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译员冯京葆讲述：我做口译的经历和体会
小编寄语
这篇文章是小编在网上看到，发现对英语程度不错但对翻译不太了解的小伙伴们非常有帮助，对已经开始学习翻译的朋友们帮助更大。文中用生动的例子给大家讲述从学习翻译到如何步入翻译界、接手交替传译工作、接手同声传译工作以及最后如何成为自由职业译员，对大家的整个口译学习和职业规划都有指导性的作用。
下面正文开始！
力 匕
我做口译的经历和体会
冯京葆 | 文
上海《新民周刊》的记者想请我谈一下我做口译的一些经历和体会，但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谈的，想谈的内容似乎大家都知道了，怕有老生常谈之嫌。但又盛情难却，因此，我就借贵刊这块宝地给读者们谈一谈吧。正如美国ABC电视台主持人Peter Jennings 每当报完政治、社会新闻，开始报道体育新闻时常说的一句话：如哪位不感兴趣，请不要注意以下内容。
开始学艺
口译是一门要求很高的职业，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译员要经过大量的模拟训练。我国第一个培养职业译员的计划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联合国译员训练班，这一计划每一期培训为期两年，同时学习交传和同传两种技能。每期10名正式学员，共培养了12期学员。学员毕业后经联合国考试录用后，直接进入联合国担任口译。由于我国改革开放，对外交往不断增加的需要，政府各大部委也需要更多的高水平的译员，外语学院为满足这一需求，每期除了正式学员之外，还额外招收几名“代培生”。
我是在1985年作为一名代培生进入北外译训班学习的。代培生也要考正式生同样的翻译口译及笔译的试卷，不考文化政治课。由于我考试成绩不错，另外，上了一周的交传课后，可能老师认为我的交传基础还行，就让我直接上了二年级。现在看来，交传课不上还是有欠缺之处的。做学员时，第一年学习交替传译，第二年才学同声传译。无论是同传还是交传，每天都要训练十几个小时，晚上不到宿舍统一熄灯时间，是不会上床就寝的。我毕业后，一直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处供职，因此，有很多机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同声传译。刚毕业时水平很低，但由于是为政府工作，有大量的锻炼机会，除了在国内做翻译外，还常为联合国机构做翻译，翻译水平是一点点提高的。这为日后从政府部门辞职“下海”，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译员无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尽管刚做自由职业翻译时，有很多难以对付的翻译题目。
口头翻译的种类
口头翻译基本上是分成两大类别，用行话来说，一是交替传译，二是同声传译，英文分别是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和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咬耳朵翻译”，即whispering,就是译员坐在听者旁边，小声地将讲话人的内容提纲挈领翻译出来。台湾人也讲“同步传译”，指的就是我们大陆人所说的同声传译。美国人常爱用translator指口译译员，用sequential translation来指交替传译，实际上专业的叫法应为interpreter和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英文的interpretation不同于translation，前者有解释，诠释、表演之意，而后者一般指“转换”。可以认为，口译同笔译存在着较大差别。在中国，早年对interpreter也有叫“舌人”的，看来口译是要靠舌头来吃饭了。
所谓交替传译就是让讲话人说一段话后，停下来让译员做翻译，其特点是更容易翻译准确，语言更为精炼，译员也可将讲话人的意思吃得更透；此外，在某些外交场合，还可给讲话人更多的思考时间；其缺点主要是占的时间太多，理论上讲译员翻译占用的时间应该同讲话人的一样，或更少一点，但从我对一些较为出色的译员在时间占用上实际进行的统计来看，译员往往会占用更多的时间，有些时候占用的时间甚至会比讲话人超出一倍还多，这是因为译员要对讲话人的信息进行处理所至。译员不但要将讲话人的讲话内容较为完整地记录下来，还要将其组织成完整的句子，并用目标语言准确地表达出来。
做交传时，如果总翻译时间不超过两个小时，一个译员是可以从头做到尾的，但时间再长，是需要至少两名译员轮流上阵的。我有一次给世界银行一个粮食计划考察团担任口译，从早上8:30一直翻译到中午12:00点多，最后简直是连基本的话都快译不出来了，不是听不懂，而是没有气力讲话了，因为实在是太累了；还有一个同事说，她曾为中国入世谈判一口气做了9个小时的口译，事后称这实在不是人干的活。因此，为确保质量，译员数量安排上一定要合理。我常碰见一些会议组织者为节约费用，尽量减少译员的数量，最后只能是使会议交流受到影响。
