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之花——明代为何会出现《金瓶梅》
恶之花——明代为何会出现《金瓶梅》此等杰作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前人有此论。但人类社会的进化史，并非是呈直线上升，新的就一定比旧的好，反而是螺旋状，甚至于常常“蹦嚓嚓、进一步退两步”。汉唐气象，汉壮阔肃穆浑远、唐富丽炳炳烺烺，皆有帝国气概。而宋、清两代，宋弱民困、清则箝制，宋人重学问、清人更进一步重训诂考证。公认为这其中的明帝国士人是学无根柢、学问空疏、游谈无根，士林寄情山林、坐禅修道，有点儿象魏晋清谈，象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轮回。区别是魏晋自佛教传入，外部是南北分裂偏安一隅，士人遁入“内心世界”，以狂诞不羁示人。明人外部还算统一，倭寇被打退了，没有边患，只是厂卫侦骑在侧，因此政治中心在北京，而经济文化却在江南/江淮、闽粤，也许真是“饱暖思淫欲”，明代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好货好色，上有万历老儿在宫中不管事、一心炼丹，下有阁老上梁不正下梁歪，也大修“欢喜禅”。（其实明的海禁政策，使明丧失了一个走向世界的绝好机会，那时际欧洲才走出几百年的教会黑暗统治，对“人”的重新认识、发现，文艺复兴、科学研究、科技的长足发展、近代医学的种种发现……欧洲象一个刚睁开眼的少年，而中华帝国已步入了打盹发困的中老年。）
某个人以为有两个因素才促进这巨著的产生：明代士人聚居江南，也是“去政治化”，远离权力倾轧的淫威，而道教的复兴（李唐重道教），房中术与道教有渊源，以及对于宋元理学的“反动”，明士人也重新认识、发现“人性”，讴歌“人欲”，明代文人诗歌不足论，但民歌接踵元曲，象冯梦龙编辑的那些《挂枝儿》《夹竹桃》山歌，鄙俚却也精力弥漫，酒神的呓语，酒神精神的展现。中国自先秦以来，《诗经》里面的情歌已是多姿多彩。但唐儒韩愈吼一句“文以载道”，文人拘谨了不少。宋代对女性的压迫已露出苗头。好歹到了明代，又一次思想大解放，《庄子》、《史记》，明人最是热爱。庄子的艺术化人生精神又一次被发掘出来，史迁那种纵横恣肆的文风，魏晋“礼岂为我所设”，南北朝的艳冶文学，宋词尤其是柳屯田苏东坡那样式的，元曲里边的《西厢记》露滴牡丹开，汇聚到明朝，终于产生了以《金瓶梅》为代表的一批情色文学，良莠混杂，幸好劣币未曾驱逐良币，金瓶睥睨众生傲视群雄。
另一点是，氓庶受教育的程度提高了，“仓禀实而知礼仪”，也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诗经》那会儿还只有贵族们执笔，这之后上千年文化教育的权利只有少数人享有，等到纸张的发明，印刷术的成熟（有论点认为毕升的活字印刷术并未大规模普及，雕版还是主流），老百姓不满足于只听点话本（讲史、烟粉、公案、武侠之类），他们要求也读书阅读，这决定了笑笑生是用象《痴婆子传》那样的文言，还是用这种活泼泼的白话文。另外，小说这种边缘化的文学样式，笑笑生也没有高远的所谓名山事业追求。市场决定了作家的取舍。
还有一点，明代官吏俸禄极低，朱元璋认为道德的威力是巨大的、俭以养廉。这种非人性的政治哲学，也注定是行不通的。海瑞只有一个，而严嵩、徐阶有无数个。清代也继承了明的这种吏治精神。现实却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所以《金瓶梅》里的愤怒是惊人的。笑笑生不仅仅只是暴露、只是渲染，他应当是一位屈身下层却博学多才之人，“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这种不得志的愤懑，决定了他用讥诮乜斜的目光看待这个世界，看待这个“没有光的所在”，中冓之言、床笫之行，本不可道也不可详，他反其道而行之，铸成这朵可读的“恶之花”。他笔下的这些人，又不是平面化的好人、坏人区分，“圆形人物”，多梭角、多侧面，甚至于让人惊叹：这里边的西门、潘六儿、瓶儿、春梅、玉楼、月娘、王婆、应老二等等人物，就生活在我们中间。
