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
金铁主义说
古者有鍪而绻领以王天下者矣，其德生而不辱，予而不夺。天下不非其服，同怀其 德。当此之时，阴阳和平，风雨时节，万物蕃息。乌鹊之巢可俯而探也，禽兽可羁而从也。岂必褒衣博带，句襟委章甫哉！
古者民泽处复穴，冬日则不胜霜雪雾露，夏日则不胜暑热蚊虻；圣人乃作，为之筑土构木以为宫室，上栋下宇以蔽风雨，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伯余之初作衣也，掞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后世为之机杼胜複，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御寒。古者剡耜耜而耕，摩蜃而耨，木钩而樵，抱甀而汲，民劳而利薄，后世为诔耜鉏，斧柯而樵，桔皋而汲，民逸而利多焉，古者大川名谷冲绝道路，不通往来也，乃为窬木方版以为舟航，故地势有无得相委输。乃为靻蹻而超千里，肩荷负儋之勤也，而作为之揉轮建舆，驾马服牛，民以致远而不劳。为鸷禽猛兽之害伤人而无以禁御也，而作为之铸金锻铁，以为兵刃。猛兽不能为害。故民迫其难则求其便，困其患则造其备。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则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
古之制，婚礼不称主人，舜不告而娶，非礼也。立子以长，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礼三十而娶，文王十三而生武王，非法也。夏后氏殡于阼阶之上，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周人殡于西阶之上，此礼之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用槨，周人墙置翣，此葬之不同者也。夏后氏祭于闇，殷人祭于阳，周人祭于日出以朝，此祭之不同者也。尧《大章》，舜《九韶》，禹《大夏》，汤《大濩》，周《武象》，此乐之不同者也。故五帝异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后世，此皆因时变而制礼乐者。譬犹师旷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无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于礼乐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于中而以知榘彟之所周者也。
鲁昭公有慈母而爱之。死为之练冠，故有慈母之服。阳侯杀蓼侯而窃其夫人，故大飨废夫人之礼。先王之制，不宜则废之；未世之事，善则著之；是故礼乐未始有常也。故 圣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夫夏商之衰也，不变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袭而王。故圣人法与时变，礼与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变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
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王道缺而《诗》作；周室废、礼义坏而《春秋》作。《诗》《春秋》，学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导于世，岂若三代之盛哉！以《诗》《春秋》为古之道而贵之，又有未作《诗》《春秋》之时。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基全也。诵先王之收《诗》《书》，不若闻得其言。闻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
周公事文王也，行无专制，事无由己，身若不胜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于文王，洞洞属属，而将不能，恐失之，可谓能子矣。武 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继文王之业，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乱，诛管、蔡之罪，负扆而朝诸侯，诛赏制断，无所顾问，威动天地，声慑四海，可谓能武矣。成王既壮，周公属籍致政，北面委质而臣事之，请而后为，复而后行，无擅恣之志，无伐矜之色，可谓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变者，所以应时矣。何况乎君数易世，国数易君，人以其位达其好憎，以其威势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礼，一定之法，应时偶变，其不能中权亦明矣。
故圣人所由曰道，所为曰事。道犹金石，一调不更；事犹琴瑟，每弦改调。故法制礼义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为治也。故仁以为经，义以为纪，此万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时省其用，虽日变可也。天下岂有常法哉！当于世事，得于人理，顺于天地，祥于鬼神，则可以正治矣。
古者人醇工庞，商朴女重，是以政教易化，风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 以朴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犹无镝衔橜策錣而御馯马也。昔者，神农无制令而民从，唐虞有制令而无刑罚，夏后氏不负言，殷人誓，周人盟，逮至当今之世，忍訽而轻辱，贪得而寡羞，欲以神农之道治之，则其乱必矣。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天下高之。今之时人辞官而隐处，为乡邑之下，岂可同哉！古之兵，弓剑而已矣，槽矛无击，修戟无刺。晚世之兵，隆冲以攻，渠幨以守，连弩以射，销车以斗。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古之所以为治者，今之所以为乱也。
夫神农、伏羲，不施赏罚而民不为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废法而治民；舜执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释甲兵而制强暴。由此观之，法度者，所以论民俗而节缓急也；器械者，因时变而制宜适也。
夫圣人作法而万物制焉，贤者立礼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与远举；拘礼之人，不可使应变。耳不知清浊之分者，不可令调音；心不知治乱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独闻之耳，独见之明，然后能擅道而行矣。
