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言依法治国，且先依法行事
慢言依法治国，且先依法行事
依法治国，对象为国，有人客气，将自己忘诸法外，即成治人不治己。
依法行事，重心在法，行事均需依法，治国并不例外，治人必先治己。
中国有法，久远、丰富、近乎成熟的法，或可说几乎包含现代法的一切要素。
只是皇权至上，法到一个人、一家人、一族人面前即行止步；
只是权力为私，明规则的法，往往败阵于潜规则的私——一己、团伙之私；
于是，经常性、长时期的有法而无法，必然导致周期性彻底的无法——动乱、革命，非法而法也。
近代，从革命之大法开始，中国革旧法，立新法，废皇法、兴民法，开启新篇章。
然而旧式恶争政治惯性下的蒋总裁，总想“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自然难以真正与民约法、共同守法。
共产党领导人民立法，建人民法院、人民公安、人民检察，当然人民地位高。
然而，阶级斗争理论异化、阶级斗争幼稚化扩大化后，法，法制，让位于阶级斗争（其实多为党内斗争、同道内争），让位于政治潮流、公民之法异化为阶级之法、政治斗争之法。
改革开放，立了很多法，也误改了一些法，尤其在“只要##，便##”句式下，在“唯##”思维中，几乎所有法、律、规、章、习惯、忌讳，均被改开、忽视；几乎所有人，无论官民、上下、哪怕传达守卫，均在无视、变通法、规，甚至以之牟利。
如果说，
文革“无法无天”还有信仰哪怕迷信，还有绝对权威哪怕并未真正理解，还有党组织依赖哪怕各级书记均已打倒靠边，现今呢？贪腐官与异化者的极坏示范已经将中国带入一个迷失信仰、轻蔑权威、全民知法而玩忽法规的混沌时期。
深化改革，莫过于法的反思、法的教育、法的落实，真正的全民的全面的依法行事.
天人合一《中国共和主义刍论》
四， 在共和架构（屋顶）下建设中国模式
依法行事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几乎未曾中断，浩瀚的史海里积淀了丰富的社会组织、治理、自我修复、完善的经验与教训。
德治，是人类社会用道德指引、鼓励和评价社会成员行为的一种治理倾向。侧重人应当做什么，主要通过榜样示范、道德礼仪、教化活动、制定乡规民约和宗族家法、舆论褒贬等形式实现。早在西周，古人即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将德与天，与国、家、人的命运相连；认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德”涵盖了诚信、仁义等一切美好品行；并明确确立了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精神信仰与治理原则。至孔子则全面阐扬出仁、德、君子的为人模式，提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德育礼节乐化的思想；至孟子则发展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原则；再到后来《礼记·大学》细化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明明德于天下”的人生修身路线图。“德”成为中国伦理的核心、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尽管后人的德治出现过背离公天下观念、不分是非对错对一家一姓一人绝对服从、盲从、“不得不死”的愚忠，出现了违背基本人性、人情、禁锢百姓、荼毒生灵、尤其是守节、殉节残害妇女的暴行，总体上看，德、德政、德治，其出发点、本意、主流，仍然属于中国社会的正能量，为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发挥了好作用。
法治，是人类社会用律法调节、规范、约束、警戒、评价社会成员的一种治理倾向。侧重不能做什么，主要通过规矩、评判、惩戒、并由国家强制形式实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据传“夏后氏正刑有五，科条三千”。至 商朝，有“殷之法,刑弃灰於街者”的说法。西周除了五刑外，有了相当于后世监狱制度的“圜土之制”与 类似于拘役刑的“嘉石之制”，有了“三赦之法”：赦幼弱，赦老耄，赦蠢愚与“三宥之法”：“宥不识，宥过失，宥遗忘。”春秋时，“郑人子产铸刑书”， 晋国赵鞅、荀寅“铸刑鼎”；甚至出现邓析私造“竹刑” 聚众讲学，招收门徒，承揽诉讼。
在百家争鸣的光辉年代里，一批法家接踵登场，迸发出法治的思想火花。
何为官？慎子认为“天下无一贵，则理无由通，通理以为天下也”，故“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立官长以为官，非立官以为长”。商鞅认为“古者民丛生群处，乱，故求有上也。然则天下乐有上，将以为治也”，三王、五霸“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治天下”。 这里，官、国、天子，即所谓公权力，其产生，是为了“通理”，是为了“天下”； 首领产生，人们接受、喜好首领，起因“乱”，为了“治”，不是为了首领“私天下”。慎子接着说“圣人之有天下也，受之也，非取之也。百姓之于圣人也，养之也，非使圣人养己也。”这种官民关系，与现今的人民授权说、与纳税人衣食父母说，有多远？似乎就差勤务员、公仆、儿子的美称了。
何谓法？管子说：“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慎子说：“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 “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 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争”。商鞅说“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被不少后人诟病为酷吏的商鞅主张“禁奸止过，莫如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国无刑民，故曰明刑不戮。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所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也”。在此，不仅说明了法一般性的公共功能，似乎还提示了其居中、超越、公平、公正、公义，甚至爱民的属性，即使重刑，也为“至于无刑”。
法居何位？管子说“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 立法以典民则祥，离法而治则不祥” ，“奉法者兴，则国兴；奉法者亡，则国亡”。慎子认为“治国无其法则乱”。 “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主张“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 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商鞅认为“以法治者，强；以政治者，削”，“欲领其国者，不可以须臾忘于法”。主张“破胜党任，节去言谈，任法而治”，使吏“非法无以守”、“誉者不能相益，訾者不能相损”，从而达到“爱人者不阿，憎人者不害，法任而国治”的“治之至”境界。
法的精神，除了客观定立社会行为标准、是非对错分际，立公义、去私行，唯法所在、一断于法外，法家们实际上把治的重点对准在“治者”。管子说“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 商鞅看出“上与吏，事合而利异”，主张以利异者相互监督制约。韩非更是看透了整个官吏队伍其每个个体与君及国整体的基本矛盾，提倡“治吏不治民”。韩非子一书几乎就是一部公务员控制防范专门法；其“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抓住了法的要害，与今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似乎有点不远了。
这些法家的先驱们甚至已经触及到今人热议的“人治”“法治”话题了。韩非子认为：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世之治者不绝于中（中等才质与道德）。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如果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治千而乱一，与治一而乱千，是犹乘骥而分驰，相去亦远矣。这里，韩非子所议“尚贤”与 “抱法”的优劣，与今天国人所议依赖大救星、包青天、领导者个人素质，还是依赖法律法规法制似乎有不少相通借镜处。尹文子认为：尧时太平，“圣法之治以致此，非圣人之治也。圣人者，自己出也；圣法者，自理出也。理出于己，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故圣人之治，独治者也；圣法之治，则无不治矣。”这里尹文子所推崇的“圣法之治”显然不是今人所诟病的“人治”，而相当于今人不论新旧、土洋、真假，均挂在嘴上呤唱的“法治”。
