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美国时期：外交格局的走向与应对
新官上任三把火，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先生一上任便开始兑现他的竞选诺言，显示了言出必行的果敢。修墙、退出TPP、签发“禁穆令”，这一套闪电般的组合拳打下来，未免让人在眼花缭乱之际想到“程咬金”。
在美墨总统通过电话后，修墙的事可谓暂且不提；退出TPP，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因为这事儿本身就还没有成。而闹得沸沸扬扬的“禁穆令”，已然成为一场政治笑话——还在发酵，特朗普准备推出的替代性政策，更多是出于面子了。然而，由此引起的价值观冲突，正在使美国的撕裂变为现实。
我们当然不能相信这一系列紧锣密鼓的政策，是特朗普先生个人一时心血来潮的任性使然。美国不是特朗普一个人的美国，特朗普的身后少不了一个团队，我们甚至还不能断定这些政策出自于真正把握了权杖的“总统先生”、还是把特朗普推向前台的指使者在背后的所为。总而言之，我们对这些政策和特朗普先生不必急于评价，要看政策落实的实效和特朗普先生其后的招数。
然而我们却能从这几项政策中嗅到以特朗普先生为代表的、有着激进倾向或也可谓极端倾向的共和党新保守派力图变革的指向：放弃全球化、开放性的自由市场理念，重拾政策干预大棒，实行战略收缩，回归美国本位，优先美国第一。不再充当世界警察的卫道士角色……诸如此类。这种政治变革意图主要针对的是民主党政府以及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在“新帝国”理念膨胀下的全球主义，应该说，特鲁普所代表的新保守派改革家在政策意图和战略指向上有对症下药的针对性，然而事情恐怕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首先是政策施行的条件；其次是已经固化的价值观。
重修墙与“禁穆令”来看，这是美国新保守主义针对移民的长期政策指向，是战略收缩的一种构成。其目的不外为两个方向：一是通过减少移民实现就业保护；二是通过减少有价值冲突移民的进入“净化”美国社会成分，以避免社会动荡。所谓防范恐怖主义，则是可笑的借口。然而，这两个政策目标的实现是需要条件的。美国历史以来就是移民社会，移民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领域上，一是提供精英人才，为美国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这是美国人保持老大地位和成功奇迹的法宝之一，离开这个人才补血机制，美国的创造精神无疑会失去肉体支持；另一种是低素质的移民，这是美国廉价劳动力的补充者，这些人为求生存，可接受最低程度的工资，从而确保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不致因刚性上涨而失去竞争力。特朗普的政策指向主要针对的是后者，波及的是前者，尚若特朗普的移民控制能有效实施，能否会提升美国蓝领的就业率却是一个大疑问，拥有美国公民身份的低素质劳动力未必会接受低工资水平的就业岗位；而企业主们在迫于压力所作的资本回调后，将面临过高的工资期望，从而失去竞争力。如果再考虑到美元因素，美国只有通过封闭市场、自产自销，才能化解这种结构性矛盾。至于从政治和社会价值净化所考虑的移民控制指向，也很难真正禁除恐怖分子。美国的信仰多元化已经形成，不可能通过限制移民来消除价值观冲突，恐怖主义在美国未必是“输入性”产生的，更主要还在于其内部社会已经形成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只是在美国向外输出霸权主义时更进一步激化了。还要提及的是已经感染在美国及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病，简单而言是后现代危机。甚至包括二战以来，美国人在老大地位和精英文化熏陶下产生的“典范”认知—-这些问题如果不能有效疏解，特朗普的新政无疑会成为难产的婴儿。
接下来我们要谈及的是TPP与新保守主义的经济政策指向。从TPP来看，特朗普代表的新保守主义在国际经济政策上的“回缩”指向无疑是“美国利益最大化”。在WTO、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等以美国为龙头推动的全球化和区域化、开放性的经济政策安排下，特朗普们用他们精明的商业头脑发现自己的利益被别人“偷占”了，这主要从市场和实体经济的角度来看。正因如此，特朗普们才决定要退出全球化和多边机制。由“一对多”变为“一对一”，由普惠制走向单边化。即通过一对一的谈判，重新制定有利于美国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交往合同”。特朗普只是看到了在全球机制与多边机制下，美国市场与就业的丧失，却没有意识到这不在于别人。他们没有意识到自身的懒惰、竞争力的下降、资本的逐利，也忽略了经济学理论之外的现实逻辑，才导致了这种结局。以此归咎于别人，未免不符合“重塑美国强大”的自信。至于特朗普先生主张放松对企业的管制、降低税率等“供给侧经济学”措施，应该说是符合自由市场经济学理念的举措。然而，以特朗普先生对企业的恫吓来看，这未免又是一种专制和独裁。能否成功同样需要时间的检验。无论如何，特朗普的新保守主义可谓是一场消极的供给侧改革，即在封闭市场和保护主义的经济重构。如果没有相应的条件，这种政策的后果，会提高美国人的生活成本，也会更加导致资本的外流。且不论当美国以“一对一”的方式重构经济交往后的“管理成本”，可以预见的是，当美国市场排斥了墨西哥辛勤的劳动力和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后，通货膨胀在货币紧缩的背景下，会进一步导致美国经济的滞涨，财政赤字也会因减税等政策的实施而进一步推高。我们当然不能这样悲观的看待特朗普先生的情商和智商，尚若他真的成功，未必不会成为第二个“罗斯福”。
