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 M, L, XL, 1995: 一个建筑理论的原则》之读书笔记
《S, M, L, XL, 1995: 一个建筑理论的原则》之读书笔记
A reading note of the essay S, M, L, XL, 1995: principles for a theory of Architecture
引言
1992年，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与布鲁斯•毛(Bruce Mau)发行了《小，中，大，超大》（S, M, L, XL）一书，介绍了OMA事务所的成长历程。“小，中，大和超大”分别对应了项目的规模，这种分类方式使得共存的多样性在不同规模和尺度中不断重现。《S, M, L, XL, 1995: 一个建筑理论的原则》是作者在书基础之上的解读。作者选择了书中的四篇文章Typical Plan. Meditation(1993), Bigness, or the problem of Large. Manifesto (1994), Last Apples. Speculations on Structure and Service (1993), and The Generic City. Guide (1994)，来阐明库哈斯从建筑的平面尺度到当代特大都市尺度层层递进的建筑理论。
库哈斯的标准平面（Typical Plan)
标准平面（Typical Plan），是库哈斯对1902年到1972年间纽约的办公塔楼平面的总结。区别于美国绘画中的标准楼层（Typical Floors)，在《标准平面》（Typical Plan)中，库哈斯所发表的平面并没有将楼分隔成走廊和办公间的隔断。标准平面是“中性的”，“抽象的”，“朴素的”，“足够无限的”，“尽可能地空白的”，并且是非标准平面的对立面——换言之，非标准平面有着独一无二的个人特征，而标准平面则剥离了独特性（uniqueness and specificity）。
从标准平面开始，库哈斯就在宣扬一种广普性（generic）。它认为标准平面属于新世界 （the New World)。在这里，标准平面“被剥去了所有独一无二特性的所有痕迹”。他认为标准平面是为商业（business）所生——因为商业对空间没有任何需求，也不需求某种特定的建筑。它唯一的功能就是让它的占有者存活下来。这种不确定性滋生了标准平面的特性。库哈斯认为，标准平面的几何形式需为矩形（rectangle），因为这是最广普性的。他反对任何形式的挤压，因为这会为平面带来各种形式的可能。这样的要求，让标准平面从一种“务实主义”和“绝对的理性和效率”的表达，转化为一种神秘的状态。
其次，标准平面足够深（deep） 。库哈斯并不认为建筑必须与外界发生必然的联系——如果外界是幸福与生存的土壤，那么建筑的意义何在？所以，平面需要深以承载必要的设备，如空调（air conditioning）还有人工照明系统（artificial lighting devices）。
标准平面的另一特性为重复性（repetition）与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换言之，标准平面“是第n层平面（the nth plan）”，必须有着大数量级且不定的存在。它意味着有许多其它的标准平面的存在，也表明着他们的准确数目是不重要的。在它看来，“标准平面 x n ＝一个建筑”（Typical Plan x n = a building):平面堆叠在一起，通过一个出奇平滑的电梯将他们相连。在《癫狂的纽约》一书中，标准平面暗指整个城市的平面：“标准平面让整个城市丧失可识别性，让它成为一个无法辨认的物体。”这些概念为后文的《大》与《广普城市》的广普性奠定了基础。在作者看来，这样的概念等同于一种艺术化的表达，标准平面与非标准平面的关系，就如同本杰明在《机械复制年代的艺术品》中提到的，艺术品的可复制性，将会让艺术品本身的气韵走向衰亡。作者认为，图像上的不确定性，让《标准平面》一书中的平面看似勒柯布西耶多米诺体系的绘图——没有分隔，只有一个理想化的情景。