法家们还注重法的普及。商鞅期望“法令以当时立之者，明旦欲使天下之吏民皆明之而用之，如一而无私”。其从天子中央到郡县地方皆设“主法令之吏”，专门负责普法并接受法令解释，“吏民欲知法令者，皆问法官”。法官（吏）除了“明告之”，还要“各为尺六寸之符”的上访纪录，“左劵予吏之问法令者”，右劵封印存档，“后有物故，以劵书从事”。“主法令之吏不告，及之罪，皆以吏民所问法令之罪，罪主法令之吏”。法官（吏）“有敢删定法令损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天下吏民，无不知法”，“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商鞅搞的这一套：让老百姓知晓法令，让民能告官，官与民齐同于法令，信访局接访不踢皮球、口说无凭画押为据、答错了还要负责任，就是在当今，也要台上诸君学许久，忙很多。
德治、法治，分别从人性的两个不同面出发建构社会治理体系，各有其理、其用、其效。二者沟通、相加、合和、互补，才为整全、方为良治。遗憾的是，无论先贤还是近愚，一旦习惯了视角、产生了主见、拉起了山头，形成了此家彼家，便难以切入别人的视角。总不愿听别人的声音，总是自己的娃儿乖，自己的破帚好;总是自己全是、别人全非；总是抓住别人的一点非，然后全非之。其实，人性有善亦有恶，时善时恶，善恶同一体，善恶相转化。德治法治本为治的两个面。法自德生，法德伴生；法是成文强制的德，德是法成前的预演；无法的支撑保障，德立成废话；缺德的法，最终要被变法。其实，孔子早有论：“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治，就是在这有差异的两式的“和”中产生的，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治理基本上实行的是外儒内法，德法相间，德法并施，德法不离。德治、法治或有争论，所争者，小异、其实质，权争、党争也。四十年前，中国大地上出现一场轰轰烈烈的儒法斗争史研究，其最大的成效是将全民发动普及了历史知识，最大的危害是为了现实政治随意解释历史，最大的笑话是因当今的政治需要硬给古人划阶级成分。
今天，重复古人德治法治的对立，再搞所谓儒法斗争，似乎笑话。简单承袭德治法治也太过轻随。近几十年，以法治国、以德治国，都有大人物高谈阔论。对二者、二者关联的研究、阐释，似乎已经极致、天衣无缝了；对二者的施行，似乎可用的公共手段能用皆用了。然而，贪官污吏，越来越贪，越来越缺德，而这贪腐的人群、贪脏的规模，已经到了惊心动魄、危党乱国的地步了。二、三十年里，德治、法治，声声入耳中，徐才厚、谷俊山们从士兵到将军，由雷锋变和坤，让人深思、反省。
德治未化官，法治不治官，并非德、法错。
关键在于“治”，
在于台上者以治者自居、以治者欲为，
在于治人不治已，在于治已的常规时无关痛痒处而不治自己的关键时要害处。
权力、治者，如何产生？
严格意义讲，中国文化没有终极的治者。古西人信上帝，一切以上帝为标杆，为最终裁判、最后归宿。王者由上帝简选，违背上帝旨意，上帝随时让其倾国倾城，这样的事例，几乎充满《旧约》整个篇章。近代西人讲民主，主权在民，治者权力来自民授，然在宗教信仰者的后背依然站立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终极权威。中国古人讲天，又说天人相应、天人合一、天视来自民视、天听来自民听，“天予”缘自“有德”，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种文化，并没有给治者天然的权力与永恒的治期。君王无道，便会“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传说中喜鹊闹喜“赵家天子万万年”，赵匡胤他妈并不信，随口回答三百年就够了，折射出，国人不相信太久的治者。这种公天下的政治文化与风水轮流转的社会心理，似乎应当使中国比西方更容易进入民权、民主、做不好便下课的时代。然而两千年来，中国政治依然只是停留在有德者居之，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德层面。思想者如是讲，却没有如何实现、且确保此种道德落实的真行动、硬措施；统治者也如是讲，然其紧接着的话，就是自己便是得民心的有德者。有德，成其统治合法合理的理由。以致到了清朝，臣子下跪，自称奴才，天下、国，真成为一姓一族之私家了。这，不啻是几千年公天下文化的大倒退。有趣的是，努尔哈赤皇太极们，趁人之危、血腥夺关、跑马圈地、剃发易服、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何德之有？然而一旦江山得手、龙椅坐稳，其后的皇帝从康熙始，大多读起汉书，言必称德称法了起来。其们或许真心待民，也曾践行德治法治，然最终归结为失德败法、殃民失民，一卒鸣枪、举国风从、庞大帝国，轰然崩摧。
一般说来，失民心者失天下，治天下需要得民心，很好证明、易让人信。得民心者得天下，非例例必然，明朱允文可证。得天下者，不一定皆得民心，元、清即是。民心对天下，起长程、缓慢、隐性、基本、终极的作用，还有其它的、具体的作用因素。其中，最突出的是强力，即商鞅所谓大争之世“多力者王”，今人所片面理解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民心，是综合力，常常也以强力表现方起作用。因而人们往往将直接、即时起作用的强力当成得失天下的绝定因素，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便成为一种政治常态。于是，不择手段、斗赢做数成为政治领袖的最高准则，附强力、傍赢家、识时务、随大流成为一般人的经常取向。信奉力争者多过信奉德争者。明德暗力、先力后德，做完这件缺德事赢了再修德，尚为良心政客的正常心理，至于信奉厚黑学的无良政客，早将仁德、民众弃若破履，以缺德为能事。不管有德缺德，力争的胜利者总是倾向按自己的利益与方便行事，总是不会把力争的政治权益让渡旁人。于是所谓治理，不管德治还是法治，也总是治人不治已。
权力的特性，不管姓私还是姓公，实际上不可能每个人拿着话筒发号司令，或强者独占、或大众委托，只能少数人金口玉言“就这样办”；而权力于实际掌控者，又能够自利、让人安逸、使人眩晕，惑人乱性、诱人死揽，这就导致了诚如现代人所说，权力如春药、如温床，权力滋生腐败、绝对的权力滋生绝对的腐败，权力一出生，即有着背向其初衷异化的可能。权力姓私，掌权者异化于其一家一族的千秋大业；权力姓公，掌权者异化于其全心全意、完全彻底、念念不忘、生之养之的父老乡亲。于是，尊贤服能、选贤任能、传贤不传子、公推禅让的远古佳话，经过尧舜禹三个先王，就被禹有意无意造就儿子启非常规夺位、搞成“父传子、家天下”了；历朝历代，几多兴仁义之师，吊民伐罪者，要不了多久，也就不仁不义，被人伐罪了起来；几多歃血为盟、揭竿而起、共图富贵的铁哥们者，最终血拼肉搏、兔死狗烹、恩断情绝；愤恨不平、反抗压迫的农民起义者，大多不过换成自己来压迫，最终建造新的不平；洪秀全没建起人人平等的天国，倒实实在在当起了等级森严的君王、干起了自相残杀宫廷内斗屠杀；嘯聚山林的响马，一般在最初论资排辈公议公推排了座次后，即开始了父子（女）相传或指定继承；即使在辛亥革命权力姓公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公理的背景下，多少将民权、民主、大公挂在嘴上的民主斗士、革命者们依然重复着千百年政客们宗派、团伙、个人的私斗；尤其是最近二十年，竟然在人民利益代表的高亢旋律中，一大批公仆、孙子、勤务员肆无忌惮官官向钱看，将贪腐黑恶、不公不义搞到了老百姓前所未闻、难以想象的程度，成为公权异化的最触目惊心的注脚。几十年前，黄炎培提“兴亡周期律”，实质就是权力异化问题，毛泽东曾欲破题而未果，至今问题愈显明。当官易变坏，权力会异化，无论中外、古今、颜色，左右、资社、国共，概莫例外。治官吏、防异化，才是一切“治”的难题、关键。
西方文明，以神为本，或者说神本化色彩浓烈，圣经默认人世间的一切差距、等级、秩序，教导人容忍，并不鼓动处下位者为自由平等抗争，然其人皆神造、人皆面对末日审判的设计，一下将君王匹夫、上智下愚、贵贱富贫、好运坏运、顺动反动，主人仆人，一下置于平等的位置。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极易衍生出法律以及其它面前人人平等。这、天赋平等的养料，再加上古希腊民主的火花，或许是经历漫长奴隶制与中世纪黑暗统治的西方鲜见平民革命，却只经过一两个世纪，即跳跃式后来居上先行进入民权、民主时代的重要的特殊的文化因素。
中国几千年，素有贵民思想（如前已述），亦不乏平等的呐喊：《尚书.洪范》颂扬“大同”，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老子“损有余而补不足”，庄子“知天子之与己皆天之所子”、 商鞅强调“刑无等级、明代李贽“庶人非下,侯王非高”、“ 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前清唐甄“天地之道故平”、龚自珍“有天下者,莫高于平之之尚也”。而在下层、在反抗者口中，有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东汉末农民军的“天下太平”，唐末农民起义军的“天平”、“平均”、“均等”、“均平”，宋朝农民起义“均贫富”、 “等贵贱”， 元末农民起义军“杀尽不平方太平”，明末起义的“均田免粮”。
