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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坚 | 从前写诗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楚尘文化 2017-04-27 14:26:58

于坚楚尘文化

△ 于坚90年代在昆明的家

热烈祝贺楚尘文化签约作家、诗人于坚先生荣膺2017年第十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楚尘文化已出版其作品《印度记》《昆明记：我的故乡，我的城市》《相遇了几分钟》等，2017年即将出版新著《建水记》。

提起中国的现代诗，于坚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他在八十年代以《尚义街六号》等一系列作品震撼了文坛，让当时的读者领略到了与“朦胧诗”截然不同的诗歌美学，甚至可以说是一场颠覆，并影响至今。从此，中国的诗歌呈现出了更加崭新的面貌。

本文是于坚老师写于2010年5月23日的自传性散文，原题《地火》，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诗人是如何在特殊的时代氛围中成长起来的。

1979年，我在昆明北郊的一家工厂的铆焊车间当铆工，已经干了8年。

上班之余，我写诗。最开始写的是古体诗，因为学校里的语文课只教毛泽东的诗词，毛泽东的诗我全部学过，背得滚瓜烂熟。受这个影响，一开始写诗就是填词。

工厂由一条大道分成两半，两边是车间。大道两旁，每个车间的门口都用木板安装了贴大字报的栏板。大字报是文革时代公开发表言论的一个方式，有点像今天的网络，大街、单位到处都有大字报栏，你有什么想法，写张大字报就可以贴上去，匿名也可以，当然，后果自负。冒似言论自由，其实真正敢于说话的人极少，有些人夜里偷偷贴大字报公开了自己的阴暗思想，天一亮就被捕了。每个月各车间都要在大字报栏上贴一些文字，领袖语录、报纸社论摘抄、工人写的感激文字，顺口溜什么的，歌颂祖国、歌唱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用毛笔和大白纸抄出来，配着太阳花草之类的水彩插图。每个车间的专栏都取个名字，加工车间的叫做“春雨”，铆焊车间的叫做“红铆工”。铸造车间的叫做“钢花”。我进厂时刚满16岁，照着毛泽东的词的格式填了一首《采桑子》，歌颂五一劳动节，这是我第一次写诗词，车间的宣传员把它发表在“红铆工”上了。但我并没有就此对写诗发生兴趣，也就这一次而已。毛泽东诗词把我领进诗歌之门，而这扇门后面还藏着无边无际的中国古典诗词。文明之门就像千手观音一样，不只有一道，从任何一道门都有可能登堂入室抵达文明最深奥的殿堂。

1970年冬天的时候，我生病在家修养，父亲当时在云南陆良县一个叫水阁的村庄流放，我去探望他，他住在乡村的寺庙里。寺庙里佛像已经摧毁，正殿改成了生产队堆放杂物的仓库，我和父亲住在楼上。我在稻草堆里发现一个箩筐，里面有几本旧书，其中一本是六十年代印给干部内部学习的《中国古代诗词选》，里面印了三十多首古代诗词。那一天，我在阴暗的阁楼上打开了这本小册子，劈头就看见王维的《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像被闪电击中，眼睛上的黑布被撕开，我顷刻被照亮了。我立即想写出这样的诗，就写了起来。从那一天起，我开始狂热写诗，神魂颠倒。后来当我坐在大卡车的车厢里回昆明的时候，一路都在神思恍惚地构思着诗。我不知道这本小册子怎么会藏在遥远偏僻的乡村，这是共产党省委机关的内部读物，我父亲不大可能带来这个小册子，他是旧时代的秀才，这只是一本初级的入门读本。也许菩萨显灵吧，很多年来，我都觉得这本小册子出现在稻草堆里太神秘了。我不敢告诉父亲，我不能失去这本小册子，我悄悄地藏着它，离开那个村庄的时候，我带走了它。从这本小册子开始，我发现了王维、苏轼、姜白石、李白、杜甫、吴文英、辛弃疾、范成大……他们都在黑暗中，是被禁止阅读的。在七十年代，经历了1966年的大规模焚书、禁书后，要找到书是很困难的。但有心人还是可以找到，后来我得到一本王维的《罔川集》，成了我的诗歌圣经。我也找到了《诗韵新编》，背诵诗歌格律。1973年，我读到惠特曼的《草叶集》，深受震撼，就不再写古体诗了，开始写自由诗，写风花雪月，青春期的感伤、爱情之类。我的第一首白话诗，写的是春天在一个公园的触景生情。

