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读者来函：放过杨舒平吧，让我们来谈谈原则
题记：每个人都需要勇于表明自己的立场，勇于在争论中参与公共生活，因为当大部分人选择冷眼旁观的时候，将会是社会最容易受到弄权者和野心家摆布的时候。
请放过马里兰大学女生杨舒平吧，她早已不是这场争论的关键。
她所谓的“香甜空气”是字面意思还是另有深意的隐喻，昆明的空气有没有必要让她天天出门戴口罩、她演讲辞的内容是否体现出与优秀毕业生相称的深入思辨能力和感染力、她说这番话是由衷之言还是为了迎合想像中听众的刻板印象……这些具体问题，横看成岭侧成峰，辩论再久也不会有共识。
能产生共识的只有“原则”。一个社会能否长治久安的关键，就在于是否有一些共识性的原则加以维系。
在一部分人看来，此次事件涉及的关键原则是：中国人在国外，如何才算有尊严？爱国是不是有尊严的必要条件？怎样才算爱国？在另一部分人看来，关键原则则是：对于你所不同意、乃至厌恶的言论，该采取什么方式应对？宽容和苛责的边界又在哪里？
对原则问题没有共识，没有主次
这场风波之所以如此暴戾，正是因为在这两个关键问题上，我们都还没有找到共识。是一种缺少共识的焦虑感，让争论变得格外伤神。
关于前者，中国人在国外，一定要时时以爱国为己任吗？“爱国”意味着什么？对自己国家的批评是否就是不爱国？如果说只有适当的批评才能算作爱国，何为“适当”？“适当”的标准是反映50%以上中国人的民意吗？这又怎样才能测出来？
设想，假如发言的不是一位看上去成长顺遂的年轻姑娘，而是一位盲人，她对比中美两国残疾人服务和教育设施的差距，感慨来到美国给了她在中国几乎不可能的教育和成长机会，这算“不爱国”吗？这值得批判吗？
关于后者，就算一个人的公共言论引发部分人的不悦，或在事实上值得推敲，他/她该受到什么样的回应？被人肉搜索、家人的安全和名誉同时受到威胁，也是“活该”吗？或者，什么样的言论才值得承担这样的后果？这个标准又该由谁判定、如何判定？
大家都乐于评论都杨舒平的演讲水平和内容，却忽略了这个问题：即使她有错，该不该对她“宽容”？作为参与公共生活的一个准则，是把某个发表了不受欢迎观点的人 “批倒批臭”更重要，还是和保障个体基本的表达权更重要？
我们不仅在以上两个关键的原则问题上没有共识，更麻烦的是，这两个问题是否分主次、谁为主谁为次，没有共识。当一部分人坚持只谈第一个问题而觉得第二个问题很荒谬，而另一部分人认为在商定第二个问题之前第一个问题没有意义的时候，这场争论注定只有消耗，没有产出。
这样说不是要骑墙，假装理中客地“一碗水端平”。要求两种偏好的人都心甘情愿地各退一步，将两个问题的探讨齐头并进，这只存在于理想状态之中。共识的产生，不太可能是这样。更大的可能性是，其中一种人的偏好将占上风——不管是内部舆论机制的运作，还是外部环境的诱导所致。社会共识的形成，从来不会是不偏不倚的“公理自在人心”，而是历史的塑造与行动者争取的结果。
恰好两个阵营的人，对于自己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又有针锋相对的看法。认为“爱国”问题更重要而“言论自由”问题是在混淆视听的人，很可能认为，“言论自由”是一个根源于西方的外来意识形态，其背后是带有帝国主义原罪的国际秩序， 对手凭借这套话语体系在仍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环境中享有特权。他们深信西方自由民主的困境已经彰显了这套秩序的弊端，历史的负债将有偿还的一天，时间将站在他们这边。
而相反，认为“言论自由”才是根本价值、“爱国”只可相对而言的一派，则更多看到了国家制度环境偏向于对手，自己处于被打压的弱势一方；但他们仍然相信自己倡导的价值蕴含的无非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只要足够耐心就可以说服更多人。
杨舒平事件中两个原则优先性的争论，也反映了中国留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微妙历史处境。自清末开始有留学生以来，这个群体一度肩负着向“先进文化”取经、丰富与改良母国社会的使命。体察本国之不足、在西方国家采取虚心向学的态度，本写在“留学生”这一群体的文化基因里。但到了2017年的今天，中国在世界的地位早已不可同日而语，“留学”的属性则更多成了一项文化奢侈品。随着传媒发达，美国国内政治与社会问题更多为世人所了解，这个国家的“制度优越性”亦愈发受到质疑。
从“学习西方先进”到“为本国成就正名”