夫殷变夏，周变殷，春秋变周，三代之礼不同，何古之从？大人作而弟子循，知法治所由生，则应时而变；不知法治之源，虽循古，终乱。今世之法籍与时变，礼义与俗易，为学者循先袭业，据籍守旧教，以为非此不治，是犹持方枘而周圆凿也，欲得宜适致固焉，则难矣。今儒、墨者称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时之世而弗改，是行其非也，称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尽日极虑而无益于治，劳形竭智而无补于主也。今夫图工好画鬼魅，而憎图狗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马可日见也。夫存危治乱，非智不能，道而先称古，虽愚有余。故不用之法，圣王弗行；不验之言，圣王弗听。
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日 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与成，必得和之精。故圣人之道，宽而栗，严而温，柔而直，猛而仁。太刚则折，太柔则卷，圣人正在刚柔之间，乃得道之本。积阴则沉，积阳则飞，阴阳相接，乃能成和。
夫绳之为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睎，故圣人以身体之。夫修而不横，短而不穷，直而不刚，久而不忘者，其唯绳乎！故恩推则懦，懦则不威；严推则猛，猛则不和；爱推则纵，纵则不令；刑推则虐，虐则无亲。昔者齐简公释其国家之柄而专任大臣，将相摄威擅势，私门成党，而公道不行。故使陈成田常、鸱夷子皮得成其难，使吕氏绝祀而陈氏有国者，此柔懦所生也。郑子阳刚毅而好罚，其于罚也，执而无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诛，则因猘狗之惊以杀子阳，此刚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见柔懦者侵，则矜为刚毅；见刚毅者亡，则矜为柔懦；此本无主于中，而见闻舛驰于外者也，故终身而无所定趋。譬犹不知音者之歌也，浊之则 郁而无转，清之则燋而不讴。及至韩娥、秦青、薛谈之讴，侯同、曼声之歌，愤于志，积于内，盈而发音，则莫不比于律而和于人心，何则？中有本主以定清浊，不受于外而自为仪表也。今夫盲者行于道，人谓之左则左，谓之右则右，遇君子则易道，遇小人则陷沟壑，何则？目无以接物也。故魏两用楼翟、吴起而亡西河，湣王专用淖齿而死于东庙，无术以御之也。文王两用吕望、召公奭而王，楚庄王专任孙叔敖而霸，有术以御之也。
夫弦歌鼓舞以为乐，盘旋揖让以修礼，厚葬久丧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也。趋舍人异，各有晓心。故是非有处，得其处则无非，失其处则无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户、奇肱、修股之民，是非各异，习俗相反。君臣上、下、夫妇、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譬若斤斧椎凿 之各有所施也。
禹之对以五音听治，县钟鼓磬铎，置鞀，以待四方之士，为号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谕寡人以义者击钟，告寡人以事者振铎，谕寡人以忧者击磐，有狱讼者摇鞀。”当此之时，一馈而十起，一沐而三捉发，以劳天下之民，此而不能达善效忠者，则才不足也。秦之时，高为台榭，大为苑囿，远为驰道，铸金人，发适戍，入刍稾，头会箕赋，输于少府。丁壮丈夫，西至临洮狄道，东至会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飞狐阳原，道路死人以沟量。当此之时，忠谏者谓之不祥，而道仁义者谓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继绝，举天下之大义，身自奋袂执锐，以为百姓请命于皇天。当此之时，于下雄俊豪英，暴露于野泽，前蒙矢石而后堕谿壑，出百死而给一生，以争天下之权，奋武厉诚，以决一旦之命。当此之时，丰衣博带而道儒墨者，以为不肖。逮至暴乱已胜，海内大定，继文之业，立武之功，履天子之图籍，造刘氏之貌冠，总邹鲁之儒墨，通行圣之遗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旋，撞大钟，击鸣鼓，奏《咸池》，扬干戚。当此之时，有立武者见疑。一世之间，而文武代为雌雄，有时而用也。今世之为武者则非文也，为文者则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时世之用也。此见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极之广大也。故东面而望，不见西墙；南面而视，不睹北方。唯无所响者，则无所不通。
国之所以存者，道德也；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尧无百户之郭，舜无置锥之地，以有天下。禹无十人之众，汤无七里之分，以王诸侯。文王处岐周之间也，地方不过百里，而立为天子者，有王道也。夏桀、殷纣之盛也，人迹所至，舟车所通，莫不为郡县，然而身死人手，而为天下笑者，有亡形也。故圣人见化以观其征。德有盛衰，风先萌焉。故得王道者，虽小必大；有亡形者，虽成必败。夫夏之将亡，太史令终古先奔于商，三年而桀乃亡。殷之将败也，太史令向艺先归文王， 期年而纣乃亡。故圣人之见存亡之迹、成败之际也，非待鸣条之野、甲子之日也。今谓强者胜则度地计众，富者利则量粟称金。若此，则千乘之君无不霸王者，而万乘之国无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惷妇皆能论之。
赵襄子以晋阳之城霸，智伯以三晋之地擒，湣王以大齐亡，田单以即墨有功。故国之亡也，虽大不足恃；道之行也，虽小不可轻。由此观之，存在得道，而不在于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于小也。《诗》云：“乃眷西顾，此惟与宅。”言去殷而迁于周也。故乱国之君，务广其地而不务仁义，务高其位而不务道德，是释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囚于焦门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杀汤于夏台。纣居于宣室而不反其过，而悔不诛文王于羑里。二君处强大势位，修仁义之道，汤武救罪之不给，何谋之敢当？若上乱三光之明，下失万民之心，虽微汤武，孰弗能夺也？今不审其在己者，而反备之于人，天下 非一汤武也，杀一人则必有继之者也。且汤武之所以处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纣之所以处强大而见夺者，以其无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益己之所以夺，是趋亡之道也。
武王克殷，欲筑宫于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险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则天下纳其贡职者迴也；使我有暴乱之行，则天下之伐我难矣。”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夺也，周公可谓能持满矣。
昔者，《周书》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权也。”此存亡之术也。唯圣人为能知权。言而必信，期而必当，天下之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尾生与妇人期而死之。直而证父，信而溺死，虽有直信，孰能责之？夫三军矫命，过之大者也。秦穆公兴兵袭郑，过周而东。郑贾人弦高将西贩牛，道遇秦师于周、郑之间，乃矫郑伯之命，犒以十二牛，宾秦师而却之，以存郑国。故事有所至，信反为过，诞反为功。何谓失礼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战于阴陵，潘尪、养由基、黄衰微、公孙丙相与篡之，恭王惧而失体，黄衰微举足蹴其体，恭王乃觉，怒其失礼，夺体而起，四大夫载而行。昔苍吾绕娶妻而美，以让兄，此所谓忠爱而不可行者也。是故圣人论事之局曲直，与之屈伸偃仰，无常仪表，时屈时伸。卑弱柔如蒲苇，非摄夺也；刚强猛毅，志厉青云，非本矜也，以乘时应变也。