在最后一个章节《欧洲没有标准平面》中，库哈斯分析了密斯凡德罗在弗里德里希所设计德摩天大楼，极不规则的平面构成让它成为一个“终极的非标准平面”；而尼多夫设计德“工厂之家”，库哈斯认为那是“社会主义者的标准平面”——日常的生活，如游泳池，小型宿舍等，被分割在平行的区间里。阿基佐姆 在《不停止的城市》（No-stop City)一书中提倡：“标准平面是西方文明的最终状态，一个规范的乌托邦。”然而，欧洲人（European)却将标准平面诋毁成一种意识形态，“它的居住者是奴隶，它的环境是没有个性的，它的重复累积十分丑陋。”在库哈斯看来，欧洲人对标准平面的认识是一场灾难性的错误，他们没有看清标准平面的出现在建筑学和城市学上都是无可抵挡的。
作者赞成库哈斯的观念。他从书中引用了一段来佐证标准平面在未来城市中的作用：“工厂和超市成为未来正是最真实的典范：最佳的城市结构，潜在的无限性，所有的功能都自发地被安排在一个自由的平面上，而平面在一个微型气候调控和最优信息的系统中得以均化。光与空气“自然且自发”的平衡已经被超越：这个房子成为了一个设备良好的停车场。在那里不存在着阶级或者决定性的空间结构……脱离了“特征”的铠甲，建筑变成了一个开放性的结构……当今，唯一可能的乌托邦是数量上的”。
库哈斯与“大”（Bigness)
“大”是标准平面在城市尺度的进化，当标准平面达到相当的深度并且产生“高度”，“深度”，“密度”和“整体”等概念时，它就成为了“大”本身。
如同Typical Plan一般诞生于二十世纪初，科技的发展和概念的突破让建筑历经了一场变革。建造的加速、建筑设备的层出不穷，结构的进步等，让建筑更高，更深——更大（bigger）。资本成为控制“大”的主因：建筑师的意愿与项目的文脉历史不再享有控制权，而让权于“大”所倾心的技术、工程、城市和金融专家。
在原文中，库哈斯提出了“大”建筑的五个标准。其一，在于超过一个临界质量（critical mass）。它不再能被单一的建筑师或者任何建筑师的组合所控制。这引发了建筑部件在服从于统一性前提下的自治（autonomy）。其二，是电梯。电梯建立了机械上的联系而非建筑上的联系。电梯以及与之相关的设备让建筑传统的部分成为无效的附庸。细节，比例，尺度，构成等命题在此时都不再重要。其三，是内与外的脱离。从外部的立面不再能看到内部所发生的事情。“诚实（honesty）”成了一件奢望的事：当内部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外部却粉饰着太平，假装自身的稳定之态，正如库哈斯所言，“所见非所得（what you see is no longer what you get）。”其四，建筑超越了“好”与“坏”的界限，超脱了是非观念。
其五，“‘大’不再是任何城市机理的一部分。”它存在的潜台词就是反文脉（fuck context）。无论是标准平面矩形的形式还是“大”的维度，它们都在逃离造就了它们的曼哈顿网格的束缚。因而，“大”导致了城市平面之逻辑的消亡，那些被“大”改造的建筑在表面（surface）上的累积，如同一个被分割过的平台（platform），或是一个在大都市尺度上的中性平面，如同在《移民，或建筑的自愿囚徒》（Exodus）一文中的建筑一样，横跨于城市之“大”将历史的纹理打破。
正如库哈斯所说，“如果‘大’来转化建筑，那么这些建筑的类叠会产生一个新型的城市……街道将成为建筑之间的剩余之物，用于组织这些建筑的设备……城市成为一个连续的大都市平面。‘大’不再需要城市的载体；‘大’与城市开始竞争；它取代了城市；它先占领了城市；或者，更好的情况是，它就是城市。”
库哈斯与空腹桁架（Vierendeel)
在《最后一个苹果》（The Last Apple)这一章，库哈斯从结构的角度谈及了实现“大”的可能性，并且列举了其中的几个项目来说明如何通过空腹桁架来实现“大”：“泽布吕赫海运枢纽（Zeebrugge terminal）便是结构之影响的早起预警……结构将会在一系列‘大’建筑上产生影响，例如法国国立图书馆（Tres Grande Bibliotheque)，卡尔斯鲁艺术媒体中心（ZKM）。”
在此文中，库哈斯先提及为了应对重力，柱子的形式呈现为圆柱形：顶部细长，底下肥宽，这导致建筑空间“系统式地丢失了自由”。于是，从波堡(Beaubourg)的方案中得到灵感，库哈斯提出，“如果一个楼层就是一个可供居住的桁架呢？”通过将间隔的楼层来作为结构之用（even floors）而解放出一个没有结构出现的楼层（odd floors），如同斑马一般，“黑与白互相交织”，实现“为人们所使用的自由的区间，间隔地搭配上混凝土，线和导管所组成的不可进入的条带。”
为了解释概念的实施，库哈斯详细地解释了几个方案的生成。如卡尔斯鲁艺术媒体中心。六米的层高足够空腹桁架跨越30米的跨度；两道墙和九道梁创造了一个58米高的“搁物架”，结构的和自由的平面交替着，合适地对应了艺术媒体中心的功能：（非结构楼层的）剧场位于（结构楼层的）实验室之上，而（结构楼层的）博物馆又位于剧场之上。