到了近代，更有严复 “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身贵自由,国贵民主”、 “上下之势,不相悬隔,君不甚尊,民不甚贱”， 康有为 “人性平等”、大同世界、“人类平等是几何公理”，谭嗣同“平等生万化,代数之方程式是也”；孙中山,在其三民主义学说中,平等思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民族主义是对外人争平等的,不许外国人欺负中国人;民主主义是对本国人争平等的,不许有军阀官僚的特别阶级,要求全国男女的政治地位一律平等;民生主义是对于贫富争平等的,不许全国男女有大富人和大穷人的分别,要人人能够做事,人人都有饭吃”。“五四”运动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向一切反民主反科学的黑暗势力进击。他们把民主概括为“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以及“经济上财产独立”。所谓人权平等,就是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尊卑、贵贱的封建等级制度,主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中国思想文化的菜园地里，似乎已经备齐了平等、民主、民权的全部营养素，然而中国思想文化还有另一面、或许更多更重的另一面。“敬鬼神而远之”，神人难分，神往往人之英烈、圣贤所成，神如常人喜怒哀乐与缺点错误，神常为世人嘲笑愚弄，因此，中国没有西方人严肃、全能、终极的绝对标杆，没有被造平等与末日审判平等，从而少了一个天赋平等的跳板。中华文明以人为本，从人开始、到人为止，以人为全部对象。严格地自我解剖人之恶，绝不推给上帝鬼神而靠人自我反省、约束与社会规范、国家制裁解决克制；不断地自我总结人之善，以人为师，敬贤尊能崇英拜圣，以人的所有优秀良善集合成伦理规范。人与人实实在在的客观个体差异，自然易让人形成、认可或接受社会秩序、等级、知名度、发言权等政治上不同的作为；英雄狗熊明明显显对历史不同的作用，自然形成英雄史观、伟人崇拜、救星依赖、青天渴慕、于是出现所谓权力让渡、放弃，甚至不知、不思权力、自由为何物事、争论起来有何意义。百年前，鲁迅《药》反映出的社会麻木自有文化上的缘由。即使于今日之国人，平等的知情、发言、支配、作用，恐怕也更多的只是一帮心系中南海、欲居庙堂高的政治发烧友的冥思独爱，而不为更多的为油盐酱醋焦急费心奔波的普罗大众者所思所顾。此种文化特性与群体意识，百姓易于信服、跟随、服从，社会易于安定、稳定、合力。不好的地方在于轻信、盲从，尤其是对有功、有恩者，一次授权、长期甚至永久生效。权力在这溺爱、娇纵、纯善的土壤里，更容易异化。
显然，问题出在治者，社会治理的关键在于治官、在于防范公权力异化。
从古及今，以德治国、以法治国者，大多把治当作对外的主观行为，以治者自居、治人不治己。其视德法为治具，自己并不老实笃行，且随时为了自利、为了方便、为了“事急从权”，借口“下不为例”而失德违法。这每一个治者例外，便构成了治民不治官；每一次事急从权与下不为例，累加起来，便为事事从权、次次为例，德法自然荡然无存。
在辛亥革命成功，天下为公思想经民权、民主原则最终实现成为公理常识后，社会治理，实质是人、人类自治，是社会治个人，是大众治自己、自己治自己。
因此，
我反对以治者自居，反对天然的治者，反对“马列主义装在电筒里照人不照己”；
我认为德法不是治人的治具，而是每个人自己行为的准则；
我主张，不再泛泛使用高高在上、让人特殊、容易异化的“以德治国、依法治国”，而使用人人平等、个个适用、从自己做起的“仁爱为人、依法行事”（仁爱为人已在前章节论述）
依法行事，首要的是确立法的至高无上性。
一切从法、一断于法。现代社会，法，是一切人、一切组织、包括党、包括既有公权力机构的最基本行为准则与不可逾越的红线。法律面前人人（包括法人）平等。党和政府在宪法与法律范围内活动。党领导人民立法，法成即法大，党必尊法守法。党领导人民依法定程序修法，法未修订依旧执法不得违。尤其需要警惕的是打着革命、改革、开放、民主、自由、人权、普世的幌子违法败法坏法，需要拒绝的是“事急从权”与“下不为例”。 法，不仅仅是一人、一地、一时期甚至一时代的人的规范与资产，应当具有长期性、稳定性、严肃性、至上性，即使出于良好的动机，即使有较多的正确判断面，即使有多数支持率，即使有紧急燃眉势，即使伟大英明至上者，违法坏法依然不可为。再正确的违法坏法，其所得都不及对法律尊严造成的损害；再高尚的违法，都不如死守法；再急迫的违法，都不如耐心等待修后法。
要正确认识区分党、政府、官的关系。党，是一个整体，是八千万，是近百年，是今后一个较长的时代。党，不是个人、小众、短期，不等于政府，甚至也不能就只是哪一时期、那一届委员会，更不能由哪一级地方组织，方面大员，随便什么官吏，轻随地代表党。中国人习惯整体考虑，从大局出发，党由立党宗旨决定，其与人民、国家具有利益上一致性，然而，党也会犯错误，小错随时有，大错也可能，尽管人民会匡正，自身会修复；党与政府的具体官员不绝对等于党与政府，官员随时随地存在异化可能。因此，在国民政治生活中，应推进政治平等，人格平等、发言权平等，摒弃从官、从上、从众论是非定对错的恶习，树立从实、从理、从法，唯法是从的政风。反对个人不等于反组织，反对一级组织不等于反中央，反对一个时期的中央不等于反对党，反对党的一些作法不等于反国家反民族反人民。政风好了，讲道理、求真理、一断于法，即成良治。
依法行事，最急要的是对官们严要求与硬约束。
古人云“治官不治民”、今人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近几十年，立法有成，尚可，基本上有法可依、不再搞那么多那么细、“半部论语治天下”、也基本可以对付了，但执法不严、违法未究，甚至置法律纪律如无物的情况比比皆是。几乎每级政府、每个官员都在有法不依、有章不循、知法犯法状态下生存运作：预算有法，谁当真预算、把预算当真？地方政府天文数字的债务可曾预算？反贪有条例，“跑部钱进”以啥助跑？下级公贿上级为何可以正儿八经上会集体研究决定？司法部门依法独立办案，那个书记、市长没有插手个案？经过领导关心过问的案件，那件没有纵或枉？这些，就还算官员界线不清、因“公”违法吧，而贪官污吏将公利往自己家里搬的行为，这在哪朝哪代、哪党哪派、哪国哪地，就算杀人放火强徒、鸡鸣狗盗鼠辈、青楼构栏凡人，是非界线也是清清楚楚的，其们是知法犯法、恶意坏法。遗憾的是，在曾经杀刘青山、张子善、曾经开展文革全社会大运动、曾经一直以清廉民主为骄傲的共产党内，这种入党为私、当官图财、损公肥私的官吏已经不是个别，而几成整体腐败的趋势。当今急要两件事，一是恢复法纪严肃性，治胆大妄为违法乱纪的横行官，二是恢复法纪治贪反腐特性，治贪得无厌鲸吞豪夺的腐败官。
依法行事，尚需破题的是对政治人的行为规范与硬约束。
在人类社会的全部活动中，政治活动无疑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政治行为应当有规矩。进入民权、民主时代后，民的权力、民做主，经常性通过政治活跃分子实施，保障政治活跃分子的合法权益，与防范政治活跃分子违法滥权，共同构成保障民权。冷眼旁观泰国红黄衫军之乱、乌克兰民主之争到民族之战、台湾议会之无法议事，我们在思考、要求、乃至推进政治改革的时候，似乎应当首先思考、要求、推进《政治活动法》的先行建构。只有政治人讲规矩，社会才能良性发展；只有政治活动有底线，社会才会有安宁健康；只有政治人依法行事，才能构成真正的德治法治。政治人如何相处、不同观点如何斗争，斗争的雷池何在，政客的底线在哪？是国人一致没有处理好、当今社会急切需要回答、也即本共和论意图探索的全部问题。
依法行事,需走出在所谓“普世”与“国情”方面的认识误区。
关于普世，
一些人将西式等于普世，并且将西式的所有细节、腔调、甚至明显出了问题的东东都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包治百病而神效，其们要比着西式葫芦一丝不苟、毫厘不爽画中式瓢，近来，香港有人组织“占中”搞对抗，其借口或缘由此。另一些人则依然闪着阶级斗争眼光，持着中西方之大防，对异议轻轻松松回扣一个资产阶级的帽子便可以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大获全胜、万事大吉了。去年有所谓“宪政关键元素属于资本主义”便是其可笑可悲的代表。
两种极端皆有误。前者无视国情，自轻传统，否定国人治理智慧、抹杀共产党的社会组织成就，完全按照西方或者说就是少数一些人其自己的主观臆想改造中国，这些人，动口不动手尚可，然其动粗，搞社会对立、对决，其实质似乎不在于西式中式，不在于政治改进，而在于对共产党的历史成见、怨恨，在于不满意共产党的治理，在于取而代之的权力。这种人无益于中国政治进程，只是添乱，反倒滞后政改、危害复兴。后一种人，无视人类社会共性，看不见东西式的普遍联系，对中华文明的包容、吸纳、消化、创新能力缺乏自信，依旧迷失在极端阶级斗争学说的迷宫中，唱着资社两分，非黑即白、你死我活的旧歌，这种人，要么真的认为一切皆好、啥都圆满、平安无事，于是安于现状；要么死守既得利益，不愿改革、惧怕改革；要么理论贫乏、见识陈旧，愚蠢辩护而不能自圆其说。其封闭、守旧，于政治改进、国家前途，同样无益有害。
