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比下去的文艺女青年
纪录片《一个和六个》是一部拍于2006年三八妇女节当天的纪录片。导演是北师大95级影视专业毕业的学生，作为一位女性导演，她将关注对象集中在一位电梯女司机和四位文艺女青年身上，力图通过对她们各自一天生活的比较，突出电梯女司机散发出的更高的“幸福指数”。
故意强调的真实
导演之所以选择电梯女司机作为她最终奠定主题的核心人物，是因为她对于“电梯女司机”这一职业的困惑：“怎么会有这么一种职业？又怎么会有人愿意去从事这样一种职业？她们都这么年轻，为什么要选择这样无聊的职业？”在今天文津的放映现场，导演再次表达了对这位女司机的敬佩和感动之情。觉得“时隔多年再看此片，仍觉得很感动。”
《一个和六个》是我看到的独立纪录片中“底层”概念最重的一部。不是因为它把“底层”拍的很“脏乱差”，反而是因为它是在故意美化着“底层”，用一种鲜明的外来者的身份去将想象中的底层人民生活更加美化的表现出来。关键问题在于，它没有仅仅拍“底层”，甚至可以说，它根本没有很深入地拍摄“底层”，而是用一种“比较”的方式，用四个文艺女青年充满“颓废”、“消沉”感的一天生活与这位电梯女司机的生活进行比较。
影片采用真实电影的拍摄方法，突出采访者的身份和介入感，所谓“真实”是在采访对象对一个个已经设计好的问题的回答中呈现出来的。所以，支撑影片现实感的主要来源就是采访者与被访者的对话。此外，影片还对4个被采访的文艺女青年的个人资料做了详细的补充，从文字到图像到电影片段，生怕观众不知道这四个文艺女青年的与众不同之处。四位女性中有学生、有作家、有导演还有画家。她们在上课，或者在家看电脑，或者在公司跟同事闲聊，或者在798工厂的艺术画廊上班。一天的时间，对于她们生活行为的捕捉极为有限。影片对于拍摄对象的现实感呈现上也是极为有限的。很难说这是一部内容丰富的纪录片。当观众看到这四位文艺女青年的表述方式以及对待生命、幸福、死亡的态度如此雷同和消极时，这种现实感近乎成为某种压抑感。原本各自特立独行的文艺女青年们，被这样安排组合在一起，形成了某种“群像”式的生活状态。她们各自的个性在这样的剪辑下被完全消磨掉了。四个人变成了一个人。最后导演也证明，在她给她的指导老师放映此片时，被老师总结为“这四个女性其实都是你自己”。
《一个和六个》无论是在主题还是在表现风格上，都带着极为强烈的主观性色彩。这个对于纪录片来说，是个很有意思的命题。直接电影讲究创作者对于纪录现实本身的最低干预，所谓“零介入”。而真实电影则强调了创作者在帮助拍摄对象挖掘其身上更深层的真实感时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但其实无论是哪一种真实观，在表达“真实”这一感觉时，都应该围绕表现对象，而并非创作者自己。尤其是当创作者被自身所处的历史、现实以及有限的个人阅历限制住时，这种来自创作者自身的主管干预往往成为对影片所呈现的现实的最大干扰和破坏。影片并没有用足够的素材来充分表明“底层人民”的生活幸福感指数就是比文艺女青年们高。何况，这种建立在“底层”对面的“精英立场”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思想狭隘性。最可怕的是，创作者本身对这一点是不自知的。
另一种真实
影片在拍摄方式和剪辑上还是做了一定探索的。因为需要同时拍摄这几位女性的妇女节的一天生活，导演必须找到另外4个人协助拍摄。由她亲自拍摄的只有电梯女司机这一条线。女大学生是由一位男编剧拍摄完成，拍女作家的是一位美术系学生，拍女导演的是她公司的同事，拍女画家的则是她的大学室友。影片细致交代了这四组拍摄对象和拍摄者的关系。这个信息的提供是有些背离主题的，因为跟突出文艺女青年“腐化堕落”的生活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恰恰是这四组人物关系，支撑起了影片最大的真实效应。