由于平面因此得到解放，空腹桁架推动了一个没有柱子的标准平面的产生，也为建筑之“大”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
库哈斯与广普城市（The Generic City)
广普城市的养分来源于他往年对城市的研究，例如“大(bigness)=都市 vs.建筑”和“后建筑时代的景观”等概念。在人生的这段岁月里，库哈斯大半的时间都在飞行，自高空上观察人类的聚居点和大陆。他穿越过数个机场，数个时区和地界，创造了一连窜的图像来反应一种人口拥挤在地球表面的现象：广普城市。
《广普城市》始于库哈斯对一个问题的关注。在卷首语，他写道：“当代城市是否与当代机场一样——‘彼此趋同’？我们是否能对这种趋同进行理论性的解读？且，它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什么？趋同的代价唯有是可识别性（identity）的丢失。这往往被看作一种损失。然而以其发生的规模来看，它必然意味着什么。可识别性的缺点是什么，换言之，空白的优点是什么？如果这种偶然——甚至令人失望——的同化是一场蓄意的过程、一场有意识地从不同走向相似的运动呢？如果我们正在经历着一场“放弃个性（down with character）！”的全球化解放运动呢？被剥去可识别性的外衣后，我们还剩下什么？是广普性吗？”
在“XL”部分中，库哈斯研究了新加坡，他形容它为“一种纯然人造之城，一个曾经活跃且中立的领域”，是一个完全不留文脉遗迹的理想化的产物。剥离了可识别性，新加坡缺乏着一种真实感，却又十分现实。而历史城市，如同巴黎一般，却因为自身的可识别性越发禁锢，而阻挡了其“巴黎只能变得更加巴黎，事实上正在成为超级巴黎——一幅精心修饰的讽刺画”，而成为了一种理想主义的非现实。对中心的过度坚持，对中心意义的绝对重视，会导致中心不断得到维护，不断地被现代化。于是中心“自相矛盾”地成为了“最老却又最新，最稳定又最具活力”的地方，时时刻刻在调整着自身来适应新的情况。如同苏黎世一般，一层又一层现代的产物建造在市中心的地下，城市不再往外围和往上扩张。
他关注到，这种可识别性是带有毁灭性的，它无法容忍“扩张，全市，更新和矛盾”。它来自于物理环境，来自于历史，文脉与现实，而由我们创造的当代事物已经无法再贡献于可识别性。再者，人口的指数化增长，历史的养分已经不足以哺育那些活着的人，不足以为他们所拥有且共享。且历史也在人类的滥用中变得越发无足轻重——持续增长的游客对特色（character）的追求，将“成功的可识别性碾作毫无意义的尘土”。
为了应对可识别性，库哈斯创造了广谱城市，用“现实主义来打败理想主义”，宣扬一种去识别性的绝对中性： “广谱城市，对从中心的囚禁中被解放出来的城市，是从可识别性的紧身衣中解放出来的城市。广谱城市摆脱了毁灭性的依赖（dependency）的循环；它仅仅是对现实需求和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反映。它是没有历史的城市。它足够大来支撑所有人。它是轻松随意的。它不需要维持。如果它太小了，它可以扩张。如果它陈旧了，它可以自我毁坏再重造。它是‘没有深度的’——像一出好莱坞的布景，它可以再每一个星期一的早晨创造一个新的个性。”
参考文献：
Koolhaas, R (1993) 'Typical Plan', in Koolhaas, R and Mau, B (1995) X, M, L, XL, New York: The Monacelli Press
Koolhaas, R (1994) 'Bigness, or the problem of Large', in Koolhaas, R and Mau, B (1995) X, M, L, XL, New York: The Monacelli Press
Koolhaas, R (1993) 'Last Apples', in Koolhaas, R and Mau, B (1995) X, M, L, XL, New York: The Monacelli Press
Koolhaas, R (1994) 'The Generic City', in Koolhaas, R and Mau, B (1995) X, M, L, XL, New York: The Monacelli Press
