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重大事件（一）——宋案探索

宋案作为民国建国后第一件轰动全国的大案，至今仍旧没有定论。官方说法、各种学术讨论的思路都只是根据一些线索进行猜测，并无足够证据支撑。本文将结合各类公开资料及各种说法，试图探索出宋案真相的思路，但仍有不解之处，需各位同好提出建设性意见和思路。
宋案为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于当日从上海乘坐火车赴北京参加第一届国会时，在上海火车站被刺。宋教仁作为早期与黄兴、陈天华于长沙设立华兴会的骨干之一，在同盟会成立后其价值及重要性与日俱增，1910年7月组建同盟会中部总会，在民国建立后，为了与北洋派进行民主政治斗争，更是改组同盟会，成立国民党，虽尊孙文为理事长，然孙文只是名义上的党魁，国民党实则为宋教仁主持。1913年2月4日，国会大选结果出炉，国民党在参、议两院共占392席，大获全胜。宋教仁似乎已经将成为第一届真正经国会选举而产生的责任内阁总理。然而，就在宋教仁北赴北京之时，在上海火车站被刺，彻底打乱了民国建国后所艰难维系的平衡。
当时的具体情况是，由黄兴、廖仲恺等人为宋送行，正当宋将登上火车之时，突然有刺客连发三枪，两枪命中，一枪为腹部、一枪为腰部，事发后，迟来的于右任马上借来汽车，将宋送往沪宁铁路医院，然医治无效而亡。宋教仁临终遗言：“望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确立不拔之宪法，则仁虽死犹生。”事发后，陈其美迅速派人所查凶手，并公开悬赏缉拿，应巡查长就被古玩店老板王阿发举报，被巡捕房带走，后又搜查出刺客武士英，并于应宅搜出其与国务院秘书长洪述祖往来电文，值此本案最底层的凶手已经暴露。按照官方说法，洪述组乃受袁世凯、赵秉钧之命，指示好友应桂馨刺杀宋教仁，后袁世凯为杀人灭迹，先后秘密处死武士英、应桂馨、赵秉钧以洗刷罪证。这种说法在海峡两岸似乎已成为不可争议的事实。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前文也有所记述，从逻辑上来看，袁世凯作为一个玩弄政治的高手，岂会在宋教仁来京组阁之际派人刺杀做出如此愚蠢的行为？另外，此案于1913年3月发生，而后孙文发动二次革命，于9月失败逃亡日本，而应桂馨与赵秉钧皆于1914年袁世凯掌控中国之后被害，此时袁世凯已经脱掉了宪政的外衣，明目张胆的实行专制，且当时举国舆论都认定袁是幕后凶手，实无杀人灭口的必要了。
另一种说法是，宋教仁为陈其美秉承孙文命令，与同为共进会成员的洪述祖、应桂馨合谋杀害。当时，宋教仁在国民党中的声望与实际权力的确远超孙文与黄兴，从权力角度来说，孙文作为同盟会或者说是国民党的领袖，其权力已被宋教仁所蚕食。且宋与孙理念不同，宋期望与袁世凯达成某种交易或是合作，以较为缓和的方式来逐渐夺取政权，而孙文则一直期望以武力来解决当前国内两派之间的矛盾。再来看看陈其美，陈其美一直混迹于上海黑帮，1912年1月派蒋介石刺杀与孙文素有积怨的陶成章，尽管目前并无孙文的明确命令，但是从蒋介石日记来看，蒋个人认为其刺杀陶成章的确为其在孙文心中建立了一定的信任和肯定。而此次，宋教仁自恃国民党实际党魁，直接与袁世凯沟通，的确使得孙文陷入被动。这种说法认为，陈其美与洪述祖、应桂馨关系非比寻常，宋案可能为此三人合谋。这种说法说明了当时革命党内的派系及权力划分，但是在解释宋案的问题上仍旧存在几点漏洞。第一、“毁宋酬勋”乃赵秉钧发给洪述祖电文铁证，这种说法完全无视赵秉钧在该案中的存在；第二、若当真为陈其美所为，孙文由此发动二次革命，但是事实上，二次革命期间，革命党军备缺乏、准备非常不充分，并不能解释为孙文蓄意发动；第三，这种说法若没能给出赵秉钧死亡的真实原因及证据之前，无法自圆其说。
