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学，在古代是以日后作官为目的的长时间远行！
核心提示：宋代游士们主要是通过学习知识，为以后做官显达创造条件。宋代各地教育发展是不平衡的，京城和江南地区的教育程度远高于其他地区，所以各学生都愿意游学于教育发达地区。同时，在宋代相对稳定的社会条件和交通条件下，儒士们通过游学可以学到在本地学不到的知识，结识一些本地见不到的名师硕儒，为以后的援引提携创造有利条件。因此，京都及江南一带，成为众多游学之士汇聚的中心，官学和民间私学的游学都普遍流行。
本文摘自：贵州民族学院民族文化学院，作者：李荔萃，原题：《试析宋代游学的文化影响》
一、前言
宋朝建国于公元960年，于公元1279年被元朝所灭亡，分为北宋（公元960-公元1127年）、南宋（公元1127-公元1279年）前后两个阶段。其长达300余年的历史时期，实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历程中一个重要的变革阶段。从宋代王朝的国力上看，虽然缺乏像汉、唐王朝那样强盛、恢宏、开拓的盛世气派，而以守内虚外“积贫积弱”的国势让世人非议。但其较为稳定的政治统治，甚为繁荣的经济状况，以及深厚而丰富的文化积累和成就，使宋代在中国历史上都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无怪乎一些日本学者把宋代文化称之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期”〔1〕。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评价是建立在对中国封建时代文化整体性把握的基础之上的。宋代的教育事业在唐代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不少方面都有进一步发展和新的提高：官学教育进一步完善，除了中央官学外，地方官学更普遍地建立；私学教育始终不衰，名师硕儒讲学于民间，成绩卓著；书院制度勃兴，形成中国封建社会独具特色的教育组织形式。两宋时期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方法等多方面的重大变革，同时又出现了胡瑗、二程、张载、王安石、朱熹、陆九渊等一大批有影响的教育家和实践家，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教育宝库，在中国古代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游学〔2〕是中国古代比较常见的一种教学方式，游学可分为教师周游讲学和学生出外游学两种。纵观历史，尽管历代对游学的政策不同，但游学现象在先秦到清朝的历代史料中均有所记载。孔子、孟子、荀子等大教育家都曾在周游列国中教育学生。战国时期的权臣养士，士人游学以结党盛行一时。西汉司马迁“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3〕。西汉经学家郑玄也是“游学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兖、豫之地”〔4〕。对一些教育家或各大学派的教育家来说，周游讲学是他们传播其教育目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的方式之一。对于一般百姓之家来说，游学成为他们使子弟做官显达的重要途径之一。如西汉丞相陈平，少时家贫，“独与兄伯居，伯常耕田，纵平使游学”〔5〕。从史料来看，游学在春秋时期到战国时期就开始盛行，此后各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游学的现象。
宋代是一个重文的时代，游学则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一种讲学和求学方式。北宋在部分时期对游学是禁止的，但并未杜绝游学现象，南宋时期，游学又大量出现。〔6〕宋朝统治者虽然对游学在部分时期有所限制，但是其“重文”的总方针，吸引庶族地主参政，提高读书士子的地位，又使得游学这种教育形式普遍存在并广为流行。到了南宋，对于游学活动，官学一般不加以限制。同时，宋代的一些大教育家，民间收徒的学者，条件较好的书院、义塾等也公开接纳游学之士，形成了学者周游讲学和游士出外求学的教育良性大互动。在这种情况下，使得宋代游学较为流行，同时，宋代游学对宋代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正如申万里所说，目前有关游学的研究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7〕关于宋代游学的研究之人甚少，顾宏义仅提出了宋朝对游学的政策〔8〕，没有深入探讨。本文对宋代有关的政策、官学和私学的游学情况以及宋代游学普遍流行的主要原因进行初步探讨，最后，简单分析宋代游学现象对宋代文化的影响。
二、宋代关于游学的政策
在悠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教育的发展形成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统一的传统文化，又呈现出各阶级的不同特征。宋代在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方法等多方面的重大发展和深刻变革，使其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成为古代教育政策最为多变的时期之一。宋代在“重文”方针的指导下，培养和选拔的目标和标准以文行为贵，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受到普遍重视，读书学文也受到特殊的重视。宋真宗一首《劝学诗》就是宋代统治者大力宣扬读书学文极端重要和好处无比的典型材料。他这样说道：“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粱，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愁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逐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外读”〔9〕。宋代的“重文”方针成为了整个文化教育政策的基础和核心，对宋代的文化教育有着重要的影响。王安石也曾经说过：“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10〕，足以见教育的重要性和统治阶级对教育的重视程度。特别是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由范仲淹发起的“庆历兴学”；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7年）由王安石发起的“熙宁、元丰兴学”；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由蔡京发起的“崇宁兴学”。三次兴学推动了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从中央到州、县各级学校迅速得到普及，无论朝中皇帝大臣，还是民间黎民百姓，读书求学、讲学蔚然成风。而且对传统的教育体制、教育观念、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都有较大的改革，适应了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客观要求，在中国教育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大力兴学的要求下，宋朝政府给了教育许多特殊而实际的优惠，但又在政策上对游学现象有部分的干涉。在宋代兴学的热潮中，有的人贪好虚名，盲目增建校舍，滥招学生，甚至借兴学以科敛民财。《文献通考。学校七》就记载有宋庆历五年曾下诏对这一行为加以限制：“顷者，尝诏方夏，增置学官。而吏贪崇儒之虚名，务增室屋，使四方游士，竞起而趋之，轻去乡间，浸不可止。今后有学州县，毋得辄容非本土人居听习。若吏以缮修为名而敛会民财者，按举之。”此诏令不仅是对当时贪功兴学敛财者的限制，也是对游学在政策上的一次限制。从某种程度上说，在兴学的教育大背景下，游学的现象是极为普遍的，表明了当时在具体政策上尚不完善。因为官学生徒享受免税、免纳丁税的特权，故为维护地方利益，州县学主要接受本土士子入学。如：“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三月诏天下见有州县学，自今只许本土听习，若游学在外者皆勒归原籍”〔11〕。庆历兴学失败后，此令不再遵守，如苏州州学于庆历中“养士至百员，亦有自他郡至者”〔12〕。此后于熙宁、元丰兴学、崇宁兴学以及南宋时期，对此规定又多次予以申饬与细化，但因各种原因，尤其是随着教育的发展和扩大，教师和学生的流动性增加，多有不远万里访求名师者，因而寄居就学者所在多数，故游学难以禁绝。可见，宋代对游学的禁绝只是在部分时期，没有能杜绝游学现象，南宋时期，游学又普遍流行起来。
