也可以，弹棉花的卖香油的摇着花鼓卖百货的，只要他正在喝酒，那人又正好经过他家门口，他就一声吆喝，“来来来，喝盅酒歇歇脚。”两个人或三个人，大家都不说话，只喝酒，只听得喝酒的“刺刺”“丝丝”声，夹杂着吃花生米的嘎嘣声，其余则阒无声息。
买鸟的开销也不小。他家的院子里，晾衣绳上，皂角树梨树枣树上，到处挂的都是鸟笼子。画眉百灵鹌鹑。他最偏爱的是画眉。画眉鸟价格不菲，八十年代初，一只叫的好听的画眉鸟大概要一百多块钱。一百多块钱，相当于他三个月的工资。画眉鸟的笼子要用黑布罩着，据说是怕画眉看到人多乱了心，乱了心的画眉叫声就不好听了。为了让鸟声清脆，他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去田里遛鸟。鸟爱吃小米和虫子。苏北并不盛产小米，所以小米是集市上买的，而虫子则都是他到田里捉的。他有一个竹编的小笼子专门用来盛虫子。他自己可以没饭吃，但他的鸟却必须有新鲜的虫子吃。偶尔他会来我家住一段时间，他也必定要挑他最心爱的几只鸟一起来。慢悠悠的骑着自行车，前边车把上放两个鸟笼，后边车座子上横放一根长棍，长棍上左右各放两至三个鸟笼，颤颤巍巍，远看像一座小山，我总是觉得他随时会摔倒的样子，所幸他总能带着他的鸟保持平衡。
鸟语要有花香配。他一生酷爱养花种果树。他家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在刘庄村头。站在他家大门口，极目远眺，往南看，是高高低低的庄稼，往西看，最远可以看到复新河沿。开阔，舒展，一点也窝不到眼。一个大院子，院子前面是一大片空地，空地前面是一条路。这条路上行走着南来北往的人。堂屋门口的两边有月季菊花步步登高小金菊野马蜂菜，沿着堂屋地基有几棵爬山虎，每年的春天夏天，爬山虎能爬绿一整面墙。院子的西北角有两株木槿，粉红色的。厨房的北墙上爬了两棵呱啦。大门口东西两边各有一棵枣树。东边的枣树旁有一口压水井，不用引水，水特别甜。水井上方是一株皂角树，枝叶茂密呢。空地上散落的种植着杨树榆树槐树，最吸引孩子们的是几棵果树，梨树，棠梨子树。每年秋天，硕果累累。两棵梨树靠近大路。路上的行人，谁渴了谁摘一个吃，没有人想起来梨是可以卖钱的。
他在树下摆放了两把长凳，走累的人可以坐在凳子上歇脚。据说，他小时候常生病，他的奶奶唯恐保不住这棵独苗，欲行善事以祈求老天爷的保佑，于是，就想出了“舍茶”的办法。苏北的“茶”就是白开水。他的奶奶每天烧了白开水凉在梨树下，放两个碗，过路的人谁渴了谁喝。那时的人大多是吃不饱的，常常有过路的人走不动了躺倒在路旁，我妈说，“只要看到路口有躺倒的人，你外爷爷就让我拿把毛巾打湿了之后敷在那人的额头上，端一碗茶，拿一个馒头，拎一领凉席让那人躺着，过一会儿就看到那人摇摇晃晃的走了。小时侯，我常干这事。”积善之家必有馀庆。我妈总是说如果不是你外爷爷积德，你那顽劣倔强的小舅如何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外公没有留给子女财产，却留给了子女福分。
只是这个村口的位置也给他家带来了灾难。他本来是有一个姐姐的。据说，那年头逃荒要饭的人很多，他家又住在村口，他的父亲看逃荒的人可怜，就常收留他们住在他家厨房的灶窝里。有一年，在他家灶窝里住了娘三个，一个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患有伤寒，外公已经五岁的姐姐被传染上伤寒不治身亡。村口还给他招来了一个妻子。我姥姥四十多岁时因肝癌去世。姥姥去世后数年，那年冬天，下大雪，门口来了一对乞讨的母女。母亲四十岁出头，女儿十多岁，外公的父亲看她们可怜，就收留她们在厨房里过夜。这对母女白天出门乞讨，晚上回到他家厨房睡觉。一来二去，不知道何年何月何时，那母亲成为了外公家的一员。我妈和她的妹妹弟弟们有了个继母。继母来家时，我妈已经出嫁，家里有老外公外公大姨小姨和舅舅，他们共同度过的日子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不得而知，只知道数年之后，继母带着她的女儿分开过了，老外公外公大姨小姨舅舅他们五个人一起过。舅舅是男孩，继母不敢欺负，性格温良的大姨小姨提起继母都是咬牙切齿的痛恨。虽然不在一个院子里生活，外公却一直负责着那对母女的日常开销，包括供养那女儿读书。那女儿还算争气，高中毕业读了常州的一所中专院校。读大学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外公是没有积蓄的人，他是按月给“小姨”寄钱的。我妈常常感慨说你外公一生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供养了一个大学生，而这个大学生还不是他自己的骨肉。他自己的骨肉成家立业他是一点忙也没帮上。