1975年，文革的疾风暴雨缓和了些，图书馆重新打开，部分古典作品也可以借阅了。许多禁书也被民间悄悄从藏匿的地方取出来，地下流传着。我的青年时代，是在秘密阅读禁书中度过的。我读了大量俄罗斯、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文学作品，但地下流传的书中，诗很少。我只看过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歌和《草叶集》。有一天，我骑着破单车经过我家附近的华山西路，在一家老照相馆门口遇到一个神色慌张的中年男子，有两三个人围着他。他手里晃着一本黄壳子的小书。我眼睛一亮，立即飞身下车，推着转回去，支起脚架，就凑上去。他手里拿着一本书，吞吞吐吐地表示要卖，不时朝两头张望。已经有人还过价，嫌贵。我一看就知道他卖的肯定是禁书，我要看，他迟疑着递给我，还捏着一半不放手。我知道他是担心我不买书，却要告发。那时候告发、告密、出卖非常普遍，是一种国家鼓励的光荣行为。他做这事情胆大包天，自由买卖任何东西都是禁止的，而他卖的还是禁书。那时候什么事情都可以告密，例如你为什么最近几天总是在窗子前张望，就有人去密告，告密可以得到组织的信任，重用，前途无量。我说，先看看嘛，我又不认识你！他稍稍放心，放开手。由于多年禁书，我已经练就了一目十行的本事，任它什么文字我瞟一眼就知道了。那时读书是地下活动，朋友借一本禁书给你，你得在两三天内秘密读完，赶紧归还。禁书是什么？就是《红楼梦》《复活》《浮士德》《志摩的诗》……我靠！里面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外面却包着写上《物理》两字的牛皮纸书壳。我有过五天读完四卷本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记录，还包括摘录格言一本以及吃饭睡觉上班。我接过书飞快翻看，书很薄，只有60多页，黄色封面，书名《飞鸟集》，是一个叫泰戈尔的人写的。我不知道谁是泰戈尔，书页里面已经画了许多红杠，“如果你因失去了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将失去群星了。”“海水呀，你说的是什么？是永恒的疑问。天空呀，你回答的话是什么？是永恒的沉默。”我血肉横飞！在当时那样的汉语环境中，读到这样的诗句真叫人血肉横飞，黄金在纸上舞蹈！以如闻天籁之类来形容太软弱了。附近的汉语是什么，转过街口就贴着几张批判我父亲的大字报，“揪出国民党特务某某某”。我父亲1948年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期间，与一些同学组织过一个社团，叫做骆驼社，那就是特务，他因此被流放。《飞鸟集》，定价1角5分，他要卖三元人民币，翻了20倍！而那时候我一月的工资才15元，我毫不犹豫买下。这是我自买书以来，买过的最贵的书。我将书揣到怀里骑上单车就跑，怕那人后悔。那书上全是美妙绝仑的反动言论，我自己看完，立即给工厂的好朋友秘密传阅，大家都喜欢得要命。都想一看再看，就决定复印，买来蜡纸，分头刻蜡版。当时有个朋友的恋人小萍在厂里的办公室当打字员，就把刻好的蜡纸交给她，用公家的纸和油印机印了十一本。五个人，我、福源、建辉、汤平、崇明每人两本，多印一本给小萍，印完立即烧毁了蜡版。我还记得那个夜晚，我们一边在脸盆里点火烧着蜡纸，一边闻着泰戈尔诗集散发出来的油墨香味，青春的脸被火光映红，仿佛请来了神灵。恋爱就是牺牲，做什么都不在乎，那小女子干这件事，可以说是冒着杀身之祸。多年后我们说起来，很是自责，太不负责任了，当时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可能的后果。那是美丽无比的诗集，诗总是使人忘记现实的残酷。当我21岁的时候，泰戈尔来了，他是最适合这个年纪阅读的诗人。他用神性的声音赞美自然、人生、爱情。万物有灵，那正是云南高原给我的心灵经验。云南是一片原始淳朴的土地，各民族的部落中住着众神，河流高山森林百兽都是神的化身，云南大地上有三万个神灵，就是文革时代高音喇叭的喧嚣也不能将它们驱除，它们已经隐匿在我年轻的心中，我已经在滇池水滨遇到过它们。直到我读到泰戈尔的诗，它们才在我的心灵中出场显身。泰戈尔是诸神的使者。