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礼也。至其迫于患也，则举足蹴其体，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礼不足以难之也。孝子之事亲，和颜卑体，奉带运履。至其溺也，则捽其发而拯，非敢骄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则捽父，祝则名君，势不得不然也，此权之所设也。故孔子曰：“可以共学矣，而未可以适道也。可与适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与权。”权者，圣人之所独见也。故忤而后合者，谓之知权；合而后舛者，谓之不知权。不知权者，善反丑也。故礼者，实之华而伪 之文也，方于卒迫穷遽之中也，则无所用矣。是故圣人以文交于世，而以实从事于宜，不结于一迹之涂，凝滞而不化，是故败事小而成事多，号令行于天下而莫之能非矣。
猩猩知往而不知来，干鹄知来而不知往，此修短之分也。昔者苌弘，周室之执数者也。天地之气，日月之行，风雨之变，律历之数，无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车裂而死。苏秦，匹夫徒步之人也，靻蹻嬴盖，经营万乘之主，服诺诸侯，然不自免于车裂之患。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义，陆地之朝者三十二国，然而身死国亡，子孙无类。大夫种辅翼越王勾践，而为之报怨雪耻，擒夫差之身，开地数千里，然而身伏属镂而死。此皆达于治乱之机，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苌弘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苏秦知权谋而不知祸福，徐偃王知仁义而不知时，大夫种知忠而不知谋。圣人则不然，论世而为之事，权事而为之谋，是以舒之天下而不窕，内之寻常而不塞。使天下荒乱，礼义绝，纲纪废，强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主无差，贵贱无序，甲胄生虮虱，燕雀处帷幄，而兵不休息，而乃始服属臾之貌、恭俭之礼，则必灭抑而不能兴矣。天下安宁，政教和平，百姓肃睦，上下相亲，而乃始立气矜，奋勇力，则必不免于有司之法矣。是故圣者，能阴能阳，能弱能强，随时而动静，因资而立功，物动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变，化则为之象，运则为之应。是以终身行而无所困。
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为而难成者，有难成而易败者，所谓可行而不可言者，趋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伪诈也；易为而难成者，事也；难成而易败者，名也。此四策者，圣人之所独见而留意也。誳寸而伸尺，圣人为之；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周公有杀弟之累，齐桓公有争国之名，然而周人以义补缺，桓公以功灭丑，而皆为贤。今以人之小过，揜其大美，则天下无圣王贤相矣。故目中有疵，不害于视，不可的也。喉中有病，无害于息，不可凿也。 河上之丘冢，不可胜数，犹之为易也。水激兴波，高下相临，差以寻常，犹之为平。昔者曹子为鲁将兵，三战不胜，亡地千里。使曹子计不顾后，足不旋踵，刎颈于陈中，则终身为破军擒将矣。然而曹子不羞其败，耻死而无功，柯之盟，揄三尺之刃，造桓公之胸，三战所亡，一朝而反之，勇闻于天下，功立于鲁国。管仲辅公子纠而不能遂，不可谓智；遁逃奔走，不死其难，不可谓勇；束缚，桎梏，不讳其耻，不可谓贞。当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然而管仲免于累绁之中，立齐国之政，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躯，不顾后图，岂有此霸功哉？
今人君论其臣也，不计其大功，总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则失贤之数也。故人有厚德，无间其小节，而有大誉，无疵其小故。夫牛蹄之涔不能生鳣鲔，而蜂房不容鹄卵，小形不足以包大体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诚其大略是也，虽有小过，不足以为累，若其大略非也，虽有闾里之行，未足大举。夫颜 喙聚，梁父之大盗也，而为齐忠臣。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而为文侯师。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宁其危，解其患。景阳淫酒，被发而御于妇人，威服诸侯。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灭者，其略得也。季襄、陈仲子立节抗行，不入湾君之朝，不食乱世之食，遂饿而死。不能存亡接绝者何？小节伸而大略屈。故小谨者无成功，訾行者不容于众；体大者节疏，蹠距者举远。
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过亨，利贞。”言人莫不有过，而不欲其大也。
淮南子--氾论训注解原文翻译淮南子--氾论训注解原文翻译
夫尧、舜、汤、武，世主之隆也；齐桓、晋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尧有不慈之名，舜有卑父之谤，汤、武有放弑之事，五伯有暴乱之谋。是故君子不责备于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责。求于一人则任以人力，自修则以道德。责人以人力，易偿也；自修以道德，难为也。难为则行高矣，易偿则求澹矣。夫夏 后氏之璜，不能无考；明月之珠，不能无颣；然而天下宝之者何也？其小恶不足妨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修，而求得其贤乎天下，则难矣。
夫百里奚之饭牛，伊尹之负鼎，太公之鼓刀，宁戚之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众人见其位之卑贱，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以为不肖。及其为天子三公，而立为诸侯贤相，乃始信于异众也。夫发于鼎俎之间，出于屠酤之肆，解于累绁之中，兴于牛颔之下，洗之以汤沐，祓之以爟火，立之于本朝之上，倚之于三公之位，内不惭于国家，外不愧于诸侯，符势有以内合。故未有功而知其贤者，尧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贤者，市人之知舜也。为是释度数而求之于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何则？能效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