作为一名称职的译员，要完全掌握翻译时所用的两种语言，做同传时还要掌握更多种语言。最为理想的当然是译员使用的两门语言均为其母语，但这种情况目前在中国还不多。我曾在法国巴黎大学东方语言学院翻译学校听过一年的课，学校一位教师梯也尔是当时法国外交部的英法首席译员，专为密特朗总统担任翻译，他声称法国只有他一人是真正的双母语。这话听起来似乎有些夸张，但我想他的意思是，要作为一名真正称职的译员，不光是要掌握翻译时所涉及的语言，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两种语言所代表的文化及对相同事物、概念等的表述方式。我曾有幸几次听过他做翻译，真可以说是一种享受，翻译出的东西十分严谨，毫无杂质。听他做翻译，有在听他在做演讲的感觉；他翻译所占用的时间也恰到好处。
一般人认为，翻译不就是他说什么，你说什么嘛，有什么难的？其实，要真正理解讲话人的意思也并不是件易事，两个人用自己的母语对话时，不也有误解的时候吗？另外，即使让你用母语重复前一个人的讲话内容，如果内容多了，你又能重复出多少呢？当然，还有更多其它因素，不在这里多说了。一名出色的译员，能让讲话人讲10几分钟，然后再完整地将其讲话内容翻译出来。大家千万不要认为，人家讲一句，你翻译一句，这就是翻译了，这就是交传了，而事实上绝对不是这样的。
面临的挑战
我认为，做交替翻译的挑战之一就是做好笔记，也有不少人向我提出过这个问题。我很佩服外交部的那些年轻人，他们的笔记做得非常好，翻译得很完整。我想，这是与他们平时苦练基本功是分不开的。
另外一个挑战就是听懂各种口音，这也是与多练习分不开的，你不去听，或没有机会去听，到时候怎么会听得懂呢？同传时这个问题就更为严重。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多去听各种口音的人讲话。一般人总是认为，讲到听懂各种人的口音时，主要是指外国人，本国人有什么听不懂的？但我不以为然。大家平时在听一个所谓“外地”人讲话时，能听懂其大意就行了，不必每句话，每个字词都听出来，可能也很难全听出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电视上除主持人的讲话不打字幕，其他人的讲话都要打字幕的原因吧；而做口译时却不同，译员要将每个词都听得很准确，听不清楚怎么能做好翻译呢？
我就有过这么一次经历，几年前《国际先驱论坛报》在上海组织了一次大型会议，我为会议开幕式酒会作口译，台上几个人，台下上千人。几个老外都对付过去了，没出什么大错，轮到为上海本地一位领导发言时，我的脑子一下子好象全空了似的，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哪里是在讲普通话啊，完全是在讲“普通上海话”。我紧张得一下子就慌了神，再加上多支大瓦数灯光的照射，汗水一下子顺着额头流了下来。
当然，听外语国人讲话时，特别是非英语母语人讲英语时，这个问题就更加明显。刚开始作口译时，觉得最难的就是听不懂非母语国家人讲的英语，特别是印度人和一些非洲兄弟们讲的英文。记得最初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口译时，有一个叫Telejani的执行局委员，来自非洲的加纳，他在会场上十分活跃，每次给他翻译时总是不知所云，急出一身大汗。
类似的经历还有很多，听多了，做多了，情况就好一点了，但还是不免会出一些错误。做交传时，你如果在头一句没有听明白讲话人的某一个词的发音，在下一句中有可能会听清，但同传就不同了。有一次我给一位国家领导人做翻译，他讲话有浓重的江南口音，讲话声音又低，有个词就给听错了，但到他第二次用这个词时，我恍然大悟，根据上下文听对了这个词，及时做了更正。事后对此事做总结时想到，领导讲话有口音，不是你翻译一个人的问题，在场的其他人也有听不懂的，所以，千万不要紧张。紧张也是做口译的另外一个重大挑战。
同样还是上面这个例子，在事后做总结时，我的一个同事开玩笑说道，他声音低，只有你离得最近，只有你听得最清楚，翻译错了别人不也不知道吗？你有什么可紧张的？当然，紧张不是胆子大就可以克服的，关键还是心理素质要好。你的听众里时常会有懂外语的人，有些领导还会给你的译文做修改或补充，或中间给你提词等，译员一定要积极地对待这些问题，不要紧张，更不要有抵触。
当然，还有不少其它方面的问题，如最基本的意思的理解问题、词汇的运用问题等，口译做多了，会有一些临时性的解决办法，但要彻底解决，则要靠平时大量的积累。
总之，交传做好了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多数非专业人士眼里，交传要比同传容易，但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口译是我从事多年的职业，而根据我自己的经历来看，做了十几年的口译，总还是觉得交传做不好，从这里也可见一斑，当然，我没有经过交传专业的训练，这一定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如何作好同声传译