那时候没有地方发表诗歌，文学刊物都停刊了。报纸上有时候会登一些分行排列的标语口号，有些句子比标语口号稍微讲究些，用了形象思维的手段。下面还标着作者：“工人某某”、“解放军某某某”、“社员某某某”。我的诗不可能发表在报纸上，我开始写新诗后，甚至都不能让人知道我在写诗。我的诗不能随便给别人看，就是父母也不行。

有一天当知青的表哥借我一本旧报纸包着的诗集，里面有查良铮翻译的雪莱的诗《西风颂》：

哦，狂暴的西风，秋之生命的呼吸！你无形，但枯死的落叶被你横扫，有如鬼魅碰到了巫师，纷纷逃避：黄的，黑的，灰的，红得像患肺痨，呵，重染疫疠的一群：西风呵，是你以车驾把有翼的种子催送到黑暗的冬床上……

多么可怕的语词，阅读它们足以使我遇难。我记得这些魔鬼般的词如何令我梦魂牵绕，那么自由，那么直截了当，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愤怒就是愤怒、恐惧就是恐惧、厌恶就是厌恶。绝不拐弯抹角，言此意彼，吞吞吐吐、朦胧晦涩。我太害怕了，我害怕中了这些语词的魔咒，陷于迷狂，这些语词会成为我的梦话，在某个夜晚被人偷听告发。那时候住在工厂的集体宿舍，12平米的房间，住着8个人。

另一天我闯了大祸，我写了一首稍长的诗，叫做《月光曲》：“月亮像少女的玉手/扯起了银色帐幔/世界在酣酣沉睡/黑夜在悄悄游荡……”我自鸣得意，决定去买一支新的铱金笔和稿纸，工工整整地腾一遍。我到了文具店，买了一支英雄牌水笔，一叠新的方格稿纸。那支水笔我还记得，从未见过的一种，笔头上有个旋钮，拧开来，里面有个小按钮，只要反复按它就可以吸墨水。我太喜欢这只笔了，墨绿色的笔杆，金色的笔尖。我把它别在衬衣的胸袋里，骑着单车得意洋洋回家去抄我的诗。到了家里，才发现我的《月光曲》不见了，想起来也许是将笔别进上衣袋的时候，掏出来放在文具店的柜台上了。冷汗！我害怕的不是诗稿丢了想不起那些神来之句，而是害怕被别人看见那些句子。返回文具店，店员意味深长地看着我，不敢问，转一圈又回来了。我担心了一个星期，想着他们就是看了也不知道我是哪个单位的，又想会不会查笔迹？甚至想着如果东窗事发，诗里的那些象征怎么朝积极的方面去辩解，做了几个噩梦。