宋代对游学的禁止政策，是从学生定额上规定的。两宋州县学生定额，据《宋会要．崇儒二》，宋初并无对生源定额的限制，此后曾有过四次简单的规定。第一次是在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规定“学者二百人以上，许置县学”；第二次是在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因“士无定额，经费拮据，乃定学校养士额，即以前一举应试者的半数（或三分之一）为准，若前一举应试者超过两百人，则准置生徒一百人，不及两百人则置三分之二”；第三次是在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取消科举制，取士全由学校升贡，大县五十人，中县四十人，小县三十人，后乃以三岁应举者数多寡计之”，即以学校生徒考试成绩来定生额，如常州无锡县因此“宜增给百人，以百五十人为率”〔13〕。第四次是在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因天下学生数多，而“有司拘以定额，士游学校不被教养于学者多有之”〔14〕，故诸路学校及一百人以上者增生额三分之一，以百人以下者增生额二分之一。但此只是一个规定，州县学校大都依据其所在县经费多寡而定学生人数，故各地学校生额多少不一，而且同一学校也前后有别。如大观时规定学生须满一百人朝廷方可委派教授，至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降至八十人〔15〕，又规定生员及五百人以上的州学许置教授两人〔16〕。州县学除系籍生徒外，还接受听读生徒，听读者人数往往超过正式学生的人数。总之，州县学生额的变化也与太学生生额相似，即北宋前期少，后期增多，徽宗时养士人数达到顶峰；南宋初期少，以后又逐渐增加，游学人数的增减幅度与此相同。如杭州州学于仁宗景祐年间（公元1034-1037年）有诸生二十余人，日课艺业〔17〕，至元祐年间（公元1086-1093年）“见管生员二百余人，及入学参假之流，日益不已”〔18〕；徽宗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常州学行三舍法，廪士至千人〔19〕；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建州学共养士一千三百二十八人，为现在所知两宋学校养士最多者〔20〕；绍兴十五年（公元1145年）乐清县县学买田五倾，计其入可食百人〔21〕。从宋代州县学生生额的变化来看，游学在宋代并不会被杜绝，它随着对学校生额的规定变化而变化，总体上随着国家对学校生额政策的宽松而增加。
因为宋代实行“广开来学之路”的教育政策，淡化了教育的等级性，使得游学现象普遍增多，至徽宗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域内“士有养二十万人”〔22〕。到了南宋，养士人数更甚于北宋了。
三、宋代有关官学和私学的游学情况
宋代儒士游学，主要就是通过官学的游学或私学的游学。可以说，游学现象在宋代的官学和私学中是普遍流行的。
（一）官学游学情况
1、国子监（国子学）游学情况
宋代官学中的国子学是最高学府。宋代国子学与唐代国子学相比有了很大进步，唐代国子学只供高级官僚子弟就读，而宋代国子学逐渐消除一些入学资格限制，低级官僚子弟甚至寒素子弟亦可入学。《宋史。选举制》中有载，宋初“置广文馆生二千四百人，以待四方游士试京师者”。同时，宋代的一些名士硕儒也积极的投身到国子学的教学工作中去。宋代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程颐，“年十八，游太学，见胡瑗”，“因其才超群，同窗吕希哲首以师礼事之，既而四方学者，从游日益众”〔23〕。程颐曾游至西京国子监任教授〔24〕，他“平生诲人不倦，故学者出其门最多。渊源所渐，皆为名士”〔25〕。胡瑗也曾经以直讲的名义兼判东京国子监，主持太学教学管理，“士或不远数千里来就师之，皆中心悦服。有司请下湖学，取其法以教太学”〔26〕。胡瑗在太学及国子监，专为学生教授《五经正义》。他在讲学时，“音韵高朗，旨意明白”〔26〕很得学生信服，致使一些最初还怀疑胡瑗才干的人，也纷纷来到国子监或太学，聆听胡瑗的教诲。当时，全国各地的学子，找胡瑗求学问难的人很多，胡瑗不负众望，他不仅教给学生知识，而且还注意培养和识别人才。
从名师讲学于国子监和各地士子游学于国子监的情况看，游学在国子监中较为多见。国子监虽然较唐代放宽了等级限制，但凭“入学者的出身”这一条件还是高于一般官学，而这批贵游子弟只为混出身，无心真正问学。所以，国子监一直办理不善。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天章阁侍读王洙说：“即随秋试召集取解，及科场罢日，则生徒归散”〔27〕。南宋后期，更是“国子生员多伪滥”〔28〕。《文献通考》中载：“国子监以国子为名，而实未尝教养国子”。可以说，国子监在宋代的地位最高，办理效果较差，的确是徒具虚名。
2、太学游学情况
太学是宋代官学制度中的主体，也是宋廷兴学育人的重点，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太学从国子监中分出，成为士庶弟子受教育的处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太学接受从四面八方来京的“孤寒”之士，门户更开放，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游学之士数额也不断增加。太学生徒在神宗时只有千人，徽宗时增至三千八百人。太学生每月可领到一定的津贴，而且还有参加殿试的机会。太学的兴盛，进一步说明宋代教育已不为少数高官所垄断，这是宋代知识普及化的重要一步。
在宋代有许多名师硕儒游讲于太学的情况，他们受聘于太学任教，对提高太学教学质量和声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宋代的许多大教育家，如：石介、孙复、胡瑗等都曾任教于太学。朱熹在《学校贡举私议》中曾说：“仁宗之时，太学之法宽简，国子先生必求天下贤士，真可为人师真就其中，又择其尤贤者，如胡翼之徒，使专教导规矩之事。故当时，天下之士，不远万里。来就师之，其游太学者，端为道艺称弟子者，中心悦诚服之，盖犹有古法之遗意也”〔29〕。孙复在太学讲《春秋》时，游学来者莫知其数，乃至堂上不容。〔30〕《宋史》卷四百三十二《胡瑗传》中也有记载同样的情况：“居太学，其徒益众，太学至不能容，取旁官舍处之”。
因为拥有强大的教师资源，使得太学负有较高的声誉，受到四方游学者的青睐，也是诸多游学之士们实现自己学术理想的最高殿堂。诸学子到太学游学的情况有关文献记载甚多。如，陈东，字少阳，镇江丹东人“以贡入太学”〔31〕；程颐，字正叔，“游太学，见胡瑗”〔32〕；周行己，字恭叔，北宋永嘉人，“少游太学”〔33〕。总的看来，太学成为许多名师一个重要的讲学之地，同时亦有众多学子不远万里求学于此，它成为宋代中央官学的主体，当时朝廷兴学育才的重点。
3、地方官学游学情况
与前代相比，宋代地方官学在建学数量和规模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整个宋代，不仅经济发达地区县县有学，就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地方官学也比较兴盛。《宋文鉴》就记载有“虽荒服郡县，必有学”〔34〕的地方官学兴盛情况。