'S, M, L, XL, 1995: principles for a theory of Architecture'
A reading note of the essay S, M, L, XL, 1995: principles for a theory of Architecture
引言
1992年，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与布鲁斯•毛(Bruce Mau)发行了《小，中，大，超大》（S, M, L, XL）一书，介绍了OMA事务所的成长历程。“小，中，大和超大”分别对应了项目的规模，这种分类方式使得共存的多样性在不同规模和尺度中不断重现。《S, M, L, XL, 1995: 一个建筑理论的原则》是作者在书基础之上的解读。作者选择了书中的四篇文章Typical Plan. Meditation(1993), Bigness, or the problem of Large. Manifesto (1994), Last Apples. Speculations on Structure and Service (1993), and The Generic City. Guide (1994)，来阐明库哈斯从建筑的平面尺度到当代特大都市尺度层层递进的建筑理论。
库哈斯的标准平面（Typical Plan)
标准平面（Typical Plan），是库哈斯对1902年到1972年间纽约的办公塔楼平面的总结。区别于美国绘画中的标准楼层（Typical Floors)，在《标准平面》（Typical Plan)中，库哈斯所发表的平面并没有将楼分隔成走廊和办公间的隔断。标准平面是“中性的”，“抽象的”，“朴素的”，“足够无限的”，“尽可能地空白的”，并且是非标准平面的对立面——换言之，非标准平面有着独一无二的个人特征，而标准平面则剥离了独特性（uniqueness and specificity）。
从标准平面开始，库哈斯就在宣扬一种广普性（generic）。它认为标准平面属于新世界 （the New World)。在这里，标准平面“被剥去了所有独一无二特性的所有痕迹”。他认为标准平面是为商业（business）所生——因为商业对空间没有任何需求，也不需求某种特定的建筑。它唯一的功能就是让它的占有者存活下来。这种不确定性滋生了标准平面的特性。库哈斯认为，标准平面的几何形式需为矩形（rectangle），因为这是最广普性的。他反对任何形式的挤压，因为这会为平面带来各种形式的可能。这样的要求，让标准平面从一种“务实主义”和“绝对的理性和效率”的表达，转化为一种神秘的状态。
其次，标准平面足够深（deep） 。库哈斯并不认为建筑必须与外界发生必然的联系——如果外界是幸福与生存的土壤，那么建筑的意义何在？所以，平面需要深以承载必要的设备，如空调（air conditioning）还有人工照明系统（artificial lighting devices）。
标准平面的另一特性为重复性（repetition）与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换言之，标准平面“是第n层平面（the nth plan）”，必须有着大数量级且不定的存在。它意味着有许多其它的标准平面的存在，也表明着他们的准确数目是不重要的。在它看来，“标准平面 x n ＝一个建筑”（Typical Plan x n = a building):平面堆叠在一起，通过一个出奇平滑的电梯将他们相连。在《癫狂的纽约》一书中，标准平面暗指整个城市的平面：“标准平面让整个城市丧失可识别性，让它成为一个无法辨认的物体。”这些概念为后文的《大》与《广普城市》的广普性奠定了基础。在作者看来，这样的概念等同于一种艺术化的表达，标准平面与非标准平面的关系，就如同本杰明在《机械复制年代的艺术品》中提到的，艺术品的可复制性，将会让艺术品本身的气韵走向衰亡。作者认为，图像上的不确定性，让《标准平面》一书中的平面看似勒柯布西耶多米诺体系的绘图——没有分隔，只有一个理想化的情景。
在最后一个章节《欧洲没有标准平面》中，库哈斯分析了密斯凡德罗在弗里德里希所设计德摩天大楼，极不规则的平面构成让它成为一个“终极的非标准平面”；而尼多夫设计德“工厂之家”，库哈斯认为那是“社会主义者的标准平面”——日常的生活，如游泳池，小型宿舍等，被分割在平行的区间里。阿基佐姆 在《不停止的城市》（No-stop City)一书中提倡：“标准平面是西方文明的最终状态，一个规范的乌托邦。”然而，欧洲人（European)却将标准平面诋毁成一种意识形态，“它的居住者是奴隶，它的环境是没有个性的，它的重复累积十分丑陋。”在库哈斯看来，欧洲人对标准平面的认识是一场灾难性的错误，他们没有看清标准平面的出现在建筑学和城市学上都是无可抵挡的。
