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读书笔记
《中国哲学史•下》P493—P534
今天读了附录“原儒墨”部分，附录主要阐述了儒墨起源、儒家是否与殷商文化有关联等问题。讨论这些问题的背景是作者冯友兰先生认同儒家起源于一种职业的说法，但并不认同胡适先生等其他一些学者主张最早的儒者源于殷商的观点，另外，对墨家的起源冯友兰先生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冯先生认为，不能断定儒家与殷民族有太大关系的原因，一是没有直接能证明殷商灭亡后就有儒的原始材料，胡适先生做出儒源自殷商移民的论断，依据的是后人对殷商时期儒的描述，是不可靠的；第二则是虽然“儒”字本身有柔弱之义，但并不能就因此判断儒与当时被认为非常柔弱的殷商遗民——宋，有关系，由此推导出的儒与殷商的渊源也是不可取的。本来这种逻辑推理就不严密，更何况宋的“弱”也是完全可以证伪的命题。所以，我们至少可以说，在发现更加直接的证据之前，就目前而论，儒与殷民族有关系这个结论是不可靠的。在这个基础上，冯先生也讨论殷周文化异同的问题，他认为周礼其实也是对殷礼的传承，如要证明周礼与殷礼的独特性，必须要找到周礼中有而殷礼中没有的内容，或者反过来，找到殷礼中有而周礼中没有的内容。胡适先生认为儒源自于殷的一个依据是《墨子》提到“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而仁”，这里的“古服”指的就是殷的服装。但参照下一句的内容“子法周而不法夏，非古也”，可知公孟子的“古言服”指的是效法周朝的言论服饰，况且“古”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春秋时期社会全方位的变革必然带来服饰上的变化，而如儒家这种较为拥护传统的学派而言，他们的穿着相对于那时新奇的服饰而言，也可以算作“古”了，并不一定是指他们穿着殷的服饰。另外，冯先生还从儒与“商祝”、《易》、三年之丧、殷民族有无“悬记”、孔子是否与“殷商有密切之关系”的角度，有理有据地反驳了胡适先生的观点。从而得出了儒者最早是因为贵族政治崩坏以后，原来在官的专家、教师流落民间而来，这与胡适先生认为的是儒家源自殷商灭亡后，流落在民间的专家教师的观点并不相同。而且殷商灭亡后的专家教师其实是不会散落民间的，他们待在周给的封地上，原来为商臣，如今为周臣依旧沿袭世代官职，学依旧在官府，并不存在胡适先生所说的原来殷的遗民成为奴隶或散落民间一说。当时士的阶层，也不如我们想得那样单一。士中不但包括“知识礼乐之专家”，也包括“打仗之专家”，即士的阶层，“儒士”与“侠士”兼有。
墨家的起源，也就源自贵族政治崩坏后，原来的兵士变成了以专门替人打仗为职业的侠士。这类人有自己的团体，团体中有严密的纪律，墨家学派的架构也即是源自此。儒墨的来源不同，因此也不可要求他们互相理解了，比如儒家不讲军旅之事，瞧不上稼穑之事；而墨家刚好相反。但同时，儒墨两家也有一些共同的道德观。从本质上说，儒墨两家都是靠自己的技能吃饭，他们都很看重自己的职业，也会跟现代人一样，对失业感到焦虑、苦恼，如孟子中说“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所以，儒墨二家都强调须对自己的工作负责，对自己的雇主衷心，甚至即使雇主用士只是临时所托，但士也要依然对所受托之事竭尽全力。虽然墨家出于侠，但墨家与侠依然有所不同。首先，侠与墨本质上虽都是替人打架，但墨家更加有计谋、有筹划得多。其次，墨家不仅仅是只帮人打架，他们还有政治主张、政治诉求。最后，墨家不仅贯彻实行了侠的纪律、道德，还将这些纪律道德理论化，系统化，成为自己学说的一部分。儒家墨家的起源也都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儒墨两家都是源自贵族政治崩坏后流亡的士之阶级，不同的是儒家多来自社会上层失业之游民，墨家来自下层失业之游民。所以儒家所讲道德是社会上层的道德，墨家所倡导的理论也是下层百姓所信奉的处世哲学。