地方官学对四方周游讲学之师和游学之士也较为重视。宋代当时的地方官学有较前代完善的师资力量和教学设施，有专门为游学者设立的宿舍和休息之地。如，吉州之学“有堂筳斋讲，有藏书之阁，有宾客之位，有游息之亭，严严翼翼，壮伟閎耀，既成而来学者，常三百余人”〔35〕。宋代的地方各级官学，特别是江南的一些学校，不仅规模大，教学水平高，而且教学设施完善，学校一般都有学田供应学校的日常开支。因此，到地方学校游学不仅可以学到知识，还可以解决日常生活问题，这对游学之士的吸引力是很大的。从各级学校来看，是否有游学之士从四方负笈而来，是衡量一个学校办学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当然也关系到学官和地方官的政绩问题。因此，宋代一些学校对一些有声望的周游讲学之师和游学之士是持欢迎态度的。如范仲淹曾游于湖州取胡瑗教人之法以著为令。这是因为胡瑗“严师弟子之礼，视诸生如其子弟，诸生亦信爱如其父兄，从之游者常数百人”〔36〕。胡瑗在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在他四十三岁时游至苏州郡学讲学，“英才杂遝，自远而至”〔37〕。此外，据记载，在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胡瑗游至苏州州学讲学，在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他又游至湖州州学为教授。由于胡瑗的声望，使得“四方之士，云集受业”〔38〕。全祖望也曾这样评价胡瑗的教学，她说：“安定方居师席，讲堂之所得，不已盛哉！”〔39〕。南宋时期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和著名的教育家朱熹，在任同安主簿间，对同安县学进行了整顿。朱熹“秋七月至同安，……职兼学事，选邑之秀民充弟子员，访求名士以为表率，日与讲说圣贤修己治人之道。年方逾冠，闻其风者，已知学之有师而尊慕之”〔40〕。可见，像这样的名师游于地方学校讲授，四方学子云集于此学习的情况是极为多见的，而且也非常受到宋代儒士们的欢迎。
（二）私学游学情况
私学在宋代较为活跃。宋代私学教育具有更大的适应性，可以因时、因地、因人而设，满足各种不同的要求。特别适于游学这一种教学形式，这也是私学教育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之一。宋代私学包括私塾、义学、学塾、村塾、冬学、书院等各种学校，其流布范围遍及全国各地。在两宋，特别以私人创办为主的书院为盛，其数量之多，远非汉唐五代可比。虽然私学规模较官学为小，但因私学收费低廉，所以受贫寒士子青睐，更受各方游学之士欢迎。宋代许多布衣寒门出身的名臣，如范仲淹、吕蒙正、冯京等，青少年时期都曾有游学于私学读书的经历。宋代私学兴盛，私学的开办条件简单，可因陋就简，主要靠主讲教师的声望作号召，如王昭素、李觏、陈亮等人。他们或因不愿入仕，或因在家侍奉老人，或因退休还乡，或因四方游历讲学，或因官职升迁，慕名登门造访的游学之士络绎不绝。
由于宋代私学的兴盛，宋代私学中的游学情况较为多见。如，孙奭，字宗古，山东博平人。据《宋史。孙奭传》、《景文集。孙僕射行状》中均记载有其讲学的盛况，“其徒数百人，公往从之游”。宋人戚同文“隐居教授，学者不远千里而至，登科者凡五十六人”〔41〕。如所举之例，宋代儒学名士在地方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有的在宋朝中央官学等机构任职，有的做了地方官，有的是在地方官学做官，有的曾被聘为书院、义塾的讲师。有的卸任以后，大都以传承道统为己任，开门讲学，广收门徒的，成为名师。不少宋代学子认为，从学于名师，不仅能够学到学术的正传，而且通过名人的关系，交游到名人名士，可以为以后从学或从政创造条件。因此，宋代从名人游学之风极盛。
四、宋代游学普遍流行的主要原因
游学是宋代比较流行的教育形式之一，宋代教育发展还不够稳定，学官之选较为混乱，使得各地教学水平参差不齐，从而影响到教育的发展。游学使求学者有机会自由选择学校和教师，使讲授者可以自由选择讲学地点和学生以及讲授的内容和方式。游学这种形式就在某种程度上补充了宋代教育的不足和部分缺陷，提高了宋代整体的教育水平，对教育的发展是有利的。从前面所述的宋代游学情况看，我们又可归结出宋代游学的一些特点：（一）游学具有选择教学的自由性，教师通过周游讲学来自由的选择讲学地域、时间和学生，求学者可以通过游学这一方式，寻求适合自己的教师；（二）教师讲授内容的随意性，因为教师开门授徒主要是为了传其道授其学，故在讲授的内容上，教师往往按自己的方式讲授，学生也会根据自身的喜好选择适于自己的教师游学；（三）游学具有学术交流的双向性，前面讲到，游学是一种较为自由的教学方式，所以教师和学生的选择具有双向性，这使得他们在学术上能够进行充分的互动，教师通过游学传播学术思想，学生通过游学学习文化知识，同时他们又通过游学进行学术的交流和讨论，最终使双方在学术上得到提升。（四）游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宋朝政府虽然对游学行为有过一段时间的限制，但终不能够杜绝，而游学教育也因为宋代教育的向前发展而发展得更加普遍。
根据游学的特点，可以更加清晰地分析游学在宋代普遍流行的主要原因。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宋代游士们主要是通过学习知识，为以后做官显达创造条件。宋代各地教育发展是不平衡的，京城和江南地区的教育程度远高于其他地区，所以各学生都愿意游学于教育发达地区。同时，在宋代相对稳定的社会条件和交通条件下，儒士们通过游学可以学到在本地学不到的知识，结识一些本地见不到的名师硕儒，为以后的援引提携创造有利条件。因此，京都及江南一带，成为众多游学之士汇聚的中心，官学和民间私学的游学都普遍流行。
其次，宋代教育发展的起伏性较大，特别在南宋时期，宋朝偏安江南，官学虽有发展，但多有名无实，科举考试弊端纵生，引起许多学者不满，于是大多数学者致力于游学。一些生员和教师只好到其他地区包括私学、书院、义塾等学校游学，而这些私学、书院、义塾对游学是支持的，为游学提供便利条件。一些年龄较长，程度较高的游学青年学子设立的研究学问或准备科举的书院和经馆也普遍设立，著名的李侗、胡原仲、刘致忠、刘彦冲、朱熹、吕祖谦、陆九渊、陈傅良、陈亮、叶适等都曾长期积极从事私学教育，广收四方游学之士。这也就促进了游学的发展，使得游学在宋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再次，宋代儒士的处境比较艰难，读书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他们不以贫困而弃学，不因饥寒而掩卷，也不因年老而放松对知识、理想的求索。“手不释卷，时时展书看”〔42〕，这种契而不舍的读书精神，是要付出许多代价的。因此也会有许多的宋儒“读书寡见功，一饱不可营”〔43〕的情况。宋儒读书，固然多以功名利禄为先念，很多人为了得到出仕的机会，游历天下，巴结权贵，形成了大规模的游学之风，这种风气对游学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与游仕的动机一样，一些儒士希望通过游学改变自身的处境，反映了儒士们对生活、理想的一种追求。
最后，宋代游学现象普遍流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有众多的名师硕儒在教育这一系统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有的人与当权者政治主张或学术见解不同，不愿与当权者合作，或者遭受到排挤，不得为官，无法在官学任教，逐退而隐居或周游四方收徒讲学；有的素好以学行自尚，不慕仕途，不愿卷入复杂的党派政治斗争中，也隐居讲学；有的因年老告退或父母有丧，归里讲学；也有一面做官或在官游学任教，一面又从事私人授徒讲学。这些人多为名师硕儒，其学识、品德都有相当高的社会影响，因此，很能够吸引一大批士子游学。如，石介，号徂徕，庆历前任国子监直讲，庆历六年遭受到排挤，只得“丁父母忧，耕徂徕山下。……以《易》教授于家”〔44〕。孙复，字明复，庆历五年，曾因蒙嫌疑，罢国子监直讲，仍归居泰山私人授徒讲学。宋代理学的始创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等多从学于私学，又分别从事私人授徒讲学，接纳四方游学之士。可见，这些名师硕儒讲学对宋代学术、思想、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些学术思想，大多是通过私学为基地，通过游学的方式，发展自己的学术方向，形成不同学术上的师承关系。