女大学生和那位男编剧之间的关系较为紧张。男编剧的问题直接而尖锐，提问时也是生硬而冰冷。话语间透露出对女权主义以及女大学生自身性格的批判和不解。女大学生一边吃饭一边回答他的问题，最后被问的有些烦，说“你为什么总问我一些这么难以回答的问题？”而女作家与男美工师之间关系则较为缓和，女作家说话俏皮直率，男美工师多以倾听为主，谈话进行地和谐顺利。女导演和女同事之间显示出明显上下级的关系。女导演的采访被割裂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她的单人采访，一部分是她与其他朋友闲聊的场景，在这个过程中，女导演自己也拿着摄影机纪录闲聊过程。女画家与她大学室友之间关系是最放松的。女画家在镜头前表现地极为自然，对各种尖锐的问题也是欣然接受，关于女画家的生活展现在这四组人物中也是最为丰富的，信息量很足。
可以说这部纪录片在前期拍摄时一共有5名导演。两个男人和三个女人。这五个女人妇女节的一天是由他（她）们共同挖掘并纪录的。景别的选取，问题提问的方式，与拍摄对象的互动，通通携带着他（她）们各自的主观印记。导演只存在与后期剪辑中。她对于素材的选取，对于内容总量的把握，以及时长的控制，才体现了她最终的主观性。但是影片的前期拍摄，奠定了影片对于人物关系的现实性呈现。这种有趣的拍摄者对拍摄对象的互动，成为《一个和六个》最大的亮点。也是最大的真实看点。
这部影片将纪录片的一个创作规律表现地很明显：越是熟悉拍摄对象，就越能接近拍摄对象，越能挖掘出更丰富的真实信息。而那两组男性拍摄者与女性拍摄对象的互动，则为影片在女性主义思考层面上做出了拓展。可惜，导演仅仅是在无意识中保留下来这些最有意思的“真实”，她的更多精力则放在如何对比性呈现出“底层”的幸福感上。
更为八卦的看点
如果《一个和六个》准备走商业放映，一定会吸引不少人的眼球。影片除了那位电梯女司机，其余四位女性都可称为资深文艺女青年。那位女学生就是当年在北语就读英美文学的歌手田原，此外她还是多部文艺片的女猪脚。那位女作家是已经出版多部小说的作家小意，代表作是《无爱纪》，此外，她还是《小王子》、《长腿叔叔》的中文版翻译者。那位女导演则是大名鼎鼎的才女徐静蕾。而女画家本身曾经是某摇滚乐队的主唱，同时她还拥有一个在网上红极一时的博客。
影片导演通过大量的字幕、图片以及电影片段作为补充资料，对她们所取得的成就做了丰富的说明。如此突出她们的公众身份和成功者的地位，在影片中反而显出某种讽刺的意味。但于此同时，导演对于她们的名人身份还是有所区别。在关于“你第一次做爱是什么时候？”以及“你最近一次做爱是什么时候？”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上，影片仅仅收入了女作家和女画家的答案，对于那位知名女歌手以及女导演则是完全掠过，没有呈现。这种来自于创作者自身的主观性信息“筛选”，在影片中比比皆是。可见，导演自身对于这些名人的态度也是有“轻重”之分的。
纪录片的“自我反射”作用
“自我反射”是针对于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新纪录运动的一种纪录理念。主要是指创作者更大规模地介入一部纪录片的拍摄中。比如迈克摩尔的所有影片，他把拍摄影片从开始选题，前期拍摄，资料收集过程等原本由创作者在幕后完成的工作一一呈现在影片中。这种来自于创作者自身调查行为的“真实”性，大大增强了纪录片的真实感。而纪录片创作者在这种影片中所呈现的就是一种“自我反射”的效果。
