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线
星期五上午，我坐在书桌前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十点正，电话铃响了，我拿起话筒。
“喂喂？”
“您好。”
对方与我同时开口。
正要继续说话，电话那头突然失去了声音。没有夸张，用“失去声音”这种程度的描述已完全形容不了电话那头突如其来的空寂感，仿佛那头握着话筒的人一下子跌进了某条时空深渊里。我的耳边仅剩下块状的空寂。
这样的空寂感大约维持了四五秒钟。
我抓着电话，嘴巴恰恰可以重新发出声音时，那股空寂感倏地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奇怪的呲呲声。
“您好，听得见吗？”
我问电话那头。
没有人回答我，反而是呲呲声从一丁点慢慢变大，变成一条不断跳跃的、断点般的长线，呲呲，呲呲，呲呲呲呲，呲呲，呲呲……
呲呲声从远方传来，像是以控制人类脑电波为目的的某种频率，被耳朵自然接受，振得神经发疼。我将电话听筒拿至距离耳朵15厘米的地方，重新试图与电话那头的人联络。
“您还在吗？”
回答我的依旧是呲呲声。
叹了一口气，我将话筒摆到眼前，深红色话筒上排列着有序而密集的孔洞，它们正一眨不眨地盯着我，仿佛事先预谋好了一般等待我做决定。
我准备挂掉，电话那头却忽然传来了几句人声，若隐若现地，夹在一阵呲呲声里。
我重新将话筒放回耳边，努力辨识其中人声的部分。
呲呲声比刚刚小了一些，断开的间隔更多了一些，但依旧还是听不见任何完整意义的话语。
我有些气闷，一大早什么事都没做，就等着这个电话，结果却遇到了这么奇怪的事件，真叫人厌烦。我将话筒拼命地上下左右分别摇了摇，好像这样就能将那些该死的杂音给甩掉。
没想到待我再次将耳朵贴上它，杂音真的不见了，谢天谢地！
“喂喂，您好。”
我重新试探对方能否听见。
“昨天已经和你说的很清楚了，不要再打电话来。”一个尖锐的女声从电话那头传来，“离婚！我要离婚！绝对没有商量的离婚！这就是我最后的决定！”
“您是不是弄错了？”
我有点莫名其妙，之前打来电话的明明是位男士，怎么忽然变成了女人？还说这些让人莫名其妙摸不着脑袋的话。
“无论你再承诺什么，我们完了，就这么简单。”
对方又朝着电话吼道。
我不知道说什么，面对一个情绪失控的女人，我一向没有任何办法，何况对方正嚷嚷着要和我离婚，好像我们真的是一对夫妻似的。而事实上，我在一年前就已离婚。
离婚？是的。
我心里咯噔一顿，脑子像上了发条的玩具士兵，自动开始行进，向前追溯。
与妻子分手前，我也打过这么一通电话，本意是想再挽回一下。但妻子的反应像冬日里一团散不开的缜密浓雾，夹裹着寒气将我的唇齿冰冻。
与话筒对面的女人不同，妻当时没有朝我大喊大叫。相反，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语气对我说话。我们结束了，她说。她只说了这一句，配合着这语气，像千千万万句，在我的耳朵里投掷下无数个轰鸣弹，炸得我满身裂缝。我深吸一口气，试图再说一点什么，好像再多说一点什么，她就会回心转意，就会忘记刚刚说出的关于结束的话，就会与我重归于好。然而她封闭了自己，无论哪一部分，都封得严严实实。
大约七八秒的时间，那个女人没有再说话，我也静静地等着她继续说话。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她忽然哭了起来。哭声浩浩荡荡地排队穿过城市里看不见的天线，传到了我的耳边，从低声啜泣到放声大哭，分贝越来越大。
这哭声放大在我耳边，分明熟悉。我有点不知所措。
“不好意思，但您真的找错人了。”
我试图安慰她，或者是安慰自己。然而没有用，她的哭声仍在增大，愈发有止不住的趋势，我的脑子里甚至开始一笔二笔勾勒出她哭泣的画面。
妻子在与我分手之前，也如此悲伤痛哭过吗？她镇定自若的外表之下，是否也隐藏着一张悲恸的面孔？我以前从未想过这个问题。
印象里关于妻的记忆停留在最后一次相会，签署离婚协议，妻的手没有任何颤抖的签了字，没有看我一眼，推门离开。我透过窗户，目送她坐上一个男人的汽车。她的这个举动激起了我心底的一丝焦躁。虽然我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关系，虽然劈腿的人是我。
我无法判断是否妻是否还记得结婚前我们一起定下的那个规则。
“您先别哭，有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
