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鞭法2017-3-21
本篇将按照时间顺序分析万历朝的张居正一条鞭法。之前开中禁海一篇已经提到了明朝的经济状况，但是主要是从几个小侧面讲，本篇一条鞭法主要从财税的角度去分析。
张居正堪称有明一朝最出名的文臣，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里把张居正评价为“明代最杰出的政治家”。从嘉靖朝就进入政府机构，12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23岁中进士，二甲第九名，少年得志顺风顺水。张居正的政治生涯走的也非常规矩稳健，跟大多数考取功名的进士一样，先进入翰林院，做一些文书工作，他的老师就是徐阶。当时刚好是夏言和阎嵩俩人在内阁里争权夺势，徐阶在后面韬光养晦，可以说张居正的运气也在于他跟对了人，夏言和阎嵩争了半天最后谁也没落个好下场。最后阎嵩倒台，还是徐阶上位，成为新的内阁首辅，张居正自然能得到新的提拔，而且徐阶还推荐了张居正为裕王朱载垕（厚）的侍讲侍读。裕王就是后来的隆庆皇帝，作为帝师，你不进内阁皇上也不答应啊，所以从隆庆朝开始张居正就入阁了，后来又当上了礼部尚书，到万历元年的时候（顺便说一句，万历元年非常好记，今天著名的白酒国窖1573，万历元年就是公元1573年），高拱被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整了下去，和冯保私交甚好的张居正终于来到了职业生涯的顶峰，成为内阁首辅大臣。这首辅一做就是10年的光景。在古代，一个人要想从科举走向仕途从政一直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大概也就是这么个流程，张居正的仕途可以说是最最理想，一路顺风顺水的情况，几乎就没有遇到什么坎坷。
万历的第一个10年是明朝非常欣欣向荣的时间，北方的蒙古人、东南的倭寇都消停了。张居正有非常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去推进他的改革，而他改革的基本目的，就是优化政府的财政收入。为什么要优化，就是之前说的，明初打蒙古对明朝政府的财政压力太大了，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方案，政府的收入永远受到三条红线的制约。但问题是，汉、唐、宋这样的大一统王朝，都没少的了和游牧民族打仗，政府也都打的国库亏空，那为什么明朝的问题尤其严重呢，按道理说生产力应该明朝发展得更好才是，可偏偏我们都认为最富有的王朝是宋朝，唐朝好像在开元盛世也挺有钱，明朝似乎就没听过什么特别有名的盛世。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没想到特别严谨合理的解答，说说自己心里的一些想法，我想这里边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明朝的中央集权性质较此前的历代王朝都更加严重。以唐朝为例，唐朝的藩镇制度是个毒瘤，但要是真的削藩还真不行，藩镇是自负盈亏的，要是削藩那打仗的军饷还得是唐朝政府出，也出不起，所以从经济角度考虑藩镇还真是帮大唐解决了一部分财政问题！所以还是回到那句话，历史，政治、经济和军事永远是三位一体的，不能割裂。
回到主题，一条鞭法。一条鞭法其实不是张居正的发明，在宣德、正统、嘉靖这些时候就已经在江南（南直隶）、东南（浙江）一些局部地区做了起来，只不过是万历9年，张居正正式推行全国。这种改革的大体思路是：把明初以来分别征收的田赋和徭役，包括甲役、力役、杂役、力差、银差等项目，合并为一，总编为一条，并入田赋的夏、秋两税中一起征收。每一州县每年需要的力役，由官府从所收的税款中拿出钱来雇募，不再无偿调发平民。赋役合并以后，劳役制度逐渐消失，农民纳钱于官，官府代为雇募，使农民有了更多的人身自由，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松弛了。当然，是一条鞭法还没有把力役全部摊入田赋，只是部分摊入。全部摊入要等到后来清朝统治时期摊丁入亩制度的改革。
