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本杂志走到尽头 | 理想照进现实
1
上周经过女报杂志社楼下时，发现福田图书馆对面的木棉花，已经在枝桠上开了一半。二月的木棉，算是开得有些早，深圳的天气，暖一阵，降温一两天，就足以把人冻得感冒发烧，让花只开一半。
2015年的木棉，是3月初开的。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时刚好要写卷首，想不出写什么，去图书馆借了一本木心的书，回来的路上，一朵木棉花掉下来砸中我，我觉得这很有点昭示春天开始的意味，于是就写进了卷首的开头。去年三月，木棉花又开的时候，我拍了一张照片，以为每年每年，都是这个景像了。
时间总是比我们想象的快，又比我们想象的牵扯得要更多。
就像2016年11月，做最后一期杂志时，我写《最后的编辑笔记》以为就是最后的告别了。2016年12月，我以为跨完年之后拿到离职赔偿就可以干干脆脆地开始新生活了，结果没有。2017年1月，我以为过完农历年这一切就可以结束了，结果2月都要过完了，这个曾经让我们付出如此多青春热血的地方，就连新的一年好好开始的宣言，都让我们不能有。
实在是有点寒心，有点狼狈，又有点无奈的。
最后一期《女报时尚》做完之后，不停的有读者问，怎么就停了呢。怎么停了都不给读者一个交待呢。这背后的事诸多曲折，无从诉说，只有以后这本杂志再也不会有了的认知是清晰的。又或者，就连我们身处其中的人，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而只知道我们遭遇了什么。
2
根据海因里希法则，在一件重大的事故背后，必有29件轻度的事故，还有300件潜在的隐患。如果细细想去，一切早有预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每月中旬发的稿费越来越晚，先是拖到月底，甚至有拖过到下个月的时候。去年6月初的时候我去了巴厘岛，早在5月中旬就该发稿费却还没有到。我至今记得我一边在微信上和同事讨论工资什么时候发，一边在巴厘岛的市场买圣光蜡染围巾时下意识的克制，那是一种对未来不确定的恐慌。
接着，就是没有发工资，也没有发稿费的四个月。
现在想起来，不知道那时是怎么度过的。没有一个正式的通知，告诉我们到底出了什么事，只是主任在不停地安抚，月底应该会发吧，下个月应该会发吧，然后不经意的就过了三个月。
这放在任何公司早就闹起来的事，在我们单位却异常魔幻的安静。
在2016年9月18日的时候，我在不老歌的日记里写，
“今天九一八，外面响起了警报，大家熟视无睹，有种就算灾难真的来了也无动于衷的颓废感。
工资已经三个月没发了，但同事们依然淡定的沉默。催也没有用，留下来的都是不缺钱的，然后就形成了这种奇异的沉默感。不想再重新找工作，大家耗着，等一个结果。
明年的日历还是照常做，中秋收到了十多盒月饼，上班第一天，还在分发活动的茶饮，走廊上新装了监控和防盗门，一切看上去并没有衰败的迹像，但内心的干涸却一天天日益严重。一边花钱如流水，一边不能停止干活，不仅不能催稿费，还要安抚催稿费的作者，日子过得恍若奇幻剧。”
大概真的是文人脸皮薄，连去财务室问稿费什么时候发，收到的回答都好像是自己理亏一样。仿佛不发工资才是常态，去问工资的人反而俗气不正常。
3
现在想起来，最难受的是遇到作者问稿费，一边道歉，一边还要约下一期的稿子，有着稿费一定会发的承诺，但就连自己的收入什么时候能拿到都没有底。那时只敢约老作者的稿子，至少有三五年交情，知道这种情况以前从没发生过，不至于闹出来XX杂志拖欠稿费这样的新闻。（说到这里，要特别感谢我的作者们，没有一个人因为不发稿费而不写稿，甚至在最后一期以纪念的心都拼命想留下一点东西。我也很欣慰，最后稿费全部都发齐了，没有太对不起他们。）
直到有一天，有个同事突然在QQ大群里问，工资到底什么时候发。仿佛一下子挑破了伪装无事的窗户纸。大家都在私下小群里纷纷交换着意见，然而没有一个人继续接话。
终于，到第四个月的时候，有年轻的同事直接去了劳动局，然后之前一直推诿着不解决的新社长承诺七天之内解决，结果第二天，就补发了一个月的稿费。直到此时，我们依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以为这一切过了就好了。
直到11月，才真正确定，《女报时尚》没有了，从任何一个意义上都没有了。《女报时尚》编辑部的人员，从杨小果到编辑，全部都不会留下来。这个时候，单位开始和我们商量离职赔偿，核算每个人的赔偿数额，开员工大会通知裁员，公示赔偿名单，然后，我们就像之前等工资一样，迎来了漫长的等赔偿的时间。在这中间，大家依然沉默着，只有罗尔事件时，让大家知道了我们曾经有四个月没有发工资的事实。