普世的东东当然存在，这就是人之所以叫人的东西，是叫人类文明的东西。即使有所谓阶级性，阶级性也只是特性。因阶级性否认人的共性，当不属人的无产阶级，扯蛋！普式，当然不仅仅西方式，不该西人一家言。中国人引领风骚数千年，岂能一下子开除在普世外？中国人应当毫无愧疚地把自己的普世喊出来。在普世价值阶级价值、东方西方、中式西式上扯烂筋，实在有点无谓虚耗。当年，孙中山也不怎么中国式，马列主义也是舶来品。同时，也还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类，比着洋葫芦画土瓢，将中国的事情搞得一团糟。毛泽东，将外来的主义与中国实际联结得最好，于是，西来的马列主义成了中国事业的指导思想，成了今天台面上人物铁口咬断坚持的最“非西方式”。 邓小平加速了改革开放，将中国的与外界的联结、融合推向前所未及的高度，谁又否认他不是中国式？大千世界、普遍联系，万事万物、变化发展、人类文化、相互交融。哪能分纯又纯的东或西，哪里有绝又绝的是与非，哪该是永远不变的敌和友。 活人不让尿憋死，大匠不为规矩役，鲲鹏不做坎井观。 真正的大家，那个不是东西皆通、兼包并容，那个不是拿来主义、实事求是。管用，才成“式”，利民，才该“式”。 把东西、是非、资社，土洋放在一边，再来个“不争论”，直奔中国的难题，就事论事、就势成式。不循教条、不贴标签、不斗口水、不起内讧，不搞恶斗。好的，就拿来、就学习、就复制、就坚持，虽洋、亦为中用；次的，就修正、就完善、就有过能改善莫大焉；坏的，就反对，就抛弃，虽祖宗之言不足听，虽外婆的嫁妆不足惜。观点一致的，请同道前行、群策群力；观点相反的，且随队观望、随时点评，此路走不通你再来引领。不管白猫、黑猫、逮着耗子才是好猫。莫扯东式西式，百姓希望、认可、接受、叫好，才是好“式”。这，才是真正正宗的“中国式”。
关于国情。
国情、民情，是一切政治选择的出发点。在“法”问题上，有两个说法值得说道。一为“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一为“国人一放就乱”。这两种说法在现实中，各自都有着大量的，铁证如山的正、反面依据，不同的人由其出发可以做出完全相反的治理选择。
先说人情社会。人有情，情支配人。众人之情汇成理。理，固定、社会化、强制化即成法。法、理、情，同源，相依、互补、共同构成社会存在的不同方面。据此视角，任何社会皆为人情社会；法理不外乎人情；任何治，不能在根本上对立人情，不应长时期地拂逆人情；社会生活千姿百态，不是处处需要官、事事皆涉法，精官、简法、放政、情支配、理调节、民自治、法守底，无为，或许真有为；正确认识人情社会，发挥人情的阳光面，增大发乎情、止乎礼，减少断于法，规避决于斗，是良治的重要内容。
中国，曾有正面性较大的人情社会形态。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文化浸透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以个人为圆心、个人与他人关系为半径、由近及远，形成了上下左右、四面八方、无远弗届的和家之法、待友之则、处世之理、为官之箴、尊师之道、以及商誉、行规、乡风、民约、江湖义气、甚至于有所谓盗亦有道。千百年来，在国家权力未达处、国家法律未及事、社会混乱失序时，这种人之常情，实际、有效地支配保障着社会安定运行，其功、亦莫大焉。遗憾的是，经过五四泼脏水一同泼婴儿，经过文革的彻底打倒、完全扫除，其被完全等同于“吃人礼教”、“封建主义”、“剥削思想”受到颠覆性破坏。
在其废墟上，无论改良主义者、民主革命者、还是共产主义革命者们，无不极尽所能地围绕平等、自由、民主、共产、共享等等现代的、时髦的、世界性的词汇建构新型人际关系、社会准则。尤其是毛泽东与其战友们，大破大立，与前人由己及人，从身、家、族、社会、国、天下谈开不同，其们直接从阶级、社会、国家、人类着眼，以大公无私、共有共产共享，构建出了全新的“阶级关系”、“同志之情”。相对自私自利甚至损人利己，这当然是革命性的进步，自然带来崭新的社会风貌。战争年代及建国后前三十年的党风、政风、民风，总体是良好的。遗憾的是，革命先贤们未能完成“不同政治面如何相处斗争”的问题，政治依然循旧方法在进行。无论说中国式恶争政治异化了马克思阶级、阶级斗争学说也罢，还是俗化了的马克思阶级、阶级斗争学说恶化了以人民共和为国号的中国政治也好，反正，长时期以阶级划线的作法导致对部分公民不公正、不平等对待，形成不问是非、不讲道理的阶级专政；异化了的同志说，变成了意见相同即同志，意见相左即敌人，加上对“两个凡是”庸俗理解与恶意滥用，同志与敌人成了社会非白即黑毫无交集的两半，党同伐异、不问是非成为了理直气壮的政争常态。这个时候，人之间有太多斗争，社会里少不少人情。
改革开放，停用阶级斗争为纲，不再划成分、论阶级、搞人为不平等，人为限制减少，言行自由增加，阶级敌友戒备消失，人际关系的许多方面有了进步。然而，社会运动似大潮，主流之外，有逆流、有漩涡、有沉渣泛起，尤其在社会压力放松之时，人性之恶、社会痼疾会滋生爆发；社会运动象钟摆，当大公无私兴无灭资过度、极端、强弩之末之后，极端自利、自私自然回潮；悠久文明在接纳外来文明时总有一些抗体阻碍，开放几十年，中国的政治人没有学到理性政争愿赌服输，中国社会远未达致仁爱为人依法行事。以上诸因，当今中国出现严重的信念迷失，道德沦丧、政纪松驰、官德败坏、民风颓废。此时所谓的“人情社会”，负面意义大于正面。
当今所谓“人情社会”已经异化。其既不是百年前的“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以家庭血缘伦理为基础的四世同堂、朝野和气的热闹，不是三十多年前以阶级情同志爱为纽带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火热，也不是二十多年前不普遍、不违法、不图利、只因情的“帮小忙”，而是几乎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人不受其影响、往往与违法、违纪、滥权、图利、损公、肥私甚至于犯罪相勾连的违法、枉法的社会群象。
不涉及公权，在民与民之间，有人情，自然；人情交换，正常；即使以情换利谋利，法允可或不禁。涉及公权、在民与官之间，求情者，自然；施情者，违规、违法、滥权、渎职；施情者获利、牟利、索利，即为贪污、受贿、索贿。当人情为金钱收买，这个行为即为金钱交易而非人情交流。人情影响甚至左右制度的社会，不是良制社会。金钱以人情掩护左右制度、支配公权，枉法、坏法，是当今“人情社会”表象的实质。以“人情社会”懈怠、搪塞、抵制法治社会，不是糊涂，便是别有用心。分清、澄清“人情社会”不同含义，反对以情害法枉法坏法，加快法治建设步伐，构建真正人性、法治、进步的人情社会、法治社会，是当今依法行事的重要内容。
再说“一放就乱”。这是一个对国人不准确、不公正、很轻随的评判。中国文化讲和、讲统、讲社会、讲天下讲大家，不是鼓励乱的文化；中国人善良、温驯、大度、克己奉公、任劳任怨，少有乱的冲动；中国人对官并不苛求，不是逼上梁山、不是难以生存、不是官逼民反，皆安于现状、能顺其自然。四九年后，国人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党国崇敬、社会向心力前所未有，哪有乱之迹？大饥荒时人们饿着肚子仍然跟着共产党；文革大联合，一声号召，说交枪全国各地无人不交枪；改革开放，最大的放，放出了活力，何时有乱？乱，从来都是官乱而非民乱。官清民自安，官场静则社会宁。问题在政治人、政治家，在政治活动要有规则、讲规矩，守底线，在政客受限制、被约束、有畏惧。说国人乱，是庸医把脉。
一放就乱的担心，背离了老共产党人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一切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唯物史观与群众路线，其实际后果是推拒、滞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的进步进程。这基本上是一种庸人自扰的消极心态。观察社会有两个现象便足以解其惑。一看四川坝坝茶。各安其座后，先问成都麻将还是南充麻将选打法（制度），再掷色子定座次，然后愿赌服输，绝不反悔，赖皮者为众人鄙弃无人再与其玩。于是，百千人同场，或怀牟利心来、或揣输赢心往之赌场如战场、不乏品行不端、来者不善之非正人君子之地，秩序竟井然，约定俗成定规则，心甘情愿选规则，共同约束守规则使然焉。再看广场大妈舞，随时随地，人多人少，没有政府组织、不要财政拨款、无须安全担责、与公权力没有一毛一分干系，完全自发动、自参与、自组织、自约束、自管理，自升级，一下子热闹了全村、全城、全国或三分之一人，一下子闹腾到红场、卢浮宫。思考这两个现象，体味庶民百姓自娱自乐时的和平竞争、愿赌服输、恪守规矩、祥和、自律、自控、自我组织，便知中国宪政、民主、法制、理性、本就植根于民情、存在于大多数之中。
会喝坝坝茶，便可行宪 政。
能跳广场舞，即可行民主。
何乱之有？
杞人忧天乎？愚者愚人乎？饱食者怕丢碗乎？
然历史、人民总是要前行！
依法治国，对象为国，有人客气，将自己忘诸法外，即成治人不治己。
依法行事，重心在法，行事均需依法，治国并不例外，治人必先治己。
中国有法，久远、丰富、近乎成熟的法，或可说几乎包含现代法的一切要素。
只是皇权至上，法到一个人、一家人、一族人面前即行止步；
只是权力为私，明规则的法，往往败阵于潜规则的私——一己、团伙之私；
于是，经常性、长时期的有法而无法，必然导致周期性彻底的无法——动乱、革命，非法而法也。
近代，从革命之大法开始，中国革旧法，立新法，废皇法、兴民法，开启新篇章。
然而旧式恶争政治惯性下的蒋总裁，总想“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自然难以真正与民约法、共同守法。
共产党领导人民立法，建人民法院、人民公安、人民检察，当然人民地位高。
然而，阶级斗争理论异化、阶级斗争幼稚化扩大化后，法，法制，让位于阶级斗争（其实多为党内斗争、同道内争），让位于政治潮流、公民之法异化为阶级之法、政治斗争之法。
改革开放，立了很多法，也误改了一些法，尤其在“只要##，便##”句式下，在“唯##”思维中，几乎所有法、律、规、章、习惯、忌讳，均被改开、忽视；几乎所有人，无论官民、上下、哪怕传达守卫，均在无视、变通法、规，甚至以之牟利。
如果说，
文革“无法无天”还有信仰哪怕迷信，还有绝对权威哪怕并未真正理解，还有党组织依赖哪怕各级书记均已打倒靠边，现今呢？贪腐官与异化者的极坏示范已经将中国带入一个迷失信仰、轻蔑权威、全民知法而玩忽法规的混沌时期。
深化改革，莫过于法的反思、法的教育、法的落实，真正的全民的全面的依法行事.
