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里的大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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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楚尘文化（来自豆瓣）
来源：https://www.douban.com/note/610145522/
最近，“地铁事件”中的当事人又成为了被讨论对象。男性当事人怎么能如此粗鲁无礼地对待那俩女孩，当面对陌生人骚扰时到底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与措施等等问题又成为焦点。
然而，受到网络键盘侠们质问最多的是：当时地铁车厢里那么多乘客，大家为什么又都成为了沉默的旁观者，全程开启漠视模式。如果TA们在场，肯定会一个马步上前“手刃”出口不逊的男当事人。或许当键盘侠们在现场时，真做到这样的也寥寥无几。
泽鲁巴维尔曾在《房间里的大象》一书中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深刻而有趣地讨论过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认。他把地铁车厢里沉默的大多数比喻为“旁观者和帮凶”。
帮凶与房间里的大象
电影《事件》（The Incident ）的一个场景，看后令人寒意顿生。仅仅两个年轻的小混混，就把整个地铁车厢里的人们给震慑住了，这恰恰是因为（而不是尽管）有这么多的乘客一起看着他们，正是借助了他们的沉默，才成功地遏制住其中的每一个人采取行动阻止匪徒的可能。
沉默的旁观者之所以能成为帮凶，是因为当其他人看到这些旁观者对某些事物视而不见的行为时，这些行为会进而鼓励他们否认该事物。
针对某样事物，一些人置若罔闻，一些人有所认知。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产生了一种混淆感，人最终屈从于社会压力，选择否认的可能性。
这种压力随着沉默旁观者人数的增加而加剧。看到越多人有意忽略房间里的大象，人们就越难坚信自己所看到的——即大象是真的就在那里。
“房间里的大象”，在英文里，意指所有那些触目惊心地存在却被明目张胆地忽略甚至否定的事实或者感受。也就是那些“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该知道”的事。“皇帝的新装”是个典型的“房间里的大象”，但“皇帝的新装”只是个隐喻。
而打破沉默实际所侵犯的，不只是某些个体的个人舒适感，还有一个整体性的神圣的社会禁忌，故而激发了一种被强化的恐惧感。
说话只要有一个人发声就可以，但沉默却需要所有人的配合。
“拉链门”事件中，
克林顿私人助理的沉默
当我们从社会学的方法而不是传统的心理学角度来研究否认，很快就会意识到，沉默通常涉及的不仅仅是一个人，我们实际上是在和“共同否认”（co-denial）打交道，称之为一个沉默的“合谋”。
正是这些绝口不提房间里的大象的人和相应不张口提问的人的集体努力，才构成了合谋。
具体而言，要考虑到不说和不听这两种行为间的象征性关系，正是恰当地体现出保守秘密和世故得体之间的微妙关系。毕竟，比尔·克林顿为了保守他和莫妮卡·莱温斯基偷情的秘密，也需要确保他周围的人至少不能公开地表现出对此事的好奇。因此，虽然对他们关系的性质有所怀疑，克林顿的私人助理贝蒂·科里还是力图“避免知道细节”。通过言行谨慎，我们其实是借由帮助他人，来使自己免于陷入尴尬的境地。
photo@news.sina.com.cn
孩子和父母，
谁也不愿意主动和对方讨论性
合谋沉默所包含的彼此对立的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究其本质，是一种对称的关系，因此，这一点造就了其对于不看和不听双方的“对等保护”。这种对称甚至在极度不均衡的关系中依然很明显，从孩子和父母亲谁也不愿意主动和对方讨论性话题就可以完美地证明，孩子觉得提问（后来是告知）很别扭，父母亲也觉得告知（后来是提问）不自然。