那时代有许多词都是不能用的，写什么很危险，用什么词也同样危险。你就是在一张白纸上写个“反”字，也会引来麻烦。我亲眼目睹大人批斗12岁的小孩，他叫范赤星，是我童年的小伙伴，他把一张领袖像垫在屁股下，被另一个少年告发了，大人就开斗争会批斗他，命令他父亲当众抽他耳光。这是我永远难忘的一幕。中国的文革时代与斯大林时代不同，斯大林创造了古拉格群岛，但可以容忍普希金和萧斯塔科柯维奇，文革却不能容忍一把小提琴和一首抒情诗。文革时代思想被严密控制，控制思想的捷径就是控制语言。对任何一个词，人们都要琢磨审核它的含义、隐喻、象征。大海代表人民，太阳、北斗星代表领袖，东风代表人民的力量，苍蝇、毒草代表敌人等等。如果一首诗的隐喻被往反动消极方面解释，作者就麻烦了。一首赞美西风的诗歌一定会被认为是赞美西方帝国主义，你辩解西风就是从西方吹来的风，指的是相对于地球表面的空气运动，气流的来向……这是狡辩。我为什么后来提出“拒绝隐喻”，与那个时代的令我刻骨铭心的语言环境有很大关系。诗是解放语言的不朽运动，诗是语言的狂欢节。语词就是语词，像颜料一样，如果只准用红色，你怎么画？其实我青年时代完全没有什么反动思想，我有些消极，也不过就是老子的“道法自然”这一套，这种思想是暗藏在王维苏轼们的诗歌中的，潜移默化而已。但我还是害怕，我诗中的语词很可怕，许多都是那时代罕见的。那时代汉语粗鄙简陋，只有几百个词勉强准用，就是恩准的语词，使用时也得小心翼翼。写诗天然就是反动的，国家鼓励每个人都要当积极份子，消极是一种反动敌对的情绪。而诗歌，自古以来多是“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调子，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消极传统。我读多了古诗，深受消极情调的影响，伤世感物，“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诗很危险，那是不打自招的交代材料、自供状、阴暗内心的证据。如果有人告密，后果不堪设想。我只是把诗抄在笔记本上，给最信任的几个朋友看过。

我写了8年的诗，周围没有另一个诗人。我的朋友们读我的诗，但不写，写诗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白纸黑字，证据确凿，我算是豁出去了。我很孤独，很想找到同道。我当然知道中国有许多人在偷偷地写，但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我记得1974年的一天，中午，下班了，机床一台台停下来死去。车间安静时，铆工陈实鬼鬼祟祟地拉着我走到车间的僻静处，两头看看没人在，蹲下来，在钢锭上坐定，从怀里掏出一张揉得皱巴巴的信签纸，已经有裂缝，上面抄着一首诗：《相信未来》，原来有11段，这里只抄下7段，没落作者名，陈实说是一位北京知青写的。我很喜欢蜘蛛网、灶台、凄凉的大地、迷途的惆怅、“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这些词句，这种词句出现在诗里面，真是别开生面。“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灶台”那时候“查封”很频繁，针对的是阶级敌人，在这首诗里，“查封”的主体变成了蜘蛛网，隐喻着时间，真是大胆。我知道作者说的“相信未来”是什么意思，不就是雪莱说的“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语词的隐喻是无法控制的，所指随着时代变化，张冠李戴，含沙射影，上帝也控制不了。“未来”，“春天”，以前是指解放区。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1970年代，还要“相信未来”，难道现在不就是伟大的“未来”吗，不相信现在吗？相当反动。所以这首诗只能偷偷摸摸地在地下流传。我才看了两遍，陈实就一把抢回去，小心叠好，塞回内衣袋里，我要抄一遍他都不准。我至今不知道陈实是从哪里得到这首诗。这个秘密使他高我一等，他有渠道得到地下诗歌，他和“未来”有联系。自那个中午以后，我一直想找到这位诗人。过了20多年，我在北京见到了这位诗人，他是食指。

三中全会召开后，我预感到新时代要来了，模仿着马雅可夫斯基的风格，写了一首批判“四人帮”的抒情长诗《难逃法网》。厂里有个1960年代的著名电影演员老徐，他曾经在某部电影里演过一个汉奸，文革中从八一电影制片厂流放到昆明，和我在一个车间。老徐很喜欢这首诗，帮我用毛笔和墨汁把它抄到全开的白纸上，贴到工厂食堂前的大字报栏上，展开来有十多米长，滔滔不绝、浩荡奔流的样子。工人们敲着铝饭盒去食堂打饭的时候，都看到了，像下班后的机器一样沉默着。有人悄悄拍拍我：兄弟，你胆子大啊！我是这个三千多人的大工厂唯一的一位诗人。