只是，从束缚人的理教解放出来的人，有了人性、有了人欲，却又只停留在这个层次，人屁股上的尾巴还未完全退化。也没有什么人真能从这种“双修”里登道成仙，想想盛极一时的古罗马帝国是如何衰退的。这书里边也有宗教，却是世俗化、实用化的宗教。而人走出这种异化、走出这种奴役，向那“神性”、更丰富多彩的人性进化，还有很漫长的路。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前人有此论。但人类社会的进化史，并非是呈直线上升，新的就一定比旧的好，反而是螺旋状，甚至于常常“蹦嚓嚓、进一步退两步”。汉唐气象，汉壮阔肃穆浑远、唐富丽炳炳烺烺，皆有帝国气概。而宋、清两代，宋弱民困、清则箝制，宋人重学问、清人更进一步重训诂考证。公认为这其中的明帝国士人是学无根柢、学问空疏、游谈无根，士林寄情山林、坐禅修道，有点儿象魏晋清谈，象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轮回。区别是魏晋自佛教传入，外部是南北分裂偏安一隅，士人遁入“内心世界”，以狂诞不羁示人。明人外部还算统一，倭寇被打退了，没有边患，只是厂卫侦骑在侧，因此政治中心在北京，而经济文化却在江南/江淮、闽粤，也许真是“饱暖思淫欲”，明代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好货好色，上有万历老儿在宫中不管事、一心炼丹，下有阁老上梁不正下梁歪，也大修“欢喜禅”。（其实明的海禁政策，使明丧失了一个走向世界的绝好机会，那时际欧洲才走出几百年的教会黑暗统治，对“人”的重新认识、发现，文艺复兴、科学研究、科技的长足发展、近代医学的种种发现……欧洲象一个刚睁开眼的少年，而中华帝国已步入了打盹发困的中老年。）
某个人以为有两个因素才促进这巨著的产生：明代士人聚居江南，也是“去政治化”，远离权力倾轧的淫威，而道教的复兴（李唐重道教），房中术与道教有渊源，以及对于宋元理学的“反动”，明士人也重新认识、发现“人性”，讴歌“人欲”，明代文人诗歌不足论，但民歌接踵元曲，象冯梦龙编辑的那些《挂枝儿》《夹竹桃》山歌，鄙俚却也精力弥漫，酒神的呓语，酒神精神的展现。中国自先秦以来，《诗经》里面的情歌已是多姿多彩。但唐儒韩愈吼一句“文以载道”，文人拘谨了不少。宋代对女性的压迫已露出苗头。好歹到了明代，又一次思想大解放，《庄子》、《史记》，明人最是热爱。庄子的艺术化人生精神又一次被发掘出来，史迁那种纵横恣肆的文风，魏晋“礼岂为我所设”，南北朝的艳冶文学，宋词尤其是柳屯田苏东坡那样式的，元曲里边的《西厢记》露滴牡丹开，汇聚到明朝，终于产生了以《金瓶梅》为代表的一批情色文学，良莠混杂，幸好劣币未曾驱逐良币，金瓶睥睨众生傲视群雄。
另一点是，氓庶受教育的程度提高了，“仓禀实而知礼仪”，也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诗经》那会儿还只有贵族们执笔，这之后上千年文化教育的权利只有少数人享有，等到纸张的发明，印刷术的成熟（有论点认为毕升的活字印刷术并未大规模普及，雕版还是主流），老百姓不满足于只听点话本（讲史、烟粉、公案、武侠之类），他们要求也读书阅读，这决定了笑笑生是用象《痴婆子传》那样的文言，还是用这种活泼泼的白话文。另外，小说这种边缘化的文学样式，笑笑生也没有高远的所谓名山事业追求。市场决定了作家的取舍。
还有一点，明代官吏俸禄极低，朱元璋认为道德的威力是巨大的、俭以养廉。这种非人性的政治哲学，也注定是行不通的。海瑞只有一个，而严嵩、徐阶有无数个。清代也继承了明的这种吏治精神。现实却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所以《金瓶梅》里的愤怒是惊人的。笑笑生不仅仅只是暴露、只是渲染，他应当是一位屈身下层却博学多才之人，“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这种不得志的愤懑，决定了他用讥诮乜斜的目光看待这个世界，看待这个“没有光的所在”，中冓之言、床笫之行，本不可道也不可详，他反其道而行之，铸成这朵可读的“恶之花”。他笔下的这些人，又不是平面化的好人、坏人区分，“圆形人物”，多梭角、多侧面，甚至于让人惊叹：这里边的西门、潘六儿、瓶儿、春梅、玉楼、月娘、王婆、应老二等等人物，就生活在我们中间。
只是，从束缚人的理教解放出来的人，有了人性、有了人欲，却又只停留在这个层次，人屁股上的尾巴还未完全退化。也没有什么人真能从这种“双修”里登道成仙，想想盛极一时的古罗马帝国是如何衰退的。这书里边也有宗教，却是世俗化、实用化的宗教。而人走出这种异化、走出这种奴役，向那“神性”、更丰富多彩的人性进化，还有很漫长的路。
来自 豆瓣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