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哲学与想像的匮乏
《白鹿原》扉页上印着巴尔扎克的名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可见史诗性是陈忠实文学创作的重大追求。上个世纪80年代，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凭借《百年孤独》赢得诺贝尔文学奖，这部描写布恩地亚家族七代人传奇经历，反映拉丁美洲百年动荡历史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一时间风靡中国文坛。《百年孤独》独特的观照视角、结构框架以及叙事手法，点化了众多中国作家的创作灵感，陈忠实也是其中之一。关中平原的白鹿村，总是让人联想起加勒比海沿岸小镇马贡多。两部小说的共同点有目共睹：通过小镇或村庄折射民族或国家，通过家族史反映民族史，通过几个家族成员的纠葛表现各种政治势力的斗争，最后，努力将残酷现实与历史传说、民间故事、宗教仪式等融为一炉，在频频倒叙的讲述中铺展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我无意在此将《白鹿原》人物与《百年孤独》人物作一一对应。从军阀混战西安围城开始，鹿兆鹏与黑娃们就开始扮演各自在时代大潮中的命定角色。白鹿原中的老一代是很少走出白鹿村的，但第二代则频频穿梭在白鹿村、滋水县与西安城之间的土路上。祠堂与书院再也无法桎梏第二代远眺的目光与觉醒的追求。当白灵以死相逼成功出走，当外乡人韩裁缝悄悄进入白鹿村，当黑娃带着田小娥从将军寨归来又遁入山野落草为寇，当鹿兆海义无反顾投身军队，当白孝文由族长继承人堕落为无赖乞丐再摇身变为保安团营长，安静的白鹿村再也无法置身于时代洪流之外，相反，政党争斗与阶级矛盾的滔天巨浪，已经无可回避地盖过了家族争斗与人伦冲突的风头，成为白鹿原第二代人生故事最主要的情节推动力。
于是，西安围城之后，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暴动与军队转战，国民党推动的政党清洗与还乡复辟，以及土匪武装的抢劫报复，自然而然地相互交织，多元复合，将白鹿原裹挟进错综复杂的冲突之中，成为腥风血雨的社会的一个缩影，从此，家族史的书写就成为民族史的重要章节，家族苦难就成为民族苦难的有机部分。
由有限的几个家族成员分别代表不同的势力集团，将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放置在家族内部展开，从而能够将叙事的聚光灯牢牢对准有限的几个人物，正是陈忠实从《百年孤独》借鉴来的成功经验。从此，小说人物的命运起伏就能昭示故事主体情节的走向，宏大壮阔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就可以简化的方式表现为人物关系的离合悲欢。如兆鹏对黑娃的教育就代表共产党对土匪武装的拉拢改造，兆鹏兆海兄弟与白灵的情感纠葛，就暗示着国共两党几十年的情仇分合，白嘉轩与朱先生的日常态度，就预告着传统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对待国共两党截然不同的冷热态度。
与《百年孤独》不一样的是，写人。马尔克斯的写人技法犹如超现实主义画家，笔触抽象、夸张、变形，而陈忠实还是中规中矩的现实主义笔法，在事件中写人，在人物关系中写人，用对话写人，用细节写人，用心理活动写人。比如，写白嘉轩动用家法，气昏雪地，伐神取雨，义救黑娃，在大饥荒时挺身而出，在瘟疫肆虐时节坚持造塔镇妖，诸如此类，联系日常生活中的寻常言行，他活脱脱就是现实中的隔壁大爷，德高望重而又古道热肠，当仁不让而又固执己见。——完全是用传统手法创造的一个典型人物。