我印象中的外公是沉默寡言的，难得见他笑，难得听到他说话，即便说话也是直杠杠的呛人。可是，我妈说年轻时候的外公是开朗的爱唱爱笑的，我妈说你姥姥去世后你外公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年轻时候的外公从镇上下班总是唱着回家的，他喜欢唱戏。村里喜欢听戏的人很多，但象外公这样正儿八经唱戏的却很稀罕。他的母亲嫌他唱戏丢人，扬言要打断他的腿，可是，打断他的腿他也要唱，他不仅上台唱，还置办了戏服和锣鼓家伙。红的绿的丝的绸的，大鼓小鼓唢呐，凡是唱戏需要的他都置办了。我惊讶，疑惑他哪里来的那么多钱呢？我妈长叹一声，“卖树呗。”老外公也是家中独子，却一生舍不得花钱。我更惊讶，老外公怎么舍得自己一生的心血被儿子糟蹋着买戏服呢？我妈又长叹一声，“管不了呗。”我妈随后又眉飞色舞的说起她父亲当年的胡闹，“你外爷爷扮啥象啥，唱小生唱黑脸，有模有样，那时候，我都记事了，看你外公在台上唱，也怪有意思的。”我无法想象这个不爱说话不爱笑的老头子当年是如何在台上长袖善舞的。失去我姥姥的痛苦巨大到改变了他的性格。那几年，他到底流了多少泪大概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老了的外公聋了。妈妈给我讲了一个外公的笑话。外公问，“天气预报说明天是晴天还是阴天？”我妈答，“晴天”，外公再问，“你说啥？我没听到。”我妈再答，“晴天”，外公依然问，“啥？”我妈依然答，“晴天”，外公还是没听到，再问，“啥？”我妈烦了，答，“不知道”，外公却做恍然大悟状，说：“哦，知道了。”我妈愕然，问，“你知道了啥？”外公还是没听到，他只管安然的吧嗒吧嗒着抽烟。初听这个笑话，我哈哈大笑，为外公的不懂装懂，细思却又心疼不已，我衰老的外公，他怕女儿厌烦于是不敢再追问天气预报而选择了装作听到。我愿意趴在他的耳边告诉他，“晴——天——。”可是，除非在梦中，我还能在哪里和他说说话呢？
外公的一生算是幸或不幸？幼时娇宠，青年唱戏遛鸟养花，一生没存过钱却也没缺过钱，中年丧妻，再择偶又不相容于子女，因舅舅转业后进入外地法院工作，老年归于小女儿养老，在邻村闭目长逝，逝后回到刘庄的院子。终年八十八岁。原来的那个院子，如今已经面目全非，只有门口的那棵皂角树被砍倒后留下的碗口粗的树桩还在那里。原来的大路已经铺上了水泥，来来往往的人，再也不会知道这里曾经住过一个有趣的老头。亲人之间，一世的缘分，若不能记住，也就像从来没遇到过一样。
外公家在师寨乡刘庄村。出生于民国时期，三代单传。他的爷爷是勤扒苦作的农民，他的父亲也是勤扒苦作的农民，祖上留下了大片的宅基地，种植了成片成片的树，兼之人丁不旺，虽然那是一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但他的家里却基本算得上小康之家，于是，他得以读了几年私塾。就是这几年私塾令他比普通农民多认识了几个字，多认识的这几个字令他在村里脱颖而出，村长分派了他一个卫生员的职务，所谓卫生员不过就是在流行病肆虐的季节给村里人发发药丸子，比如治疗蛔虫的宝塔糖。又因为这个卫生员的工作经历他得以于解放后在镇医院当了内科医生。