所谓同传就是讲话的人一边讲，译员一边翻译，不用打断他。讲话人讲完了，译员也基本翻译完了，结束时间差不了几秒钟。同声传译对讲话人是有一定要求的，根据国际同声翻译协会的建议，讲话人的讲话速度应保持在每分钟100到150字之间。以央视新闻的播音速度讲话，可以说没有人能翻译出来。
另外，就译员来说，并不是哪位译员跟得原话较紧，哪位译员就译得好，一句话从哪里开口译几乎是说不清楚的，全要靠译员临场的感觉，译员开口早了，容易被套进去，开口晚了，又容易丢东西。我的一位同事张彪兵对此打了一个比喻，我认为十分贴切，张彪兵觉得做同传就像是在迷雾天开车，尤其在即兴演讲和自由提问阶段。有人在前面走，你要紧跟着，和他的前进路线保持一致，但他不会告诉你他要去哪里。不能跟得太远，太远的话他一拐弯，你就看不着他了。太近的话，一拐弯又撞上了。我想，我也可以借用这一比喻进一步发挥一下，你跟前面的车走时，他要拐弯时，一般情况下会事先打转弯灯的，作同传翻译时，译员也应对讲话人的语言信号十分注意，只有这样，才能不会get lost，即“跟丢前面的车”。
如果说没有花一年的时间专门学习交传是一种遗憾的话，有幸的是，我接受了一年的正规同传训练。同传训练一开始很艰苦，也的确很难学习，因为，我们都只习惯于一边思考、一边讲话，没有人习惯于一边听别人讲话、一边思考，一边还要将别人的原话用另外一种语言复述出来。因此，一开始关键之处就是要学会一心二用，或叫“分神”，英文叫“split of attention”。这种习惯只有经过大量的训练才能养成，我开始学习同传时，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口里经常不由自主地用另一种语言重复别人的话，有时人看见了，觉得我好象有神经病。
在校时，每天做十来个小时的同传练习，听的全是联合国各种会议的发言录音，内容五花八门，讲话人口音各异，有些人的讲话真让我们一点也翻译不出来，只好请来教师给我们做demo，就是让他们为我们翻译一下那段我们无论如何也翻译不出来的讲话。我的两位教师都是译训班第一期的学员，都在联合国有过多年的工作实践经验，是十分出色的译员；周育强老师教我们英译中，他每次给我们做完demo后，我们就感觉自己没有希望了；周老师目前还在联合国维也纳担任P4级口译；另一位恩师叫方生平，教我们中译英，不幸的是方老师英年早逝，已于今年春节前离开了我们。他们当时教书时，也没有什么现成的理论，全是根据自己在实践中摸索出的路子给学员们提供指导。而对于学员来说，主要还是要做大量的练习，自己去深刻地领悟。一年下来，练习的时间要超过1000多个小时。这就好比培训飞行员一样，飞行小时到了，技能就上去了。
有人讲，同传是口译的最高境界，这话有点不确切，我始终认为，交传有交传的难处，同传有同传的难处，两门技艺有很大的差别。同传要求译员反映更加敏捷并具有不同寻常的思维方式。要学会边听、边想、边译。
据一位日本译员说，有人对译员作同传时的脑电图的进行过记录，发现左右脑是被桥接在了一起的。学会一心二用十分不容易，开始时的练习是对讲话人的内容用同一种语言做重复，如听着每天晚上七点钟的新闻联播节目，一边听，一边重复其原话，一开始会发现重复不了几句就有听不清楚的句子，会扔掉一些东西，不能连续重复五句以上，时间长了，就好一点了。这就是一心二用的开始，并无什么神秘之处。这一练习十分枯燥，但确是十分必要的。等中文重复得好了之后，再练习重复英文，正常的电视节目语速较快，很难重复下来，可以先从美国之音的特别英语节目(Special English)着手做起。我认为，这一点是同传与交传最大的一个区别。当然，还有多技巧性的东西就不在此多谈了。
步入翻译界
毕业了，文凭拿到了，就一定能做好口译了吗？当然不是。培训的结束只意味着日后艰苦长征的开始。对于大多数去联合国工作的译员来说，他(她)们日常翻译所接触的内容重复性较大，因此，做多了就会熟能生巧，日子久了甚至会感到疲塌，再也没有任何挑战性了。每天三人一组进箱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翻译同样的程序性内容，以“谢谢主席先生”开始，又以期待着翻出“The meeting’s adjourned” (会议到此结束) 的心情工作，谁能不烦呢？因此，有些人就主动离开了联合国，重新学习后进入了全新的领域，有了当了律师，有的成了投资银行家，做得都十分出色。对于留下的继续干的人来说，他(她)们的水平的确提高得很快。
我们这些代培生除外交部派出的有机会为联合国工作外，其他人都回到了自己原来的单位工作，并有机会前往各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做口译，因此，所遇到的情况其实与在联合国工作的同学差不多。有些人感到，日子长了，翻译的内容熟悉了，就再也没有挑战意味了。
可对于我来讲，我是如此热爱这一职业，每次翻译时，总是不遣余力地做好每一句话的翻译。可翻译这一行业，特别是同声传译，是不同于其它行业的，我和我有同事常称之为“一门遗憾的艺术”，因为每次二十分钟下来有太多的遗憾之处。