我又做了一次尝试。
她大概听不见我说的话，我想，很可能是这样，不然不至于对我说的话无动于衷。我的意思是，我的声音应该明显不是她认识的人中的一个，语气语调也很莫名其妙，完全插入不进这样一个尴尬的场面。
我握着电话筒，犹豫要不要挂断。
电话那头忽然传来了嘟嘟声，之后又是几秒短暂的空寂，呲呲声传来。话筒那头的时空仿佛陷入了某种反复。
这一回，没让我等太久，呲呲声时而大，时而小，女人的声音却一点都没有被影响，仿佛在她的嘴与我的耳之间，已经搭建起了一座安全桥。
“你还记得结婚时，你说过的话吗？”她问。
当然记得。
结婚时，我与妻子协定，互相对对方的一辈子负责。我们各自写了一封遗书，留给对方。如果有人率先在感情上出轨背叛，并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另一方在离婚后即可以任何一种方式杀死对方，并用那封遗书伪造一场“自杀事故”。
那封遗书像一根刺卡在我的胸口，而妻子离开时的冷酷则像一面坚硬的手掌，一点一点地将这根针朝我的心头压下。
整整一年，整整一年的时间，我几乎无法正常入睡。我雇佣了几个人守在身边，防备即将入口的食物、饮料，甚至是牙膏与口气清新剂。我不清楚妻是否会报复我的劈腿，利用手上那封遗书做点什么。但正是这样的未知与暂且平静的生活，让我癫狂。
一年后，我终于忍不住。我无法探究她脑子里的想法，但可以控制自己做出一个选择。我决定先对她下手。
话筒对面的女人开始低声讲述她与他初次见面的故事，顺着时间线，从结识到相爱，再到结婚，到一起生活。我没听清他们是否有孩子，他们结婚了几年，又是为了什么事情而分手。她在电话那头，时而停顿等待，时而抽泣倾述，呲呲声像一只忠诚的老狗分秒不息作陪。
我明白，我根本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我，甚至她根本听不到我的声音。她正在与另一个男人通话，这也许是他们两个人的最后一通电话。
我静静地拿着话筒，耳朵像一个德国产的高质量隔音器，外边充斥着别人的爱情，里面计算着我与妻的得失。
十点十五分，电话那头终于恢复正常。
一个男人的声音重新接了进来，他只说了一句话，就挂断。
“办成了，她按照遗书上的方式死了。”
我的身体吐出了一口气。
然而我的意识好像仍留在那个串了线的女人那头，伴随着偶尔的空寂感，偶尔的呲呲声，沉默不语。
<完>
十点正，电话铃响了，我拿起话筒。
“喂喂？”
“您好。”
对方与我同时开口。
正要继续说话，电话那头突然失去了声音。没有夸张，用“失去声音”这种程度的描述已完全形容不了电话那头突如其来的空寂感，仿佛那头握着话筒的人一下子跌进了某条时空深渊里。我的耳边仅剩下块状的空寂。
这样的空寂感大约维持了四五秒钟。
我抓着电话，嘴巴恰恰可以重新发出声音时，那股空寂感倏地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奇怪的呲呲声。
“您好，听得见吗？”
我问电话那头。
没有人回答我，反而是呲呲声从一丁点慢慢变大，变成一条不断跳跃的、断点般的长线，呲呲，呲呲，呲呲呲呲，呲呲，呲呲……
呲呲声从远方传来，像是以控制人类脑电波为目的的某种频率，被耳朵自然接受，振得神经发疼。我将电话听筒拿至距离耳朵15厘米的地方，重新试图与电话那头的人联络。
“您还在吗？”
回答我的依旧是呲呲声。
叹了一口气，我将话筒摆到眼前，深红色话筒上排列着有序而密集的孔洞，它们正一眨不眨地盯着我，仿佛事先预谋好了一般等待我做决定。
我准备挂掉，电话那头却忽然传来了几句人声，若隐若现地，夹在一阵呲呲声里。
我重新将话筒放回耳边，努力辨识其中人声的部分。
呲呲声比刚刚小了一些，断开的间隔更多了一些，但依旧还是听不见任何完整意义的话语。
我有些气闷，一大早什么事都没做，就等着这个电话，结果却遇到了这么奇怪的事件，真叫人厌烦。我将话筒拼命地上下左右分别摇了摇，好像这样就能将那些该死的杂音给甩掉。
没想到待我再次将耳朵贴上它，杂音真的不见了，谢天谢地！
“喂喂，您好。”
我重新试探对方能否听见。
“昨天已经和你说的很清楚了，不要再打电话来。”一个尖锐的女声从电话那头传来，“离婚！我要离婚！绝对没有商量的离婚！这就是我最后的决定！”
“您是不是弄错了？”
我有点莫名其妙，之前打来电话的明明是位男士，怎么忽然变成了女人？还说这些让人莫名其妙摸不着脑袋的话。
“无论你再承诺什么，我们完了，就这么简单。”
对方又朝着电话吼道。
我不知道说什么，面对一个情绪失控的女人，我一向没有任何办法，何况对方正嚷嚷着要和我离婚，好像我们真的是一对夫妻似的。而事实上，我在一年前就已离婚。