天人合一《中国共和主义刍论》
四， 在共和架构（屋顶）下建设中国模式
依法行事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几乎未曾中断，浩瀚的史海里积淀了丰富的社会组织、治理、自我修复、完善的经验与教训。
德治，是人类社会用道德指引、鼓励和评价社会成员行为的一种治理倾向。侧重人应当做什么，主要通过榜样示范、道德礼仪、教化活动、制定乡规民约和宗族家法、舆论褒贬等形式实现。早在西周，古人即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将德与天，与国、家、人的命运相连；认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德”涵盖了诚信、仁义等一切美好品行；并明确确立了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精神信仰与治理原则。至孔子则全面阐扬出仁、德、君子的为人模式，提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德育礼节乐化的思想；至孟子则发展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原则；再到后来《礼记·大学》细化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明明德于天下”的人生修身路线图。“德”成为中国伦理的核心、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尽管后人的德治出现过背离公天下观念、不分是非对错对一家一姓一人绝对服从、盲从、“不得不死”的愚忠，出现了违背基本人性、人情、禁锢百姓、荼毒生灵、尤其是守节、殉节残害妇女的暴行，总体上看，德、德政、德治，其出发点、本意、主流，仍然属于中国社会的正能量，为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发挥了好作用。
法治，是人类社会用律法调节、规范、约束、警戒、评价社会成员的一种治理倾向。侧重不能做什么，主要通过规矩、评判、惩戒、并由国家强制形式实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据传“夏后氏正刑有五，科条三千”。至 商朝，有“殷之法,刑弃灰於街者”的说法。西周除了五刑外，有了相当于后世监狱制度的“圜土之制”与 类似于拘役刑的“嘉石之制”，有了“三赦之法”：赦幼弱，赦老耄，赦蠢愚与“三宥之法”：“宥不识，宥过失，宥遗忘。”春秋时，“郑人子产铸刑书”， 晋国赵鞅、荀寅“铸刑鼎”；甚至出现邓析私造“竹刑” 聚众讲学，招收门徒，承揽诉讼。
在百家争鸣的光辉年代里，一批法家接踵登场，迸发出法治的思想火花。
何为官？慎子认为“天下无一贵，则理无由通，通理以为天下也”，故“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立官长以为官，非立官以为长”。商鞅认为“古者民丛生群处，乱，故求有上也。然则天下乐有上，将以为治也”，三王、五霸“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治天下”。 这里，官、国、天子，即所谓公权力，其产生，是为了“通理”，是为了“天下”； 首领产生，人们接受、喜好首领，起因“乱”，为了“治”，不是为了首领“私天下”。慎子接着说“圣人之有天下也，受之也，非取之也。百姓之于圣人也，养之也，非使圣人养己也。”这种官民关系，与现今的人民授权说、与纳税人衣食父母说，有多远？似乎就差勤务员、公仆、儿子的美称了。
何谓法？管子说：“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慎子说：“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 “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 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争”。商鞅说“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被不少后人诟病为酷吏的商鞅主张“禁奸止过，莫如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国无刑民，故曰明刑不戮。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所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也”。在此，不仅说明了法一般性的公共功能，似乎还提示了其居中、超越、公平、公正、公义，甚至爱民的属性，即使重刑，也为“至于无刑”。
法居何位？管子说“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 立法以典民则祥，离法而治则不祥” ，“奉法者兴，则国兴；奉法者亡，则国亡”。慎子认为“治国无其法则乱”。 “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主张“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 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商鞅认为“以法治者，强；以政治者，削”，“欲领其国者，不可以须臾忘于法”。主张“破胜党任，节去言谈，任法而治”，使吏“非法无以守”、“誉者不能相益，訾者不能相损”，从而达到“爱人者不阿，憎人者不害，法任而国治”的“治之至”境界。
法的精神，除了客观定立社会行为标准、是非对错分际，立公义、去私行，唯法所在、一断于法外，法家们实际上把治的重点对准在“治者”。管子说“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 商鞅看出“上与吏，事合而利异”，主张以利异者相互监督制约。韩非更是看透了整个官吏队伍其每个个体与君及国整体的基本矛盾，提倡“治吏不治民”。韩非子一书几乎就是一部公务员控制防范专门法；其“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抓住了法的要害，与今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似乎有点不远了。
这些法家的先驱们甚至已经触及到今人热议的“人治”“法治”话题了。韩非子认为：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世之治者不绝于中（中等才质与道德）。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如果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治千而乱一，与治一而乱千，是犹乘骥而分驰，相去亦远矣。这里，韩非子所议“尚贤”与 “抱法”的优劣，与今天国人所议依赖大救星、包青天、领导者个人素质，还是依赖法律法规法制似乎有不少相通借镜处。尹文子认为：尧时太平，“圣法之治以致此，非圣人之治也。圣人者，自己出也；圣法者，自理出也。理出于己，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故圣人之治，独治者也；圣法之治，则无不治矣。”这里尹文子所推崇的“圣法之治”显然不是今人所诟病的“人治”，而相当于今人不论新旧、土洋、真假，均挂在嘴上呤唱的“法治”。
法家们还注重法的普及。商鞅期望“法令以当时立之者，明旦欲使天下之吏民皆明之而用之，如一而无私”。其从天子中央到郡县地方皆设“主法令之吏”，专门负责普法并接受法令解释，“吏民欲知法令者，皆问法官”。法官（吏）除了“明告之”，还要“各为尺六寸之符”的上访纪录，“左劵予吏之问法令者”，右劵封印存档，“后有物故，以劵书从事”。“主法令之吏不告，及之罪，皆以吏民所问法令之罪，罪主法令之吏”。法官（吏）“有敢删定法令损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天下吏民，无不知法”，“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商鞅搞的这一套：让老百姓知晓法令，让民能告官，官与民齐同于法令，信访局接访不踢皮球、口说无凭画押为据、答错了还要负责任，就是在当今，也要台上诸君学许久，忙很多。