明初的赋役制度是赋和役分别征收的，赋以土地为对象收，按田亩计算；役以人为对象收，分为按丁和按户征收两种。在征收内容上主要是征收实物和劳役。这种赋役制度在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当时是比较合理的。但到明朝中期时社会经济状况有所变化，一方面大量田地迅速向地主手中集中，另一方面商品经济在迅速发展。于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土地管理体制的变化，一条鞭法应运而生。
这样做对国家的好处是什么呢。一句话，就是把国家的税收征收效率发挥到最大。简单来说，征收的名目越复杂，越给了地方官员贪污截留的机会。把田赋徭役杂税并为一条，折成银两，它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商品生产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因为赋役的货币化，让较多的农村产品投入市场，把农产品、农民推向市场，促使自然经济进一步瓦解，为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说白了，一条鞭法还是从税收上去解决财政收入的问题，只不过他不是扩大税率或者征税范围，而是从优化征税效率上去考虑。所以张居正在一条鞭法实行的同时，大刀阔斧地清丈全国土地，主要就是清查那些用各种名义寄存，偷税漏税的土地。结果就是明王朝可用来征收赋税的土地，由过去的400多万倾，变成700多万顷。虽然还是不及朱元璋时期，但是税收效率却远高于那时，因此这也是明王朝税收效率和税收总数最高的一段时期。张居正改革的最高峰时代，明王朝的年税收是800万两，如果结合当时白银的购买力，不但远高于明王朝建国时，也应该高于后来清王朝康乾盛世，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税收最高的时候。明朝末年的崇祯，通过各种方式增加田赋，但最后的结果，每年的赋税也不过400万两，而军费开支却增加到了600万两，年年财政赤字，以至于最后破产了。
中国的税收制度在历朝历代的沿革已经基本讲清，从西周的井田制度，土地国有，分配给老百姓使用，周边私田，种了算自己的，中间公田，大家一起种，种了的东西上交。这是最原始的。到管仲变法，齐国盐铁专营，专营表面上是国企，但实际上是通过垄断资源垄断定价权，从价格上变相对百姓征税。到秦国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土地开始向私有化转变，因为井田制下中间的公田大家都不好好种，而且还有很多荒地没有规划，造成资源浪费，所以开阡陌。并且商鞅还引入了“赋”，中国从此开始有了所谓的人头税概念。汉武帝时期全国推行盐铁专营，所以有了桑弘羊之问，但是这种政府收入的增加不是效率的提高，他只是社会既有的财富在政府和民间的重新分配而已，也就是所谓的国进民退。
到了王莽，哥们儿效仿周礼，打算恢复土地公有，逆历史潮流，最后崩了。汉末，曹操推出户调制，规定户调不分贫富，按每户征调绢棉，这样户调就取代了人头税，和田租一起成为新的税赋组合，但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三国以后就是魏晋南北朝。北魏孝文帝推行均田制，不过均田制也不是真正意义的平均，只是同一阶级内部平均，土地属国有，用国家权力分配。钱穆先生对于均田制和井田制的区别讲的很到位，井田分属于封建贵族，均田完全属于中央政府。所以均田就是郡县制下的井田，井田就是封建制下的均田。它有利于中央依附农民去摆脱豪强大族控制，转变为国家编户，让政府控制的自耕小农这一阶层的人数大大增多，保证了赋役来源，从而增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士族政治+战乱年代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府手中掌握了大量无主荒地，均田制的改革是有利于国家的，在国强民富中选择国强，限制土地私人买卖，而且他和府兵制、租庸调是三位一体的。均田制也一直沿用到了唐朝中期，因为耕地面积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了，均田就不太适合了，被“两税法”取代。