但我想，这话不见得人人都同意，如我最崇拜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P5级英、法、西语译员，Jesus Gatanbourne先生看来就不会同意，因为我每次听他做翻译时，总是觉得他出的英文是那么的漂亮、那么的完整、那么达意、声音那么动听、语气那么到位，似乎没有一点遗憾之处。我总是感到他的水平，对于我来说，永远是高不可攀的。当然，他从小就掌握西班牙文和英文，很快又学会了法文，先天条件肯定要比我们强得多的；但他的勤奋和智慧也是他人所不及的，听说他在20多岁时，已经攻读了两个博士学位，在美国拿下了国际关系博士学位，又在法国拿下了比较文学的博士学位。有一次我对他的成就表示感叹时说，I think you are a genius. 他回答说“I am a genius”. (我想你是个天才，他说，我就是天才)。我听了这话，心想，我这辈子是达不到人家的水平了，人家是天才，而我只是凡夫俗子，再次感到frustrated (十分沮丧)，前途无望。
到90年代初期，我开始为外单位及社会上举行的一些会议做同声传译，由于外面的会议内容较新，自己的知识匮乏，翻译时压力巨大，常常感到翻得差强人意。但我还是下决心要将这一职业做好，并于1994年率先作为一名国内的译员加入了国际同声翻译协会。目前中国已有10几位译员加入了该组织。改做自由职业译员后，接触的面一下子就广了，政治、经济、银行、保险、证券、投资、会计、法律、计算机、电信、电力、环保、化工，以及国际关系、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医学、等等，所涉及内容包罗万象，无所不有。
从内容上讲，做翻译的跳跃性很强，经常是头天做完电信，第二天又要译保险，要求对各行各业的词汇都有一定的掌握，内容都要了解一些。翻译要是杂家，要是Jack of all trades (万金油)；要know a bit of everything, not everything of all things，即各行各业都知道一点，而对每一行业又不可能全面了解。
另外，每个行业又分为各个方面，即使你做过这个行业的内容，下次做时，可能侧重点会有所不同，还是会感到很生疏，翻译起来不顺利。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事前做大量的案头工作，尽可能多地了解会议内容，争取事先拿到会议材料。说到会议材料，我想起了一个翻译索要材料的小故事，有一组译员准备为某个会议做同传，其中有一位译员李四在会议之前，多次向会议组织方要材料，而另一位译员张三却一次也没有要过。以至于组织会议的一位小姐说，你看人家张三水平多高，从来不催促我们给材料，而李四整天追着我们要材料，肯定水平不行。其实，这位李四才是真正职业译员，而张三则缺乏一点职业精神。
我曾做过一个有关骨癌的专题发言的翻译，发言只有20到30钟，而我这个医学门外汉则花了近一整天的时间为之做准备。讲话内容对我来说十分复杂，许多东西甚至连听也没听说过，真后悔接了这么一个活，怪不得我的同事卫生部的翻译自己不想去做呢。但没有办法，既然答应了客户，就得硬着头皮上啊。由于事前做了大量准备工作，翻译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从箱子走出来时，一位一直在旁边听我翻译的先生上前问我，“老师，您是哪个医院的？翻译得这么好。”我听了这话感到精神上受到了极大鼓舞，一天的努力得到了巨大的报偿。
自由职业译员大有可为
联合国及欧盟雇用大批长期专职口译，此外，每年还需临时聘用众多的自由职业口译以满足其各类会议的需求。在欧美，除这部分国际机构内的专职译员外，其他译员基本是自由职业，政府机关的译员数量极少，而我国情况下相反，政府机关中有不少专职译员，但他们的工作又很杂，这样不利于译员走专业化道路。
其实，作为自由职业有一点好处，如果你觉得会议内容太难，你可以不去做，但同时，你不去做难的会，你也永远没有提高的机会。自由职业译员的工作特点有些类似记者的工作，他们是什么内容都报，我们是什么内容都翻。只有本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精神，才能做到样样内容都能做好。天长日久，你又会有在联合国专门机构做口译的感觉了，在市场里做自由职业翻译也同样会经历一种熟能生巧的过程，做的题目多了，还会有触类旁通的感觉。比如，计算机行业目前是一个热门话题，我做过许多这类的专门会议，开始时较难，但做多了，译起来就舒服多了，等到别的非计算机专业的会议上讲到有关这一话题时，我会感到很轻松。
同声传译在我国作为一个正式职业可以说仅有三十几年的历史，一些先辈在我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就开始做同传。多年来，我国译员的水平有了长足进展，特别是联合国译训班为我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翻译人才。但比起国外的译员，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作为一名自由职业译员，我总的感受是挑战重重，乐趣无穷。