夫物之相类者，世主之所乱惑也；嫌疑肖象者，众人之所眩耀。故狠者类知而非知，愚者类仁而非仁，戆者类勇而非勇。使人之 相去也，若玉之与石，美之与恶，则论人易矣。夫乱人者，芎之与藁本也，蛇床之与糜芜也，此皆相似者。故剑工惑剑之似莫邪者，唯欧冶能名其种；玉工眩玉之似碧卢者，唯猗顿不失其情；暗主乱于奸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圣人能见微以知明。故蛇举首尺，而修短可知也；象见其牙，而大小可论也；薛烛庸子见若狐甲于剑，而利钝识矣；臾儿易牙，淄渑之水合者，尝一哈水而甘苦知矣。故圣人之论贤也，见其一行而贤不肖分矣。孔子辞廪丘，终不盗刀钩；许由让天子，终不利封侯。故未尝的而不敢握火者，见其有所烧也；未尝伤而不敢握刃者，见其有所害也。由此观之，见者可以论未发也，而观小节可以知大体矣。故论人之道，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施，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贫则观其所不取。视其更难以知其勇，动以喜乐以观其守，委以财货以论其仁，振以恐惧以知其节，则人情备矣。
古之善赏者，费少而劝众；善罚者，刑省而奸禁；善予者，用约而为德；善取者，人多而无怨。赵襄子围于晋阳，罢围而赏有功者五人，高赫为赏首。左右曰：“晋阳之难，赫无大功，今为赏首何也？”襄子曰：“晋阳之围，寡人社稷危，国家殆，群臣无不有骄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礼”，故赏一人，而天下为忠之臣者莫不终忠于其君，此赏少而劝善者众也。齐威王设大鼎于庭中，而数无盐令曰：“子之誉日闻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芜，仓廪虚，囹圄实，予以奸事我者也。”乃烹之。齐以此三十二岁道路不拾遗。此刑省奸禁者也，秦穆公出游而车败，右服失马，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阳，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骏马之肉，而不还饮酒者，伤人。吾恐其伤汝等。”遍饮而去之。处一年，与晋惠公为韩之战。晋师围穆公之车，梁由靡扣穆公之骖，获之。食马肉者三百余人皆出死为穆公战于车下，遂克晋，虏惠公以归。此用约而为德者也。齐桓公将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重罪者出犀甲一朝，有轻罪者赎以金分，讼而不胜者出一束箭。百姓皆说，乃矫箭为矢，铸金而为刃，以伐不义而征无道，遂霸天下，此入多而无怨者也。故圣人因民之所喜而劝善，因民之所恶而禁奸，故赏一人而天下誉之，罚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赏不费，至刑不滥。孔子诛少正卯，而鲁国之邪塞；子产诛邓析，而郑国之奸禁；以近喻远，以小知大也。故圣人守约而治广者，此之谓也。
天下莫易于为善，而莫难于为不善也。所谓为善者，静而无为也。所谓为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适情辞余，无所诱惑，循性保真，无变于己。故曰为善易。越城郭，逾险塞，奸符节，盗管金，篡弑矫诬，非人之性也，故曰为不善难。今之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于刑戮之患者，由嗜欲无厌，不循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天下县官法曰：“发墓者诛，窃盗者刑。”此 执政之所司也。夫法令网其奸邪，勒率随其踪迹，无愚夫意妇皆知为奸之无脱也，犯禁之不得免也。然而不材子不胜其欲，蒙死亡之罪，而被刑戮之羞，然而立秋之后，司寇之徒继踵于门，而死市之人血流于路。何则？惑于财利之得而蔽于死亡之患也。夫今陈卒设兵，两军相当，将施令曰：“斩首拜爵，而屈挠者要斩！”然而队阶之卒皆不能前遂斩首之功，而后被要斩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祸福之接，不可不审也。
事或欲之，适足以失之；或避之，适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风者，波至而自投于水。非不贪生而畏死也，惑于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欲，亦犹此也。齐人有盗金者，当市繁之时，至掇而走，勒问其故曰：“而盗金于市中，何也？”对曰：“吾不见人，徒见金耳。”志所欲则忘其为矣。是故圣人审动静之变，而适受与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节。夫动静得，则患弗过也；受与适，则罪弗累也；好憎理，则忧弗近也；喜怒节，则怨弗犯也。故达道之人，不苟得，不让福，其有弗弃，非其有弗索，常满而不溢，恒虚而易足。今夫霤水足以溢壶榼，而江河不能实漏巵。故人心犹是也。自当以道术度量，食充虚，衣御寒，则足以养七尺之形矣。若无道术度量而以自俭约，则万乘之势不足以为尊，天下之富不足以为乐矣。孙叔敖三去令尹而无忧色，爵禄不能累也。荆佽非两蛟夹绕其船而志不动，怪物不能惊也。圣人心平志易，精神内守，物莫足以惑之。
夫醉者，俯入城门，以为七尺之闺也；超江淮，以为寻常之沟也，酒浊其神也。怯者，夜见立表，以为鬼也；见寝石，以为虎也；惧揜其气也。又况无天地之怪物乎？夫雌雄相接，阴阳相薄，羽者为刍，毛者为驹犊，柔者为皮肉，坚者为齿角，人弗怪也。水生蚘蜃，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久血为燐，人弗怪也。山出枭阳，水生罔象，木生毕方，井生坟羊，人怪之，闻见鲜而识物浅也，天下之怪物，圣人之所独见；利害之反复，知者之所独明达也。
同异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见不可布于海内，闻不可明于百姓。是故因鬼神擎祥而为之立禁，总形推类而为之变象。何以知其然也？世俗言曰：“飨大高者而彘为上牲，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戏以刃者太祖軵其肘，枕户橉而卧者鬼神蹠其首。”此皆不著于法令，而圣人之所不口传也。夫飨大高而彘为上牲者，非彘能贤于野兽麋鹿也，而神明独飨之，何也？以为彘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裘不可以藏者，非能具绨绵曼帛温暖于身也。世以为裘者难得贵贾之物也，而不可传于后世，无益于死者，而足以养生，故因其资以詟之。相戏以刃，太祖軵其肘者，夫以刃相戏，必为过失，过失相伤，其患必大，无涉血之仇争忿斗，而以小事自内于刑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枕户橉而卧，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玄化，则不待户牖之行。若循虚而出入，则亦无能履也。夫户牖者，风气之所从往来，而风气者，阴阳相捔角也，离者必病，故托鬼神以伸诫之也。凡此之属，皆不可胜著于书策竹帛而藏于官府者也，故以祥明之，为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声其教，所由来者远矣。而愚者以为祥，而狠者以为非，唯有道者能通其志。
今世之祭井灶门户箕帚臼杵者，非以其神为能飨之也，恃赖其德，烦苦之无已也。是故以时见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太山。赤地三年而不绝流，泽及百里而润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故马免人于难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以大车为荐。牛马有功犹不可忘，又况人乎！此圣人所以重仁袭恩。故炎帝于火，死而为灶；禹劳天下，死而为社；后稷作稼穑，列而为稷；羿除天下之害，死而为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