作者赞成库哈斯的观念。他从书中引用了一段来佐证标准平面在未来城市中的作用：“工厂和超市成为未来正是最真实的典范：最佳的城市结构，潜在的无限性，所有的功能都自发地被安排在一个自由的平面上，而平面在一个微型气候调控和最优信息的系统中得以均化。光与空气“自然且自发”的平衡已经被超越：这个房子成为了一个设备良好的停车场。在那里不存在着阶级或者决定性的空间结构……脱离了“特征”的铠甲，建筑变成了一个开放性的结构……当今，唯一可能的乌托邦是数量上的”。
库哈斯与“大”（Bigness)
“大”是标准平面在城市尺度的进化，当标准平面达到相当的深度并且产生“高度”，“深度”，“密度”和“整体”等概念时，它就成为了“大”本身。
如同Typical Plan一般诞生于二十世纪初，科技的发展和概念的突破让建筑历经了一场变革。建造的加速、建筑设备的层出不穷，结构的进步等，让建筑更高，更深——更大（bigger）。资本成为控制“大”的主因：建筑师的意愿与项目的文脉历史不再享有控制权，而让权于“大”所倾心的技术、工程、城市和金融专家。
在原文中，库哈斯提出了“大”建筑的五个标准。其一，在于超过一个临界质量（critical mass）。它不再能被单一的建筑师或者任何建筑师的组合所控制。这引发了建筑部件在服从于统一性前提下的自治（autonomy）。其二，是电梯。电梯建立了机械上的联系而非建筑上的联系。电梯以及与之相关的设备让建筑传统的部分成为无效的附庸。细节，比例，尺度，构成等命题在此时都不再重要。其三，是内与外的脱离。从外部的立面不再能看到内部所发生的事情。“诚实（honesty）”成了一件奢望的事：当内部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外部却粉饰着太平，假装自身的稳定之态，正如库哈斯所言，“所见非所得（what you see is no longer what you get）。”其四，建筑超越了“好”与“坏”的界限，超脱了是非观念。
其五，“‘大’不再是任何城市机理的一部分。”它存在的潜台词就是反文脉（fuck context）。无论是标准平面矩形的形式还是“大”的维度，它们都在逃离造就了它们的曼哈顿网格的束缚。因而，“大”导致了城市平面之逻辑的消亡，那些被“大”改造的建筑在表面（surface）上的累积，如同一个被分割过的平台（platform），或是一个在大都市尺度上的中性平面，如同在《移民，或建筑的自愿囚徒》（Exodus）一文中的建筑一样，横跨于城市之“大”将历史的纹理打破。
正如库哈斯所说，“如果‘大’来转化建筑，那么这些建筑的类叠会产生一个新型的城市……街道将成为建筑之间的剩余之物，用于组织这些建筑的设备……城市成为一个连续的大都市平面。‘大’不再需要城市的载体；‘大’与城市开始竞争；它取代了城市；它先占领了城市；或者，更好的情况是，它就是城市。”
库哈斯与空腹桁架（Vierendeel)
在《最后一个苹果》（The Last Apple)这一章，库哈斯从结构的角度谈及了实现“大”的可能性，并且列举了其中的几个项目来说明如何通过空腹桁架来实现“大”：“泽布吕赫海运枢纽（Zeebrugge terminal）便是结构之影响的早起预警……结构将会在一系列‘大’建筑上产生影响，例如法国国立图书馆（Tres Grande Bibliotheque)，卡尔斯鲁艺术媒体中心（ZKM）。”
在此文中，库哈斯先提及为了应对重力，柱子的形式呈现为圆柱形：顶部细长，底下肥宽，这导致建筑空间“系统式地丢失了自由”。于是，从波堡(Beaubourg)的方案中得到灵感，库哈斯提出，“如果一个楼层就是一个可供居住的桁架呢？”通过将间隔的楼层来作为结构之用（even floors）而解放出一个没有结构出现的楼层（odd floors），如同斑马一般，“黑与白互相交织”，实现“为人们所使用的自由的区间，间隔地搭配上混凝土，线和导管所组成的不可进入的条带。”
为了解释概念的实施，库哈斯详细地解释了几个方案的生成。如卡尔斯鲁艺术媒体中心。六米的层高足够空腹桁架跨越30米的跨度；两道墙和九道梁创造了一个58米高的“搁物架”，结构的和自由的平面交替着，合适地对应了艺术媒体中心的功能：（非结构楼层的）剧场位于（结构楼层的）实验室之上，而（结构楼层的）博物馆又位于剧场之上。