还有一种令人震惊的对称关系的存在：一边有人竭力遮掩自己所犯暴行的秘密，而一边人们则同时在积极配合！
如可怕的施暴者和暴行目击者之间令人不寒而栗的对称动态，就像纳粹分子竭力向周围居民掩饰集中营的恐怖，而居民们也宁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双层墙体”，
纳粹受害者与假装高潮的妻子
通过共同地不看和不做，或者不听和不说，我们建起了一道“双层墙体”的沉默。这种理论由心理学家丹·巴昂（Dan Bar-On）首次提出，用以描述纳粹战犯和其后代，对二战期间大屠杀的史实避而不谈，彼此保持沉默的默契。
photo@tumblr
在许多二战大屠杀幸存者家庭中笼罩着沉重的沉默，“是两种矛盾能量的交织：对幸存者来说，是对讲述过去的压抑；对他们的后代来说，则是对发现真相的恐惧”。
再想想由医生和临终病人之间，他们关于病人垂死的消息所共同建造的沉默双壁，“医生和病人都知道疾病终将不治，他们也都知道对方清楚这一点，但是他们谁也不会挑明”，因为“医生不喜欢讨论这件事，病人也不想提”。
“你不说，我也不问”这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在夫妻之间也存在，她“从不评论他看到年轻女人时的样子”，他也“从来不提对她伪装高潮的怀疑”，或者他们会尝试熟练地为彼此去哪里做了什么的托词或谎言东拉西扯地找理由搪塞过去，而不肯公开地“拆穿他或她的托词”。
比合谋的沉默更为险恶的
诡异的是，沉默往往是由声音来掩盖。所谓的闲聊、紧张的谈话、“拐弯抹角”，都只不过是“噪音合谋”（conspiracies of noise）的不同形式，用来掩饰让人不适的沉默。
当房间里有一只大象时，我们总能找到一些“除了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外的，其他的话题”来谈。
然而，让合谋的沉默比起掩盖行为更险恶的，是沉默本身从未被共谋者们所讨论。
事实上，谈论房间里的大象如此之困难的原因，是“不仅仅没有人愿意听，而且没有人愿意谈论‘不听’这件事”。换句话说，避谈大象的行为本身就是大象！我们不仅避开它，而且我们一边这样做，一边否认，从而否认了我们的否认。
沉默如癌细胞般分裂增长
随着时间的推移，沉默的合谋会而展现出某种特定的轨迹。为了解这种合谋的全貌，我们也需要审视它们高度模式化的社会动态。
在《皇帝的新衣》中，“‘什么！’皇帝想”，看着空空的织机，“‘我什么都看不到！为什么，这太可怕了！我愚蠢吗？我不配做皇帝吗？’”但是，“他大声说，‘这非常漂亮’，”从而延续了无法避免的，以错误臆断为前提的恶性循环。
photo@vincent-pic
事实上，一个恶性循环可能从此产生，每个同谋者的否认对他人都是一种支持。
保罗·西蒙（Paul Simon）说，“沉默”，“如癌细胞般分裂增长”。
由此，沉默的强度不仅受参与其中的共谋人数的影响，还会受到这些人保持沉默的时间长度的影响。佐证之一，就是结婚多年的夫妇关于性生活质量的交流普遍十分缺乏。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曾经说过：“沉默会自我繁衍。越长时间不说话，就越难找到可说的话题。”同理，“事情搁置的时间越长，就越难讨论。”
大象不会因为你不谈论而消失
有些时候，沉默也许是起源于善意和礼貌，比如在临终亲友面前，我们不愿意谈起他们的病情，比如和一个口吃的人聊天，我们假装注意不到他的口吃。
但是另一些时候，沉默源于怯懦。人们害怕权力，害怕高压，害怕失去升官发财的机会，害怕失去房子车子，于是沉默成了自我保护的机制。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沉默是沉默者的通行证。
另一些时候，人们所恐惧的，甚至不是利益上的损失或者肉体上的暴力伤害，而是精神上被自己的同类群体孤立。出于对归属感的依恋，他们通过沉默来实现温暖的“合群”。
所以，为了逃避责任和不安，“还是不谈这些”为好。但是大象并不会因为你不谈论它而消失。
我们尽可以堵上自己的耳朵或者捂上自己的嘴巴，然而当房间里有一只大象时，它随时可能抬起脚来，踩碎我们天下太平的幻觉。