五、宋代游学对宋代文化的影响
游学现象是当时社会环境造成的，反映了宋代儒士们对学术、生活、理想的一种追求，是一种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社会现象。从宋代及教育发展的角度看，游学的普遍流行有利于全国范围内文化、教育的交流和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宋代不同地区教育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弊端，对提高宋代官学，私学教学资源的利用效率，推动宋代教育、文化的发展和整个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可及，而人才之盛过之”〔45〕，这种文化盛况，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教育所成就的。游学这种特殊而自由的教学形式，能够为宋代教育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同时，游学作为文化传播的一种手段，无疑在地域性文化空间的形成上有着与其他传播方式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化是人类的专利，人是文化最活跃的载体，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由人传播，在文明社会的初期，文化只能通过人的直接接触和实物来传播。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文化传播主要是通过人口流动，而我们这里所说的游学，这属于这种人口流动的范畴，可以说，游学是文化传播的一种较为重要，也较为有效的途径。
因此，宋代游学对宋代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一）游学对游学者自身和学术文化的影响
游学是一种古老的，但又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是古人将书本知识和客观实际相结合的一种良好的教学方式，古代许多教育家大多重视游历学习。如，宋代大教育家胡瑗，他经过在教育实践中摸索，并在继承和发展古代教学方法的基础上，把游学考察作为一项重要的教学方法。他认为，“学者只守一乡，则滞于一曲，隘吝卑陋。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闻见，则为有益于学者矣”〔46〕。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到胡瑗教育方法开朗通明的一面，表现了胡瑗要通过游学培养一批真正的“学者”的抱负，这对当时文化的影响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王安石讲学也多结合游学的形式，如陆佃《书王荆公游钟山图后》载：“荆公退居金陵，多骑驴游钟山。每令一人提经，一仆抱《字说》前导，一人负木虎子随之”。像王安石这样骑驴游山、提经负凳的游学之举，在宋代是极为普遍的。游学不论是对教师、学生，还是学校都能产生一定的影响。游学对学校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学校为适应游学的需要，使之延续和扩大，往往会做出必要的调整和改变。游学者在传播某种文化的同时，本身会发生量或质的变化，这些都是经常存在的现象。一般说来，这两者变化的过程是积极的，也是有利于学术文化进步和发展的。
宋代的大学者们通过游学这种方式，在学术上进行学派间的交流和争论，从而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学术文化氛围，促进了宋代学术文化的大发展。如，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陆九渊授迪功郎、隆兴府靖安县（今江西南昌县）主簿，这年他开始了仕宦生涯，也开始了他的游学活动。同年他拜访了吕祖谦。第二年春，吕祖谦拜访了朱熹，朱熹陪送吕祖谦经江西铅山县，停留于鹅湖寺。这时，吕祖谦写信给陆九渊、陆九龄兄弟，邀约来会，企图调解朱陆之间的学术思想分歧。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鹅湖之会”。吕祖谦担任了“鹅湖之会”的主持人，朱陆双方的许多朋友和门人弟子也云游于此参加会议，江浙方面的学者也列席了会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次盛大的游学活动。朱陆争论的核心问题，是为学和道德修养的途径和方法。他们的分歧和争论，虽然向来被认为是朱陆学说差异的主要标志，但是实际上也并非水火不相容，他们应该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鹅湖之会”虽未能解决分歧，但在当时学术界确实是一件难得的好事，它首开不同学派公开自由论辩之风，发展成为书院讲学的优良传统。清初学者黄宗羲认为这是一次学术上的自由讨论。“鹅湖之会”使得学者游学于一地，这种平等交流、自由论辩的态度和风气是十分可贵的，在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发展史上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游学对宋代地域文化的影响
游学者一般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能够形成、接受和保持一种地域文化的基础和氛围。重要的是，游学者在接受和传播一种文化的同时都会采取比较积极的态度。在宋代，因为这种较为积极的游学形式，社会上自然会形成一种文化上的良性大互动，使得宋代的“重文”之风更盛，这不但影响着宋代社会各阶层对文化的重视，同时也对后世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宋代的许多具有优秀的文化素质的名师硕儒通过讲学，往往能够给游学之地带来地域文化上的飞跃。同时，游学之士们会将所学到的优秀文化又带到另一个地区，促使另一个地域文化的发展。游学传播文化是一种较高级、最直接的形式。宋儒们的衣食住行、诗画琴棋、言谈举止、风俗习惯、思想信仰、文化素质等都会被他们带到各地。游学者尤其是高度聚居的游学者带来的文化与宋代各地本土文化旗鼓相当，或几种外来文化势均力敌时，经过碰撞、冲突，最终可能产生一种或多种新的文化，这是游学文化的升华，也是一种成功的游学文化。
从古至今，凡“五方杂错”〔47〕，游学者集中的地方，尤其是大都市，就如宋代的江南地区，都存在这样的游学文化。这种游学文化往往能兼有各地游学者所带来的文化特征，却在互动的冲突中淘汰了各自各地的弱点，也包容了种种的缺点，总之，游学对地域文化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三）游学对宋代整个文化体系的影响
游学在外的名师硕儒和求学之士都在自觉或不自觉的传播自身的文化。游学带动了宋代的教育、文学、绘画、科技、史学、哲学等方面的勃兴。游学对宋代整个思想意识领域和物质领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所以，宋代游学数量多、时间延续较长、教学状况相对稳定，使得宋代的学术思想能够保持、延续和发展，对宋代整个文化体系的大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宋代，游学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游学造就了一大批宋儒，这些宋儒的游学活动又推动了文化教育的发展。游学对宋代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仅促进学术思想领域的发展，推动地域文化的进步，还影响着宋代的整个文化体系。可以说，宋代的游学促进了宋代教育和文化的良性大互动，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为整个宋代社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本文摘自：贵州民族学院民族文化学院，作者：李荔萃，原题：《试析宋代游学的文化影响》
