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奈何的魏晋风度
晚无事，闲翻《鲁迅全集》，看《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此文，许多人在文章中多有引用。上学时看过，如今读来依然觉得好。
先说语言。语言是个大问题。胡适之倡导白话文暴得大名，并以此为契机与新青年同人掀起新文化运动，其力毋庸赘言。今人读鲁迅文章，常觉文字拗口，读不顺畅，确实。周氏兄弟是章太炎的弟子，古文修养之高自不待言，早期创作的论文、小说也都以古文写就。于白话文初创时期，文章中留些拗口“余孽”也算正常。与之相对的，目下有些码字的人，虽自小接受白话文教育，却偏偏喜好以古语作文，即使有许多可商榷之处，也能引来阵阵喝彩。相较而言，倒是先生的文章读来更有古意一些。
当然，语言问题，甚至绝大多数的问题，各凭喜好，难说对错。
先生总结，孔北海作文，喜用讥嘲笔调，但这讥嘲只对曹孟德。如曹操破袁氏兄弟，曹丕纳袁熙妻甄氏，孔融写信给曹操说，当初武王伐纣，将妲己给了周公。曹操问典出何处，他说，以今例古，大概那时也是这样的。这份揶揄和讥嘲，如果和曹操易地而处，必觉其可恨之极。于是，曹操杀孔融，以不孝之名。
孔融的有些主张在当时确实有些惊世骇俗，比如他说母亲和儿子的关系如瓶之盛物，把物倒出来后，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也就结束了；遇到饥荒的时候，手里有点食物，如父亲是不好的宁可给别人（父母于子女无恩，胡适之亦有此论）。这些，自然都可成为他可杀的理由。
但先生提出的问题却很刁钻也很有力，他说我们可以问曹操，当初求才时说不忠不孝不要紧有才即可，为何又要以不孝的罪名杀人呢？这脸打得可谓既狠且准。
相似的有白乐天的诗“言者不如智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智者，缘何自著五千文”，用对方的话堵对方的口，最是噎人。
魏晋名士不止有孔北海的惊世骇俗，更有竹林名士的荒诞不经。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嵇康则作《难自然好学论》，说一个人如果不做事就能有饭吃，谁去读书，随便闲游就好，人之好学是由于习惯和不得已（如今想来，此语信然。任何事情，初时可因兴趣和爱好，如想得窥堂奥，必经一番艰辛，单靠兴趣是难以支撑的）。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更是“非汤武而薄周孔”，最后亦难逃司马氏的毒手，明目亦是不孝。
魏晋是崇奉礼教，以孝治天下的。为何？天位从禅让，也即巧取豪夺，若主张以忠治天下，其立脚点就不稳，办事便棘手，于是选择孝。周公辅成王，孔子述尧舜，尧舜则禅让天下，嵇康薄周孔也就是触到了司马氏的逆鳞，下场可想而知。与之相比，阮籍只是饮酒、只是穷途而哭，却能“口不臧否人物”，遂能终其天年。
魏晋名士不遵礼教，盖因彼时所奉礼教皆用以自利，其实质是亵渎了礼教，真正的老实人虽不平但无计可施，继而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反对礼教。用先生的话说，这些“其实不过是态度”，“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的。
所谓名士风流，尽有许多不得已处。至东晋陶潜，看惯了战乱沧桑，文章也便平和了，于是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先说语言。语言是个大问题。胡适之倡导白话文暴得大名，并以此为契机与新青年同人掀起新文化运动，其力毋庸赘言。今人读鲁迅文章，常觉文字拗口，读不顺畅，确实。周氏兄弟是章太炎的弟子，古文修养之高自不待言，早期创作的论文、小说也都以古文写就。于白话文初创时期，文章中留些拗口“余孽”也算正常。与之相对的，目下有些码字的人，虽自小接受白话文教育，却偏偏喜好以古语作文，即使有许多可商榷之处，也能引来阵阵喝彩。相较而言，倒是先生的文章读来更有古意一些。
当然，语言问题，甚至绝大多数的问题，各凭喜好，难说对错。
先生总结，孔北海作文，喜用讥嘲笔调，但这讥嘲只对曹孟德。如曹操破袁氏兄弟，曹丕纳袁熙妻甄氏，孔融写信给曹操说，当初武王伐纣，将妲己给了周公。曹操问典出何处，他说，以今例古，大概那时也是这样的。这份揶揄和讥嘲，如果和曹操易地而处，必觉其可恨之极。于是，曹操杀孔融，以不孝之名。
孔融的有些主张在当时确实有些惊世骇俗，比如他说母亲和儿子的关系如瓶之盛物，把物倒出来后，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也就结束了；遇到饥荒的时候，手里有点食物，如父亲是不好的宁可给别人（父母于子女无恩，胡适之亦有此论）。这些，自然都可成为他可杀的理由。
但先生提出的问题却很刁钻也很有力，他说我们可以问曹操，当初求才时说不忠不孝不要紧有才即可，为何又要以不孝的罪名杀人呢？这脸打得可谓既狠且准。
相似的有白乐天的诗“言者不如智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智者，缘何自著五千文”，用对方的话堵对方的口，最是噎人。
魏晋名士不止有孔北海的惊世骇俗，更有竹林名士的荒诞不经。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嵇康则作《难自然好学论》，说一个人如果不做事就能有饭吃，谁去读书，随便闲游就好，人之好学是由于习惯和不得已（如今想来，此语信然。任何事情，初时可因兴趣和爱好，如想得窥堂奥，必经一番艰辛，单靠兴趣是难以支撑的）。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更是“非汤武而薄周孔”，最后亦难逃司马氏的毒手，明目亦是不孝。
魏晋是崇奉礼教，以孝治天下的。为何？天位从禅让，也即巧取豪夺，若主张以忠治天下，其立脚点就不稳，办事便棘手，于是选择孝。周公辅成王，孔子述尧舜，尧舜则禅让天下，嵇康薄周孔也就是触到了司马氏的逆鳞，下场可想而知。与之相比，阮籍只是饮酒、只是穷途而哭，却能“口不臧否人物”，遂能终其天年。
魏晋名士不遵礼教，盖因彼时所奉礼教皆用以自利，其实质是亵渎了礼教，真正的老实人虽不平但无计可施，继而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反对礼教。用先生的话说，这些“其实不过是态度”，“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的。
所谓名士风流，尽有许多不得已处。至东晋陶潜，看惯了战乱沧桑，文章也便平和了，于是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