德治、法治，分别从人性的两个不同面出发建构社会治理体系，各有其理、其用、其效。二者沟通、相加、合和、互补，才为整全、方为良治。遗憾的是，无论先贤还是近愚，一旦习惯了视角、产生了主见、拉起了山头，形成了此家彼家，便难以切入别人的视角。总不愿听别人的声音，总是自己的娃儿乖，自己的破帚好;总是自己全是、别人全非；总是抓住别人的一点非，然后全非之。其实，人性有善亦有恶，时善时恶，善恶同一体，善恶相转化。德治法治本为治的两个面。法自德生，法德伴生；法是成文强制的德，德是法成前的预演；无法的支撑保障，德立成废话；缺德的法，最终要被变法。其实，孔子早有论：“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治，就是在这有差异的两式的“和”中产生的，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治理基本上实行的是外儒内法，德法相间，德法并施，德法不离。德治、法治或有争论，所争者，小异、其实质，权争、党争也。四十年前，中国大地上出现一场轰轰烈烈的儒法斗争史研究，其最大的成效是将全民发动普及了历史知识，最大的危害是为了现实政治随意解释历史，最大的笑话是因当今的政治需要硬给古人划阶级成分。
今天，重复古人德治法治的对立，再搞所谓儒法斗争，似乎笑话。简单承袭德治法治也太过轻随。近几十年，以法治国、以德治国，都有大人物高谈阔论。对二者、二者关联的研究、阐释，似乎已经极致、天衣无缝了；对二者的施行，似乎可用的公共手段能用皆用了。然而，贪官污吏，越来越贪，越来越缺德，而这贪腐的人群、贪脏的规模，已经到了惊心动魄、危党乱国的地步了。二、三十年里，德治、法治，声声入耳中，徐才厚、谷俊山们从士兵到将军，由雷锋变和坤，让人深思、反省。
德治未化官，法治不治官，并非德、法错。
关键在于“治”，
在于台上者以治者自居、以治者欲为，
在于治人不治已，在于治已的常规时无关痛痒处而不治自己的关键时要害处。
权力、治者，如何产生？
严格意义讲，中国文化没有终极的治者。古西人信上帝，一切以上帝为标杆，为最终裁判、最后归宿。王者由上帝简选，违背上帝旨意，上帝随时让其倾国倾城，这样的事例，几乎充满《旧约》整个篇章。近代西人讲民主，主权在民，治者权力来自民授，然在宗教信仰者的后背依然站立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终极权威。中国古人讲天，又说天人相应、天人合一、天视来自民视、天听来自民听，“天予”缘自“有德”，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种文化，并没有给治者天然的权力与永恒的治期。君王无道，便会“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传说中喜鹊闹喜“赵家天子万万年”，赵匡胤他妈并不信，随口回答三百年就够了，折射出，国人不相信太久的治者。这种公天下的政治文化与风水轮流转的社会心理，似乎应当使中国比西方更容易进入民权、民主、做不好便下课的时代。然而两千年来，中国政治依然只是停留在有德者居之，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德层面。思想者如是讲，却没有如何实现、且确保此种道德落实的真行动、硬措施；统治者也如是讲，然其紧接着的话，就是自己便是得民心的有德者。有德，成其统治合法合理的理由。以致到了清朝，臣子下跪，自称奴才，天下、国，真成为一姓一族之私家了。这，不啻是几千年公天下文化的大倒退。有趣的是，努尔哈赤皇太极们，趁人之危、血腥夺关、跑马圈地、剃发易服、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何德之有？然而一旦江山得手、龙椅坐稳，其后的皇帝从康熙始，大多读起汉书，言必称德称法了起来。其们或许真心待民，也曾践行德治法治，然最终归结为失德败法、殃民失民，一卒鸣枪、举国风从、庞大帝国，轰然崩摧。
一般说来，失民心者失天下，治天下需要得民心，很好证明、易让人信。得民心者得天下，非例例必然，明朱允文可证。得天下者，不一定皆得民心，元、清即是。民心对天下，起长程、缓慢、隐性、基本、终极的作用，还有其它的、具体的作用因素。其中，最突出的是强力，即商鞅所谓大争之世“多力者王”，今人所片面理解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民心，是综合力，常常也以强力表现方起作用。因而人们往往将直接、即时起作用的强力当成得失天下的绝定因素，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便成为一种政治常态。于是，不择手段、斗赢做数成为政治领袖的最高准则，附强力、傍赢家、识时务、随大流成为一般人的经常取向。信奉力争者多过信奉德争者。明德暗力、先力后德，做完这件缺德事赢了再修德，尚为良心政客的正常心理，至于信奉厚黑学的无良政客，早将仁德、民众弃若破履，以缺德为能事。不管有德缺德，力争的胜利者总是倾向按自己的利益与方便行事，总是不会把力争的政治权益让渡旁人。于是所谓治理，不管德治还是法治，也总是治人不治已。
权力的特性，不管姓私还是姓公，实际上不可能每个人拿着话筒发号司令，或强者独占、或大众委托，只能少数人金口玉言“就这样办”；而权力于实际掌控者，又能够自利、让人安逸、使人眩晕，惑人乱性、诱人死揽，这就导致了诚如现代人所说，权力如春药、如温床，权力滋生腐败、绝对的权力滋生绝对的腐败，权力一出生，即有着背向其初衷异化的可能。权力姓私，掌权者异化于其一家一族的千秋大业；权力姓公，掌权者异化于其全心全意、完全彻底、念念不忘、生之养之的父老乡亲。于是，尊贤服能、选贤任能、传贤不传子、公推禅让的远古佳话，经过尧舜禹三个先王，就被禹有意无意造就儿子启非常规夺位、搞成“父传子、家天下”了；历朝历代，几多兴仁义之师，吊民伐罪者，要不了多久，也就不仁不义，被人伐罪了起来；几多歃血为盟、揭竿而起、共图富贵的铁哥们者，最终血拼肉搏、兔死狗烹、恩断情绝；愤恨不平、反抗压迫的农民起义者，大多不过换成自己来压迫，最终建造新的不平；洪秀全没建起人人平等的天国，倒实实在在当起了等级森严的君王、干起了自相残杀宫廷内斗屠杀；嘯聚山林的响马，一般在最初论资排辈公议公推排了座次后，即开始了父子（女）相传或指定继承；即使在辛亥革命权力姓公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公理的背景下，多少将民权、民主、大公挂在嘴上的民主斗士、革命者们依然重复着千百年政客们宗派、团伙、个人的私斗；尤其是最近二十年，竟然在人民利益代表的高亢旋律中，一大批公仆、孙子、勤务员肆无忌惮官官向钱看，将贪腐黑恶、不公不义搞到了老百姓前所未闻、难以想象的程度，成为公权异化的最触目惊心的注脚。几十年前，黄炎培提“兴亡周期律”，实质就是权力异化问题，毛泽东曾欲破题而未果，至今问题愈显明。当官易变坏，权力会异化，无论中外、古今、颜色，左右、资社、国共，概莫例外。治官吏、防异化，才是一切“治”的难题、关键。
西方文明，以神为本，或者说神本化色彩浓烈，圣经默认人世间的一切差距、等级、秩序，教导人容忍，并不鼓动处下位者为自由平等抗争，然其人皆神造、人皆面对末日审判的设计，一下将君王匹夫、上智下愚、贵贱富贫、好运坏运、顺动反动，主人仆人，一下置于平等的位置。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极易衍生出法律以及其它面前人人平等。这、天赋平等的养料，再加上古希腊民主的火花，或许是经历漫长奴隶制与中世纪黑暗统治的西方鲜见平民革命，却只经过一两个世纪，即跳跃式后来居上先行进入民权、民主时代的重要的特殊的文化因素。
中国几千年，素有贵民思想（如前已述），亦不乏平等的呐喊：《尚书.洪范》颂扬“大同”，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老子“损有余而补不足”，庄子“知天子之与己皆天之所子”、 商鞅强调“刑无等级、明代李贽“庶人非下,侯王非高”、“ 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前清唐甄“天地之道故平”、龚自珍“有天下者,莫高于平之之尚也”。而在下层、在反抗者口中，有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东汉末农民军的“天下太平”，唐末农民起义军的“天平”、“平均”、“均等”、“均平”，宋朝农民起义“均贫富”、 “等贵贱”， 元末农民起义军“杀尽不平方太平”，明末起义的“均田免粮”。