塑造第二代人物群像时则稍有变化：点的刻划让位于线的描述。即更多着眼于人物身份的变换与命运的转折。如黑娃从小到大的角色变化：逃学少年、麦客、偷情的长工、农讲所学员、农协首领、军人、首长警卫、土匪头目、囚徒、保安团营长、朱先生最后也是最得意的门生、冤死的副县长。再比如田小娥的身份变换：从乡村小秀才的女儿，到受虐待的姨太，到偷情的女子，也曾成为农民运动的积极分子，后来遭受欺凌因而堕落，变成勾引者，成为众人唾弃的下贱女子，被公公持刃击杀，屈死的她居然成为乡民眼中瘟疫的起源，一个可怕的邪神，最后像白娘子一样被镇于塔下。
如此迅速的身份与角色转换，在白鹿原第一代那儿是很难想像的。但正是因为这众多匪夷所思的命运轨迹的交织，才使得《白鹿原》可以透过一部家族史来透视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和一 个多灾多难的民族。
在追求文学史诗性的角度，很多人认为《白鹿原》是成功的，因为它较好地正视了历史的复杂性和曲折性，能够深入历史人性层面而没有局限于社会政治层面进行典型人物塑造。由此得出结论，《白鹿原》是一部具备人性深度与历史厚度的大作品。对此，我基本赞同。我觉得《白鹿原》存在的缺陷并不在于对《百年孤独》的借鉴，而在于缺乏哲学的高度与想像的广度。因而，缺乏灵魂穿透力和思想震撼力。
因为缺乏哲理的高度，《白鹿原》对历史事件的艺术处理就显得笨重，对一些重要人物如朱先生的塑造就显得单薄；因为缺乏想像的广度，对一些场景如大饥馑和大瘟疫的描述就显得铺陈不足，对一些事件如鹿三杀媳的处理显得笨拙而且小家子气。在主题意蕴上，显得既缺乏高屋建瓴的犀利，又缺乏绚烂之后的澄澈。
换句话说，无论作品书写的是怎样黑暗的故事，都应该得到哲学之光 的透照；无论作品叙述的是怎样沉重的历史，都应该张开想像的双翼。《白鹿原》在历史与人性层面的确突破甚大，可惜在哲学与想像层面，匮乏依然。
上述判断不构成对陈忠实业已取得的文学成就的否定：所有用毕业精力写作的文学家都应该受到读者的尊重。我敬重陈先生，就更应该说出自己真实想法。这不是陈忠实个人创作的缺陷，而是中国文学整体的痼疾。面对现实的泥淖，中国文学很多时候只能匍匐在地，无法展翅飞翔，原因就在于既缺乏哲学的思辨高度，更缺乏想像的自由广度。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创作观上只强调文学植根现实，忽视了文学更应回归灵魂，只强调文学描写现实的矛盾与冲突，忽视了文学更应探寻存在的诗意与价值。
我无意在此将《白鹿原》人物与《百年孤独》人物作一一对应。从军阀混战西安围城开始，鹿兆鹏与黑娃们就开始扮演各自在时代大潮中的命定角色。白鹿原中的老一代是很少走出白鹿村的，但第二代则频频穿梭在白鹿村、滋水县与西安城之间的土路上。祠堂与书院再也无法桎梏第二代远眺的目光与觉醒的追求。当白灵以死相逼成功出走，当外乡人韩裁缝悄悄进入白鹿村，当黑娃带着田小娥从将军寨归来又遁入山野落草为寇，当鹿兆海义无反顾投身军队，当白孝文由族长继承人堕落为无赖乞丐再摇身变为保安团营长，安静的白鹿村再也无法置身于时代洪流之外，相反，政党争斗与阶级矛盾的滔天巨浪，已经无可回避地盖过了家族争斗与人伦冲突的风头，成为白鹿原第二代人生故事最主要的情节推动力。
于是，西安围城之后，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暴动与军队转战，国民党推动的政党清洗与还乡复辟，以及土匪武装的抢劫报复，自然而然地相互交织，多元复合，将白鹿原裹挟进错综复杂的冲突之中，成为腥风血雨的社会的一个缩影，从此，家族史的书写就成为民族史的重要章节，家族苦难就成为民族苦难的有机部分。