一、前言
宋朝建国于公元960年，于公元1279年被元朝所灭亡，分为北宋（公元960-公元1127年）、南宋（公元1127-公元1279年）前后两个阶段。其长达300余年的历史时期，实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历程中一个重要的变革阶段。从宋代王朝的国力上看，虽然缺乏像汉、唐王朝那样强盛、恢宏、开拓的盛世气派，而以守内虚外“积贫积弱”的国势让世人非议。但其较为稳定的政治统治，甚为繁荣的经济状况，以及深厚而丰富的文化积累和成就，使宋代在中国历史上都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无怪乎一些日本学者把宋代文化称之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期”〔1〕。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评价是建立在对中国封建时代文化整体性把握的基础之上的。宋代的教育事业在唐代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不少方面都有进一步发展和新的提高：官学教育进一步完善，除了中央官学外，地方官学更普遍地建立；私学教育始终不衰，名师硕儒讲学于民间，成绩卓著；书院制度勃兴，形成中国封建社会独具特色的教育组织形式。两宋时期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方法等多方面的重大变革，同时又出现了胡瑗、二程、张载、王安石、朱熹、陆九渊等一大批有影响的教育家和实践家，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教育宝库，在中国古代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游学〔2〕是中国古代比较常见的一种教学方式，游学可分为教师周游讲学和学生出外游学两种。纵观历史，尽管历代对游学的政策不同，但游学现象在先秦到清朝的历代史料中均有所记载。孔子、孟子、荀子等大教育家都曾在周游列国中教育学生。战国时期的权臣养士，士人游学以结党盛行一时。西汉司马迁“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3〕。西汉经学家郑玄也是“游学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兖、豫之地”〔4〕。对一些教育家或各大学派的教育家来说，周游讲学是他们传播其教育目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的方式之一。对于一般百姓之家来说，游学成为他们使子弟做官显达的重要途径之一。如西汉丞相陈平，少时家贫，“独与兄伯居，伯常耕田，纵平使游学”〔5〕。从史料来看，游学在春秋时期到战国时期就开始盛行，此后各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游学的现象。
宋代是一个重文的时代，游学则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一种讲学和求学方式。北宋在部分时期对游学是禁止的，但并未杜绝游学现象，南宋时期，游学又大量出现。〔6〕宋朝统治者虽然对游学在部分时期有所限制，但是其“重文”的总方针，吸引庶族地主参政，提高读书士子的地位，又使得游学这种教育形式普遍存在并广为流行。到了南宋，对于游学活动，官学一般不加以限制。同时，宋代的一些大教育家，民间收徒的学者，条件较好的书院、义塾等也公开接纳游学之士，形成了学者周游讲学和游士出外求学的教育良性大互动。在这种情况下，使得宋代游学较为流行，同时，宋代游学对宋代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正如申万里所说，目前有关游学的研究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7〕关于宋代游学的研究之人甚少，顾宏义仅提出了宋朝对游学的政策〔8〕，没有深入探讨。本文对宋代有关的政策、官学和私学的游学情况以及宋代游学普遍流行的主要原因进行初步探讨，最后，简单分析宋代游学现象对宋代文化的影响。
二、宋代关于游学的政策
在悠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教育的发展形成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统一的传统文化，又呈现出各阶级的不同特征。宋代在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方法等多方面的重大发展和深刻变革，使其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成为古代教育政策最为多变的时期之一。宋代在“重文”方针的指导下，培养和选拔的目标和标准以文行为贵，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受到普遍重视，读书学文也受到特殊的重视。宋真宗一首《劝学诗》就是宋代统治者大力宣扬读书学文极端重要和好处无比的典型材料。他这样说道：“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粱，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愁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逐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外读”〔9〕。宋代的“重文”方针成为了整个文化教育政策的基础和核心，对宋代的文化教育有着重要的影响。王安石也曾经说过：“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10〕，足以见教育的重要性和统治阶级对教育的重视程度。特别是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由范仲淹发起的“庆历兴学”；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7年）由王安石发起的“熙宁、元丰兴学”；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由蔡京发起的“崇宁兴学”。三次兴学推动了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从中央到州、县各级学校迅速得到普及，无论朝中皇帝大臣，还是民间黎民百姓，读书求学、讲学蔚然成风。而且对传统的教育体制、教育观念、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都有较大的改革，适应了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客观要求，在中国教育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大力兴学的要求下，宋朝政府给了教育许多特殊而实际的优惠，但又在政策上对游学现象有部分的干涉。在宋代兴学的热潮中，有的人贪好虚名，盲目增建校舍，滥招学生，甚至借兴学以科敛民财。《文献通考。学校七》就记载有宋庆历五年曾下诏对这一行为加以限制：“顷者，尝诏方夏，增置学官。而吏贪崇儒之虚名，务增室屋，使四方游士，竞起而趋之，轻去乡间，浸不可止。今后有学州县，毋得辄容非本土人居听习。若吏以缮修为名而敛会民财者，按举之。”此诏令不仅是对当时贪功兴学敛财者的限制，也是对游学在政策上的一次限制。从某种程度上说，在兴学的教育大背景下，游学的现象是极为普遍的，表明了当时在具体政策上尚不完善。因为官学生徒享受免税、免纳丁税的特权，故为维护地方利益，州县学主要接受本土士子入学。如：“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三月诏天下见有州县学，自今只许本土听习，若游学在外者皆勒归原籍”〔11〕。庆历兴学失败后，此令不再遵守，如苏州州学于庆历中“养士至百员，亦有自他郡至者”〔12〕。此后于熙宁、元丰兴学、崇宁兴学以及南宋时期，对此规定又多次予以申饬与细化，但因各种原因，尤其是随着教育的发展和扩大，教师和学生的流动性增加，多有不远万里访求名师者，因而寄居就学者所在多数，故游学难以禁绝。可见，宋代对游学的禁绝只是在部分时期，没有能杜绝游学现象，南宋时期，游学又普遍流行起来。
