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滴（二十点一四）：流放的诗人与游离的边疆（二）：柳宗元篇

近些日子研究古代工艺偶有心得，但凡某一类型的器物开始出现，其质必牢固，其形必朴素，以实用、耐用、简约为第一要素。随着技术的进步，逐渐有新工艺和新产品取而代之，旧有的产品逐渐失去实际作用，原先器物的实用性开始下降，装饰性开始增强。选材必精，用工必费，最后变得“华而不实”，但我想这四个字的本意突出的并不是“不实”，而在于“华丽”。繁复、精美的装饰背后，是实用价值的急剧下降，而装饰功能发展到极致、无以复加，这时往往有两条路摆在面前，要么复古、要么消亡。
按照这一原则，我们对古代玉器和青铜器的装饰艺术分析便能展开，这二者原先都有非常具体的实用功能，但是在长达数千年的文化变迁中，（尤其是）玉器和青铜器的实用性大大降低，前者的工具性完全让位给了更容易形塑的金属，而后者的功能则转让给了成本较低的（黏土）陶瓷。但是作为礼器的作用大大抬升（这给了张光直等纹饰研究专家发挥想象的空间），这给我们的启发是，从礼制的角度去研究器物或制度发展的末期固然不错，但是如果如果逆着事物发展路径，还原到其原初的实用价值，我们则会收获更多。
举个例子，我们今天的“人民日报体”或二、三年一轮换的口号式社会进步（发X观、先X性），在G谠最初的发展过程中是有实际作用的（比如，“建立抗 日 民 族 统一 战 线”，的确产生了实际的历史结果），只是在其相对晚近的时期才演变成一种徒具仪式和象征意义的符号表征。
我们以这样的标准重新审视历代以来的“六朝古诗/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我们会发现，唐诗在唐代至少是写实的，宋词在自己的时代也是如此，等等可以类推，其装饰和象征功能在其早期发展过程中是不强调的，简言之，唐诗甚至可以说是唐代的主流记叙文体，以此类推。（只有今天，我们看到给“动物世界”配音的赵老师，和捐书的秋雨老师的仿写古诗时，就会觉得形式主义和装饰风格严重超越了具体内容。）
与刘禹锡同科进士的柳宗元也是王叔文团体遭到贬谪的一分子，他被贬到了湖南和广东、广西交界的永州，我很有兴趣把所有该团体受牵连“二王八司马”被发配的边疆一一列出。柳氏在“捕蛇者说”中记录的捕蛇习俗，未尝不能理解成：开始在此地展开殖民统治的汉地政府，要求当地人缴纳土物，以充贡赋；因为土民言语不通，无法提供货币赋税和人力资源，只能以土产的形式输诚纳贡，作为臣服的象征。而这就是边疆地区出现殖民统治的一个征兆。同样出自《柳河东集》的“黔之驴”篇，反映的老虎和驴的遭遇背后，实际是外来的驴的输入者进入另一个生态环境中的“culture shock”。
那么再看柳氏“欻刺苗人地，仍逾赣石崖。礼容垂琫□，戍备响錏鍜”，“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这些诗文中，真实的异文化体验和实际历史状况的描述就不难体验到了。
最后，柳宗元死在柳州（多么死得其所，以至于我在年轻时一度以为两者有着某种内在联系），这比数百年前的南方边镇桂林向南向西更推进了数百里地。而他去世之前“行则膝颤、坐则髀痹”，被人称“怪民”——这似乎是热带丛林地区易感的某种疾病的征兆（麻风）。唐宋八大家之一，就这样死在了帝国南方扩张的一座不起眼的边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