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镜重圆

Photo by 黄小贰

苗苗坐在阶梯教室的最后一排，看着身穿裘皮大衣的光头老师，神色飞扬地讲哲学讲艺术，下面的法国同学默契地接过老师的笑话，会心一笑，和谐融洽。苗苗似懂非懂、断断续续地听，脑袋里突然浮现出八岁时的一个场景，她趴在学校的走廊栏杆上，学同桌用上海话念一篇叫《捉鱼》的课文。

说同桌是苗苗的上海话启蒙老师，是不为过的。苗苗听到的第一句上海普通话，就来自这位同桌。

她对苗苗说，你后面那个女生很妖的，你记牢不要睬她。苗苗似懂非懂，什么叫很妖，记牢是记什么，为什么我要踩她，踩到她了会怎样……？

同桌为了巩固和苗苗的友谊，提出教她上海话。每到课间就拉着苗苗去栏杆上，一字一句地，用上海话念语文课文给她听，让苗苗复述。有时候碰到自己也翻译不出的词句，就解释说，我们不这样讲。苗苗认真点头，对同桌，她感激敬佩，无以言表。

然而年少的友谊，免不了磕磕绊绊。

几周之后，同桌对于苗苗开始和后桌女同学一起去上厕所的举动，终于忍无可忍了。她说，我让你不要睬她，你为什么要睬她，以后再也不教你说上海话了。苗苗嘴笨口拙，无从反驳。

同桌的这番话，让苗苗终于知道同桌是要自己“不要睬她”并不是“不要踩她”，也给苗苗上了人生交往的第一课。她心里五味杂陈，但是八岁的年纪，还不足以给她能力消化这里面的道理。

十几年后，苗苗身处满是新面孔的大学课堂，想起年少时的这一幕，方才参透那遥远一课的人生智慧。

那是成人世界的法则在孩童间的映射。是一个外来人，进入新环境的必经之路——学会那群人的言谈方式，被强者要求站队或盲从，尝试和弱者保持距离，懂得没有无缘无故的施舍与帮助，然后变成他们中的一员，对新的外来者，重复同样的必经之路。

对于苗苗的爸爸妈妈来说，学会上海方言，自然是更难的一件事情。他们从苗苗的嘴里学一点，从买来的上海话磁带学一点，从说浦东话的房东嘴里学一点，从广播里的滑稽王小毛学一点，从公交车司机的数落里学一点。慢慢知道了洗澡叫打浴，钱叫钞票，下车叫捂粗，等等此类。

他们学起上海话来，比苗苗慢很多很多。慢的原因，大概是他们需要比苗苗，摆脱更多过往的言谈举止，放下更多的亲朋老友，用更赴汤蹈火的气魄，适应新的身份，摸清新世界的节奏规律。

相比之下，苗苗的自我认同就容易多了，到小学毕业的时候，她已经可以流畅地用上海话和同学交流了，也和他们一起，送往迎来了许多转学生。同桌并没有因为那次争吵而真的孤立她，两个人反而在一次次小矛小盾里变成了好朋友。只是让同桌始终不解和恼怒的是，在每次有新转学生来到的时候，苗苗总要比班里其他人多伸出些橄榄枝，分摊多一些的情谊给这些外来者。大概因为苗苗曾经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了解他们独自站在操场边上的寂寞和不安。

转眼上初中，在入学前的军训中，苗苗结识了新的小伙伴。

两人在花坛乘凉的时候，苗苗捉住了一只小飞虫，用上海话对新朋友说，你看这只虫子呀。新朋友说，我们不说“虫子”，我们只说“虫”。苗苗感激新朋友的提醒，却一时间好像回到了和小学同桌的第一次争吵，意识到自己永远成为不了她们口中的“我们”。苗苗对上海话的向往和学习，在这一刻停滞退缩。

长大的过程中，常有别人问起她是哪里人，苗苗总是絮絮叨叨，我是8岁来到上海，老家是徐州。然后对方会说，哦那基本就是上海人了。她又连忙解释，不不不，我是徐州人。

高中时，家乡来了爸爸妈妈旧时的挚友，是曾经抱着苗苗拍照的叔叔阿姨。苗苗放下功课前去作陪，席间叔叔阿姨讲了许多家乡的人和事，她全都不知晓不记得，甚至连叔叔阿姨的乡音，其中很多词句都让苗苗感到陌生迷茫——所以，自己也不是徐州人了对么？上海话没有学成归来，连徐州话也落了个半吊子。以后再有人问我是哪里人，要怎么回答呢？

苗苗心里认定，语言这件事，永远是一个屏障。它保护在其中的人，给他们安全感，同时把外面的人隔离开来，人和人的关系拉近，微笑也好拥抱也罢，都及不上一句方言的力量。而自己已经流落在所有方言的屏障之外了，在上海如此，在巴黎也是如此。

异国生活一长，人难免会怀念家乡的味道。苗苗最怀念的，除了妈妈做的菜，竟然是上海清晨的粢饭团。突然意识到这点，苗苗心里小鹿乱撞。原来自己早就是上海人了，从每天早上的一个粢饭团开始；原来自己也早就是巴黎人了，从每天早上的一杯咖啡开始。所谓方言外语，也许并不是上海或者巴黎给自己的屏障，而是自己出于敏感和自我保护，把上海和巴黎推开的借口。

成人世界是很复杂，但同桌不也磕磕绊绊地接受了自己么，裘皮大衣不也在相遇时和自己问好了吗。新的环境是很难融入，但自己不也早就习惯吃粢饭团，习惯了每天一杯咖啡么。

上海和巴黎，其实从来未曾抗拒过她。他们都怀着最大限度的耐心等着苗苗，他们对苗苗说，小姑娘，你慢慢来，我们在这里等你喔。

想到这里，苗苗和这个世界，恩怨消解，破镜重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