到了近代，更有严复 “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身贵自由,国贵民主”、 “上下之势,不相悬隔,君不甚尊,民不甚贱”， 康有为 “人性平等”、大同世界、“人类平等是几何公理”，谭嗣同“平等生万化,代数之方程式是也”；孙中山,在其三民主义学说中,平等思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民族主义是对外人争平等的,不许外国人欺负中国人;民主主义是对本国人争平等的,不许有军阀官僚的特别阶级,要求全国男女的政治地位一律平等;民生主义是对于贫富争平等的,不许全国男女有大富人和大穷人的分别,要人人能够做事,人人都有饭吃”。“五四”运动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向一切反民主反科学的黑暗势力进击。他们把民主概括为“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以及“经济上财产独立”。所谓人权平等,就是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尊卑、贵贱的封建等级制度,主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中国思想文化的菜园地里，似乎已经备齐了平等、民主、民权的全部营养素，然而中国思想文化还有另一面、或许更多更重的另一面。“敬鬼神而远之”，神人难分，神往往人之英烈、圣贤所成，神如常人喜怒哀乐与缺点错误，神常为世人嘲笑愚弄，因此，中国没有西方人严肃、全能、终极的绝对标杆，没有被造平等与末日审判平等，从而少了一个天赋平等的跳板。中华文明以人为本，从人开始、到人为止，以人为全部对象。严格地自我解剖人之恶，绝不推给上帝鬼神而靠人自我反省、约束与社会规范、国家制裁解决克制；不断地自我总结人之善，以人为师，敬贤尊能崇英拜圣，以人的所有优秀良善集合成伦理规范。人与人实实在在的客观个体差异，自然易让人形成、认可或接受社会秩序、等级、知名度、发言权等政治上不同的作为；英雄狗熊明明显显对历史不同的作用，自然形成英雄史观、伟人崇拜、救星依赖、青天渴慕、于是出现所谓权力让渡、放弃，甚至不知、不思权力、自由为何物事、争论起来有何意义。百年前，鲁迅《药》反映出的社会麻木自有文化上的缘由。即使于今日之国人，平等的知情、发言、支配、作用，恐怕也更多的只是一帮心系中南海、欲居庙堂高的政治发烧友的冥思独爱，而不为更多的为油盐酱醋焦急费心奔波的普罗大众者所思所顾。此种文化特性与群体意识，百姓易于信服、跟随、服从，社会易于安定、稳定、合力。不好的地方在于轻信、盲从，尤其是对有功、有恩者，一次授权、长期甚至永久生效。权力在这溺爱、娇纵、纯善的土壤里，更容易异化。
显然，问题出在治者，社会治理的关键在于治官、在于防范公权力异化。
从古及今，以德治国、以法治国者，大多把治当作对外的主观行为，以治者自居、治人不治己。其视德法为治具，自己并不老实笃行，且随时为了自利、为了方便、为了“事急从权”，借口“下不为例”而失德违法。这每一个治者例外，便构成了治民不治官；每一次事急从权与下不为例，累加起来，便为事事从权、次次为例，德法自然荡然无存。
在辛亥革命成功，天下为公思想经民权、民主原则最终实现成为公理常识后，社会治理，实质是人、人类自治，是社会治个人，是大众治自己、自己治自己。
因此，
我反对以治者自居，反对天然的治者，反对“马列主义装在电筒里照人不照己”；
我认为德法不是治人的治具，而是每个人自己行为的准则；
我主张，不再泛泛使用高高在上、让人特殊、容易异化的“以德治国、依法治国”，而使用人人平等、个个适用、从自己做起的“仁爱为人、依法行事”（仁爱为人已在前章节论述）
依法行事，首要的是确立法的至高无上性。
一切从法、一断于法。现代社会，法，是一切人、一切组织、包括党、包括既有公权力机构的最基本行为准则与不可逾越的红线。法律面前人人（包括法人）平等。党和政府在宪法与法律范围内活动。党领导人民立法，法成即法大，党必尊法守法。党领导人民依法定程序修法，法未修订依旧执法不得违。尤其需要警惕的是打着革命、改革、开放、民主、自由、人权、普世的幌子违法败法坏法，需要拒绝的是“事急从权”与“下不为例”。 法，不仅仅是一人、一地、一时期甚至一时代的人的规范与资产，应当具有长期性、稳定性、严肃性、至上性，即使出于良好的动机，即使有较多的正确判断面，即使有多数支持率，即使有紧急燃眉势，即使伟大英明至上者，违法坏法依然不可为。再正确的违法坏法，其所得都不及对法律尊严造成的损害；再高尚的违法，都不如死守法；再急迫的违法，都不如耐心等待修后法。
要正确认识区分党、政府、官的关系。党，是一个整体，是八千万，是近百年，是今后一个较长的时代。党，不是个人、小众、短期，不等于政府，甚至也不能就只是哪一时期、那一届委员会，更不能由哪一级地方组织，方面大员，随便什么官吏，轻随地代表党。中国人习惯整体考虑，从大局出发，党由立党宗旨决定，其与人民、国家具有利益上一致性，然而，党也会犯错误，小错随时有，大错也可能，尽管人民会匡正，自身会修复；党与政府的具体官员不绝对等于党与政府，官员随时随地存在异化可能。因此，在国民政治生活中，应推进政治平等，人格平等、发言权平等，摒弃从官、从上、从众论是非定对错的恶习，树立从实、从理、从法，唯法是从的政风。反对个人不等于反组织，反对一级组织不等于反中央，反对一个时期的中央不等于反对党，反对党的一些作法不等于反国家反民族反人民。政风好了，讲道理、求真理、一断于法，即成良治。
依法行事，最急要的是对官们严要求与硬约束。
古人云“治官不治民”、今人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近几十年，立法有成，尚可，基本上有法可依、不再搞那么多那么细、“半部论语治天下”、也基本可以对付了，但执法不严、违法未究，甚至置法律纪律如无物的情况比比皆是。几乎每级政府、每个官员都在有法不依、有章不循、知法犯法状态下生存运作：预算有法，谁当真预算、把预算当真？地方政府天文数字的债务可曾预算？反贪有条例，“跑部钱进”以啥助跑？下级公贿上级为何可以正儿八经上会集体研究决定？司法部门依法独立办案，那个书记、市长没有插手个案？经过领导关心过问的案件，那件没有纵或枉？这些，就还算官员界线不清、因“公”违法吧，而贪官污吏将公利往自己家里搬的行为，这在哪朝哪代、哪党哪派、哪国哪地，就算杀人放火强徒、鸡鸣狗盗鼠辈、青楼构栏凡人，是非界线也是清清楚楚的，其们是知法犯法、恶意坏法。遗憾的是，在曾经杀刘青山、张子善、曾经开展文革全社会大运动、曾经一直以清廉民主为骄傲的共产党内，这种入党为私、当官图财、损公肥私的官吏已经不是个别，而几成整体腐败的趋势。当今急要两件事，一是恢复法纪严肃性，治胆大妄为违法乱纪的横行官，二是恢复法纪治贪反腐特性，治贪得无厌鲸吞豪夺的腐败官。
依法行事，尚需破题的是对政治人的行为规范与硬约束。
在人类社会的全部活动中，政治活动无疑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政治行为应当有规矩。进入民权、民主时代后，民的权力、民做主，经常性通过政治活跃分子实施，保障政治活跃分子的合法权益，与防范政治活跃分子违法滥权，共同构成保障民权。冷眼旁观泰国红黄衫军之乱、乌克兰民主之争到民族之战、台湾议会之无法议事，我们在思考、要求、乃至推进政治改革的时候，似乎应当首先思考、要求、推进《政治活动法》的先行建构。只有政治人讲规矩，社会才能良性发展；只有政治活动有底线，社会才会有安宁健康；只有政治人依法行事，才能构成真正的德治法治。政治人如何相处、不同观点如何斗争，斗争的雷池何在，政客的底线在哪？是国人一致没有处理好、当今社会急切需要回答、也即本共和论意图探索的全部问题。
依法行事,需走出在所谓“普世”与“国情”方面的认识误区。
关于普世，
一些人将西式等于普世，并且将西式的所有细节、腔调、甚至明显出了问题的东东都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包治百病而神效，其们要比着西式葫芦一丝不苟、毫厘不爽画中式瓢，近来，香港有人组织“占中”搞对抗，其借口或缘由此。另一些人则依然闪着阶级斗争眼光，持着中西方之大防，对异议轻轻松松回扣一个资产阶级的帽子便可以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大获全胜、万事大吉了。去年有所谓“宪政关键元素属于资本主义”便是其可笑可悲的代表。
两种极端皆有误。前者无视国情，自轻传统，否定国人治理智慧、抹杀共产党的社会组织成就，完全按照西方或者说就是少数一些人其自己的主观臆想改造中国，这些人，动口不动手尚可，然其动粗，搞社会对立、对决，其实质似乎不在于西式中式，不在于政治改进，而在于对共产党的历史成见、怨恨，在于不满意共产党的治理，在于取而代之的权力。这种人无益于中国政治进程，只是添乱，反倒滞后政改、危害复兴。后一种人，无视人类社会共性，看不见东西式的普遍联系，对中华文明的包容、吸纳、消化、创新能力缺乏自信，依旧迷失在极端阶级斗争学说的迷宫中，唱着资社两分，非黑即白、你死我活的旧歌，这种人，要么真的认为一切皆好、啥都圆满、平安无事，于是安于现状；要么死守既得利益，不愿改革、惧怕改革；要么理论贫乏、见识陈旧，愚蠢辩护而不能自圆其说。其封闭、守旧，于政治改进、国家前途，同样无益有害。