来源：《新民周刊》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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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正文开始！
力 匕
我做口译的经历和体会
冯京葆 | 文
上海《新民周刊》的记者想请我谈一下我做口译的一些经历和体会，但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谈的，想谈的内容似乎大家都知道了，怕有老生常谈之嫌。但又盛情难却，因此，我就借贵刊这块宝地给读者们谈一谈吧。正如美国ABC电视台主持人Peter Jennings 每当报完政治、社会新闻，开始报道体育新闻时常说的一句话：如哪位不感兴趣，请不要注意以下内容。
开始学艺
口译是一门要求很高的职业，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译员要经过大量的模拟训练。我国第一个培养职业译员的计划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联合国译员训练班，这一计划每一期培训为期两年，同时学习交传和同传两种技能。每期10名正式学员，共培养了12期学员。学员毕业后经联合国考试录用后，直接进入联合国担任口译。由于我国改革开放，对外交往不断增加的需要，政府各大部委也需要更多的高水平的译员，外语学院为满足这一需求，每期除了正式学员之外，还额外招收几名“代培生”。
我是在1985年作为一名代培生进入北外译训班学习的。代培生也要考正式生同样的翻译口译及笔译的试卷，不考文化政治课。由于我考试成绩不错，另外，上了一周的交传课后，可能老师认为我的交传基础还行，就让我直接上了二年级。现在看来，交传课不上还是有欠缺之处的。做学员时，第一年学习交替传译，第二年才学同声传译。无论是同传还是交传，每天都要训练十几个小时，晚上不到宿舍统一熄灯时间，是不会上床就寝的。我毕业后，一直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处供职，因此，有很多机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同声传译。刚毕业时水平很低，但由于是为政府工作，有大量的锻炼机会，除了在国内做翻译外，还常为联合国机构做翻译，翻译水平是一点点提高的。这为日后从政府部门辞职“下海”，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译员无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尽管刚做自由职业翻译时，有很多难以对付的翻译题目。
口头翻译的种类
口头翻译基本上是分成两大类别，用行话来说，一是交替传译，二是同声传译，英文分别是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和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咬耳朵翻译”，即whispering,就是译员坐在听者旁边，小声地将讲话人的内容提纲挈领翻译出来。台湾人也讲“同步传译”，指的就是我们大陆人所说的同声传译。美国人常爱用translator指口译译员，用sequential translation来指交替传译，实际上专业的叫法应为interpreter和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英文的interpretation不同于translation，前者有解释，诠释、表演之意，而后者一般指“转换”。可以认为，口译同笔译存在着较大差别。在中国，早年对interpreter也有叫“舌人”的，看来口译是要靠舌头来吃饭了。
所谓交替传译就是让讲话人说一段话后，停下来让译员做翻译，其特点是更容易翻译准确，语言更为精炼，译员也可将讲话人的意思吃得更透；此外，在某些外交场合，还可给讲话人更多的思考时间；其缺点主要是占的时间太多，理论上讲译员翻译占用的时间应该同讲话人的一样，或更少一点，但从我对一些较为出色的译员在时间占用上实际进行的统计来看，译员往往会占用更多的时间，有些时候占用的时间甚至会比讲话人超出一倍还多，这是因为译员要对讲话人的信息进行处理所至。译员不但要将讲话人的讲话内容较为完整地记录下来，还要将其组织成完整的句子，并用目标语言准确地表达出来。
做交传时，如果总翻译时间不超过两个小时，一个译员是可以从头做到尾的，但时间再长，是需要至少两名译员轮流上阵的。我有一次给世界银行一个粮食计划考察团担任口译，从早上8:30一直翻译到中午12:00点多，最后简直是连基本的话都快译不出来了，不是听不懂，而是没有气力讲话了，因为实在是太累了；还有一个同事说，她曾为中国入世谈判一口气做了9个小时的口译，事后称这实在不是人干的活。因此，为确保质量，译员数量安排上一定要合理。我常碰见一些会议组织者为节约费用，尽量减少译员的数量，最后只能是使会议交流受到影响。