北楚有任侠者，其子孙数谏而止之，不听也，县有贼，大搜其庐，事果发觉，夜惊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为之战，得 免而遂反，语其子曰：“汝数止吾为侠，今有难，果赖而免身，而谏我，不可用也。”知所以免于难，而不知所以无难。论事如此，岂不惑哉？
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于以复嫁易。”其子听父之计，窃而藏之。若公知其盗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计。知为出藏财，而不知藏财所以出也。为论如此，岂不勃哉！
今夫僦载者，救一车之任，极一牛之力，为轴之折也，有如辕轴其上以为造，不知轴辕之趣轴折也。楚王之佩玦而逐菟，为走而破其玦也，因佩两玦以为之豫，两玦相触，破乃逾疾。乱国之治，有似于此。
夫鸱目大而眎不若鼠，蚈足众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不若小，众不若少者。及至夫强之弱，弱之强，危之安，存之亡也，非圣人，孰能观之？大小尊卑，未足以论也，唯道之在者。
夫鸱目大而眎不若鼠，蚈足众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不若小，众不若少者。及至夫强之弱，弱之强，危之安，存之亡也，非圣人，孰能观之？大小尊卑，未足以论也，唯道之在者为贵。何以明之？天子处于效亭，则九卿趋，大夫走，坐者伏，倚者齐。当此之时，明堂太庙，悬冠解剑，缓带而寝。非郊亭大而庙堂狭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之贵也，非特天子之为尊也，所在而众仰之。夫蛰虫鹊巢，皆向天一者，至和在焉尔。帝者诚能包禀道，合至和，则禽兽草木莫不被其泽矣，而况兆民乎！
《君宪救国论》（三篇）
上篇
客有问于虎公曰：民国成立，迄今四年，赖大总统之力，削平内乱，捍御外侮，国以安宁，民以苏息，自兹以往，整理内政，十年或二十年，中国或可以谋富谋强，与列强并立于世界乎？
虎公曰：唯唯否否，不然！由今之道，不思所以改弦而更张之，欲为强国无望也，欲为富国无望也，欲为立宪国，亦无望也，终归于亡国而已矣！
客曰：何以故？
虎公曰：此共和之弊也！中国国民好名而不务实，辛亥之役，必欲逼成共和，中国自此无救亡之策矣！
客曰：何谓强国无望？
虎公曰：“共和国民习于平等自由之说，影响于一切政治，而以军事为最重。军事教育，绝对服从，极重阶级。德意志、日本之军队，节制谨严，故能称雄于世；而法、美等国则不然，能富而不能强。此无他，一为君主，一为共和故也。法、美既然，他共和国更不必论。故共和必无强国，已成世界之通例。然法、美有国民教育，尚有对于国家主义之义务心，可以维持而统一之，故对外虽不能强，对内犹不为乱。若中国人民，程度甚低，当君
主时代，当兵者常语曰：“食皇家饷，为皇家出力耳”。今虽去有形之皇家，代以无形之国家，彼不知国家为何物，无可指实，以维系其心。其所恃为维系者，统驭者之感情与威力有以羁制之而已。此其为力，固已至弱，况又有自由平等之说浸润灌输，以摇撼此羁制之力，时时防其涣散溃决，于是羁驭之术愈益困苦。从前南方军队，大将听命于偏裨，偏裨听命于士卒，遇事有以会议公决行之者，目者讥为共和兵。北方军队，虽无此弊，然欲其绝对服从，闻令即行，不辞艰远，亦不能也。故民国之兵，求其不为内乱足矣。不为内乱，而且能平内乱，蔑以加矣，尚何对外称强之足言乎？彼俄、日二国者，君主国也，强国也。我以一共和国处此两大国之间，左右皆敌，兵力又复如此，一遇外交谈判，绝无丝毫后援，欲国不亡，不可得也。故曰：强国无望也。
客曰：何谓富国无望？
虎公曰：法、美皆富，独谓中国不能，人不信也。然法，美所以致富者，其休养生息数十百年，无外侮内乱以扰之耳。富国之道，全恃实业，实业所最惧者，莫如军事之扰乱。金融稍一挫伤，即非数年所能恢复。我国二年以来，各方面之秩序略复旧观，唯实业现象，求如前清末年十分之五而不可得，盖无力者已遭损失，无求再兴；有力者惧其复乱，不敢轻试。以二次革命之例推之，此后国中竞争大总统之战乱，必致数年一次。战乱愈多，工
商愈困，实业不振，富从何来？墨西哥亦共和国也，变乱频仍，未闻能富，盖其程度与中国同，皆非法、美可比。故曰：富国无望也。
客曰：何谓欲为立宪国无望？
虎公曰：共和政治，必须多数人民有普通之常德常识，于是以人民为主体，而所谓大总统行政官者，乃人民所付托以治公共事业之机关耳，今日举甲，明日举乙，皆无不可，所变者治国之政策耳，无所谓安危治乱问题也。中国程度何能言此？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骤与专制君主相离而入于共和，则以为此后无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其枭桀者，则以为人人可为大总统，即我亦应享此权利，选举不可得，则举兵以争之耳，二次革命其明证也。加以君主乍去，中央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无论谁为元首，欲求统一行政，国内治安，除用专制，别无他策。故共和伊始，凡昔日主张立宪者，无不反而主张专制。今总统制实行矣，虽有《约法》及各会议机关，似亦近于立宪，然而立宪者其形式，专制者其精神也。议者或又病其不能完全立宪，不知近四年中，设非政府采用专制精神，则中国欲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故一言以蔽之曰：中国之共和，非专制不能治也。变词言之，即曰：中国之共和，非立宪所能治也。因立宪不足以治共和，故共和决不能成立宪；盖立宪者，国家百年之大计，欲求教育、实业、军事等各事之发达，道固无逾于此。然其效非仓卒所可期。至速之期，亦必十年二十年，行之愈久，效力愈大，欧洲各国之强盛，皆以此也。然观今日之中国，举国之人，人人皆知大乱在后，不敢思索将来之事，得日过日，以求苟安，为官吏者人怀五日京兆之心，谨慎之人，循例供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其贪狡者，狗偷鼠窃，以裕私囊，图为他日避乱租界之计。文人政客，间发高论，诋毁时流，而其心则正与若辈相同，己无所得，遂有忮求之心，非真志士也；为元首者，任期不过数年，久者不过连任，最久不过终身，将来继任者何人乎？其人以何方法而取此地位乎？与彼竞争者若干人，彼能安于其位否乎？其对国家之政策，与我为异为同，能继续不变乎？一概无从预测。以如此之时势，即令元首为盖世英才，欲为国家立百年大计，确定立宪政治，然俯视些前，则泄泄沓沓，谁与赞襄？后顾将来，则渺渺茫茫，谁为继续？所谓百年大计，又乌从树立耶？故不得已退而求维持现状之法，用人行政，一切皆以此旨行之，但使对内不至及身而乱，对外不至及身而亡，已为中国之贤大总统矣。即令醉心宪政者，处其地位，恐亦同此心理，同此手法，无术更进一步也。故昔之立宪党人，今皆沉默无言，不为要求宪政之举；盖亦知以立宪救共和，究非根本解决之计，无计可施，惟有委心任运，听国势之浮沉而已。当有贤大总统之时，而举国上下，全是苟安心理，即已如此，设一日元首非贤，则并维持现状而不能，且并保全一己之地位而不能，惟有分崩离析，将前此惨淡经营之成绩，一举而扫荡无遗，以终归于亡国一途而已矣，尚何百年大计之足论乎？故曰：欲为立宪国无望也。
客曰：如子所言，强国无望，富国无望，欲为立宪国亦无望，诚哉、除亡国无他途矣！然岂遂无救亡之术乎？
虎公曰：平言之，则富强、立宪之无望，皆由于共和；串言之，则富强无望，由于立宪无望，立宪无望，由于共和！今欲救亡，先去共和！何以故？盖欲求富强，先求立宪，欲求立宪，先求君主故也。
客曰：何谓欲求富强，先求立宪？