正如前文所述，本人更倾向于这种说法：“毁宋酬勋”实际意为袁世凯及赵秉钧命洪述祖物色合适人物设法诽谤宋教仁。尽管宋教仁与袁已有接触，且宋并无意挑战袁世凯的总统地位，双方一直没有谈崩，故宋致死都不认为袁派人暗杀他。但是对于袁世凯来说，毕竟如果能用非武力手段来保住赵秉钧的总理职位自然最好。那么，按照这种思路，宋案的关键人物则集中在赵秉钧、洪述祖、应桂馨三人身上。此观点于唐德刚所述于《袁氏当国》一书中相符，然唐公并没有对赵秉钧的身亡作过多解释，实存难以自圆其说之漏洞。前面提过，袁世凯授意赵秉钧命洪述祖物色人选来诽谤宋教仁，并无杀害宋之意，目前所有已公开电文中，早期（即1913年2月4日国会选举之前）赵秉钧与洪述祖所发出之电报并无显而易见的暗杀宋教仁之文，仅涉及“宋骗案”，倒是后期洪述祖和应桂馨之间的往来电文，直接提到了“剿匪”等字眼， 不过此类电文已属后期，而在后期并无发现赵秉钧之电文，那么就有这么一种可能是，尽管袁世凯与赵秉钧起初并无杀宋之意，但见其赴京组阁无法阻止，赵秉钧自己动了杀机，毕竟对于袁来说，宋教仁来京组阁并不是无法解决的，但是对于赵来说则是天大的事情。历史有太多巧合，而这些巧合又和当时的基本情况的必然性相呼应。宋教仁被刺，对于孙文来说，也属突发事件，所以在没有做好军事准备的情况下孤注一掷，发动二次革命，而袁世凯也是在匆忙中开动北洋军提前完成对革命党的围剿。不过，袁世凯试图消灭革命党由来已久，五国大借款便是其为消灭革命党所做的财政准备工作。
那么，这种思路剩下的便是赵秉钧、应桂馨和洪述祖之死的解释。先说应桂馨，应桂馨死于1914年，其北赴北京以向袁世凯邀功，结果袁断然拒绝，应桂馨离开北京，在京津铁路上于车厢内被杀。应桂馨之死可能为袁世凯所为，那么袁世凯除掉应桂馨当是一种鸟尽弓藏的心理；而亦有可能为赵秉钧所为，赵的动机显然是杀人灭口。那么，最后的焦点便集中在赵秉钧之死，赵秉钧于应桂馨死亡后8日中毒身亡。二次革命后，赵秉钧于1913年12月16日任命为直隶总督，1914年2月19日任直隶民政长，27日身亡。从时间上推论，应桂馨之死、赵秉钧调任直隶民政长皆发生于同一天，那么可以推断两起命案为袁世凯所为。袁世凯除掉赵秉钧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前，只能断定于宋案甚至应桂馨来京有关，根据1913年2月22日前（因2月22日电文已明白说明让应桂馨一手操办，因赵已将密电本交来，恐泄密，无需再电国务院）洪述祖曾发给应桂馨的电文中所说，“毁宋”后令其来京“酬勋”，但是等到应桂馨赴京已是次年2月，时隔一年之久。那么是否可以作出这么一种大胆的推测，应桂馨北上为赵秉钧指使，当时赵秉钧从内阁总理贬为直隶都督，二次革命已结束数月，袁世凯一直没有对其动手，那么可以认定袁并无加害赵秉钧之意。那么，赵秉钧暗中指使应桂馨赴京邀功，可以视为其试探袁世凯是否有令其官复原职之意，可叹赵秉钧在袁世凯看来已无实际利用价值，这时反而指使应桂馨来试探，定引起袁的反感，于是乎应桂馨被杀，而赵秉钧在同日被再次贬职为直隶民政长作为将其置于死地的前期准备。赵一着棋错，对于被暗杀也有心理准备，在其遗言中仅简单的说：“葬身陵麓，近先帝。”这种说法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宋案关键人物中的应桂馨、赵秉钧皆被害，而另一个关键人物洪述祖虽然早已与1913年就因被宋教仁之子宋振吕认出后，被移交北京法院后却一直安然无恙，直到1919年才在黎元洪的授意下才被处死。本人这种思路虽然可以大概解释一些前面观点无法解释之处，但并无实际证据支持，所以也仅仅是一种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