作为一名称职的译员，要完全掌握翻译时所用的两种语言，做同传时还要掌握更多种语言。最为理想的当然是译员使用的两门语言均为其母语，但这种情况目前在中国还不多。我曾在法国巴黎大学东方语言学院翻译学校听过一年的课，学校一位教师梯也尔是当时法国外交部的英法首席译员，专为密特朗总统担任翻译，他声称法国只有他一人是真正的双母语。这话听起来似乎有些夸张，但我想他的意思是，要作为一名真正称职的译员，不光是要掌握翻译时所涉及的语言，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两种语言所代表的文化及对相同事物、概念等的表述方式。我曾有幸几次听过他做翻译，真可以说是一种享受，翻译出的东西十分严谨，毫无杂质。听他做翻译，有在听他在做演讲的感觉；他翻译所占用的时间也恰到好处。
一般人认为，翻译不就是他说什么，你说什么嘛，有什么难的？其实，要真正理解讲话人的意思也并不是件易事，两个人用自己的母语对话时，不也有误解的时候吗？另外，即使让你用母语重复前一个人的讲话内容，如果内容多了，你又能重复出多少呢？当然，还有更多其它因素，不在这里多说了。一名出色的译员，能让讲话人讲10几分钟，然后再完整地将其讲话内容翻译出来。大家千万不要认为，人家讲一句，你翻译一句，这就是翻译了，这就是交传了，而事实上绝对不是这样的。
面临的挑战
我认为，做交替翻译的挑战之一就是做好笔记，也有不少人向我提出过这个问题。我很佩服外交部的那些年轻人，他们的笔记做得非常好，翻译得很完整。我想，这是与他们平时苦练基本功是分不开的。
另外一个挑战就是听懂各种口音，这也是与多练习分不开的，你不去听，或没有机会去听，到时候怎么会听得懂呢？同传时这个问题就更为严重。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多去听各种口音的人讲话。一般人总是认为，讲到听懂各种人的口音时，主要是指外国人，本国人有什么听不懂的？但我不以为然。大家平时在听一个所谓“外地”人讲话时，能听懂其大意就行了，不必每句话，每个字词都听出来，可能也很难全听出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电视上除主持人的讲话不打字幕，其他人的讲话都要打字幕的原因吧；而做口译时却不同，译员要将每个词都听得很准确，听不清楚怎么能做好翻译呢？
我就有过这么一次经历，几年前《国际先驱论坛报》在上海组织了一次大型会议，我为会议开幕式酒会作口译，台上几个人，台下上千人。几个老外都对付过去了，没出什么大错，轮到为上海本地一位领导发言时，我的脑子一下子好象全空了似的，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哪里是在讲普通话啊，完全是在讲“普通上海话”。我紧张得一下子就慌了神，再加上多支大瓦数灯光的照射，汗水一下子顺着额头流了下来。
当然，听外语国人讲话时，特别是非英语母语人讲英语时，这个问题就更加明显。刚开始作口译时，觉得最难的就是听不懂非母语国家人讲的英语，特别是印度人和一些非洲兄弟们讲的英文。记得最初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口译时，有一个叫Telejani的执行局委员，来自非洲的加纳，他在会场上十分活跃，每次给他翻译时总是不知所云，急出一身大汗。
类似的经历还有很多，听多了，做多了，情况就好一点了，但还是不免会出一些错误。做交传时，你如果在头一句没有听明白讲话人的某一个词的发音，在下一句中有可能会听清，但同传就不同了。有一次我给一位国家领导人做翻译，他讲话有浓重的江南口音，讲话声音又低，有个词就给听错了，但到他第二次用这个词时，我恍然大悟，根据上下文听对了这个词，及时做了更正。事后对此事做总结时想到，领导讲话有口音，不是你翻译一个人的问题，在场的其他人也有听不懂的，所以，千万不要紧张。紧张也是做口译的另外一个重大挑战。
同样还是上面这个例子，在事后做总结时，我的一个同事开玩笑说道，他声音低，只有你离得最近，只有你听得最清楚，翻译错了别人不也不知道吗？你有什么可紧张的？当然，紧张不是胆子大就可以克服的，关键还是心理素质要好。你的听众里时常会有懂外语的人，有些领导还会给你的译文做修改或补充，或中间给你提词等，译员一定要积极地对待这些问题，不要紧张，更不要有抵触。
当然，还有不少其它方面的问题，如最基本的意思的理解问题、词汇的运用问题等，口译做多了，会有一些临时性的解决办法，但要彻底解决，则要靠平时大量的积累。
总之，交传做好了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多数非专业人士眼里，交传要比同传容易，但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口译是我从事多年的职业，而根据我自己的经历来看，做了十几年的口译，总还是觉得交传做不好，从这里也可见一斑，当然，我没有经过交传专业的训练，这一定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如何作好同声传译