虎公曰：富强者，国家之目的也；立宪者，达此目的之方法也。不用立宪之方法，以谋富强，古之英主，固亦有之，如汉武，唐太之俦是也。然而人存则政举，人亡则政息。中国数千年中，岂无圣帝明王，然其治绩武功，今日安在哉？各国古代历史，亦岂无特出之英豪，成一时之伟业？然其不忽焉而灭者，又有几人也！惟其有人亡政息之弊，不能使一富不可复贫，一强不可复弱，故自一时论之，虽觉小有兴衰，而自其立国之始终论之，实为永不进步。欧洲各国立国之久，虽不及我中国，然亦皆千年或数百年，前此并未闻西方有许多强国者，何也？其时彼未立宪，不能为继续之强盛也。日本与我邻者千年．前此亦未闻如许之强盛者，何也？其时彼亦未立宪，不能为继续之强盛也。惟一至近年，忽有立宪政体之发明，欧洲列国行之，而列国大盛，日本行之，而日本大盛。我中国所猝遇而辄败者，皆富强之国也，又皆立宪之国也，岂不怪哉！然而不足怪也，不立宪而欲其国之富与强，固不可得，既立宪而欲其国之不富不强，亦不可得也。此言虽奇，理实至常。盖国家所最痛且最危险者，莫如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惟有宪政一立，则人存政举，人亡而政亦举，有前进，无后退，有由贫而富，由富而愈富，断无由富而反贫者也；有由弱而强，由强而愈强，断无由强而反弱者也。人亡而政不息，其效果必至于此。今之德皇非威廉第一，德相非毕士麻克也。而德不因人亡而政息，乃反日盛者，宪政为之也。今之日皇非明治天皇，日相非伊藤博文、桂太郎也，而日不因人亡而政息，乃反日盛者，宪政为之也。由此言之，宪政功用之奇而且大，可以了然矣。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以外之行动，人事有变，而法制不变；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国家有此一定之法制以为之主体，则政府永远有善政而无恶政，病民者日见其少，利民者日见其多，国中一切事业，皆得自然发达，逐年递进，循此以至于无穷，欲国之不富不强，乌可得乎？故人莫不羡富强，而在立宪国则富强实为易事，此非大言而实至理也。虽然，富强甚易，立宪甚难，谋国者难莫难于立宪之初，易莫易于立宪之后。初立宪时，官吏狃于故习，士民惮于更张，阻力至多，进行至苦，譬之火车搁之于轨道之外，欲其移转尺寸，用力至多，费时至久，或仍无效；及幸而推入轨道，则机轮一转，瞬息千里矣。我国人无虑富强之难也，惟虑立宪之难已耳。立宪之后，自然富强，故曰：欲求富强，先求立宪者此也。
客曰：何谓欲求立宪，先求君主？
虎公曰：法、美皆为共和，亦复皆行宪政，则于中国共和国体之下，实行宪政，胡不可者？而必谓改为君主乃能立宪，此说无乃不经？然试问法、美人民有举兵以争大总统之事乎？人人知其无也。又试问何以彼无而我有乎？此人民程度不及法、美之明证也。惟其如此，故非如今日专制之共和，无术可以定乱。夫宪政者，求治之具也，乃中国将来竞争大总统之战乱，不知已于何时？后来之事，思之胆寒，方备乱之不遑，而何有于致治？故非先除此竞争元首之弊，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计惟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孟子言定战国之乱曰：“定于一”，予言定中国之乱亦曰：“定于一”，彼所谓一者，列国并为一统；予所谓一者，元首有一定之人也。元首有一定之人，则国内更无竞争之余地，国本既立，人心乃安。拨乱之后，始言致治，然后立宪乃可得言也。世必有疑改为君主之后，未必遂成立宪者；予以为不改君主则已，一改君主，势必迫成立宪。共和之世，人人尽怀苟安。知立宪亦不能免将来之大乱，故亦放任而不为谋；改为君主以后，全国人民又思望治，要求立宪之声，必将群起，在上者亦知所处地位，不与共和元首相同，且其君位非由帝制递禅而来，乃由共和变易而成者，非将宪政实行，无以为收拾人心之具，亦不能不应人民之要求也。且既以君主为国本，举国上下，必思安定国本之法，则除立宪又无他术。在上者为子孙万年之计，必图措之至安，若用人行政，犹恃独裁，斯皇室易为怨府，其道至危；欲求上安皇室，下慰民情之计，皆必以宪政为归。故自此而言之，非君主不能发生宪政；自彼而言之，又非宪政不能维持君主也。若谓立宪之制，君主不负责任，必非开创君主所能甘，是则终无立宪之望。不知凡为英主，必其眼光至远，魄力至大，自知以专制之主，而树功德于民，无论若何丰功伟烈，终有人亡政息之一日；不如确立宪政，使人存政举者，人亡而政亦举，所造于国家者较大也。威廉第一、明治天皇，乃德、日二国之开创英主也。二国今日之富强，人人知为二君之赐。然二君之有大功于国家，为世界之圣君者，并非因其谋富谋强，乃因其能立宪也。以二君之英特，即不立宪，亦未必不可称雄于一时，然欲其身后之德意志、日本仍能强盛如故，此则决不可得之数矣。故二君之功，非人存政举之功，乃人亡而政亦举之功。二国之富强，乃其立宪自然之结果。若仅以富强为二君之功，是犹论其细而遗其大，论其末而遗其本也。夫以专制行专制，适以疾国；以专制行立宪，乃以利国，所谓事半而功倍者也。德、日二君，其初亦专制君主也，不负责任，亦非所甘也。乃彼即以创立宪政为其责任，挟专制之权以推行宪政，故其宪政之确立至速，其国家之进步至猛，非仅其高识毅力以必成宪政为归，且亦善利用其专制权力，有以迫促宪政之速成也。故以专制之权，成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之极好机会。中国数千年来，政体皆为专制，以致积弱至此。设于此时有英主出，确立宪政，以与世界各国争衡，实空前绝后之大事业，中国之威廉第一、明治天皇也。予不云乎，难莫难于立宪之初，易莫易于立宪之后。创宪政者，如以人力扛火车，使入于轨道，其事至难，守宪政者，如以机器驱火车，使行于轨道，其事较易。故非盖世英主，不能手创宪政。各国君主不知凡几，而威廉第一、明治天皇二人独传，可见守宪政之君主易得，创宪政之君主难得也。然即有雄才而非处于君主之地位，亦不足以望也。故曰：欲求宪政，先求君主者，此也。
客曰：予言备矣，能简括其意以相示乎？
虎公曰：非立宪不足以救国家，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救亡之策，富强之本，皆在此矣。
中篇
客曰：子言以君主立宪救国，其理诚韪矣。然今日中国改易君主与仍旧共和，两相比较，实有事实利害问题，并有与此关连之诸问题，为子言所未及者，愿一一贡其所疑，以求解释可乎？
虎公曰：可，愿闻其说。
客曰：子言中国将来必有竞争大总统之战乱，在何时乎？
虎公曰：今中国四万万人赖以生存托命者，唯大总统一人；各国所倚以维持亚东和平及其均势之局者，亦唯大总统一人。以一人系一国之安危及各邦之动静者，无如此时；则国家命运至危极险，亦无如此时。以四万万人之福，得大总统寿考康宁，则其在位一日，中国必可苟安一日，此可断言者也。假使大总统身有不预，一二旬不能视事，斯时海内震动，乱象已成，金融恐慌，商贾停市，各地人民纷纷逃窜，各方军队纷纷动摇，各国兵舰布满海口，欧美报纸，一日数电，举国戒严，风云满天下矣。其所以致此纷扰者，则以无一定嗣位之人故也。
客曰：现在《约法》所定，金匮所藏，将来于候补三人中选举其一，元首一定，乱机或可稍泯乎？
虎公曰：未也！今中国之人，除大总统外，若尚有一人焉，信望隆于全国，势力布于全国，则海内人人皆知他日继任之大总统，必此人也。即此一人，已足以维系人心，不至于乱，一至彼时，一次投票，国已大定矣。无论《约法》定为何种，选举结果皆同，自由选举亦属此人，而他人无望也。限制三人之选举，亦属此人，而作陪之二人无望也。《约法》所定，金匮所藏，议会所举，皆其形式耳。今唯无此完全之人，故成一至窘之难题。《约法》所定办法，亦此窘题所发生之文字耳。然试一询立法者之意，何不定为自由投票，而必定为限制投票？咎者必曰：“本无一定适当之人，则几于人人可举，不以稍优者数人限制之，恐其举一非宜之人，以害国家故也。”又试一询之：“既限制矣，乃又并举三人，若云稍存选举者之自由，使有择别之余地乎？然既限制，已夺其自由矣。何为不限制一人，而限制三人也？”咎者必又曰：“本无一资格最高之人，不得已于资格稍次者择三人焉，以勉充其选。三人者资格又略相等，无从舍二而取一也。”立法者之理由，虽有千言万语，总之，实际理由仅有一焉，曰：无唯一适当之人是也。因无一人，故拟三人，名为三人，实无一人。夫人之资格势力，果能统一全国，为继任之大总统否，此事实问题，非法律所能解决者也。国中果有此人与否，尤为事实问题，非法律所能解决者也。今中国无适当之继任大总统，乃事实上无可解决之问题，而欲以法律之空文勉强解决之，如何而能有效也？将来此《约法》能否实行，及勉强实行时，其与彼时事实如何抵触窒碍之处，非予所能预知。所能预知者，但决其无效而已矣。