最早用“辱华”标题定性杨演讲辞的《北美留学生日报》公号，之所以能够通过在留学生群体中取得10万+的转阅，从而制造了波及全网的杨舒平事件，正反映了中国留学生文化中，“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传统逐渐向“为本国成就正名”的情绪转移，达到了一个临界点的爆发。上述两个原则问题，一个是贯穿中国自19世纪以来历史渴望“自强”的民族主义情感，另一个是与西方交流后习得的自由主义精神；原本并不见得有本质冲突的二者，在国际关系风云变幻的背景下，被人为设定为互为竞争的两极。
两个阵营的论争，还会在中国和世界关系的嬗变中继续下去。不幸的杨舒平，成为了这场绵延不绝的论争中一个引爆点——点燃引信的，是《北美留学生日报》这样精明的“舆论企业家”，他们精准地嗅到共识混沌期社会的敏感点，推波助澜，理直气壮。对于个体的伤害，他们轻佻地“深表遗憾”，却无以为戒。但我们所处的时代意味着：没有杨舒平，也会有别的人和事；没有《北美留学生日报》，也会有别的点火者。
最后，让我亮明我在这场争论中的立场——本文至今虽然尝试跳出立场分析形势，却绝不是要在两种立场之间和稀泥，说一些“两边都要考虑到”的正确的废话。我认为，杨舒平言论所表达出来的对中美两国的感情，是她个人的自由，只要她不将她的个人偏好强加于别人，则无可非议。即便她以优秀学生代表的身份发言，也没有理由认为她的个人观点会被视作其他中国学生的集体观点，她并非中国学生的民意代表。她演讲中对某些细节的描述或有夸张，但总体来说于中国现实并无硬伤。大可通过各种渠道对她批评纠正，但与观点争论无关的人身攻击、人肉搜索、乃至危及家人，比起她这番话所造成的任何误解，都更值得我们抵制和警惕。
说出我的立场，并不是指望这样就能说服不同意我的任何人。只是想说：正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原则立场的混沌期，正因为这不可能是一场速战速决的论争，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勇于表明自己的立场，勇于在争论中参与公共生活。在建构共识支柱的过程中，最大的危险不在于观点的迥异，而在于缺乏耐心和毅力——这是因为，长期的消磨会将许多原本立场清晰的人变成虚无主义的政治无感者。而当大部分人选择冷眼旁观各种政治论争的时候，也将会是整个社会最容易受到弄权者和野心家摆布的时候。那才是最危险的时候。
廖若 （在美留学生）
来源：端传媒
请放过马里兰大学女生杨舒平吧，她早已不是这场争论的关键。
她所谓的“香甜空气”是字面意思还是另有深意的隐喻，昆明的空气有没有必要让她天天出门戴口罩、她演讲辞的内容是否体现出与优秀毕业生相称的深入思辨能力和感染力、她说这番话是由衷之言还是为了迎合想像中听众的刻板印象……这些具体问题，横看成岭侧成峰，辩论再久也不会有共识。
能产生共识的只有“原则”。一个社会能否长治久安的关键，就在于是否有一些共识性的原则加以维系。
在一部分人看来，此次事件涉及的关键原则是：中国人在国外，如何才算有尊严？爱国是不是有尊严的必要条件？怎样才算爱国？在另一部分人看来，关键原则则是：对于你所不同意、乃至厌恶的言论，该采取什么方式应对？宽容和苛责的边界又在哪里？
对原则问题没有共识，没有主次
这场风波之所以如此暴戾，正是因为在这两个关键问题上，我们都还没有找到共识。是一种缺少共识的焦虑感，让争论变得格外伤神。
关于前者，中国人在国外，一定要时时以爱国为己任吗？“爱国”意味着什么？对自己国家的批评是否就是不爱国？如果说只有适当的批评才能算作爱国，何为“适当”？“适当”的标准是反映50%以上中国人的民意吗？这又怎样才能测出来？
设想，假如发言的不是一位看上去成长顺遂的年轻姑娘，而是一位盲人，她对比中美两国残疾人服务和教育设施的差距，感慨来到美国给了她在中国几乎不可能的教育和成长机会，这算“不爱国”吗？这值得批判吗？
关于后者，就算一个人的公共言论引发部分人的不悦，或在事实上值得推敲，他/她该受到什么样的回应？被人肉搜索、家人的安全和名誉同时受到威胁，也是“活该”吗？或者，什么样的言论才值得承担这样的后果？这个标准又该由谁判定、如何判定？
大家都乐于评论都杨舒平的演讲水平和内容，却忽略了这个问题：即使她有错，该不该对她“宽容”？作为参与公共生活的一个准则，是把某个发表了不受欢迎观点的人 “批倒批臭”更重要，还是和保障个体基本的表达权更重要？
我们不仅在以上两个关键的原则问题上没有共识，更麻烦的是，这两个问题是否分主次、谁为主谁为次，没有共识。当一部分人坚持只谈第一个问题而觉得第二个问题很荒谬，而另一部分人认为在商定第二个问题之前第一个问题没有意义的时候，这场争论注定只有消耗，没有产出。
