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氏物语》中的琉璃器
原文发表于《看历史》2016年12月

璆琳、陆离、璧流离、流离、颇黎、玻瓈、玻璃、琉璃、瑠璃、料器……如此多纷繁美丽的称呼,都属于古代一种特殊的工艺:琉璃(单色或复色,透明或半透明的古代人造珠玉,非宋以后的低温彩釉)。它清澈透亮,五光十色的梦幻光泽,深深打动了今天的我们,也深深打动了古人。
汉代时中国已有不少琉璃的记载:
罽宾国……出珠玑、珊瑚、虎魄、壁琉璃。(《汉书·西域传》)、
……而璧玉、珊瑚、瑠璃咸为国之宝。(西汉·桓宽《盐铁论》)
到了魏晋南北朝,琉璃屏风、琉璃盌、琉璃树、颇黎镜等各类或具有使用价值,或纯粹装饰摆设的物件都纷纷出现。它们大多来自异域,以罕见更见珍稀。(东晋郭璞《玄中记》:“大秦国有五色颇黎,红色最贵。”大秦一般指当时的罗马帝国。)

到了海纳百川的盛唐,琉璃更是受到了空前的追捧。那条空前繁荣的丝绸之路上,来自波斯、大食等地的商人,运走了深受东罗马帝国喜爱的丝绸与瓷器,也运来了产自神秘广袤的西域玻璃、香料、珠宝。据文献记载,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波斯遣唐使曾进奉玻璃器。唐代诗人元稹(一说韦应物)《咏琉璃》“有色同寒冰,无物隔纤尘。象筵看不见,堪将对玉人。”将琉璃和中国文化根基最深最受宠爱“玉”这一材质作比拟。可见当时琉璃的受欢迎程度。唐自己烧制琉璃能达到何种工艺水平,至今很难考证。但唐法门寺中留存的作为皇家供奉器具的二十件玻璃器皿均来自早期伊斯兰文明,晶莹剔透、光彩照人,造型之精美、纹饰之独特,记录着这个国家包容万象的胸襟和气度。这也是唐僖宗献给佛祖最崇高的礼物。



这些器皿都有着鲜明早期伊斯兰风格
丝绸之路的“终点”,是偏隅一方的岛国日本。那些琉璃器皿,也伴随频繁的中日海上贸易,来到了当时的平安王朝,来到了日本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源氏物语》中。
僧都则奉赠公子金刚子数珠一串,是圣德太子从百济取得的,装在一只也是从百济来的中国式盒子里,盒子外面套着缕空花纹袋子,结着五叶松枝。又奉赠种种药品,装在绀色琉璃瓶中,结着藤花枝和樱花枝。 ——见丰子恺译《源氏物语》第五回《紫儿》 随函送来的是一只沉香木箱子,内装两个琉璃缽,一个是藏青色的,一个是白色的,里面都盛着大粒的香丸。藏青琉璃缽盖上的装饰是五叶松技,白琉璃缽盖上的装饰是白梅花技。系在两缽上的带子也都非常优美。 ——见丰子恺译《源氏物语》第三十二回《梅枝》

在《源氏物语》中使用的琉璃,一是和中国一样作为佛具。众所周知,佛教以琉璃为宝,以琉璃之光形容佛祖的德性。西方极乐世界如净琉璃一样,蓄纳着净土世界的无上光明与智慧。这种观念,随着鸠摩罗什和玄奘对佛家经典的翻译已经得到确认。所以,琉璃自然被视为供奉佛前最适宜的器物材质。此时的日本,也处于贪婪的吸收来自大唐的信仰体系佛教,并将其与自已本土神道教融合的关键时期。承继这样的传统,自是理所当然。《源氏物语》中,日本僧侣的最高长官僧都(也是紫姬的舅公),将附有藤樱的绀色(略微泛红的青蓝色)琉璃药壶赠送给了光源氏,随同附赠的还有圣德太子的遗留念珠。这一举动,从文化角度来看意味深长:来自大唐的琉璃,被视为药师琉璃光如来化身的琉璃药壶,日本精神的风物象征“藤花”与“樱花”,还有日本“和之精神”的奠基人物圣德太子——这一切,勾勒出一幅充满预兆意味,富有象征性的时代画面。画面的主旨,是日本如何接纳着主要来自唐宋的文化,然后将其融汇如本民族的精神之中。