宋代对游学的禁止政策，是从学生定额上规定的。两宋州县学生定额，据《宋会要．崇儒二》，宋初并无对生源定额的限制，此后曾有过四次简单的规定。第一次是在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规定“学者二百人以上，许置县学”；第二次是在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因“士无定额，经费拮据，乃定学校养士额，即以前一举应试者的半数（或三分之一）为准，若前一举应试者超过两百人，则准置生徒一百人，不及两百人则置三分之二”；第三次是在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取消科举制，取士全由学校升贡，大县五十人，中县四十人，小县三十人，后乃以三岁应举者数多寡计之”，即以学校生徒考试成绩来定生额，如常州无锡县因此“宜增给百人，以百五十人为率”〔13〕。第四次是在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因天下学生数多，而“有司拘以定额，士游学校不被教养于学者多有之”〔14〕，故诸路学校及一百人以上者增生额三分之一，以百人以下者增生额二分之一。但此只是一个规定，州县学校大都依据其所在县经费多寡而定学生人数，故各地学校生额多少不一，而且同一学校也前后有别。如大观时规定学生须满一百人朝廷方可委派教授，至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降至八十人〔15〕，又规定生员及五百人以上的州学许置教授两人〔16〕。州县学除系籍生徒外，还接受听读生徒，听读者人数往往超过正式学生的人数。总之，州县学生额的变化也与太学生生额相似，即北宋前期少，后期增多，徽宗时养士人数达到顶峰；南宋初期少，以后又逐渐增加，游学人数的增减幅度与此相同。如杭州州学于仁宗景祐年间（公元1034-1037年）有诸生二十余人，日课艺业〔17〕，至元祐年间（公元1086-1093年）“见管生员二百余人，及入学参假之流，日益不已”〔18〕；徽宗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常州学行三舍法，廪士至千人〔19〕；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建州学共养士一千三百二十八人，为现在所知两宋学校养士最多者〔20〕；绍兴十五年（公元1145年）乐清县县学买田五倾，计其入可食百人〔21〕。从宋代州县学生生额的变化来看，游学在宋代并不会被杜绝，它随着对学校生额的规定变化而变化，总体上随着国家对学校生额政策的宽松而增加。
因为宋代实行“广开来学之路”的教育政策，淡化了教育的等级性，使得游学现象普遍增多，至徽宗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域内“士有养二十万人”〔22〕。到了南宋，养士人数更甚于北宋了。
三、宋代有关官学和私学的游学情况
宋代儒士游学，主要就是通过官学的游学或私学的游学。可以说，游学现象在宋代的官学和私学中是普遍流行的。
（一）官学游学情况
1、国子监（国子学）游学情况
宋代官学中的国子学是最高学府。宋代国子学与唐代国子学相比有了很大进步，唐代国子学只供高级官僚子弟就读，而宋代国子学逐渐消除一些入学资格限制，低级官僚子弟甚至寒素子弟亦可入学。《宋史。选举制》中有载，宋初“置广文馆生二千四百人，以待四方游士试京师者”。同时，宋代的一些名士硕儒也积极的投身到国子学的教学工作中去。宋代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程颐，“年十八，游太学，见胡瑗”，“因其才超群，同窗吕希哲首以师礼事之，既而四方学者，从游日益众”〔23〕。程颐曾游至西京国子监任教授〔24〕，他“平生诲人不倦，故学者出其门最多。渊源所渐，皆为名士”〔25〕。胡瑗也曾经以直讲的名义兼判东京国子监，主持太学教学管理，“士或不远数千里来就师之，皆中心悦服。有司请下湖学，取其法以教太学”〔26〕。胡瑗在太学及国子监，专为学生教授《五经正义》。他在讲学时，“音韵高朗，旨意明白”〔26〕很得学生信服，致使一些最初还怀疑胡瑗才干的人，也纷纷来到国子监或太学，聆听胡瑗的教诲。当时，全国各地的学子，找胡瑗求学问难的人很多，胡瑗不负众望，他不仅教给学生知识，而且还注意培养和识别人才。
从名师讲学于国子监和各地士子游学于国子监的情况看，游学在国子监中较为多见。国子监虽然较唐代放宽了等级限制，但凭“入学者的出身”这一条件还是高于一般官学，而这批贵游子弟只为混出身，无心真正问学。所以，国子监一直办理不善。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天章阁侍读王洙说：“即随秋试召集取解，及科场罢日，则生徒归散”〔27〕。南宋后期，更是“国子生员多伪滥”〔28〕。《文献通考》中载：“国子监以国子为名，而实未尝教养国子”。可以说，国子监在宋代的地位最高，办理效果较差，的确是徒具虚名。
2、太学游学情况
太学是宋代官学制度中的主体，也是宋廷兴学育人的重点，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太学从国子监中分出，成为士庶弟子受教育的处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太学接受从四面八方来京的“孤寒”之士，门户更开放，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游学之士数额也不断增加。太学生徒在神宗时只有千人，徽宗时增至三千八百人。太学生每月可领到一定的津贴，而且还有参加殿试的机会。太学的兴盛，进一步说明宋代教育已不为少数高官所垄断，这是宋代知识普及化的重要一步。
在宋代有许多名师硕儒游讲于太学的情况，他们受聘于太学任教，对提高太学教学质量和声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宋代的许多大教育家，如：石介、孙复、胡瑗等都曾任教于太学。朱熹在《学校贡举私议》中曾说：“仁宗之时，太学之法宽简，国子先生必求天下贤士，真可为人师真就其中，又择其尤贤者，如胡翼之徒，使专教导规矩之事。故当时，天下之士，不远万里。来就师之，其游太学者，端为道艺称弟子者，中心悦诚服之，盖犹有古法之遗意也”〔29〕。孙复在太学讲《春秋》时，游学来者莫知其数，乃至堂上不容。〔30〕《宋史》卷四百三十二《胡瑗传》中也有记载同样的情况：“居太学，其徒益众，太学至不能容，取旁官舍处之”。
因为拥有强大的教师资源，使得太学负有较高的声誉，受到四方游学者的青睐，也是诸多游学之士们实现自己学术理想的最高殿堂。诸学子到太学游学的情况有关文献记载甚多。如，陈东，字少阳，镇江丹东人“以贡入太学”〔31〕；程颐，字正叔，“游太学，见胡瑗”〔32〕；周行己，字恭叔，北宋永嘉人，“少游太学”〔33〕。总的看来，太学成为许多名师一个重要的讲学之地，同时亦有众多学子不远万里求学于此，它成为宋代中央官学的主体，当时朝廷兴学育才的重点。
3、地方官学游学情况
与前代相比，宋代地方官学在建学数量和规模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整个宋代，不仅经济发达地区县县有学，就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地方官学也比较兴盛。《宋文鉴》就记载有“虽荒服郡县，必有学”〔34〕的地方官学兴盛情况。