普世的东东当然存在，这就是人之所以叫人的东西，是叫人类文明的东西。即使有所谓阶级性，阶级性也只是特性。因阶级性否认人的共性，当不属人的无产阶级，扯蛋！普式，当然不仅仅西方式，不该西人一家言。中国人引领风骚数千年，岂能一下子开除在普世外？中国人应当毫无愧疚地把自己的普世喊出来。在普世价值阶级价值、东方西方、中式西式上扯烂筋，实在有点无谓虚耗。当年，孙中山也不怎么中国式，马列主义也是舶来品。同时，也还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类，比着洋葫芦画土瓢，将中国的事情搞得一团糟。毛泽东，将外来的主义与中国实际联结得最好，于是，西来的马列主义成了中国事业的指导思想，成了今天台面上人物铁口咬断坚持的最“非西方式”。 邓小平加速了改革开放，将中国的与外界的联结、融合推向前所未及的高度，谁又否认他不是中国式？大千世界、普遍联系，万事万物、变化发展、人类文化、相互交融。哪能分纯又纯的东或西，哪里有绝又绝的是与非，哪该是永远不变的敌和友。 活人不让尿憋死，大匠不为规矩役，鲲鹏不做坎井观。 真正的大家，那个不是东西皆通、兼包并容，那个不是拿来主义、实事求是。管用，才成“式”，利民，才该“式”。 把东西、是非、资社，土洋放在一边，再来个“不争论”，直奔中国的难题，就事论事、就势成式。不循教条、不贴标签、不斗口水、不起内讧，不搞恶斗。好的，就拿来、就学习、就复制、就坚持，虽洋、亦为中用；次的，就修正、就完善、就有过能改善莫大焉；坏的，就反对，就抛弃，虽祖宗之言不足听，虽外婆的嫁妆不足惜。观点一致的，请同道前行、群策群力；观点相反的，且随队观望、随时点评，此路走不通你再来引领。不管白猫、黑猫、逮着耗子才是好猫。莫扯东式西式，百姓希望、认可、接受、叫好，才是好“式”。这，才是真正正宗的“中国式”。
关于国情。
国情、民情，是一切政治选择的出发点。在“法”问题上，有两个说法值得说道。一为“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一为“国人一放就乱”。这两种说法在现实中，各自都有着大量的，铁证如山的正、反面依据，不同的人由其出发可以做出完全相反的治理选择。
先说人情社会。人有情，情支配人。众人之情汇成理。理，固定、社会化、强制化即成法。法、理、情，同源，相依、互补、共同构成社会存在的不同方面。据此视角，任何社会皆为人情社会；法理不外乎人情；任何治，不能在根本上对立人情，不应长时期地拂逆人情；社会生活千姿百态，不是处处需要官、事事皆涉法，精官、简法、放政、情支配、理调节、民自治、法守底，无为，或许真有为；正确认识人情社会，发挥人情的阳光面，增大发乎情、止乎礼，减少断于法，规避决于斗，是良治的重要内容。
中国，曾有正面性较大的人情社会形态。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文化浸透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以个人为圆心、个人与他人关系为半径、由近及远，形成了上下左右、四面八方、无远弗届的和家之法、待友之则、处世之理、为官之箴、尊师之道、以及商誉、行规、乡风、民约、江湖义气、甚至于有所谓盗亦有道。千百年来，在国家权力未达处、国家法律未及事、社会混乱失序时，这种人之常情，实际、有效地支配保障着社会安定运行，其功、亦莫大焉。遗憾的是，经过五四泼脏水一同泼婴儿，经过文革的彻底打倒、完全扫除，其被完全等同于“吃人礼教”、“封建主义”、“剥削思想”受到颠覆性破坏。
在其废墟上，无论改良主义者、民主革命者、还是共产主义革命者们，无不极尽所能地围绕平等、自由、民主、共产、共享等等现代的、时髦的、世界性的词汇建构新型人际关系、社会准则。尤其是毛泽东与其战友们，大破大立，与前人由己及人，从身、家、族、社会、国、天下谈开不同，其们直接从阶级、社会、国家、人类着眼，以大公无私、共有共产共享，构建出了全新的“阶级关系”、“同志之情”。相对自私自利甚至损人利己，这当然是革命性的进步，自然带来崭新的社会风貌。战争年代及建国后前三十年的党风、政风、民风，总体是良好的。遗憾的是，革命先贤们未能完成“不同政治面如何相处斗争”的问题，政治依然循旧方法在进行。无论说中国式恶争政治异化了马克思阶级、阶级斗争学说也罢，还是俗化了的马克思阶级、阶级斗争学说恶化了以人民共和为国号的中国政治也好，反正，长时期以阶级划线的作法导致对部分公民不公正、不平等对待，形成不问是非、不讲道理的阶级专政；异化了的同志说，变成了意见相同即同志，意见相左即敌人，加上对“两个凡是”庸俗理解与恶意滥用，同志与敌人成了社会非白即黑毫无交集的两半，党同伐异、不问是非成为了理直气壮的政争常态。这个时候，人之间有太多斗争，社会里少不少人情。
改革开放，停用阶级斗争为纲，不再划成分、论阶级、搞人为不平等，人为限制减少，言行自由增加，阶级敌友戒备消失，人际关系的许多方面有了进步。然而，社会运动似大潮，主流之外，有逆流、有漩涡、有沉渣泛起，尤其在社会压力放松之时，人性之恶、社会痼疾会滋生爆发；社会运动象钟摆，当大公无私兴无灭资过度、极端、强弩之末之后，极端自利、自私自然回潮；悠久文明在接纳外来文明时总有一些抗体阻碍，开放几十年，中国的政治人没有学到理性政争愿赌服输，中国社会远未达致仁爱为人依法行事。以上诸因，当今中国出现严重的信念迷失，道德沦丧、政纪松驰、官德败坏、民风颓废。此时所谓的“人情社会”，负面意义大于正面。
当今所谓“人情社会”已经异化。其既不是百年前的“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以家庭血缘伦理为基础的四世同堂、朝野和气的热闹，不是三十多年前以阶级情同志爱为纽带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火热，也不是二十多年前不普遍、不违法、不图利、只因情的“帮小忙”，而是几乎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人不受其影响、往往与违法、违纪、滥权、图利、损公、肥私甚至于犯罪相勾连的违法、枉法的社会群象。
不涉及公权，在民与民之间，有人情，自然；人情交换，正常；即使以情换利谋利，法允可或不禁。涉及公权、在民与官之间，求情者，自然；施情者，违规、违法、滥权、渎职；施情者获利、牟利、索利，即为贪污、受贿、索贿。当人情为金钱收买，这个行为即为金钱交易而非人情交流。人情影响甚至左右制度的社会，不是良制社会。金钱以人情掩护左右制度、支配公权，枉法、坏法，是当今“人情社会”表象的实质。以“人情社会”懈怠、搪塞、抵制法治社会，不是糊涂，便是别有用心。分清、澄清“人情社会”不同含义，反对以情害法枉法坏法，加快法治建设步伐，构建真正人性、法治、进步的人情社会、法治社会，是当今依法行事的重要内容。
再说“一放就乱”。这是一个对国人不准确、不公正、很轻随的评判。中国文化讲和、讲统、讲社会、讲天下讲大家，不是鼓励乱的文化；中国人善良、温驯、大度、克己奉公、任劳任怨，少有乱的冲动；中国人对官并不苛求，不是逼上梁山、不是难以生存、不是官逼民反，皆安于现状、能顺其自然。四九年后，国人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党国崇敬、社会向心力前所未有，哪有乱之迹？大饥荒时人们饿着肚子仍然跟着共产党；文革大联合，一声号召，说交枪全国各地无人不交枪；改革开放，最大的放，放出了活力，何时有乱？乱，从来都是官乱而非民乱。官清民自安，官场静则社会宁。问题在政治人、政治家，在政治活动要有规则、讲规矩，守底线，在政客受限制、被约束、有畏惧。说国人乱，是庸医把脉。
一放就乱的担心，背离了老共产党人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一切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唯物史观与群众路线，其实际后果是推拒、滞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的进步进程。这基本上是一种庸人自扰的消极心态。观察社会有两个现象便足以解其惑。一看四川坝坝茶。各安其座后，先问成都麻将还是南充麻将选打法（制度），再掷色子定座次，然后愿赌服输，绝不反悔，赖皮者为众人鄙弃无人再与其玩。于是，百千人同场，或怀牟利心来、或揣输赢心往之赌场如战场、不乏品行不端、来者不善之非正人君子之地，秩序竟井然，约定俗成定规则，心甘情愿选规则，共同约束守规则使然焉。再看广场大妈舞，随时随地，人多人少，没有政府组织、不要财政拨款、无须安全担责、与公权力没有一毛一分干系，完全自发动、自参与、自组织、自约束、自管理，自升级，一下子热闹了全村、全城、全国或三分之一人，一下子闹腾到红场、卢浮宫。思考这两个现象，体味庶民百姓自娱自乐时的和平竞争、愿赌服输、恪守规矩、祥和、自律、自控、自我组织，便知中国宪政、民主、法制、理性、本就植根于民情、存在于大多数之中。
会喝坝坝茶，便可行宪 政。
能跳广场舞，即可行民主。
何乱之有？
杞人忧天乎？愚者愚人乎？饱食者怕丢碗乎？
然历史、人民总是要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