一个月，二个月，三个月，依然是下个月就会解决的说辞。然后过完春节，新社长开年第一天上班时告诉我们，女报赔不起这笔钱，大家快点走吧，不要耽误自己的前程。
真是又悲哀，又苍凉。这个我们曾经以热血和梦想相报的地方，这个即使发不出工资我们也一直坚守不愿让它抹黑的地方，到最后终于露出了最难看的流氓嘴脸。
4
当一个纸媒走到尽头时，它的样子，通常是不好看的。
我发出这样的感叹时，是在去年11月时《京华时报》发出停刊消息时。当时京华时报的员工不服一纸通知，集体提交声讨时，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报导的一个公众号在写完事件之后，评论这些员工，纸媒气数已尽，不要留恋旧时代，应该往前看。
真真的是重点不清，是非不分。时代，是太官冕堂皇的说辞，悲剧又诗意，但有时还真怪不到它那里去。
每一个纸媒倒闭时，我其实都会唇亡齿寒兔死狐悲一阵，不久后《大众软件》传出要众筹做最后一期的消息，我一边感叹幸好我们最后不至如此，又暗暗担心，我们的后续会比这样还要糟糕。
一个月之后，《京华时报》传来还是不停刊的消息，我和同在媒体的好友聊，那些说停刊的杂志，好像最后又悄无声息地回来了。好友说这正常，杂志会消亡，刊号永远存在，而至少在现在，刊号还是能卖钱的东西。
它后续会变成什么样，全看造化了。运气好的改头换面，和之前杂志完全无关，分割清晰；运气不好的，还要借前杂志的名来招揽读者，结果挂羊头卖狗肉，前面杂志死了还不够，还要被后者继续败坏名声。
所以，无论是停刊，休刊，都只是措词不同而已。我唯一能清楚告知的事实是，《女报时尚》结束了——从灵魂到肉体。在某种程度上，能干净地结束在这里，是它的幸运。
无论之后赔偿如何，单位如何，人事如何，都与《女报时尚》这本杂志无关，与我们的青春记忆无关，与我们曾经的感动和梦想无关。所有难看的样子，我都希望和它没有关系。
这大概是对于这本杂志，我最后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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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那一点微茫的快乐
前年木棉花开时写的字，去年花开时拍的图。
上周经过女报杂志社楼下时，发现福田图书馆对面的木棉花，已经在枝桠上开了一半。二月的木棉，算是开得有些早，深圳的天气，暖一阵，降温一两天，就足以把人冻得感冒发烧，让花只开一半。
2015年的木棉，是3月初开的。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时刚好要写卷首，想不出写什么，去图书馆借了一本木心的书，回来的路上，一朵木棉花掉下来砸中我，我觉得这很有点昭示春天开始的意味，于是就写进了卷首的开头。去年三月，木棉花又开的时候，我拍了一张照片，以为每年每年，都是这个景像了。
时间总是比我们想象的快，又比我们想象的牵扯得要更多。
就像2016年11月，做最后一期杂志时，我写《最后的编辑笔记》以为就是最后的告别了。2016年12月，我以为跨完年之后拿到离职赔偿就可以干干脆脆地开始新生活了，结果没有。2017年1月，我以为过完农历年这一切就可以结束了，结果2月都要过完了，这个曾经让我们付出如此多青春热血的地方，就连新的一年好好开始的宣言，都让我们不能有。
实在是有点寒心，有点狼狈，又有点无奈的。
最后一期《女报时尚》做完之后，不停的有读者问，怎么就停了呢。怎么停了都不给读者一个交待呢。这背后的事诸多曲折，无从诉说，只有以后这本杂志再也不会有了的认知是清晰的。又或者，就连我们身处其中的人，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而只知道我们遭遇了什么。
2
根据海因里希法则，在一件重大的事故背后，必有29件轻度的事故，还有300件潜在的隐患。如果细细想去，一切早有预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每月中旬发的稿费越来越晚，先是拖到月底，甚至有拖过到下个月的时候。去年6月初的时候我去了巴厘岛，早在5月中旬就该发稿费却还没有到。我至今记得我一边在微信上和同事讨论工资什么时候发，一边在巴厘岛的市场买圣光蜡染围巾时下意识的克制，那是一种对未来不确定的恐慌。
接着，就是没有发工资，也没有发稿费的四个月。
现在想起来，不知道那时是怎么度过的。没有一个正式的通知，告诉我们到底出了什么事，只是主任在不停地安抚，月底应该会发吧，下个月应该会发吧，然后不经意的就过了三个月。
