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姃湲：以臺灣觀點審視東亞殖民地史研究的過去與未來

陳姃湲：以臺灣觀點審視東亞殖民地史研究的過去與未來

中央研究院週報第1159期

陳姃湲助研究員（臺灣史研究所）

隨著近年民主化與本土化逐漸落實於臺灣社會的趨勢，在人文科學的各項學門之中，「臺灣」這一研究課題的發展也日新月異，例如各大學陸續增設以臺灣為專門領域的歷史或文學系所，吸引著年輕新血共同加入臺灣研究的行列。不僅臺灣本地如此，放眼國際學術舞台，在近年風靡各國的「東亞論述」之下，可以見到許多臺灣的研究者與研究單位，紛紛以「臺灣」為研究主題或領域參與部分跨國學術合作計劃，以期臺灣能在國際學術界獲致適當的地位。作為本土化趨勢在學術界最大受惠者的臺灣史研究，在這樣的潮流中自不例外，甚至可說體現出上述臺灣人文學界的動向，在日治時代的臺灣史研究領域尤其如此。

雖然現今的社會動向提供了東亞地區研究一個理想的環境，但是歷史學研究仍然必須建立於過去的歷史事實及其史料之上。換言之，臺灣正在尋覓國際社會中自身地位的時代需求，正與日治時期所具備的研究條件若合符節──儘管在日本帝國版圖中臺灣難免陷入被動的角色與地位，但是日治時期的臺灣，一方面確實在東亞地域曾經擁有一己的地位與關係網絡；另一方面，透過日本統治者所留下的龐大文獻資料，仍可期待再現日治時期臺灣的原貌。在本土化與全球化的時代趨勢之下，許多日治時期臺灣的研究者，其關切焦點之所以從殖民母國日本逐漸擴大至同時期的朝鮮與滿洲國，或許由上述可見一斑。

然而，若是觀察其他東亞國家的日治時代史研究，尤其是在日本學界，不難察知類似於臺灣學界一般稱之為「殖民地史」的研究手法，早在1990年代起已經逐漸受到注目──亦即橫向觀察臺灣、朝鮮、滿洲等殖民地或佔領地以及日本內地，藉此力求掌握日本帝國版圖之整體結構關聯性的「帝國史」研究。除了知名的經濟史家中村哲及山本有造等人，曾針對東亞舊殖民地進行過比較研究之外，近年來駒込武、山室信一等人，還進一步針對「帝國史」予以概念化，並積極運用於思想史或文化史等範疇裡，視整體東亞殖民地版圖為討論範圍，嘗試釐清其思想結構或相互的關聯性。

既然類似的研究方法在其他國家的學術界中已有可觀成果，那麼，臺灣學界在近幾年來才逐漸成形的「日本殖民地史」研究潮流，對於以往的「日本帝國史」研究能否突破或克服其既有的限制？或者提供不同的觀點？

駒込武曾於1999年，也就是「帝國史」研究方法正受到日本學界矚目之時，指出此一研究方法對於殖民地史研究可能有如下四點啟發：第一，使得研究者脫離過去以殖民母國日本與各殖民地兩者關係為中心的歷史觀點，如日韓關係或臺日關係，轉而透過整體日本帝國版圖的視野，得以分析帝國內部的結構性；第二，藉由脫離前述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關係模式，除了母國對殖民地的影響力之外，可以進而審視殖民地對母國是否也發揮了影響力；第三，過去帝國主義史的比較研究成果集中在經濟史範疇，新的「帝國史」研究視野則更著重政治史與文化史；第四，由此可知「日本史」、「日本人」、「日本文化」等概念範疇並非不言可喻的，而有機會進一步深思其形成與變化的歷史過程。

距離上述駒込武的發言將近十年的現在，「帝國史」的觀點與方法除了在個別的研究作品上呈現出可觀成果之外，也在某種程度上帶來殖民地研究界整體的變化。例如以日治朝鮮或日治臺灣等各殖民地為範圍的研究者之間的互動，已不再引人側目，更紛紛成立由日本史研究者、臺灣史研究者、朝鮮史研究者、中國史研究者（主要以滿洲國史為研究主題）所組合的共同研究計劃，上述的第一點可說落實於學界之中。另外，正如松田利彥在2007年所指出：「帝國史研究大體著重於思想史或文化史等歷史的「軟體」層面，更甚於政治史等「硬體」層面。」帝國史研究的中心也確實轉向至思想史與文化史。不僅如此，得力於小熊英二等人在日本史方面的助力，由殖民地重新審視日本認同意識或文化的複雜性，也在學界中普遍獲得肯定。甚至這十年來帝國史研究的興盛，或多或少影響臺灣與韓國學界認知到「殖民地史」研究的必要性，無法忽視帝國史研究的思考框架，可說由日本學界推動的「帝國史研究」，對於東亞各國的近代史研究確見其有效性。