所谓同传就是讲话的人一边讲，译员一边翻译，不用打断他。讲话人讲完了，译员也基本翻译完了，结束时间差不了几秒钟。同声传译对讲话人是有一定要求的，根据国际同声翻译协会的建议，讲话人的讲话速度应保持在每分钟100到150字之间。以央视新闻的播音速度讲话，可以说没有人能翻译出来。
另外，就译员来说，并不是哪位译员跟得原话较紧，哪位译员就译得好，一句话从哪里开口译几乎是说不清楚的，全要靠译员临场的感觉，译员开口早了，容易被套进去，开口晚了，又容易丢东西。我的一位同事张彪兵对此打了一个比喻，我认为十分贴切，张彪兵觉得做同传就像是在迷雾天开车，尤其在即兴演讲和自由提问阶段。有人在前面走，你要紧跟着，和他的前进路线保持一致，但他不会告诉你他要去哪里。不能跟得太远，太远的话他一拐弯，你就看不着他了。太近的话，一拐弯又撞上了。我想，我也可以借用这一比喻进一步发挥一下，你跟前面的车走时，他要拐弯时，一般情况下会事先打转弯灯的，作同传翻译时，译员也应对讲话人的语言信号十分注意，只有这样，才能不会get lost，即“跟丢前面的车”。
如果说没有花一年的时间专门学习交传是一种遗憾的话，有幸的是，我接受了一年的正规同传训练。同传训练一开始很艰苦，也的确很难学习，因为，我们都只习惯于一边思考、一边讲话，没有人习惯于一边听别人讲话、一边思考，一边还要将别人的原话用另外一种语言复述出来。因此，一开始关键之处就是要学会一心二用，或叫“分神”，英文叫“split of attention”。这种习惯只有经过大量的训练才能养成，我开始学习同传时，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口里经常不由自主地用另一种语言重复别人的话，有时人看见了，觉得我好象有神经病。
在校时，每天做十来个小时的同传练习，听的全是联合国各种会议的发言录音，内容五花八门，讲话人口音各异，有些人的讲话真让我们一点也翻译不出来，只好请来教师给我们做demo，就是让他们为我们翻译一下那段我们无论如何也翻译不出来的讲话。我的两位教师都是译训班第一期的学员，都在联合国有过多年的工作实践经验，是十分出色的译员；周育强老师教我们英译中，他每次给我们做完demo后，我们就感觉自己没有希望了；周老师目前还在联合国维也纳担任P4级口译；另一位恩师叫方生平，教我们中译英，不幸的是方老师英年早逝，已于今年春节前离开了我们。他们当时教书时，也没有什么现成的理论，全是根据自己在实践中摸索出的路子给学员们提供指导。而对于学员来说，主要还是要做大量的练习，自己去深刻地领悟。一年下来，练习的时间要超过1000多个小时。这就好比培训飞行员一样，飞行小时到了，技能就上去了。
有人讲，同传是口译的最高境界，这话有点不确切，我始终认为，交传有交传的难处，同传有同传的难处，两门技艺有很大的差别。同传要求译员反映更加敏捷并具有不同寻常的思维方式。要学会边听、边想、边译。
据一位日本译员说，有人对译员作同传时的脑电图的进行过记录，发现左右脑是被桥接在了一起的。学会一心二用十分不容易，开始时的练习是对讲话人的内容用同一种语言做重复，如听着每天晚上七点钟的新闻联播节目，一边听，一边重复其原话，一开始会发现重复不了几句就有听不清楚的句子，会扔掉一些东西，不能连续重复五句以上，时间长了，就好一点了。这就是一心二用的开始，并无什么神秘之处。这一练习十分枯燥，但确是十分必要的。等中文重复得好了之后，再练习重复英文，正常的电视节目语速较快，很难重复下来，可以先从美国之音的特别英语节目(Special English)着手做起。我认为，这一点是同传与交传最大的一个区别。当然，还有多技巧性的东西就不在此多谈了。
步入翻译界
毕业了，文凭拿到了，就一定能做好口译了吗？当然不是。培训的结束只意味着日后艰苦长征的开始。对于大多数去联合国工作的译员来说，他(她)们日常翻译所接触的内容重复性较大，因此，做多了就会熟能生巧，日子久了甚至会感到疲塌，再也没有任何挑战性了。每天三人一组进箱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翻译同样的程序性内容，以“谢谢主席先生”开始，又以期待着翻出“The meeting’s adjourned” (会议到此结束) 的心情工作，谁能不烦呢？因此，有些人就主动离开了联合国，重新学习后进入了全新的领域，有了当了律师，有的成了投资银行家，做得都十分出色。对于留下的继续干的人来说，他(她)们的水平的确提高得很快。
我们这些代培生除外交部派出的有机会为联合国工作外，其他人都回到了自己原来的单位工作，并有机会前往各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做口译，因此，所遇到的情况其实与在联合国工作的同学差不多。有些人感到，日子长了，翻译的内容熟悉了，就再也没有挑战意味了。
可对于我来讲，我是如此热爱这一职业，每次翻译时，总是不遣余力地做好每一句话的翻译。可翻译这一行业，特别是同声传译，是不同于其它行业的，我和我有同事常称之为“一门遗憾的艺术”，因为每次二十分钟下来有太多的遗憾之处。