由有限的几个家族成员分别代表不同的势力集团，将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放置在家族内部展开，从而能够将叙事的聚光灯牢牢对准有限的几个人物，正是陈忠实从《百年孤独》借鉴来的成功经验。从此，小说人物的命运起伏就能昭示故事主体情节的走向，宏大壮阔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就可以简化的方式表现为人物关系的离合悲欢。如兆鹏对黑娃的教育就代表共产党对土匪武装的拉拢改造，兆鹏兆海兄弟与白灵的情感纠葛，就暗示着国共两党几十年的情仇分合，白嘉轩与朱先生的日常态度，就预告着传统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对待国共两党截然不同的冷热态度。
与《百年孤独》不一样的是，写人。马尔克斯的写人技法犹如超现实主义画家，笔触抽象、夸张、变形，而陈忠实还是中规中矩的现实主义笔法，在事件中写人，在人物关系中写人，用对话写人，用细节写人，用心理活动写人。比如，写白嘉轩动用家法，气昏雪地，伐神取雨，义救黑娃，在大饥荒时挺身而出，在瘟疫肆虐时节坚持造塔镇妖，诸如此类，联系日常生活中的寻常言行，他活脱脱就是现实中的隔壁大爷，德高望重而又古道热肠，当仁不让而又固执己见。——完全是用传统手法创造的一个典型人物。
塑造第二代人物群像时则稍有变化：点的刻划让位于线的描述。即更多着眼于人物身份的变换与命运的转折。如黑娃从小到大的角色变化：逃学少年、麦客、偷情的长工、农讲所学员、农协首领、军人、首长警卫、土匪头目、囚徒、保安团营长、朱先生最后也是最得意的门生、冤死的副县长。再比如田小娥的身份变换：从乡村小秀才的女儿，到受虐待的姨太，到偷情的女子，也曾成为农民运动的积极分子，后来遭受欺凌因而堕落，变成勾引者，成为众人唾弃的下贱女子，被公公持刃击杀，屈死的她居然成为乡民眼中瘟疫的起源，一个可怕的邪神，最后像白娘子一样被镇于塔下。
如此迅速的身份与角色转换，在白鹿原第一代那儿是很难想像的。但正是因为这众多匪夷所思的命运轨迹的交织，才使得《白鹿原》可以透过一部家族史来透视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和一 个多灾多难的民族。
在追求文学史诗性的角度，很多人认为《白鹿原》是成功的，因为它较好地正视了历史的复杂性和曲折性，能够深入历史人性层面而没有局限于社会政治层面进行典型人物塑造。由此得出结论，《白鹿原》是一部具备人性深度与历史厚度的大作品。对此，我基本赞同。我觉得《白鹿原》存在的缺陷并不在于对《百年孤独》的借鉴，而在于缺乏哲学的高度与想像的广度。因而，缺乏灵魂穿透力和思想震撼力。
因为缺乏哲理的高度，《白鹿原》对历史事件的艺术处理就显得笨重，对一些重要人物如朱先生的塑造就显得单薄；因为缺乏想像的广度，对一些场景如大饥馑和大瘟疫的描述就显得铺陈不足，对一些事件如鹿三杀媳的处理显得笨拙而且小家子气。在主题意蕴上，显得既缺乏高屋建瓴的犀利，又缺乏绚烂之后的澄澈。
换句话说，无论作品书写的是怎样黑暗的故事，都应该得到哲学之光 的透照；无论作品叙述的是怎样沉重的历史，都应该张开想像的双翼。《白鹿原》在历史与人性层面的确突破甚大，可惜在哲学与想像层面，匮乏依然。
上述判断不构成对陈忠实业已取得的文学成就的否定：所有用毕业精力写作的文学家都应该受到读者的尊重。我敬重陈先生，就更应该说出自己真实想法。这不是陈忠实个人创作的缺陷，而是中国文学整体的痼疾。面对现实的泥淖，中国文学很多时候只能匍匐在地，无法展翅飞翔，原因就在于既缺乏哲学的思辨高度，更缺乏想像的自由广度。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创作观上只强调文学植根现实，忽视了文学更应回归灵魂，只强调文学描写现实的矛盾与冲突，忽视了文学更应探寻存在的诗意与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