客曰：然则彼时乱象究竟如何？中国前途又将如何？子能预测乎？
虎公曰：乱世以兵为先。无论何种德望学识，一至彼时，均不足为资格，唯有兵权乃为资格。然使兵力仅足迫压议会之文士，而无统一全国军事之势力，则虽被选，仍无效也。诸将资格等夷，彼此不能相下，军人、游士又从而挑拨推排，以求他日之富贵，终必兵戎相见，相与角逐于中原。加以海外革党乘之，依附清皇室之宗社一派亦乘之，凡有可以利用之资格者，无不有人拥戴，以为竞争之具，其为谁何，予不欲明指其姓氏也。屈指默计，必在十派以上，有非得大总统不可者，有己身不可必得，然决不愿居谁某之下者。此联彼抗，纷扰复杂，海内鼎沸，不可终日。有野心之外国，乃乘此时纵横于各派之间，挑拨拥戴以助其乱，于是愈益扰攘不可收拾。各国又皆带甲戒严，不肯让一国之独占，远东问题，亦有破坏各国和平之价值。其时中国之一片土，仅为本国人之战场乎？抑兼为外国人之战场乎？此不可知者也。其变乱状况，或有不可思议，万非今日所能料及者，亦不可知。然其结果，不外二端：一曰各国瓜分，一曰各国代平内乱。瓜分，固为亡国，不待言也；即代平内乱，亦为亡国。何也？他国代平内乱之后，必择一可为朝鲜李王之人，以为中国君主。其人为前清皇帝乎？前清皇族中之一乎？海外革命党之魁乎？皆不可知，然皆不过傀儡。所有内政权、外交权、财权、兵权，一概掌于外人之手，所有路矿实业诸政，亦尽属于他人，国家亦已亡矣。其所以必择一可为朝鲜李王者，不仅他国取其便利于己，且非有心慕李王之人与人预约，将举国权利概以授诸外人，因以得外国之助力，先已无自取得君主之资格也。其办法必以与人联邦，外交全归人办，一以他国之名义行之，国际上已无中华国之名称。以国家实际言之，则已全亡；以国家名义言之，已亡一半，亡其对外者，而存其对内者，以欺我愚昧之国民。此其第一步也。第二步必令此甘为李王者，于取得君位之后，全仿朝鲜办法，与人立一合邦条约，将中国并入他人国内，并此君主而亦废之，此人迁居他国，仍可授以爵位虚衔，彼时即令其人反抗，亦不能也，而况本欲牺牲一国以利一身者乎？至此则中国之名称，即对于国中，亦已完全消灭，于是乃为断送干净。此其第二步也。其所以必改共和为君主者，取其自即位之始，以至亡国之终，可以一人始终办理，不必更易他人，其为亡国之机械，最为简单便利，决不采共和制度以滋纷议也。此时本国人民对于国家之存亡，以及共和、君主问题，并无发言之余地，一听客之所为。而向来号称共和主义者，全反论调，谓非君主不可。盖自辛亥以来，革党之主共和，不过为扑满地步，此后则视何者可攫权利即主张之，共和、君主，救国亡国，皆无不可，本无所谓主义也。世之书生，犹以为彼辈迷信共和，确有主义，真可谓大愚不灵者矣。故中国之共和，无论如何，终必废弃，我不自改，人必为我改之。不过由我自改，即我之所以自救，由人代改，即人之所以亡我。今人民对于国家，颇有任其自生自灭之态，则亦唯预备瓜分后，或李王卖国后，为他国之奴隶而已矣。
客曰；此言闻之，令人骇痛。子之欲改为君主者，亦欲避彼时之乱也。然大总统继任之时，有此变乱，君主继位之时，独无此变乱乎？
虎公曰：是不可以相比也。彼时未必遂无谋乱之徒，然与共和之乱大异。盖共和改选之时，国中本无定主，有野心者固乘机生心，即爱国之士，亦苦于无可维持，莫知所措。好乱者固倡乱，即不好乱者，亦不得不附乱，不附乱即无所附。此乱象之所以大也。若改为君主，则有当然嗣位之人，其维系人心不俟其即位之日，一旦有变，爱国者孰不知此为国家危险之时，则所并力以图之者，唯有拥嗣主以安然即位之一策耳，大总统之名义有竞争，君主之名义无竞争。竞争大总统，不为罪恶，竞争君主，乃为大逆，谁敢尝试此者？此即定于一之效也。共和改选之时，群起而争大总统，所以全体皆乱，君主嗣位之时。决无群起而争君主之怪事，故亦即无全体皆乱之怪事。即有乱者，不过反对君主之一部分人耳。故继任之大总统敌多，而嗣位之君主敌少。此其不同者一也。反对君主者，如醉心共和之人，或利用共和名义以作乱之人，此种人岂必嗣主即位时始有之，即初改君主时必已有之；又岂必改君主时始有之，即今日为共和时代固已有之。一自国体变更，共和之旗帜必起。嗣主即位之初，彼辈必以为最良机会，此不待言者也。然彼方之反抗力增加，此方之抵御力亦必增加。开国诸臣，其于皇室皆有利害共同之势，其精神奋发，团结必较今日有加，嗣主即位之初，功臣旧人分掌内外，势力遍于朝野，其力足以拥卫旧主者，岂不足以拥卫嗣主？小有变乱，不足平也。故继任之大总统，敌多助步；继位之君主，敌少而助多。此其不同者二也。若虑元勋旧臣不能屈事嗣主，此亦必无之事。大总统之所以有竞争者，因无一人资格、势力高出全国之上，彼此皆有比较资格、比较势力之心，故争端因之以起。若嗣位之君主，无须别有所谓资格、势力，即此血统关系，已无自发生他人比较之心。当时将相，资格虽高，不能屈于他人者，独可屈于嗣主，旧时恩德，既起其感激报称之忱，己身勋名，复增其利害共同之念，则群以事旧主者事嗣主而己矣。此有一事可以例之，前清左宗棠之平定回疆也，恃刘松山为大将，独统一军。刘松山没，继统无人，用其偏裨，则其余不肯相下，分为数军，则兵力必薄。刘锦堂为松山犹子，一无战绩之少年也，左宗棠拨之，继统其军，一军皆服。未必其聪明才力遂出诸将之上也，其天然资格，无人与之比较耳。故继任之大总统，以有比较而起竞争，继位之君主，以无比较而免竞争。比较不生，自然归一，此其不同者三也。第一次之守成，无以异乎开创，若无贤主嗣位，亦极危险。然予不云乎，君主欲立大功，无过于确立宪政，首开创者有然，半开创者亦然。而创立宪政之难，莫如最初，行之渐久，事亦渐易。嗣主即位之始，如宪政既已确立也，则其功名事业，只得求之宪政之外，如战胜敌国之类是也；如尚未确立也，则开创者行其最难，守成者行其次难，循其旧规，使之确定，亦为不世出之贤主矣。世界潮流，日趋于新，断无由新反旧之理，即国中舆论之向背，终必操诸新人。开创之主既以宪政收拾天下之人心，有嗣主之资格者，但令其平日之言论丰采，注意维新，则海内人民群以动色相慰，以为他日君临天下，必能使吾侪始终为立宪国之国民。即此已足维系人心，巩固国本。一旦嗣位，薄海人士，一则追念旧恩，藉谋酬报，一则欢迎新泽，群起讴歌，天下所归，尚何变乱之足虑乎？故继任之大总统，仍须以专制弭一时之乱，继位之君主，则能以立宪弭永久之乱，此其不同者四也。有此四者，故君主嗣位之时，决无如大总统继任时之变乱也。
下篇
客曰；子言以君主立宪救国，于君主之利害，既详言之矣，至言立宪，则应研究之问题亦甚多。自前清末年，以至民国，国中未尝不行立宪，而弊端百出，为世所诟病者，其故何欤？
虎公曰：前清立宪之权，操于清室，然清室之所谓立宪，非立宪也，不过悬立宪之虚名，以召革命之实祸而已。前清光绪季年，皇室危机已著，排满革命之言，充满全国，及立宪党崛起，发挥主义，实际进行，适大总统方掌军机，知清室自救之方，无过于立宪者，即以此为其最大方针，隐然为全国立宪党之魁，挟毅力以实行，虽仅有造端，而海内思望郅治。最初立宪党之势力，远不及革命党，及立宪有望，人心遂复思慕和平，冀此事之成立。革命党之势力，因此一落千丈。使清室真能立宪，则辛亥革命之事，可以断其必无；盖立宪则皇族政治无自发生故也，乃天祸中国，大总统之计划未行，而朝局以变，漳滨归隐之后，立宪党失主持之中坚，而与宪政极端反对之皇族政治以生，一面悬立宪之假名，为消极之对付；一面与皇族以实柄，为积极之进行，二者皆所以创造革命也。皇族怙权弄法，贿赂公行，凡其所为，无一不与宪政相反，人民请开国会，无效也，人民请废皇族内阁，无效也。立宪党政策不行，失信用于全国，于是革命党代之而起，滔滔进行，所至无阻。当时识者早已知之，立宪党由盛而衰，革命党由衰而盛，即清皇室存亡之所由分也。果也，武昌一呼，全国响应，军队为其主力，而各省咨议局议员和之，议员中以立宪党为多，至此亦不能不赞成革命矣！清室直至此时，始去皇族内阁，颁布《十九信条》，亦既晚矣，不可及矣！故终清之世，并未成立宪法，更无宪政利弊之可言，仅设资政院咨议局等以为之基，然以皇族所为，无异命之为革命之机关。西儒有言：“假立宪，必成真革命”，清室乃欲以假立宪欺民，焉得而不颠仆？大总统当时奏对，即言“不立宪即革命，二者必居其一”，果哉此言，不求其中而竟中也！至今顽固之徒，或曾附和皇族之徒，或曾附和皇族之徒，有谓前清之亡，亡于立宪者，是欲以皇族之罪加于立宪党，立宪党不任受也。故谓皇族不愿立宪，致酿革命之祸，则可耳；谓立宪不便皇族，致酿革命之祸，则其理何自而通乎？故予谓清室所谓立宪，非立宪也，不过悬立宪之虚名，召革命之实祸而已。