可是，从外貌上看，他实在和医生的形象不搭边。一年到头穿的灰扑扑的，走路拖沓，终年抽着旱烟袋，黄色透明的烟袋嘴，黑油油的烟袋杆，黄铜烟袋锅，烟袋杆上悬挂着盛放烟叶的黑布袋子。从行为上看，他更不像医生。医生，见惯了生死，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却相信世界上有龙的存在。他绘声绘色的描绘有一年夏天的雨后他在天上看到的龙，张牙舞爪逶迤而来。他会给小孩叫魂。谁家的小孩吓着了都来找他。在地上画个圈，圈中画个十字，小孩的脚丫放在十字中心，他面向太阳，嘴里祷告着什么，祷告完之后摸摸小孩的头顶再向头顶吹一口气，这个叫魂仪式就完成了。我妈说，“你还别不信，真的很灵，被吓掉魂的小孩一会儿就会吃奶了。”他还特别相信偏方，他四十多岁就患有糖尿病，却从没吃过一粒降糖药。他有他的妙法。他听说我读了内分泌科研究生的那年，认真的告诉我，“告诉你个秘方，你将来能用得着。捉一盆螺丝放在清水里，让螺丝吐一夜，喝一碗这样的水，糖尿病人就可以终生不吃药了。”我嗤之以鼻，他很失望。
他爱好广泛，爱吃爱喝爱花爱鸟爱唱戏，却不爱钱。钱，于他，只是一个符号。从来没有钱的概念。他可以花八块钱买一个只值三块钱的茶壶。工作了一辈子，没有一个存折。只要手里有钱，就花光，还常常是上半个月花光，下半个月赊账，发了工资先还账，剩下的再花光。钱的主要去处是日日买酒，偶尔买鸟，其余的，他自己也说不清。酒不一定要好，但一定要度数高；菜不一定要丰，但一定要有伴。好友可以，邻居可以，走街串巷做小买卖的人也可以，弹棉花的卖香油的摇着花鼓卖百货的，只要他正在喝酒，那人又正好经过他家门口，他就一声吆喝，“来来来，喝盅酒歇歇脚。”两个人或三个人，大家都不说话，只喝酒，只听得喝酒的“刺刺”“丝丝”声，夹杂着吃花生米的嘎嘣声，其余则阒无声息。
买鸟的开销也不小。他家的院子里，晾衣绳上，皂角树梨树枣树上，到处挂的都是鸟笼子。画眉百灵鹌鹑。他最偏爱的是画眉。画眉鸟价格不菲，八十年代初，一只叫的好听的画眉鸟大概要一百多块钱。一百多块钱，相当于他三个月的工资。画眉鸟的笼子要用黑布罩着，据说是怕画眉看到人多乱了心，乱了心的画眉叫声就不好听了。为了让鸟声清脆，他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去田里遛鸟。鸟爱吃小米和虫子。苏北并不盛产小米，所以小米是集市上买的，而虫子则都是他到田里捉的。他有一个竹编的小笼子专门用来盛虫子。他自己可以没饭吃，但他的鸟却必须有新鲜的虫子吃。偶尔他会来我家住一段时间，他也必定要挑他最心爱的几只鸟一起来。慢悠悠的骑着自行车，前边车把上放两个鸟笼，后边车座子上横放一根长棍，长棍上左右各放两至三个鸟笼，颤颤巍巍，远看像一座小山，我总是觉得他随时会摔倒的样子，所幸他总能带着他的鸟保持平衡。
鸟语要有花香配。他一生酷爱养花种果树。他家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在刘庄村头。站在他家大门口，极目远眺，往南看，是高高低低的庄稼，往西看，最远可以看到复新河沿。开阔，舒展，一点也窝不到眼。一个大院子，院子前面是一大片空地，空地前面是一条路。这条路上行走着南来北往的人。堂屋门口的两边有月季菊花步步登高小金菊野马蜂菜，沿着堂屋地基有几棵爬山虎，每年的春天夏天，爬山虎能爬绿一整面墙。院子的西北角有两株木槿，粉红色的。厨房的北墙上爬了两棵呱啦。大门口东西两边各有一棵枣树。东边的枣树旁有一口压水井，不用引水，水特别甜。水井上方是一株皂角树，枝叶茂密呢。空地上散落的种植着杨树榆树槐树，最吸引孩子们的是几棵果树，梨树，棠梨子树。每年秋天，硕果累累。两棵梨树靠近大路。路上的行人，谁渴了谁摘一个吃，没有人想起来梨是可以卖钱的。
他在树下摆放了两把长凳，走累的人可以坐在凳子上歇脚。据说，他小时候常生病，他的奶奶唯恐保不住这棵独苗，欲行善事以祈求老天爷的保佑，于是，就想出了“舍茶”的办法。苏北的“茶”就是白开水。他的奶奶每天烧了白开水凉在梨树下，放两个碗，过路的人谁渴了谁喝。那时的人大多是吃不饱的，常常有过路的人走不动了躺倒在路旁，我妈说，“只要看到路口有躺倒的人，你外爷爷就让我拿把毛巾打湿了之后敷在那人的额头上，端一碗茶，拿一个馒头，拎一领凉席让那人躺着，过一会儿就看到那人摇摇晃晃的走了。小时侯，我常干这事。”积善之家必有馀庆。我妈总是说如果不是你外爷爷积德，你那顽劣倔强的小舅如何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外公没有留给子女财产，却留给了子女福分。