今天读了附录“原儒墨”部分，附录主要阐述了儒墨起源、儒家是否与殷商文化有关联等问题。讨论这些问题的背景是作者冯友兰先生认同儒家起源于一种职业的说法，但并不认同胡适先生等其他一些学者主张最早的儒者源于殷商的观点，另外，对墨家的起源冯友兰先生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冯先生认为，不能断定儒家与殷民族有太大关系的原因，一是没有直接能证明殷商灭亡后就有儒的原始材料，胡适先生做出儒源自殷商移民的论断，依据的是后人对殷商时期儒的描述，是不可靠的；第二则是虽然“儒”字本身有柔弱之义，但并不能就因此判断儒与当时被认为非常柔弱的殷商遗民——宋，有关系，由此推导出的儒与殷商的渊源也是不可取的。本来这种逻辑推理就不严密，更何况宋的“弱”也是完全可以证伪的命题。所以，我们至少可以说，在发现更加直接的证据之前，就目前而论，儒与殷民族有关系这个结论是不可靠的。在这个基础上，冯先生也讨论殷周文化异同的问题，他认为周礼其实也是对殷礼的传承，如要证明周礼与殷礼的独特性，必须要找到周礼中有而殷礼中没有的内容，或者反过来，找到殷礼中有而周礼中没有的内容。胡适先生认为儒源自于殷的一个依据是《墨子》提到“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而仁”，这里的“古服”指的就是殷的服装。但参照下一句的内容“子法周而不法夏，非古也”，可知公孟子的“古言服”指的是效法周朝的言论服饰，况且“古”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春秋时期社会全方位的变革必然带来服饰上的变化，而如儒家这种较为拥护传统的学派而言，他们的穿着相对于那时新奇的服饰而言，也可以算作“古”了，并不一定是指他们穿着殷的服饰。另外，冯先生还从儒与“商祝”、《易》、三年之丧、殷民族有无“悬记”、孔子是否与“殷商有密切之关系”的角度，有理有据地反驳了胡适先生的观点。从而得出了儒者最早是因为贵族政治崩坏以后，原来在官的专家、教师流落民间而来，这与胡适先生认为的是儒家源自殷商灭亡后，流落在民间的专家教师的观点并不相同。而且殷商灭亡后的专家教师其实是不会散落民间的，他们待在周给的封地上，原来为商臣，如今为周臣依旧沿袭世代官职，学依旧在官府，并不存在胡适先生所说的原来殷的遗民成为奴隶或散落民间一说。当时士的阶层，也不如我们想得那样单一。士中不但包括“知识礼乐之专家”，也包括“打仗之专家”，即士的阶层，“儒士”与“侠士”兼有。
墨家的起源，也就源自贵族政治崩坏后，原来的兵士变成了以专门替人打仗为职业的侠士。这类人有自己的团体，团体中有严密的纪律，墨家学派的架构也即是源自此。儒墨的来源不同，因此也不可要求他们互相理解了，比如儒家不讲军旅之事，瞧不上稼穑之事；而墨家刚好相反。但同时，儒墨两家也有一些共同的道德观。从本质上说，儒墨两家都是靠自己的技能吃饭，他们都很看重自己的职业，也会跟现代人一样，对失业感到焦虑、苦恼，如孟子中说“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所以，儒墨二家都强调须对自己的工作负责，对自己的雇主衷心，甚至即使雇主用士只是临时所托，但士也要依然对所受托之事竭尽全力。虽然墨家出于侠，但墨家与侠依然有所不同。首先，侠与墨本质上虽都是替人打架，但墨家更加有计谋、有筹划得多。其次，墨家不仅仅是只帮人打架，他们还有政治主张、政治诉求。最后，墨家不仅贯彻实行了侠的纪律、道德，还将这些纪律道德理论化，系统化，成为自己学说的一部分。儒家墨家的起源也都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儒墨两家都是源自贵族政治崩坏后流亡的士之阶级，不同的是儒家多来自社会上层失业之游民，墨家来自下层失业之游民。所以儒家所讲道德是社会上层的道德，墨家所倡导的理论也是下层百姓所信奉的处世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