而《一个和六个》的“自我反射”效果则大大暴露了创作者在后期剪辑以及主题选取甚至是个人人生观价值观的局限性。由此看来，拍摄纪录片实在是件危险的事业。因为所有的纪录片，在呈现拍摄对象的真实的同时，更多的是在呈现创作者的真实。一不留神，就可能弄得丑态百出。
故意强调的真实
导演之所以选择电梯女司机作为她最终奠定主题的核心人物，是因为她对于“电梯女司机”这一职业的困惑：“怎么会有这么一种职业？又怎么会有人愿意去从事这样一种职业？她们都这么年轻，为什么要选择这样无聊的职业？”在今天文津的放映现场，导演再次表达了对这位女司机的敬佩和感动之情。觉得“时隔多年再看此片，仍觉得很感动。”
《一个和六个》是我看到的独立纪录片中“底层”概念最重的一部。不是因为它把“底层”拍的很“脏乱差”，反而是因为它是在故意美化着“底层”，用一种鲜明的外来者的身份去将想象中的底层人民生活更加美化的表现出来。关键问题在于，它没有仅仅拍“底层”，甚至可以说，它根本没有很深入地拍摄“底层”，而是用一种“比较”的方式，用四个文艺女青年充满“颓废”、“消沉”感的一天生活与这位电梯女司机的生活进行比较。
影片采用真实电影的拍摄方法，突出采访者的身份和介入感，所谓“真实”是在采访对象对一个个已经设计好的问题的回答中呈现出来的。所以，支撑影片现实感的主要来源就是采访者与被访者的对话。此外，影片还对4个被采访的文艺女青年的个人资料做了详细的补充，从文字到图像到电影片段，生怕观众不知道这四个文艺女青年的与众不同之处。四位女性中有学生、有作家、有导演还有画家。她们在上课，或者在家看电脑，或者在公司跟同事闲聊，或者在798工厂的艺术画廊上班。一天的时间，对于她们生活行为的捕捉极为有限。影片对于拍摄对象的现实感呈现上也是极为有限的。很难说这是一部内容丰富的纪录片。当观众看到这四位文艺女青年的表述方式以及对待生命、幸福、死亡的态度如此雷同和消极时，这种现实感近乎成为某种压抑感。原本各自特立独行的文艺女青年们，被这样安排组合在一起，形成了某种“群像”式的生活状态。她们各自的个性在这样的剪辑下被完全消磨掉了。四个人变成了一个人。最后导演也证明，在她给她的指导老师放映此片时，被老师总结为“这四个女性其实都是你自己”。
《一个和六个》无论是在主题还是在表现风格上，都带着极为强烈的主观性色彩。这个对于纪录片来说，是个很有意思的命题。直接电影讲究创作者对于纪录现实本身的最低干预，所谓“零介入”。而真实电影则强调了创作者在帮助拍摄对象挖掘其身上更深层的真实感时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但其实无论是哪一种真实观，在表达“真实”这一感觉时，都应该围绕表现对象，而并非创作者自己。尤其是当创作者被自身所处的历史、现实以及有限的个人阅历限制住时，这种来自创作者自身的主管干预往往成为对影片所呈现的现实的最大干扰和破坏。影片并没有用足够的素材来充分表明“底层人民”的生活幸福感指数就是比文艺女青年们高。何况，这种建立在“底层”对面的“精英立场”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思想狭隘性。最可怕的是，创作者本身对这一点是不自知的。
另一种真实
影片在拍摄方式和剪辑上还是做了一定探索的。因为需要同时拍摄这几位女性的妇女节的一天生活，导演必须找到另外4个人协助拍摄。由她亲自拍摄的只有电梯女司机这一条线。女大学生是由一位男编剧拍摄完成，拍女作家的是一位美术系学生，拍女导演的是她公司的同事，拍女画家的则是她的大学室友。影片细致交代了这四组拍摄对象和拍摄者的关系。这个信息的提供是有些背离主题的，因为跟突出文艺女青年“腐化堕落”的生活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恰恰是这四组人物关系，支撑起了影片最大的真实效应。