1979年初春的一天，我路过昆明市中心的百货大楼，看见省医药公司的灰色外墙前，人头攒动，墙上贴着一份拆散了的油印刊物，也许是印的时候纱网动了，字迹有些模糊，刊名叫做《地火》。医药公司是一栋三十年代的西式建筑，《地火》贴在马牙石和水泥砌成的灰黑色墙面上，很醒目。我快速浏览了一遍，有小说、诗歌、散文，写的都是人生、风花雪月、爱情，像是徐志摩主编的。我心头一热，这是我的同党，终于找到他们了。上面有地址，人们相信一个新时代到了，于是勇敢地公开了住址。我决定现在就去找他们，我已经找了这么多年，我要和真正的诗人一起讨论诗歌，念我的诗给他们听，我还不知道我写得是好还是不好，我的读者除了七八个亲密的朋友，都是黑暗中的人，我常常想象着把自己的诗念给王维、李白、苏东坡、普希金、莱蒙托夫、波德莱尔……念给那些天堂里的诗人们听。那时候我胆子很大，25岁，写诗使我成了一个安泰那样的人。我已经秘密阅读了《当代英雄》《罗亭》《堂吉诃德》《约翰•克利斯朵夫》《复活》……这些文字赋予我的青春一种强大的力量，一种神圣的力量。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些作品隐含着的基督教精神。我完全忘记了恐惧，我当然知道这是地下刊物，我早已知道1957年发生的事情。我知道“探求者”事件，也知道韩东的父亲方之。多年后我和韩东成为朋友，一同创办了诗歌刊物《他们》。在文革期间，我也目睹经历了种种事情。1966的某日，造反派来到我家里，我12岁，他们要我交代我父亲平时在家里都说些什么，我保持了沉默。

1979年初春的一个黄昏，我根据《地火》提供的地址找上门去。我走在银桦大道上，兴奋、害怕，想象着那里有一个左拉发起的“梅塘夜话”或者赫尔岑家里的文学沙龙，想象着那些长得像普希金或者莱蒙托夫的面孔。《地火》编辑部设在云南省图书馆后面的职工宿舍里，一栋红砖房子的二楼。土红色的木门，我敲了敲，门开了，里面站着一个长我几岁的青年，穿着白衬衣，英俊、聪明，眼睛像炉膛一样发亮。他握握我的手说，欢迎你加入。他是《地火》的主编，叫石安达，《地火》编辑部就在他的家里。他是云南省图书馆的职工，云大中文系1968年毕业，拉祜族，他父亲是拉祜族的大土司。他请我星期四晚上再来，这里要举办一个诗歌朗诵会。

星期四晚上，我带着几首诗去了。十多平米的房间里挤着二十多个人，中间吊着一个光线昏黄的灯泡，我觉得它正在像丹柯的心一样燃烧着。《地火》是1970年代末昆明第一份公开的地下刊物，创办于1979年初，只存在了一个春天。没有主编，核心人物是石安达、任庆等七八个人，用稿大家民主讨论。成员有五十多人，主要是知青，也有工人、教师、大学生、机关干部……很多人是1940年代南下的知识份子、西南联大教师或学生的后裔，他们属于各种朋友圈子，秘密的地下文学小组、哲学小组、读书小组，大家都渴望着交流。大家立即建立了同志式的关系，紧紧握手，彼此注视，像刚刚从黑暗的矿洞里钻出来的矿工。“地火”成员中有许多人热爱俄罗斯文学，崇拜12月党人，这是一个经常的话题。石安达说，请青年诗人于坚朗诵他的诗歌。我第一次被称为青年诗人，房间里没地方可坐，大家都站着，围着我，我念了我的诗歌《不满》，房间里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其实没那么响，对我来说，那就是一场暴风雨。我从来没想到我会在公众中朗诵自己的诗，我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喜欢。散会的时候，石安达说，你是一只就要展翅飞翔的小鹰。另一人说，他是我们云南的莱蒙托夫。我兴奋、骄傲地走向夜晚回家，稀稀拉拉的路灯仿佛是安装在我的脚下。