两税法是中国税制历史的最最重大转折点，一直延续到宋朝，两税法开始征税开始以土地为主，不再是以人头为主，而且是你有多少地征多少税，所以两税法鼓励土地兼并。然后唐朝对于专营对于地方也有了一定的放权，算是让利于民，才有了唐朝整个社会的富足。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唐朝的工商业利润基本上没有向产业资本去转化，而是进入了消费市场、土地和高利贷领域，这就损失了一部分经济的乘数效应。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国家对经济放的还不够，国有资本还是太强大，民营资本没有信心与国有资本一起参与到市场中去，这种局面正如今天。
再然后，就是王安石熙宁变法。王安石也是不抑制土地兼并的，但是他对税收方面的改革倒不大，他主要是从工商业的一些顶层设计去做改革，整体比较宏观，最后也以失败告终。然后就到了明朝的一条鞭法。到清朝的时候就是摊丁入亩制度，将在后篇中介绍。一条鞭法其实就是介于“两税法”与摊丁入亩之间的赋役制度。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赋役制度的演变中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它把力役部分摊入田赋，加强了力役由户丁转向土地的趋势。此外，由于赋税折银征收对货币地租的产生和部分农产品的商品化起了促进作用，从而更加繁荣了城乡经济。总之，一条鞭法在中国赋役制度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上承唐宋的两税法，下启清代的摊丁入亩。再多说一句，其实徭役也应该属于田赋的性质，它不仅包括力役，而且包括兵役，很多时候是被并入田赋当中进行征收的，它最终的负担者仍然是老百姓。
然而，客观评价，张居正一条鞭法提高了税收效率，但是对于政府财政收入的规模扩大能起到的作用还是有限的。到16世纪中期明朝政府每年财政赤字多者400万两银，少者百万两。1567年时，太仓银仅存135万两，只够三个月开支。对于明史研究的人历来认为明朝最终不是被李自成击垮，也不是被满清政权侵略，是被自己的财政问题拖垮的。对此，略有疑问。明朝有财政问题不假，但这种财政赤字到底有多严重呢？当时一年财政收入能到2000万至2500万两银（财政收入主要包括税收和对外贸易所得）之间，是4到5亿两GDP的5%左右。这样，即使按照最多的400万两赤字算，也不到当时GDP的1%，远低于今天2.5%左右的财政赤字。可是，中国今天2.5%财政赤字是非常健康的，而原来1%的财政赤字却严重到可以把朝廷压垮。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私以为关键在于，明朝那时没有跨期配置收入的债券市场或长期借贷市场，说白了就是没有国债这种金融工具。而今天的国家政府不仅可以发债，还可以发行30年甚至100年才到期的永续债，能把今天的财政赤字摊平到未来100年慢慢还、逐步还。债券是现代政府抵御财政危机、国家生存风险的主要手段。而在没有借债手段的情况下，明朝廷只能在加税、拖欠、货币成色上找活路。靠单年的加税来解决财政危机，最大的缺陷是强化了突发性大额开支对社会当年的冲击，等于是“税负休克疗法”。加税永远无法让朝廷把一次大开支平摊到未来30、100年的财政收入上，这个只有长期债券才能作到。
不管是个人层面，还是国家层面，未来的历史都会因为金融而不同。金融对于一个现代国家来说非常重要，不亚于国防实力。2009年以来，中国社会对金融的认识和金融工具的应用，已经进步很多、很快，金融品种丰富多彩，金融市场规模日新月异。但是，似是而非的认知还是太多，尤其在谈到“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时，从下到上，几乎一边倒地认为“当然要重点发展实体经济”或“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这种表面看似乎很有道理的陈述，实际上经不起经济学逻辑的推敲。
很显然，今天中国许多实体行业的产能严重过剩，而金融的供给则严重不足，这里指的是金融产品的供给，不是货币的供给，货币目前确实有些超发。也就是说，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实体经济发展的边际价值很低，甚至是负的，往实体行业做更多投入，就是往火堆里扔钱。但金融发展的边际价值很大，至少目前看来很大，因为金融供给短缺，多一些金融服务就可以多增加社会的整体福利。经济学的第一原理是：多配置资源到高边际价值的行业，减少对边际价值为负的行业的投入。所以在未来的未来，也许我们要做的恰恰是跟很多人讲的相反——要重点发展金融经济，淡化实体经济，而且实体经济要多为金融经济服务才对！当然，这话对不对我也不敢保证，这只是个人的一点猜想。