女大学生和那位男编剧之间的关系较为紧张。男编剧的问题直接而尖锐，提问时也是生硬而冰冷。话语间透露出对女权主义以及女大学生自身性格的批判和不解。女大学生一边吃饭一边回答他的问题，最后被问的有些烦，说“你为什么总问我一些这么难以回答的问题？”而女作家与男美工师之间关系则较为缓和，女作家说话俏皮直率，男美工师多以倾听为主，谈话进行地和谐顺利。女导演和女同事之间显示出明显上下级的关系。女导演的采访被割裂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她的单人采访，一部分是她与其他朋友闲聊的场景，在这个过程中，女导演自己也拿着摄影机纪录闲聊过程。女画家与她大学室友之间关系是最放松的。女画家在镜头前表现地极为自然，对各种尖锐的问题也是欣然接受，关于女画家的生活展现在这四组人物中也是最为丰富的，信息量很足。
可以说这部纪录片在前期拍摄时一共有5名导演。两个男人和三个女人。这五个女人妇女节的一天是由他（她）们共同挖掘并纪录的。景别的选取，问题提问的方式，与拍摄对象的互动，通通携带着他（她）们各自的主观印记。导演只存在与后期剪辑中。她对于素材的选取，对于内容总量的把握，以及时长的控制，才体现了她最终的主观性。但是影片的前期拍摄，奠定了影片对于人物关系的现实性呈现。这种有趣的拍摄者对拍摄对象的互动，成为《一个和六个》最大的亮点。也是最大的真实看点。
这部影片将纪录片的一个创作规律表现地很明显：越是熟悉拍摄对象，就越能接近拍摄对象，越能挖掘出更丰富的真实信息。而那两组男性拍摄者与女性拍摄对象的互动，则为影片在女性主义思考层面上做出了拓展。可惜，导演仅仅是在无意识中保留下来这些最有意思的“真实”，她的更多精力则放在如何对比性呈现出“底层”的幸福感上。
更为八卦的看点
如果《一个和六个》准备走商业放映，一定会吸引不少人的眼球。影片除了那位电梯女司机，其余四位女性都可称为资深文艺女青年。那位女学生就是当年在北语就读英美文学的歌手田原，此外她还是多部文艺片的女猪脚。那位女作家是已经出版多部小说的作家小意，代表作是《无爱纪》，此外，她还是《小王子》、《长腿叔叔》的中文版翻译者。那位女导演则是大名鼎鼎的才女徐静蕾。而女画家本身曾经是某摇滚乐队的主唱，同时她还拥有一个在网上红极一时的博客。
影片导演通过大量的字幕、图片以及电影片段作为补充资料，对她们所取得的成就做了丰富的说明。如此突出她们的公众身份和成功者的地位，在影片中反而显出某种讽刺的意味。但于此同时，导演对于她们的名人身份还是有所区别。在关于“你第一次做爱是什么时候？”以及“你最近一次做爱是什么时候？”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上，影片仅仅收入了女作家和女画家的答案，对于那位知名女歌手以及女导演则是完全掠过，没有呈现。这种来自于创作者自身的主观性信息“筛选”，在影片中比比皆是。可见，导演自身对于这些名人的态度也是有“轻重”之分的。
纪录片的“自我反射”作用
“自我反射”是针对于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新纪录运动的一种纪录理念。主要是指创作者更大规模地介入一部纪录片的拍摄中。比如迈克摩尔的所有影片，他把拍摄影片从开始选题，前期拍摄，资料收集过程等原本由创作者在幕后完成的工作一一呈现在影片中。这种来自于创作者自身调查行为的“真实”性，大大增强了纪录片的真实感。而纪录片创作者在这种影片中所呈现的就是一种“自我反射”的效果。
而《一个和六个》的“自我反射”效果则大大暴露了创作者在后期剪辑以及主题选取甚至是个人人生观价值观的局限性。由此看来，拍摄纪录片实在是件危险的事业。因为所有的纪录片，在呈现拍摄对象的真实的同时，更多的是在呈现创作者的真实。一不留神，就可能弄得丑态百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