本文摘自伊维塔·泽鲁巴维尔《房间里的大象》和刘瑜为其写的序。
延伸阅读
作者：楚尘文化（来自豆瓣）
来源：https://www.douban.com/note/610145522/
最近，“地铁事件”中的当事人又成为了被讨论对象。男性当事人怎么能如此粗鲁无礼地对待那俩女孩，当面对陌生人骚扰时到底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与措施等等问题又成为焦点。
然而，受到网络键盘侠们质问最多的是：当时地铁车厢里那么多乘客，大家为什么又都成为了沉默的旁观者，全程开启漠视模式。如果TA们在场，肯定会一个马步上前“手刃”出口不逊的男当事人。或许当键盘侠们在现场时，真做到这样的也寥寥无几。
泽鲁巴维尔曾在《房间里的大象》一书中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深刻而有趣地讨论过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认。他把地铁车厢里沉默的大多数比喻为“旁观者和帮凶”。
帮凶与房间里的大象
电影《事件》（The Incident ）的一个场景，看后令人寒意顿生。仅仅两个年轻的小混混，就把整个地铁车厢里的人们给震慑住了，这恰恰是因为（而不是尽管）有这么多的乘客一起看着他们，正是借助了他们的沉默，才成功地遏制住其中的每一个人采取行动阻止匪徒的可能。
沉默的旁观者之所以能成为帮凶，是因为当其他人看到这些旁观者对某些事物视而不见的行为时，这些行为会进而鼓励他们否认该事物。
针对某样事物，一些人置若罔闻，一些人有所认知。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产生了一种混淆感，人最终屈从于社会压力，选择否认的可能性。
这种压力随着沉默旁观者人数的增加而加剧。看到越多人有意忽略房间里的大象，人们就越难坚信自己所看到的——即大象是真的就在那里。
“房间里的大象”，在英文里，意指所有那些触目惊心地存在却被明目张胆地忽略甚至否定的事实或者感受。也就是那些“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该知道”的事。“皇帝的新装”是个典型的“房间里的大象”，但“皇帝的新装”只是个隐喻。
而打破沉默实际所侵犯的，不只是某些个体的个人舒适感，还有一个整体性的神圣的社会禁忌，故而激发了一种被强化的恐惧感。
说话只要有一个人发声就可以，但沉默却需要所有人的配合。
“拉链门”事件中，
克林顿私人助理的沉默
当我们从社会学的方法而不是传统的心理学角度来研究否认，很快就会意识到，沉默通常涉及的不仅仅是一个人，我们实际上是在和“共同否认”（co-denial）打交道，称之为一个沉默的“合谋”。
正是这些绝口不提房间里的大象的人和相应不张口提问的人的集体努力，才构成了合谋。
具体而言，要考虑到不说和不听这两种行为间的象征性关系，正是恰当地体现出保守秘密和世故得体之间的微妙关系。毕竟，比尔·克林顿为了保守他和莫妮卡·莱温斯基偷情的秘密，也需要确保他周围的人至少不能公开地表现出对此事的好奇。因此，虽然对他们关系的性质有所怀疑，克林顿的私人助理贝蒂·科里还是力图“避免知道细节”。通过言行谨慎，我们其实是借由帮助他人，来使自己免于陷入尴尬的境地。
photo@news.sina.com.cn
孩子和父母，
谁也不愿意主动和对方讨论性
合谋沉默所包含的彼此对立的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究其本质，是一种对称的关系，因此，这一点造就了其对于不看和不听双方的“对等保护”。这种对称甚至在极度不均衡的关系中依然很明显，从孩子和父母亲谁也不愿意主动和对方讨论性话题就可以完美地证明，孩子觉得提问（后来是告知）很别扭，父母亲也觉得告知（后来是提问）不自然。
还有一种令人震惊的对称关系的存在：一边有人竭力遮掩自己所犯暴行的秘密，而一边人们则同时在积极配合！
如可怕的施暴者和暴行目击者之间令人不寒而栗的对称动态，就像纳粹分子竭力向周围居民掩饰集中营的恐怖，而居民们也宁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双层墙体”，