客曰：清室之事则然矣，民国元、二年中有《约法》、有内阁，有议会，似亦实行宪政，然国会之力万能，政府动皆违法，叫嚣纷扰，举国骚然，此种宪政，设令长存，国家亦岂有不亡之理？今子犹谈宪政，国人已觉闻此名词而生戒惧，是亦不可以已乎？
虎公曰：民国立宪之权，操于民党，民党之所谓立宪，亦非立宪也，不过借立宪之手法，以达革命之目的而已。予于民国元、二年中，每遇革命党人，与之论政，亦多谓非用专制不能统一者，是明知中国程度决不能行极端之民权，乃所议《约法》辄与相反，是明知之而故违之也。果何故欤？且即以初次《约法》而论，其施行于南京政府时代者，尚在情理之中，因参议院将移北方，乃临时加入内阁等制，及种种限制政府条文。及至后来，国会即据此以束缚政府之一切行动，又何故欤？岂真心醉共和，欲行程度极高之宪政乎？非也，不过欲以此削减政府之权力，使之不能统一全国，以为彼等革命之预备耳。合前后而观之，自南京政府取消之日起，以至湖口起事之日止，一切行为，皆此目的耳。不知者谓此为彼等立宪之宗旨，其知者谓此为彼等革命之手法。人并未欲立宪，而但欲革命，而我乃以立宪诬之，并以此诬宪政，不亦冤乎！若云里面虽为革命手法，表面仍为立宪宗旨，究竟不能不谓为立宪，且不能不谓立宪之足以酿乱；不知此又非立宪之咎，而共和之咎也！设非共和，何能借口民权，定成此种《约法》；又何能以一国《约法》，全由民党任意而成？更何能即借《约法》以预备革命，为竞争大总统之地乎？议者不咎根本之共和，而咎枝叶之宪政，是不知本之论也。予尝谓中国之共和，非专制不可，由此以谈，尚何宪法、约法之足言乎？议初次《约法》者，亦非不知此义，不过知之而故为之耳。故予谓民党所谓立宪，亦非立宪也，不过借立宪之手法，以达革命之目的而已，其功用与清室之立宪正同，所异者清室为他人预备革自己之命，民党为自己预备革他人之命而已。
客曰：然则子所谓立宪，不与前清及民国同乎？
虎公曰：然！予以为他日之君主立宪，有二要义焉：一曰正当，所以矫民国之弊也；二曰诚实，所以矫前清之弊也。
客曰：所谓正当者何也？
虎公曰：“民国初次《约法》，即使民党非为革命预备，而以理想定，此亦不可以实行。故将来改为君主，所宜取法者，唯世界各君主国耳。以世界君主国宪政派别而论，可以为代表者三：一曰英国，二曰普鲁士，三曰日本国。英国为世界立宪之母国，宪政基础，立之将近千年，人民程度至高，世界无与为比。国会成立，其年至远，无论何等重大事件，皆随时由国会以普通法律定之，故至今无特别宪法，且有并无法律而以习惯行之者，故学者谓英之宪法为不成文宪法。国会权力，几于万能，君主特一虚名之代表，名为君主，实则共和，以虚君共和之名词施之实为至安。国为君主，而宪法全由国会议成，此世界所无者也。至于普鲁士，则因人民革命以求立宪，君主乃召集议会，提出宪法草案，使议决之，故其宪法之成，成于君主与国会，民权远不及英矣。至于日本，则为钦定宪法，未经国会承认，据宪法以开国会，民权更不及普矣。以中国程度而论，决不能取法英国。非仅我国为然，世界君主国，未有敢效英者也。我国改为君主以后，其宪法宜取法普、日之间。日本君主，二千余年一姓相承，故称万世一系皇室，历史甲于全球。且其立宪之成，半由于人民之要求，半由于皇室
之远识，故能以钦定宪法行之，此非他国君主所能仿效者。中国承革命共和之后，民智大开，过于当时之日本，而君主之资格又不及其久远，若用钦定之法，未必能餍人民之心，故宜采普鲁士之法，略变通之，由君主提出，由议会承认议决，成立宪法之手续，以此为最适宜。至于宪法之内容，如紧急命令权、非常财政处分权之类，则可采法日本。君主既有大权，又无蔑视民权之弊，施之今日中国，实为至宜。故予欲舍英国而取普、日之间，盖以此为最正当也。
客曰：将来宪法之内容，可以预议乎？
虎公曰：其详未可骤论。普、日宪法具在，亦更无容缕述。一言以蔽之，不仅非民国初次《约法》，且非前清《十九信条》而已。夫人民权利、国会权限等普通条件，为各国所同，有当然载入中国宪法者，皆不必论，唯略取其当论者论之。以民国初宪《约法》而论，参议院之权甚重，而大总统之权甚轻，内阁更无论矣。大总统除接受外国大使、公使并颁给勋章荣典外，几无事不须参议院之同意，如宣战、媾和、缔结条约、制定官制官规之类是也。最奇者，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亦须同意。此虽法、美及英皆所不及，断非将来君主宪法所能采用者也。以前清《十九信条》而论，宜非共和《约法》之比矣。然清室当可用立宪以弭革命之时，则吝不肯与，及革命既起，又急无所择，将不必与、不可与之权利而并与之，如宪法起草由资政院，宪法改正属于国会，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海陆军之对内使用应依国会议决之特别条件，此外不得调遣，国际条约经国会议决追认，官制官规以法律定之之类皆是也。其程度殆已追及英国，且又过之。此本为资政院所要求，不过彼时国民革命心理之表证，凡此等类，皆未
能行于今日之中国，亦非将来君主宪法所能采用者也。民国初次《约法》及前清《十九信条》，其内容既多不能采用，则所采用者乃以普鲁士、日本两宪法合参而酌取之，以求合于我国程度。而成立宪法之手续，则取法普鲁士而略变通之，以求合于我国时势。盖宪政但能实行，即程度稍低，亦可为富强之国，普、日即以此种宪法而强，是其明证，无取乎高谈法理也。中国能如普、日，亦已足矣，此予之所谓正当也。
客曰：子所谓正当既闻之矣，所谓诚实者何也？
虎公曰：治国所最忌者莫如欺民。人民分之则愚，合之则智，不可以欺者也。前清不肯以权利与民，而又不敢不言立宪，故以假立宪欺之，遂遭革命之祸。前车之鉴，至为显然。盖中国此时人民程度本不甚高，与以适宜之权利，并不至遂嫌其少，唯行之以欺，则必失败。他日君主立宪，人民之权利，国会之权限，所得几何，非今日所能预定。然有一至要之言曰：宁可少与，不可欺民。盖人民他日若嫌权利之少，不过进而要求加多，政府察其
程度果进，不妨稍与之，免成反抗之祸。若以为尚未可与，则亦必以正当理由宣告国中，苟能诚心为国家计，断无不为人民所谅者。故少与权利，尚不足为祸害。若夫视作具文，并无实行之意，则人民以为欺己，即怨毒之所由生，无论以何种敷衍之手法及强大之压力济之，终必溃裂。故诚实为立宪最重要之义。诚实之法亦甚简单，即如议决法律，议决预算，乃国会必有之权，既令其议决矣。若又行政自行政，法律自法律，财政自财政，预算自预算，彼此不顾，两不相关，此万万不可者也。若因所议法律、预
算本多理想，难于实行，则莫如说明窒碍之理由，令其复议，甚至解散议会，再召集而议决之，皆无不可。若视为无关事实，任其议多议少，是则有蔑视议会之心，断不可也。若曰各国本有实行法律、预算之道，中国本无实行法律、预算之道，则万万无此情理。各国立宪之初，亦不知经几何波折，而后终竟实行。故能行与否，视有诚心实力贯之否耳！法律、预算其一端也，政府命令亦其一端也。此外各事，大皆类此，总求议会所决，政府所颁，有一字即有一字之效力，乃为宪政实行。然此言事之甚易，行之甚难。故予谓难莫难于立宪之初，即指此类而言。然欲树宪政，终非经过此途不能到达，若畏难而中阻，必致革命之祸。人民虽愚，终不
可欺。故曰；宁可少与，不可欺民。此予之所谓诚实者也。
客曰：正当则国安，诚实则民信，前清与民国之弊皆可扫除矣。以此而行君主立宪，中国之福也，予虽愚蒙，敢不从教。
于是虎公之言既竟，客乃欣然而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