从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出,和秘色瓷的命运截然不同,琉璃器在平安时代的日本受到了极大的欢迎。这同样属于唐物的琉璃器,在《源氏物语》中的出现是符合身份的高贵象征,而不是逐渐黯淡远去的“过去”背影。尤其是槿姬用琉璃器装香料的这一段,至今读来令人赞叹不已。槿姬是紫式部充满赞赏和钦慕的女性,除了藤壶,她是《源氏物语》中身份最高的女子(当过斋宫的一品公主),用白琉璃和白梅花映衬春天里的“梅花熏香”,用绀色琉璃和五叶松针搭配冬季的“黑方熏香”,优雅细腻的王朝韵致呼之欲出,顿时满足了源氏一贯的虚荣心,也抬高了源氏即将入宫,满怀皇后之志的明石小女公子的身价,更让其弟萤兵部卿王,一个同样以风流高雅著称的皇室亲王,击节赞叹,完全倾倒。这一幕,是《源氏物语》中最美丽风雅的篇章。


实际上,众人称赞,宛若云端的槿姬公主,在紫式部笔下本就是一个琉璃个性的人,她坚守着自己的准则和独立个性,只愿和源氏保持柏拉图般的精神恋爱关系,一生如琉璃般,若即若离,洁净高雅。这和拥有并使用“秘色瓷”的末摘花形成何等反差?


虽然很难说,《源氏物语》中的琉璃,究竟是产自伊朗等地的“蕃琉璃”,还是产自大宋,但琉璃无疑比其他中原输出物更迎合日本的审美。以至于在《落圭物语》、《荣花物语》、《宇津保物语》等几乎所有的王朝物语中,它都一再出现,几乎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舶来奢侈品。另一部平安文学的巅峰之作《枕草子》中,也认为僧都赠送给源氏的那种琉璃瓶是最可爱的事物之一。

而与此相反,虽然在唐时琉璃曾十分珍贵,但却始终是一个较为边缘化的工艺品种。虽然西周时中国便能自己制造琉璃,但工艺水准始终没有得到如陶瓷一般质的飞跃,发展十分缓慢,甚至出现过技艺的断代。中国的古代玻璃,多为低温铅钡玻璃,透明性差,不耐高温,易碎易裂;后来虽然接受了伊斯兰玻璃的技术影响,但自制玻璃的品质终究没赶上西方玻璃的透明度和耐用性,其厚重及体型程度也受到了技术的制约,本土受重视程度和普及程度远远比不上玉器和陶瓷(中国古代琉璃在制造时往往以仿效玉器为主)。随着拜占庭帝国解体,丝绸之路受到战乱动荡的影响时断时续,琉璃的进口也限制越来越多。越到后期,琉璃的地位越比不上金银器、以及较晚出现的景泰蓝、珐琅等等。 若要追究在长达三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中,为何华夏民族的工匠,总是缺乏足够的动力去改良琉璃的根本原因,大约在于,中国文化始终将追求中庸平和和谐之美作为终极目标,这种文化心态下的中国人,从整体上说,并不喜欢透明纯粹的事物,玻璃敏感不结实的“贵族”特性也很难得到认可。而日本,却因为那对“像冰一样透明的”(见芥川龙之介的遗书。这段话也被川端康成反复引用)玻璃样玉洁冰清般纯粹世界的想象,能迅速的接受并喜爱了这一文化事物。文化的选择,如此玄妙。



(部分图片来自于互联网,大部分图片出自《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卷4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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