地方官学对四方周游讲学之师和游学之士也较为重视。宋代当时的地方官学有较前代完善的师资力量和教学设施，有专门为游学者设立的宿舍和休息之地。如，吉州之学“有堂筳斋讲，有藏书之阁，有宾客之位，有游息之亭，严严翼翼，壮伟閎耀，既成而来学者，常三百余人”〔35〕。宋代的地方各级官学，特别是江南的一些学校，不仅规模大，教学水平高，而且教学设施完善，学校一般都有学田供应学校的日常开支。因此，到地方学校游学不仅可以学到知识，还可以解决日常生活问题，这对游学之士的吸引力是很大的。从各级学校来看，是否有游学之士从四方负笈而来，是衡量一个学校办学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当然也关系到学官和地方官的政绩问题。因此，宋代一些学校对一些有声望的周游讲学之师和游学之士是持欢迎态度的。如范仲淹曾游于湖州取胡瑗教人之法以著为令。这是因为胡瑗“严师弟子之礼，视诸生如其子弟，诸生亦信爱如其父兄，从之游者常数百人”〔36〕。胡瑗在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在他四十三岁时游至苏州郡学讲学，“英才杂遝，自远而至”〔37〕。此外，据记载，在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胡瑗游至苏州州学讲学，在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他又游至湖州州学为教授。由于胡瑗的声望，使得“四方之士，云集受业”〔38〕。全祖望也曾这样评价胡瑗的教学，她说：“安定方居师席，讲堂之所得，不已盛哉！”〔39〕。南宋时期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和著名的教育家朱熹，在任同安主簿间，对同安县学进行了整顿。朱熹“秋七月至同安，……职兼学事，选邑之秀民充弟子员，访求名士以为表率，日与讲说圣贤修己治人之道。年方逾冠，闻其风者，已知学之有师而尊慕之”〔40〕。可见，像这样的名师游于地方学校讲授，四方学子云集于此学习的情况是极为多见的，而且也非常受到宋代儒士们的欢迎。
（二）私学游学情况
私学在宋代较为活跃。宋代私学教育具有更大的适应性，可以因时、因地、因人而设，满足各种不同的要求。特别适于游学这一种教学形式，这也是私学教育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之一。宋代私学包括私塾、义学、学塾、村塾、冬学、书院等各种学校，其流布范围遍及全国各地。在两宋，特别以私人创办为主的书院为盛，其数量之多，远非汉唐五代可比。虽然私学规模较官学为小，但因私学收费低廉，所以受贫寒士子青睐，更受各方游学之士欢迎。宋代许多布衣寒门出身的名臣，如范仲淹、吕蒙正、冯京等，青少年时期都曾有游学于私学读书的经历。宋代私学兴盛，私学的开办条件简单，可因陋就简，主要靠主讲教师的声望作号召，如王昭素、李觏、陈亮等人。他们或因不愿入仕，或因在家侍奉老人，或因退休还乡，或因四方游历讲学，或因官职升迁，慕名登门造访的游学之士络绎不绝。
由于宋代私学的兴盛，宋代私学中的游学情况较为多见。如，孙奭，字宗古，山东博平人。据《宋史。孙奭传》、《景文集。孙僕射行状》中均记载有其讲学的盛况，“其徒数百人，公往从之游”。宋人戚同文“隐居教授，学者不远千里而至，登科者凡五十六人”〔41〕。如所举之例，宋代儒学名士在地方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有的在宋朝中央官学等机构任职，有的做了地方官，有的是在地方官学做官，有的曾被聘为书院、义塾的讲师。有的卸任以后，大都以传承道统为己任，开门讲学，广收门徒的，成为名师。不少宋代学子认为，从学于名师，不仅能够学到学术的正传，而且通过名人的关系，交游到名人名士，可以为以后从学或从政创造条件。因此，宋代从名人游学之风极盛。
四、宋代游学普遍流行的主要原因
游学是宋代比较流行的教育形式之一，宋代教育发展还不够稳定，学官之选较为混乱，使得各地教学水平参差不齐，从而影响到教育的发展。游学使求学者有机会自由选择学校和教师，使讲授者可以自由选择讲学地点和学生以及讲授的内容和方式。游学这种形式就在某种程度上补充了宋代教育的不足和部分缺陷，提高了宋代整体的教育水平，对教育的发展是有利的。从前面所述的宋代游学情况看，我们又可归结出宋代游学的一些特点：（一）游学具有选择教学的自由性，教师通过周游讲学来自由的选择讲学地域、时间和学生，求学者可以通过游学这一方式，寻求适合自己的教师；（二）教师讲授内容的随意性，因为教师开门授徒主要是为了传其道授其学，故在讲授的内容上，教师往往按自己的方式讲授，学生也会根据自身的喜好选择适于自己的教师游学；（三）游学具有学术交流的双向性，前面讲到，游学是一种较为自由的教学方式，所以教师和学生的选择具有双向性，这使得他们在学术上能够进行充分的互动，教师通过游学传播学术思想，学生通过游学学习文化知识，同时他们又通过游学进行学术的交流和讨论，最终使双方在学术上得到提升。（四）游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宋朝政府虽然对游学行为有过一段时间的限制，但终不能够杜绝，而游学教育也因为宋代教育的向前发展而发展得更加普遍。
根据游学的特点，可以更加清晰地分析游学在宋代普遍流行的主要原因。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宋代游士们主要是通过学习知识，为以后做官显达创造条件。宋代各地教育发展是不平衡的，京城和江南地区的教育程度远高于其他地区，所以各学生都愿意游学于教育发达地区。同时，在宋代相对稳定的社会条件和交通条件下，儒士们通过游学可以学到在本地学不到的知识，结识一些本地见不到的名师硕儒，为以后的援引提携创造有利条件。因此，京都及江南一带，成为众多游学之士汇聚的中心，官学和民间私学的游学都普遍流行。
其次，宋代教育发展的起伏性较大，特别在南宋时期，宋朝偏安江南，官学虽有发展，但多有名无实，科举考试弊端纵生，引起许多学者不满，于是大多数学者致力于游学。一些生员和教师只好到其他地区包括私学、书院、义塾等学校游学，而这些私学、书院、义塾对游学是支持的，为游学提供便利条件。一些年龄较长，程度较高的游学青年学子设立的研究学问或准备科举的书院和经馆也普遍设立，著名的李侗、胡原仲、刘致忠、刘彦冲、朱熹、吕祖谦、陆九渊、陈傅良、陈亮、叶适等都曾长期积极从事私学教育，广收四方游学之士。这也就促进了游学的发展，使得游学在宋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再次，宋代儒士的处境比较艰难，读书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他们不以贫困而弃学，不因饥寒而掩卷，也不因年老而放松对知识、理想的求索。“手不释卷，时时展书看”〔42〕，这种契而不舍的读书精神，是要付出许多代价的。因此也会有许多的宋儒“读书寡见功，一饱不可营”〔43〕的情况。宋儒读书，固然多以功名利禄为先念，很多人为了得到出仕的机会，游历天下，巴结权贵，形成了大规模的游学之风，这种风气对游学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与游仕的动机一样，一些儒士希望通过游学改变自身的处境，反映了儒士们对生活、理想的一种追求。
最后，宋代游学现象普遍流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有众多的名师硕儒在教育这一系统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有的人与当权者政治主张或学术见解不同，不愿与当权者合作，或者遭受到排挤，不得为官，无法在官学任教，逐退而隐居或周游四方收徒讲学；有的素好以学行自尚，不慕仕途，不愿卷入复杂的党派政治斗争中，也隐居讲学；有的因年老告退或父母有丧，归里讲学；也有一面做官或在官游学任教，一面又从事私人授徒讲学。这些人多为名师硕儒，其学识、品德都有相当高的社会影响，因此，很能够吸引一大批士子游学。如，石介，号徂徕，庆历前任国子监直讲，庆历六年遭受到排挤，只得“丁父母忧，耕徂徕山下。……以《易》教授于家”〔44〕。孙复，字明复，庆历五年，曾因蒙嫌疑，罢国子监直讲，仍归居泰山私人授徒讲学。宋代理学的始创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等多从学于私学，又分别从事私人授徒讲学，接纳四方游学之士。可见，这些名师硕儒讲学对宋代学术、思想、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些学术思想，大多是通过私学为基地，通过游学的方式，发展自己的学术方向，形成不同学术上的师承关系。