过了两天，有人敲我小屋的门，我开了门，门口站着一个头发像普希金那样卷着的人物，我在那天晚上的诗歌朗诵会上见过他，他是写小说的朱晓阳，我们立即开始滔滔不绝谈论文学，像是一瓶接一瓶地喝酒，直到深夜，还在大街中央乱走。那时大街上的汽车还很少，街道属于步行者。我第一次有了一个在文学上志同道合的朋友。我认识了诗人杜宁，他的笔名叫盖丁；诗人武列格，他的笔名来自一部苏联小说的主人公奥列格，我到今天都不知道他的本名。诗人李亚民、郭小兵、小说家李勃、速建祖、画家王仁瑞……大家一见如故，人人都有多年在孤独中秘密写作、阅读禁书的经验，对于时代和文学的相同见解、对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信仰，像储存多年的干柴，一触即燃。话题立即深入，文学、哲学、艺术和政治，在房间里，在大街上，在公园，完全忘记了国家的禁区。我们彼此相爱，传阅手稿、交换心得、形影不离。

另一天，有人带来了《今天》，立即在《地火》成员中传阅。我读到了芒克、北岛等人的诗，很震撼。那时候云南诗人写诗多是传统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没有象征派的风格，《今天》诗歌意象丰富而诡谲，但并不朦胧。诗不在于它的意思懂不懂，而是语词所创造的张力、空间能不能唤起读者的感觉。《今天》的诗歌给我强烈的印象，我有许多经验和那些作者是相通的。后来官方批评把“今天”诗歌说成“朦胧”，乃僵化愚昧所至。

石安达组织了很多活动，这些活动主要是朗读、讨论彼此的作品、交流思想。更多的活动是集体登山、唱歌、野炊、到滇池去游泳。那时代人们非常渴望生活，渴望诗意的生活，《地火》不仅是一个文学刊物，也是一个生活俱乐部。

《地火》的经费是大家自愿拼凑，多少不一。任庆偷偷地翻进一个单位，偷了一批纸出来，大量购买纸张的只能是单位，私人大量够买纸张会引起怀疑。蜡板是杨小彪刻的，他是一位老知青，他不写东西，热衷于为《地火》做事。《地火》的印制是他一个人做。那时候很多人都会油印印刷品，非常原始的印刷，蜡纸是16开的，上面已经刻着方格。刻笔是嵌在木制笔杆上的钢针。刻蜡板用力要恰到好处，如果过于使力，蜡纸就会被刺穿，印的时候就会漏墨。如果刺穿，一张蜡纸就报废了，要重刻。刻错的字，就划一根火柴，在那个错字上飘一下，这个字就融化了。腊纸刻好，就贴到丝网上，在橡胶滚筒上抹上油墨，再覆到裁好的纸张上，滚筒一滚就印出来了。滚一下印一张，一个晚上可以印四五百张。《地火》一期有20多页，刻蜡板要刻一个多星期，每期印100本，杨小彪一个晚上就印出来。

《地火》出版了第一期，第二期就要发表我的诗《不满》。刚刚印好，还没发出去，就被勒令停刊了。我记得那个春天最后的几日，我们几位《地火》最年轻的成员天天聚在一起，束手待毙，我们已经被记录在案。石安达杳无音讯，他正在被审查。武列格是《地火》比较外围的成员，杨小彪就把印好的《地火》转移到武列格家里藏起来。散发着油墨芳香的《地火》，锁在武列格家的一只大木箱里，令我非常沮丧。我的作品标题下面印着我费尽心思想出来的笔名：尼罗。来自非洲一位古代国王的名字，这是因为我的皮肤常常被高原的太阳晒得黝黑，大家说我长得像非洲人。《地火》是被谁查封的，我们并不知道。夜晚，警车在大街上凄厉尖叫，像荒野上的狼。武列格的房子是一间古宅，土木结构的，散发着泥土的霉味，没有窗子，像寺庙一样，外墙正中安着两扇木门，插在枢纽里，开门的时候咯吱咯吱响，像老人在咳嗽。李亚明披着长发，他是一个长得像猫王的热血青年，他靠着藏着《地火》的大箱子，高声地背诵马克西姆•高尔基的《海燕》，我们经常集体背诵这首散文诗。当他背到“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时候，大家都应和起来。门响了，好像有人激烈地敲门。李亚明说，来了。学着某部电影里面的地下党，甩了一下头发，做出神色自若的样子，走去开门，门外站着黑暗，敲门的是春天之风。

2010.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