离婚？是的。
我心里咯噔一顿，脑子像上了发条的玩具士兵，自动开始行进，向前追溯。
与妻子分手前，我也打过这么一通电话，本意是想再挽回一下。但妻子的反应像冬日里一团散不开的缜密浓雾，夹裹着寒气将我的唇齿冰冻。
与话筒对面的女人不同，妻当时没有朝我大喊大叫。相反，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语气对我说话。我们结束了，她说。她只说了这一句，配合着这语气，像千千万万句，在我的耳朵里投掷下无数个轰鸣弹，炸得我满身裂缝。我深吸一口气，试图再说一点什么，好像再多说一点什么，她就会回心转意，就会忘记刚刚说出的关于结束的话，就会与我重归于好。然而她封闭了自己，无论哪一部分，都封得严严实实。
大约七八秒的时间，那个女人没有再说话，我也静静地等着她继续说话。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她忽然哭了起来。哭声浩浩荡荡地排队穿过城市里看不见的天线，传到了我的耳边，从低声啜泣到放声大哭，分贝越来越大。
这哭声放大在我耳边，分明熟悉。我有点不知所措。
“不好意思，但您真的找错人了。”
我试图安慰她，或者是安慰自己。然而没有用，她的哭声仍在增大，愈发有止不住的趋势，我的脑子里甚至开始一笔二笔勾勒出她哭泣的画面。
妻子在与我分手之前，也如此悲伤痛哭过吗？她镇定自若的外表之下，是否也隐藏着一张悲恸的面孔？我以前从未想过这个问题。
印象里关于妻的记忆停留在最后一次相会，签署离婚协议，妻的手没有任何颤抖的签了字，没有看我一眼，推门离开。我透过窗户，目送她坐上一个男人的汽车。她的这个举动激起了我心底的一丝焦躁。虽然我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关系，虽然劈腿的人是我。
我无法判断是否妻是否还记得结婚前我们一起定下的那个规则。
“您先别哭，有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
我又做了一次尝试。
她大概听不见我说的话，我想，很可能是这样，不然不至于对我说的话无动于衷。我的意思是，我的声音应该明显不是她认识的人中的一个，语气语调也很莫名其妙，完全插入不进这样一个尴尬的场面。
我握着电话筒，犹豫要不要挂断。
电话那头忽然传来了嘟嘟声，之后又是几秒短暂的空寂，呲呲声传来。话筒那头的时空仿佛陷入了某种反复。
这一回，没让我等太久，呲呲声时而大，时而小，女人的声音却一点都没有被影响，仿佛在她的嘴与我的耳之间，已经搭建起了一座安全桥。
“你还记得结婚时，你说过的话吗？”她问。
当然记得。
结婚时，我与妻子协定，互相对对方的一辈子负责。我们各自写了一封遗书，留给对方。如果有人率先在感情上出轨背叛，并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另一方在离婚后即可以任何一种方式杀死对方，并用那封遗书伪造一场“自杀事故”。
那封遗书像一根刺卡在我的胸口，而妻子离开时的冷酷则像一面坚硬的手掌，一点一点地将这根针朝我的心头压下。
整整一年，整整一年的时间，我几乎无法正常入睡。我雇佣了几个人守在身边，防备即将入口的食物、饮料，甚至是牙膏与口气清新剂。我不清楚妻是否会报复我的劈腿，利用手上那封遗书做点什么。但正是这样的未知与暂且平静的生活，让我癫狂。
一年后，我终于忍不住。我无法探究她脑子里的想法，但可以控制自己做出一个选择。我决定先对她下手。
话筒对面的女人开始低声讲述她与他初次见面的故事，顺着时间线，从结识到相爱，再到结婚，到一起生活。我没听清他们是否有孩子，他们结婚了几年，又是为了什么事情而分手。她在电话那头，时而停顿等待，时而抽泣倾述，呲呲声像一只忠诚的老狗分秒不息作陪。
我明白，我根本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我，甚至她根本听不到我的声音。她正在与另一个男人通话，这也许是他们两个人的最后一通电话。
我静静地拿着话筒，耳朵像一个德国产的高质量隔音器，外边充斥着别人的爱情，里面计算着我与妻的得失。
十点十五分，电话那头终于恢复正常。
一个男人的声音重新接了进来，他只说了一句话，就挂断。
“办成了，她按照遗书上的方式死了。”
我的身体吐出了一口气。
然而我的意识好像仍留在那个串了线的女人那头，伴随着偶尔的空寂感，偶尔的呲呲声，沉默不语。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