由于平面因此得到解放，空腹桁架推动了一个没有柱子的标准平面的产生，也为建筑之“大”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
库哈斯与广普城市（The Generic City)
广普城市的养分来源于他往年对城市的研究，例如“大(bigness)=都市 vs.建筑”和“后建筑时代的景观”等概念。在人生的这段岁月里，库哈斯大半的时间都在飞行，自高空上观察人类的聚居点和大陆。他穿越过数个机场，数个时区和地界，创造了一连窜的图像来反应一种人口拥挤在地球表面的现象：广普城市。
《广普城市》始于库哈斯对一个问题的关注。在卷首语，他写道：“当代城市是否与当代机场一样——‘彼此趋同’？我们是否能对这种趋同进行理论性的解读？且，它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什么？趋同的代价唯有是可识别性（identity）的丢失。这往往被看作一种损失。然而以其发生的规模来看，它必然意味着什么。可识别性的缺点是什么，换言之，空白的优点是什么？如果这种偶然——甚至令人失望——的同化是一场蓄意的过程、一场有意识地从不同走向相似的运动呢？如果我们正在经历着一场“放弃个性（down with character）！”的全球化解放运动呢？被剥去可识别性的外衣后，我们还剩下什么？是广普性吗？”
在“XL”部分中，库哈斯研究了新加坡，他形容它为“一种纯然人造之城，一个曾经活跃且中立的领域”，是一个完全不留文脉遗迹的理想化的产物。剥离了可识别性，新加坡缺乏着一种真实感，却又十分现实。而历史城市，如同巴黎一般，却因为自身的可识别性越发禁锢，而阻挡了其“巴黎只能变得更加巴黎，事实上正在成为超级巴黎——一幅精心修饰的讽刺画”，而成为了一种理想主义的非现实。对中心的过度坚持，对中心意义的绝对重视，会导致中心不断得到维护，不断地被现代化。于是中心“自相矛盾”地成为了“最老却又最新，最稳定又最具活力”的地方，时时刻刻在调整着自身来适应新的情况。如同苏黎世一般，一层又一层现代的产物建造在市中心的地下，城市不再往外围和往上扩张。
他关注到，这种可识别性是带有毁灭性的，它无法容忍“扩张，全市，更新和矛盾”。它来自于物理环境，来自于历史，文脉与现实，而由我们创造的当代事物已经无法再贡献于可识别性。再者，人口的指数化增长，历史的养分已经不足以哺育那些活着的人，不足以为他们所拥有且共享。且历史也在人类的滥用中变得越发无足轻重——持续增长的游客对特色（character）的追求，将“成功的可识别性碾作毫无意义的尘土”。
为了应对可识别性，库哈斯创造了广谱城市，用“现实主义来打败理想主义”，宣扬一种去识别性的绝对中性： “广谱城市，对从中心的囚禁中被解放出来的城市，是从可识别性的紧身衣中解放出来的城市。广谱城市摆脱了毁灭性的依赖（dependency）的循环；它仅仅是对现实需求和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反映。它是没有历史的城市。它足够大来支撑所有人。它是轻松随意的。它不需要维持。如果它太小了，它可以扩张。如果它陈旧了，它可以自我毁坏再重造。它是‘没有深度的’——像一出好莱坞的布景，它可以再每一个星期一的早晨创造一个新的个性。”
参考文献：
Koolhaas, R (1993) 'Typical Plan', in Koolhaas, R and Mau, B (1995) X, M, L, XL, New York: The Monacelli Press
Koolhaas, R (1994) 'Bigness, or the problem of Large', in Koolhaas, R and Mau, B (1995) X, M, L, XL, New York: The Monacelli Press
Koolhaas, R (1993) 'Last Apples', in Koolhaas, R and Mau, B (1995) X, M, L, XL, New York: The Monacelli Press
Koolhaas, R (1994) 'The Generic City', in Koolhaas, R and Mau, B (1995) X, M, L, XL, New York: The Monacelli Press
'S, M, L, XL, 1995: principles for a theory of Architec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