之所以“实体经济为主，金融经济为辅”的观点大有市场，是因为从本质上看，人们还没有走出短缺经济、农耕经济的思维。对于总处于温饱边缘、物质总是短缺的农耕社会来说，所有经济活动的价值都围绕填饱肚子的需要来定义，而不能生产“物”的虚拟经济活动就无价值。是的，当东西总是不够吃、不够穿的时候，只有“实”的东西才有价值，只有这些才能让人活下去。但是，医生不生产物质，我们却能接受医生服务的价值。实际上很多时候医生要割掉这个那个的，是要毁掉物质。但我们知道，因为他们在治病、在延长人的寿命，是实实在在的贡献，所以，我们接受“医生服务有价值”的陈述。而且在收入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我们还会增加对医疗与健康的支持。
既然我们能够认同医生服务的价值，为什么不能认同金融的价值。在没有金融市场的社会里，一旦发生灾荒等风险事件，许多家庭会遭遇毁灭性打击；有了金融工具之后，人类社会可以更主动地利用非人格化的金融工具进行跨期价值配置，更好更主动地安排规避风险，不用再担心生老病残，日子过得更加安稳。人类进入现代后，旱灾、水灾等气候灾害和其它风险事件也会发生，但我们不用再担心北方游牧民族是否会攻打中原，不必担心是否会有下一个李自成或其它社会动乱，更不会引发国家存亡的挑战。原因当然跟现代强势政府的形成以及正规军的武器优势有关系，但是，金融市场所起的作用也不能忽视。因为如果没有金融市场提供的抵御存亡风险的金融工具，个人和国家在面对风险事件的冲击时可能还会求助于暴力。
在现代金融发展之前，如果一个王朝本身已经腐朽，只要不发生旱灾、水灾或其它大风险事件，只要粮食收成还多少能凑合，那么，腐朽不一定马上拖垮王朝；但如果遇上自然灾害，特别是百年不遇的旱灾，腐朽王朝的宿命可能就在劫难逃。而有了现代金融市场后，规避风险事件冲击的工具大大丰富，即使旱灾等风险发生，腐败王朝也未必会垮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金融市场不仅改变社会，给个人更多自由，而且也打破改朝换代的历史规律，延长了政府的寿命。
是不是这样呢？
在结束之前，想单独的提一个人，严嵩。前一段时间刚好看过一篇文章讲为严嵩翻案的，这个我觉得还挺有意思，不代表个人的观点，限于篇幅，只是把这篇文章的结语摘抄下来。
根据上边多方面的讨论，我们觉得将严嵩定为奸臣，实在大有商榷的余地。试问自从世宗懒得视朝，懒得召见大臣而多时仅仅召见首辅，若果没有像严嵩那样忠勤侍候，朝政很可能变得更坏。有了嵩这个挡箭牌，也就缓和了好些君主和其他臣子间的对方形势。假如不是嵩说服了他对北虏采取和平政策，念念不忘建立武功的世宗，很可能会冒险进军边微。假如不是采纳了严嵩和赵文华的政策，东南海岸的倭寇问题可能拖延得更长，民生经济受害更大。也正因为嵩选用了赵文华、胡宗宪那一类敢于作为的人，从此也孕育了一些好象威继光、谭纶这样的军事人才，对后来的北方边防，亦有所补益。单就这几点来说，嵩在什么地方有负君主，在什么地方有负国家呢？况且，又没有蓄意诬捏他人至死，又何奸之有！
说了这许多话，无非是想弄明白严嵩执政期间的真相。今人常说古为今用，究竟是把古当作今人的镜子用呢，还是削足就履只挑选史事来证明个人的见解呢？每个时代，每种政体，都有它特殊的地方。单纯地去用“忠”和“奸”这种黑和白的标准去衡量专制时代的历史人物，我们就无从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读遍了《明史》的奸臣传，读者会要问，是臣子奸呢？还是君主奸呢？我们觉得只有把“奸臣”的招牌除下来之后，才能教我们清楚地了解君主专制政体实行的情况，行政制度的演变，南北边防问题的起落，边防剿抚政策的差异，以至一般经济的、社会的变迁。之后，我们才可以对一个朝代有较为具体一点的认识。然后再把我们的知识堆积起来，才可以做成一面清晰入微的古镜。
这篇文章的作者对严嵩的平反我不予置论，但是他的这段话说的还是非常有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