这放在任何公司早就闹起来的事，在我们单位却异常魔幻的安静。
在2016年9月18日的时候，我在不老歌的日记里写，
“今天九一八，外面响起了警报，大家熟视无睹，有种就算灾难真的来了也无动于衷的颓废感。
工资已经三个月没发了，但同事们依然淡定的沉默。催也没有用，留下来的都是不缺钱的，然后就形成了这种奇异的沉默感。不想再重新找工作，大家耗着，等一个结果。
明年的日历还是照常做，中秋收到了十多盒月饼，上班第一天，还在分发活动的茶饮，走廊上新装了监控和防盗门，一切看上去并没有衰败的迹像，但内心的干涸却一天天日益严重。一边花钱如流水，一边不能停止干活，不仅不能催稿费，还要安抚催稿费的作者，日子过得恍若奇幻剧。”
大概真的是文人脸皮薄，连去财务室问稿费什么时候发，收到的回答都好像是自己理亏一样。仿佛不发工资才是常态，去问工资的人反而俗气不正常。
3
现在想起来，最难受的是遇到作者问稿费，一边道歉，一边还要约下一期的稿子，有着稿费一定会发的承诺，但就连自己的收入什么时候能拿到都没有底。那时只敢约老作者的稿子，至少有三五年交情，知道这种情况以前从没发生过，不至于闹出来XX杂志拖欠稿费这样的新闻。（说到这里，要特别感谢我的作者们，没有一个人因为不发稿费而不写稿，甚至在最后一期以纪念的心都拼命想留下一点东西。我也很欣慰，最后稿费全部都发齐了，没有太对不起他们。）
直到有一天，有个同事突然在QQ大群里问，工资到底什么时候发。仿佛一下子挑破了伪装无事的窗户纸。大家都在私下小群里纷纷交换着意见，然而没有一个人继续接话。
终于，到第四个月的时候，有年轻的同事直接去了劳动局，然后之前一直推诿着不解决的新社长承诺七天之内解决，结果第二天，就补发了一个月的稿费。直到此时，我们依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以为这一切过了就好了。
直到11月，才真正确定，《女报时尚》没有了，从任何一个意义上都没有了。《女报时尚》编辑部的人员，从杨小果到编辑，全部都不会留下来。这个时候，单位开始和我们商量离职赔偿，核算每个人的赔偿数额，开员工大会通知裁员，公示赔偿名单，然后，我们就像之前等工资一样，迎来了漫长的等赔偿的时间。在这中间，大家依然沉默着，只有罗尔事件时，让大家知道了我们曾经有四个月没有发工资的事实。
一个月，二个月，三个月，依然是下个月就会解决的说辞。然后过完春节，新社长开年第一天上班时告诉我们，女报赔不起这笔钱，大家快点走吧，不要耽误自己的前程。
真是又悲哀，又苍凉。这个我们曾经以热血和梦想相报的地方，这个即使发不出工资我们也一直坚守不愿让它抹黑的地方，到最后终于露出了最难看的流氓嘴脸。
4
当一个纸媒走到尽头时，它的样子，通常是不好看的。
我发出这样的感叹时，是在去年11月时《京华时报》发出停刊消息时。当时京华时报的员工不服一纸通知，集体提交声讨时，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报导的一个公众号在写完事件之后，评论这些员工，纸媒气数已尽，不要留恋旧时代，应该往前看。
真真的是重点不清，是非不分。时代，是太官冕堂皇的说辞，悲剧又诗意，但有时还真怪不到它那里去。
每一个纸媒倒闭时，我其实都会唇亡齿寒兔死狐悲一阵，不久后《大众软件》传出要众筹做最后一期的消息，我一边感叹幸好我们最后不至如此，又暗暗担心，我们的后续会比这样还要糟糕。
一个月之后，《京华时报》传来还是不停刊的消息，我和同在媒体的好友聊，那些说停刊的杂志，好像最后又悄无声息地回来了。好友说这正常，杂志会消亡，刊号永远存在，而至少在现在，刊号还是能卖钱的东西。
它后续会变成什么样，全看造化了。运气好的改头换面，和之前杂志完全无关，分割清晰；运气不好的，还要借前杂志的名来招揽读者，结果挂羊头卖狗肉，前面杂志死了还不够，还要被后者继续败坏名声。
所以，无论是停刊，休刊，都只是措词不同而已。我唯一能清楚告知的事实是，《女报时尚》结束了——从灵魂到肉体。在某种程度上，能干净地结束在这里，是它的幸运。
无论之后赔偿如何，单位如何，人事如何，都与《女报时尚》这本杂志无关，与我们的青春记忆无关，与我们曾经的感动和梦想无关。所有难看的样子，我都希望和它没有关系。
这大概是对于这本杂志，我最后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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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那一点微茫的快乐
前年木棉花开时写的字，去年花开时拍的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