纳粹受害者与假装高潮的妻子
通过共同地不看和不做，或者不听和不说，我们建起了一道“双层墙体”的沉默。这种理论由心理学家丹·巴昂（Dan Bar-On）首次提出，用以描述纳粹战犯和其后代，对二战期间大屠杀的史实避而不谈，彼此保持沉默的默契。
photo@tumblr
在许多二战大屠杀幸存者家庭中笼罩着沉重的沉默，“是两种矛盾能量的交织：对幸存者来说，是对讲述过去的压抑；对他们的后代来说，则是对发现真相的恐惧”。
再想想由医生和临终病人之间，他们关于病人垂死的消息所共同建造的沉默双壁，“医生和病人都知道疾病终将不治，他们也都知道对方清楚这一点，但是他们谁也不会挑明”，因为“医生不喜欢讨论这件事，病人也不想提”。
“你不说，我也不问”这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在夫妻之间也存在，她“从不评论他看到年轻女人时的样子”，他也“从来不提对她伪装高潮的怀疑”，或者他们会尝试熟练地为彼此去哪里做了什么的托词或谎言东拉西扯地找理由搪塞过去，而不肯公开地“拆穿他或她的托词”。
比合谋的沉默更为险恶的
诡异的是，沉默往往是由声音来掩盖。所谓的闲聊、紧张的谈话、“拐弯抹角”，都只不过是“噪音合谋”（conspiracies of noise）的不同形式，用来掩饰让人不适的沉默。
当房间里有一只大象时，我们总能找到一些“除了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外的，其他的话题”来谈。
然而，让合谋的沉默比起掩盖行为更险恶的，是沉默本身从未被共谋者们所讨论。
事实上，谈论房间里的大象如此之困难的原因，是“不仅仅没有人愿意听，而且没有人愿意谈论‘不听’这件事”。换句话说，避谈大象的行为本身就是大象！我们不仅避开它，而且我们一边这样做，一边否认，从而否认了我们的否认。
沉默如癌细胞般分裂增长
随着时间的推移，沉默的合谋会而展现出某种特定的轨迹。为了解这种合谋的全貌，我们也需要审视它们高度模式化的社会动态。
在《皇帝的新衣》中，“‘什么！’皇帝想”，看着空空的织机，“‘我什么都看不到！为什么，这太可怕了！我愚蠢吗？我不配做皇帝吗？’”但是，“他大声说，‘这非常漂亮’，”从而延续了无法避免的，以错误臆断为前提的恶性循环。
photo@vincent-pic
事实上，一个恶性循环可能从此产生，每个同谋者的否认对他人都是一种支持。
保罗·西蒙（Paul Simon）说，“沉默”，“如癌细胞般分裂增长”。
由此，沉默的强度不仅受参与其中的共谋人数的影响，还会受到这些人保持沉默的时间长度的影响。佐证之一，就是结婚多年的夫妇关于性生活质量的交流普遍十分缺乏。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曾经说过：“沉默会自我繁衍。越长时间不说话，就越难找到可说的话题。”同理，“事情搁置的时间越长，就越难讨论。”
大象不会因为你不谈论而消失
有些时候，沉默也许是起源于善意和礼貌，比如在临终亲友面前，我们不愿意谈起他们的病情，比如和一个口吃的人聊天，我们假装注意不到他的口吃。
但是另一些时候，沉默源于怯懦。人们害怕权力，害怕高压，害怕失去升官发财的机会，害怕失去房子车子，于是沉默成了自我保护的机制。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沉默是沉默者的通行证。
另一些时候，人们所恐惧的，甚至不是利益上的损失或者肉体上的暴力伤害，而是精神上被自己的同类群体孤立。出于对归属感的依恋，他们通过沉默来实现温暖的“合群”。
所以，为了逃避责任和不安，“还是不谈这些”为好。但是大象并不会因为你不谈论它而消失。
我们尽可以堵上自己的耳朵或者捂上自己的嘴巴，然而当房间里有一只大象时，它随时可能抬起脚来，踩碎我们天下太平的幻觉。
本文摘自伊维塔·泽鲁巴维尔《房间里的大象》和刘瑜为其写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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