但我想，这话不见得人人都同意，如我最崇拜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P5级英、法、西语译员，Jesus Gatanbourne先生看来就不会同意，因为我每次听他做翻译时，总是觉得他出的英文是那么的漂亮、那么的完整、那么达意、声音那么动听、语气那么到位，似乎没有一点遗憾之处。我总是感到他的水平，对于我来说，永远是高不可攀的。当然，他从小就掌握西班牙文和英文，很快又学会了法文，先天条件肯定要比我们强得多的；但他的勤奋和智慧也是他人所不及的，听说他在20多岁时，已经攻读了两个博士学位，在美国拿下了国际关系博士学位，又在法国拿下了比较文学的博士学位。有一次我对他的成就表示感叹时说，I think you are a genius. 他回答说“I am a genius”. (我想你是个天才，他说，我就是天才)。我听了这话，心想，我这辈子是达不到人家的水平了，人家是天才，而我只是凡夫俗子，再次感到frustrated (十分沮丧)，前途无望。
到90年代初期，我开始为外单位及社会上举行的一些会议做同声传译，由于外面的会议内容较新，自己的知识匮乏，翻译时压力巨大，常常感到翻得差强人意。但我还是下决心要将这一职业做好，并于1994年率先作为一名国内的译员加入了国际同声翻译协会。目前中国已有10几位译员加入了该组织。改做自由职业译员后，接触的面一下子就广了，政治、经济、银行、保险、证券、投资、会计、法律、计算机、电信、电力、环保、化工，以及国际关系、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医学、等等，所涉及内容包罗万象，无所不有。
从内容上讲，做翻译的跳跃性很强，经常是头天做完电信，第二天又要译保险，要求对各行各业的词汇都有一定的掌握，内容都要了解一些。翻译要是杂家，要是Jack of all trades (万金油)；要know a bit of everything, not everything of all things，即各行各业都知道一点，而对每一行业又不可能全面了解。
另外，每个行业又分为各个方面，即使你做过这个行业的内容，下次做时，可能侧重点会有所不同，还是会感到很生疏，翻译起来不顺利。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事前做大量的案头工作，尽可能多地了解会议内容，争取事先拿到会议材料。说到会议材料，我想起了一个翻译索要材料的小故事，有一组译员准备为某个会议做同传，其中有一位译员李四在会议之前，多次向会议组织方要材料，而另一位译员张三却一次也没有要过。以至于组织会议的一位小姐说，你看人家张三水平多高，从来不催促我们给材料，而李四整天追着我们要材料，肯定水平不行。其实，这位李四才是真正职业译员，而张三则缺乏一点职业精神。
我曾做过一个有关骨癌的专题发言的翻译，发言只有20到30钟，而我这个医学门外汉则花了近一整天的时间为之做准备。讲话内容对我来说十分复杂，许多东西甚至连听也没听说过，真后悔接了这么一个活，怪不得我的同事卫生部的翻译自己不想去做呢。但没有办法，既然答应了客户，就得硬着头皮上啊。由于事前做了大量准备工作，翻译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从箱子走出来时，一位一直在旁边听我翻译的先生上前问我，“老师，您是哪个医院的？翻译得这么好。”我听了这话感到精神上受到了极大鼓舞，一天的努力得到了巨大的报偿。
自由职业译员大有可为
联合国及欧盟雇用大批长期专职口译，此外，每年还需临时聘用众多的自由职业口译以满足其各类会议的需求。在欧美，除这部分国际机构内的专职译员外，其他译员基本是自由职业，政府机关的译员数量极少，而我国情况下相反，政府机关中有不少专职译员，但他们的工作又很杂，这样不利于译员走专业化道路。
其实，作为自由职业有一点好处，如果你觉得会议内容太难，你可以不去做，但同时，你不去做难的会，你也永远没有提高的机会。自由职业译员的工作特点有些类似记者的工作，他们是什么内容都报，我们是什么内容都翻。只有本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精神，才能做到样样内容都能做好。天长日久，你又会有在联合国专门机构做口译的感觉了，在市场里做自由职业翻译也同样会经历一种熟能生巧的过程，做的题目多了，还会有触类旁通的感觉。比如，计算机行业目前是一个热门话题，我做过许多这类的专门会议，开始时较难，但做多了，译起来就舒服多了，等到别的非计算机专业的会议上讲到有关这一话题时，我会感到很轻松。
同声传译在我国作为一个正式职业可以说仅有三十几年的历史，一些先辈在我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就开始做同传。多年来，我国译员的水平有了长足进展，特别是联合国译训班为我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翻译人才。但比起国外的译员，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作为一名自由职业译员，我总的感受是挑战重重，乐趣无穷。
来源：《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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