五、宋代游学对宋代文化的影响
游学现象是当时社会环境造成的，反映了宋代儒士们对学术、生活、理想的一种追求，是一种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社会现象。从宋代及教育发展的角度看，游学的普遍流行有利于全国范围内文化、教育的交流和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宋代不同地区教育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弊端，对提高宋代官学，私学教学资源的利用效率，推动宋代教育、文化的发展和整个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可及，而人才之盛过之”〔45〕，这种文化盛况，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教育所成就的。游学这种特殊而自由的教学形式，能够为宋代教育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同时，游学作为文化传播的一种手段，无疑在地域性文化空间的形成上有着与其他传播方式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化是人类的专利，人是文化最活跃的载体，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由人传播，在文明社会的初期，文化只能通过人的直接接触和实物来传播。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文化传播主要是通过人口流动，而我们这里所说的游学，这属于这种人口流动的范畴，可以说，游学是文化传播的一种较为重要，也较为有效的途径。
因此，宋代游学对宋代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一）游学对游学者自身和学术文化的影响
游学是一种古老的，但又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是古人将书本知识和客观实际相结合的一种良好的教学方式，古代许多教育家大多重视游历学习。如，宋代大教育家胡瑗，他经过在教育实践中摸索，并在继承和发展古代教学方法的基础上，把游学考察作为一项重要的教学方法。他认为，“学者只守一乡，则滞于一曲，隘吝卑陋。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闻见，则为有益于学者矣”〔46〕。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到胡瑗教育方法开朗通明的一面，表现了胡瑗要通过游学培养一批真正的“学者”的抱负，这对当时文化的影响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王安石讲学也多结合游学的形式，如陆佃《书王荆公游钟山图后》载：“荆公退居金陵，多骑驴游钟山。每令一人提经，一仆抱《字说》前导，一人负木虎子随之”。像王安石这样骑驴游山、提经负凳的游学之举，在宋代是极为普遍的。游学不论是对教师、学生，还是学校都能产生一定的影响。游学对学校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学校为适应游学的需要，使之延续和扩大，往往会做出必要的调整和改变。游学者在传播某种文化的同时，本身会发生量或质的变化，这些都是经常存在的现象。一般说来，这两者变化的过程是积极的，也是有利于学术文化进步和发展的。
宋代的大学者们通过游学这种方式，在学术上进行学派间的交流和争论，从而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学术文化氛围，促进了宋代学术文化的大发展。如，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陆九渊授迪功郎、隆兴府靖安县（今江西南昌县）主簿，这年他开始了仕宦生涯，也开始了他的游学活动。同年他拜访了吕祖谦。第二年春，吕祖谦拜访了朱熹，朱熹陪送吕祖谦经江西铅山县，停留于鹅湖寺。这时，吕祖谦写信给陆九渊、陆九龄兄弟，邀约来会，企图调解朱陆之间的学术思想分歧。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鹅湖之会”。吕祖谦担任了“鹅湖之会”的主持人，朱陆双方的许多朋友和门人弟子也云游于此参加会议，江浙方面的学者也列席了会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次盛大的游学活动。朱陆争论的核心问题，是为学和道德修养的途径和方法。他们的分歧和争论，虽然向来被认为是朱陆学说差异的主要标志，但是实际上也并非水火不相容，他们应该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鹅湖之会”虽未能解决分歧，但在当时学术界确实是一件难得的好事，它首开不同学派公开自由论辩之风，发展成为书院讲学的优良传统。清初学者黄宗羲认为这是一次学术上的自由讨论。“鹅湖之会”使得学者游学于一地，这种平等交流、自由论辩的态度和风气是十分可贵的，在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发展史上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游学对宋代地域文化的影响
游学者一般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能够形成、接受和保持一种地域文化的基础和氛围。重要的是，游学者在接受和传播一种文化的同时都会采取比较积极的态度。在宋代，因为这种较为积极的游学形式，社会上自然会形成一种文化上的良性大互动，使得宋代的“重文”之风更盛，这不但影响着宋代社会各阶层对文化的重视，同时也对后世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宋代的许多具有优秀的文化素质的名师硕儒通过讲学，往往能够给游学之地带来地域文化上的飞跃。同时，游学之士们会将所学到的优秀文化又带到另一个地区，促使另一个地域文化的发展。游学传播文化是一种较高级、最直接的形式。宋儒们的衣食住行、诗画琴棋、言谈举止、风俗习惯、思想信仰、文化素质等都会被他们带到各地。游学者尤其是高度聚居的游学者带来的文化与宋代各地本土文化旗鼓相当，或几种外来文化势均力敌时，经过碰撞、冲突，最终可能产生一种或多种新的文化，这是游学文化的升华，也是一种成功的游学文化。
从古至今，凡“五方杂错”〔47〕，游学者集中的地方，尤其是大都市，就如宋代的江南地区，都存在这样的游学文化。这种游学文化往往能兼有各地游学者所带来的文化特征，却在互动的冲突中淘汰了各自各地的弱点，也包容了种种的缺点，总之，游学对地域文化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三）游学对宋代整个文化体系的影响
游学在外的名师硕儒和求学之士都在自觉或不自觉的传播自身的文化。游学带动了宋代的教育、文学、绘画、科技、史学、哲学等方面的勃兴。游学对宋代整个思想意识领域和物质领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所以，宋代游学数量多、时间延续较长、教学状况相对稳定，使得宋代的学术思想能够保持、延续和发展，对宋代整个文化体系的大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宋代，游学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游学造就了一大批宋儒，这些宋儒的游学活动又推动了文化教育的发展。游学对宋代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仅促进学术思想领域的发展，推动地域文化的进步，还影响着宋代的整个文化体系。可以说，宋代的游学促进了宋代教育和文化的良性大互动，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为整个宋代社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