这样说不是要骑墙，假装理中客地“一碗水端平”。要求两种偏好的人都心甘情愿地各退一步，将两个问题的探讨齐头并进，这只存在于理想状态之中。共识的产生，不太可能是这样。更大的可能性是，其中一种人的偏好将占上风——不管是内部舆论机制的运作，还是外部环境的诱导所致。社会共识的形成，从来不会是不偏不倚的“公理自在人心”，而是历史的塑造与行动者争取的结果。
恰好两个阵营的人，对于自己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又有针锋相对的看法。认为“爱国”问题更重要而“言论自由”问题是在混淆视听的人，很可能认为，“言论自由”是一个根源于西方的外来意识形态，其背后是带有帝国主义原罪的国际秩序， 对手凭借这套话语体系在仍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环境中享有特权。他们深信西方自由民主的困境已经彰显了这套秩序的弊端，历史的负债将有偿还的一天，时间将站在他们这边。
而相反，认为“言论自由”才是根本价值、“爱国”只可相对而言的一派，则更多看到了国家制度环境偏向于对手，自己处于被打压的弱势一方；但他们仍然相信自己倡导的价值蕴含的无非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只要足够耐心就可以说服更多人。
杨舒平事件中两个原则优先性的争论，也反映了中国留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微妙历史处境。自清末开始有留学生以来，这个群体一度肩负着向“先进文化”取经、丰富与改良母国社会的使命。体察本国之不足、在西方国家采取虚心向学的态度，本写在“留学生”这一群体的文化基因里。但到了2017年的今天，中国在世界的地位早已不可同日而语，“留学”的属性则更多成了一项文化奢侈品。随着传媒发达，美国国内政治与社会问题更多为世人所了解，这个国家的“制度优越性”亦愈发受到质疑。
从“学习西方先进”到“为本国成就正名”
最早用“辱华”标题定性杨演讲辞的《北美留学生日报》公号，之所以能够通过在留学生群体中取得10万+的转阅，从而制造了波及全网的杨舒平事件，正反映了中国留学生文化中，“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传统逐渐向“为本国成就正名”的情绪转移，达到了一个临界点的爆发。上述两个原则问题，一个是贯穿中国自19世纪以来历史渴望“自强”的民族主义情感，另一个是与西方交流后习得的自由主义精神；原本并不见得有本质冲突的二者，在国际关系风云变幻的背景下，被人为设定为互为竞争的两极。
两个阵营的论争，还会在中国和世界关系的嬗变中继续下去。不幸的杨舒平，成为了这场绵延不绝的论争中一个引爆点——点燃引信的，是《北美留学生日报》这样精明的“舆论企业家”，他们精准地嗅到共识混沌期社会的敏感点，推波助澜，理直气壮。对于个体的伤害，他们轻佻地“深表遗憾”，却无以为戒。但我们所处的时代意味着：没有杨舒平，也会有别的人和事；没有《北美留学生日报》，也会有别的点火者。
最后，让我亮明我在这场争论中的立场——本文至今虽然尝试跳出立场分析形势，却绝不是要在两种立场之间和稀泥，说一些“两边都要考虑到”的正确的废话。我认为，杨舒平言论所表达出来的对中美两国的感情，是她个人的自由，只要她不将她的个人偏好强加于别人，则无可非议。即便她以优秀学生代表的身份发言，也没有理由认为她的个人观点会被视作其他中国学生的集体观点，她并非中国学生的民意代表。她演讲中对某些细节的描述或有夸张，但总体来说于中国现实并无硬伤。大可通过各种渠道对她批评纠正，但与观点争论无关的人身攻击、人肉搜索、乃至危及家人，比起她这番话所造成的任何误解，都更值得我们抵制和警惕。
说出我的立场，并不是指望这样就能说服不同意我的任何人。只是想说：正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原则立场的混沌期，正因为这不可能是一场速战速决的论争，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勇于表明自己的立场，勇于在争论中参与公共生活。在建构共识支柱的过程中，最大的危险不在于观点的迥异，而在于缺乏耐心和毅力——这是因为，长期的消磨会将许多原本立场清晰的人变成虚无主义的政治无感者。而当大部分人选择冷眼旁观各种政治论争的时候，也将会是整个社会最容易受到弄权者和野心家摆布的时候。那才是最危险的时候。
廖若 （在美留学生）
来源：端传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