當然，正如松田利彥等人所指出的研究範圍之偏重，對於過往十年來的日本帝國史研究，日本學界內部不斷有反省與批判的聲音，使研究者得以調整思考框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若站在臺灣觀點來重新審視，除了該彌補或補充的層面之外，尚能發現「帝國史研究」所忽視的嚴重盲點所在。此一臺灣觀點所能給予日本「帝國史研究」的調整及啟發，或許是臺灣學界「日本殖民地史」研究未來應該重視的方向。

首先，從臺灣的立場審視，不難察覺現今的「日本帝國史」研究，尤其是研究目的脫離單純的比較史，試圖尋求各殖民地之間具體歷史脈絡的「帝國史」研究，大部分是原來專攻「日本史」或「滿洲史」的研究者，各自將研究範圍擴大到「朝鮮史」或「滿洲史」，以此方式來進行的。換言之，除了極少數以單純比較方法進行的研究之外，在「帝國史」研究潮流之中似乎只有臺灣史的領域正在淡出。值得注意的是，此一現象的起因不盡然是現在的研究情況所致，例如研究者的視野片面或研究網絡不完善等。在某種程度上此一研究偏重意味著，對於日本史或滿洲史研究者而言，尋找與臺灣之間的歷史關聯性較為困難。我們不可否認在此一偏重現象的背後，尚有某種歷史事實的線索可循──亦即臺灣在日本帝國版圖中，與上述各地之間較為疏離的關係。重要的是，臺灣觀點的參與，研究者才能察覺日本帝國版圖如此的樣貌。

不僅如此，我們也應當注意「帝國史研究」原本就產生自日本史研究界之中。正如駒込武所指出，「帝國史框架」在日本史領域中不易避免其所隱藏的陷阱，亦即「臺灣史與朝鮮史容易淪為為了日本人、屬於日本人、由日本人而來的歷史研究」。雖然「帝國史研究」本身是反省過往以日本為中心的殖民地史研究，意欲將日本相對化的思考工具，然而達到此一目的必要條件，則是臺灣史或朝鮮史研究者的積極參與。如果思索日本帝國版圖中的各殖民地，儘管某些部分原本有交流或重疊，或受日本殖民統治所統合，但各地在本質上都具有不同的文化脈絡與社會結構。如此一來，只以曾接受殖民帝國日本統治為交集，嘗試結合朝鮮、臺灣、滿洲等地的歷史，恐怕會導致將日本視為歷史書寫中心的態度。

缺乏臺灣史或朝鮮史研究者的參與，「帝國史」不僅無法保證對過去帝國主義史觀的超越，反而隱藏著該史觀再現的可能性。換言之，近年臺灣學界逐漸興起的「殖民地史研究」，不僅並非日本學界潮流的複製或追步，反而基於既有歷史研究的深刻反省之上，將能提供「帝國史研究」進一步補充、彌補甚至調整的礎石。

參考文獻：

小熊英二 1998《「日本人」の境界：沖縄‧アイヌ・台湾・朝鮮植民地支配から復帰運動まで》。東京：新曜社。

山本有造 1992《日本植民地経済史研究》。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

山本有造 2006〈近代日本帝国における植民地支配の特質〉，《経済志林》73-4，頁 97-110。

山室信一 2001《思想課題としてのアジア：基軸・連鎖・投企》。東京：岩波書店。

山室信一 2003〈「国民帝国」論の射程〉，收錄於山本有造編，《帝国の研究：原理・類型・関係》。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

中村哲編 1994《東アジア資本主義の形成：比較史の視点から》。東京：青木書店。

松田利彥 2007〈近代日本植民地における「憲兵警察制度」に見る「統治様式の遷移」--朝鮮から関東州・「満洲国」へ〉，《日本研究》35，頁 469-490。

堀和生 2001〈植民地帝国日本の経済構造：1930 年代を中心に〉，《日本史研究》462，頁 2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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駒込武 2000〈コメント「帝国史」研究の射程〉，《日本史研究》452，頁 224-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