只是这个村口的位置也给他家带来了灾难。他本来是有一个姐姐的。据说，那年头逃荒要饭的人很多，他家又住在村口，他的父亲看逃荒的人可怜，就常收留他们住在他家厨房的灶窝里。有一年，在他家灶窝里住了娘三个，一个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患有伤寒，外公已经五岁的姐姐被传染上伤寒不治身亡。村口还给他招来了一个妻子。我姥姥四十多岁时因肝癌去世。姥姥去世后数年，那年冬天，下大雪，门口来了一对乞讨的母女。母亲四十岁出头，女儿十多岁，外公的父亲看她们可怜，就收留她们在厨房里过夜。这对母女白天出门乞讨，晚上回到他家厨房睡觉。一来二去，不知道何年何月何时，那母亲成为了外公家的一员。我妈和她的妹妹弟弟们有了个继母。继母来家时，我妈已经出嫁，家里有老外公外公大姨小姨和舅舅，他们共同度过的日子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不得而知，只知道数年之后，继母带着她的女儿分开过了，老外公外公大姨小姨舅舅他们五个人一起过。舅舅是男孩，继母不敢欺负，性格温良的大姨小姨提起继母都是咬牙切齿的痛恨。虽然不在一个院子里生活，外公却一直负责着那对母女的日常开销，包括供养那女儿读书。那女儿还算争气，高中毕业读了常州的一所中专院校。读大学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外公是没有积蓄的人，他是按月给“小姨”寄钱的。我妈常常感慨说你外公一生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供养了一个大学生，而这个大学生还不是他自己的骨肉。他自己的骨肉成家立业他是一点忙也没帮上。
我印象中的外公是沉默寡言的，难得见他笑，难得听到他说话，即便说话也是直杠杠的呛人。可是，我妈说年轻时候的外公是开朗的爱唱爱笑的，我妈说你姥姥去世后你外公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年轻时候的外公从镇上下班总是唱着回家的，他喜欢唱戏。村里喜欢听戏的人很多，但象外公这样正儿八经唱戏的却很稀罕。他的母亲嫌他唱戏丢人，扬言要打断他的腿，可是，打断他的腿他也要唱，他不仅上台唱，还置办了戏服和锣鼓家伙。红的绿的丝的绸的，大鼓小鼓唢呐，凡是唱戏需要的他都置办了。我惊讶，疑惑他哪里来的那么多钱呢？我妈长叹一声，“卖树呗。”老外公也是家中独子，却一生舍不得花钱。我更惊讶，老外公怎么舍得自己一生的心血被儿子糟蹋着买戏服呢？我妈又长叹一声，“管不了呗。”我妈随后又眉飞色舞的说起她父亲当年的胡闹，“你外爷爷扮啥象啥，唱小生唱黑脸，有模有样，那时候，我都记事了，看你外公在台上唱，也怪有意思的。”我无法想象这个不爱说话不爱笑的老头子当年是如何在台上长袖善舞的。失去我姥姥的痛苦巨大到改变了他的性格。那几年，他到底流了多少泪大概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老了的外公聋了。妈妈给我讲了一个外公的笑话。外公问，“天气预报说明天是晴天还是阴天？”我妈答，“晴天”，外公再问，“你说啥？我没听到。”我妈再答，“晴天”，外公依然问，“啥？”我妈依然答，“晴天”，外公还是没听到，再问，“啥？”我妈烦了，答，“不知道”，外公却做恍然大悟状，说：“哦，知道了。”我妈愕然，问，“你知道了啥？”外公还是没听到，他只管安然的吧嗒吧嗒着抽烟。初听这个笑话，我哈哈大笑，为外公的不懂装懂，细思却又心疼不已，我衰老的外公，他怕女儿厌烦于是不敢再追问天气预报而选择了装作听到。我愿意趴在他的耳边告诉他，“晴——天——。”可是，除非在梦中，我还能在哪里和他说说话呢？
外公的一生算是幸或不幸？幼时娇宠，青年唱戏遛鸟养花，一生没存过钱却也没缺过钱，中年丧妻，再择偶又不相容于子女，因舅舅转业后进入外地法院工作，老年归于小女儿养老，在邻村闭目长逝，逝后回到刘庄的院子。终年八十八岁。原来的那个院子，如今已经面目全非，只有门口的那棵皂角树被砍倒后留下的碗口粗的树桩还在那里。原来的大路已经铺上了水泥，来来往往的人，再也不会知道这里曾经住过一个有趣的老头。亲人之间，一世的缘分，若不能记住，也就像从来没遇到过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