经济政策的指向，必定涉及到国际政治关系。特朗普的三把火尚可谓为“内家拳”，在对外政策方面，特朗普先生和他的团队或许正在运筹之中。然而，从特朗普竞选前以及上任后首邀英国首相来看，他的对外政策意图已有所显现，这就是“重构战略新平衡”。从已有的政治麻烦或也可谓闹剧中脱身出来，寻求最有利于美国、最有效的政治机会空间。
我们从政治对象的角度可以推测出几个可能性，欧洲是美国传统的战略盟友，——当然在是二战以来的，被号称为拥有“共同的价值观”’。然而当欧盟成立并推出欧元之后，美国认识到，这是欧洲对美国霸权的一种摆脱、抗衡和挑战，再加上冷战结束，“共同价值观”成为空洞的口号，讲求实际利益才是“王道”。而当下欧盟所面临的危机恰成为美国落井下石的好时机。毕竟这对老盟友也是实力上相当的竞争对手。特朗普的外交首秀选择特蕾莎显然不是女士优先的绅士风度，而是在英国脱欧上助一把，以英国为撬板撕裂欧盟。再下来特朗普会利用俄罗斯的关系把欧洲重新收归自己的“膝下”。那些有关特朗普与“克格勃”的故事真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精明的特拉普会利用俄罗斯为自己或美国谋取最大利益。与俄罗斯修好可能会令美国起到一箭多雕的预期：如果在经济上与俄罗“复合”，以俄罗斯的市场和潜力及其与美国经济的互补性，双方都会获利巨大；从政治上而言，与俄修好可利用俄罗斯制衡欧洲。甚至利用俄欧“互掐”来实现削弱双方、从而“渔翁得利”。当欧洲陷于困境后，当然会跪求美国的恩典。这样不战而屈人之兵，美国可谓赢到了家。利用俄罗斯还有一种考虑，那就是中东问题。当叙利亚战场俄罗斯占了上风之后，美国却可乘机脱身，既“全身而退”，又可把俄罗斯扔进火坑。诸如此类的算盘可能是特朗普先生和他的团队正在筹划的战略选项。简而言之，在与俄、欧的大国博弈中，美国人正从冷战时期的“联欧合纵”，走向与俄的“连横”制欧。这个算盘打的很精，实施起来却很难。且不说欧洲人不是傻子，俄罗斯更有自己的一盘好棋，鹿死谁手还很难说。而弗林的辞职无疑打乱了走棋节奏。
对美国人而言，促使其战略回缩的一个痛点是中东问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为推行它的新帝国主义，打着民主、自由的口号，在东欧等冷战区域搞“颜色革命”；在中东以核武器等为借口，发动了诸如伊拉克战争、及至当下叙利亚的战争，无一不是美国出于消灭异己而发动的霸权性战争。欧洲的颜色革命已经完成，美国人并没有收获到最大的利益。主要的利益被诸如德国等近水楼台给获取了。中东的各场战争，耗费了美国政府大量财力物力，然而得利的却是诸如石油公司等利益集团，而不是美国政府或平民百姓，当然也不是特朗普的家族企业。更难受的是，美国人以为可以摆平的中东，却成了纠缠不休的噩梦。美国在战后树立起来的新政府并没有如美国所愿成为唯命是从的奴才，而中东最强大的政治异己伊朗，在美国削弱伊拉克及陷入叙利亚战事之后，反而有成为中东领袖的可能。令人失望的是，美国的中东盟友诸如沙特等国，虽是石油富国，然而一旦打起仗来未必是伊朗的对手。况且这些盟友表面上与美国交好，骨子里未必认同美国的霸权。毕竟自阿拉伯帝国以来，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就结下了“梁子”。美国对中东未必真心，意在石油；中东对美国更未必有情，不过互相利用而已。如何从中东不可收拾的乱局中脱身、如何把自己造成的难民问题甩给别人，是当下美国特兰普政权的一个利己的打算。如果能顺利脱身，美国人至少减轻了负担和责任，还可以收拢精力去应对对于美国有潜在危险的对手。然而，比起制造麻烦而言，摆脱麻烦更为困难。正如伊朗的试射导弹一样，美国人只要从中东脱身，中东的利益格局会马上发生逆转，这对于有全球称霸野心的美国和已经付出的代价而言，美国人自己也是不肯的。
美国的外交格局中，美洲作为其后院，无疑也是牵制美国的政治关系的资源。为了价值观的一致、更为了霸权，美国不遗余力的在美洲教化民主、自由，然而却发生了有趣的现象：一些美洲国家在九十年代以后大有向左转的趋势。这不单是信仰问题，也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最主要的就是靠近霸权的这些国家，更想要独立的价值，寻求自己的安全感。美国出于经济利益出发，一方面为了自己，一方面出于诱惑，在美洲推行贸易自由的多边机制，美加墨自由贸易区就是其由全球化向区域化转向的一个安排，没想到这种安排却让墨西哥占了便宜。然而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上而言，作为美国近邻的美洲，虽说有加拿大这样的大国，但在美国的霸权战略上还不是重点。尤其冷战结束后，再加上查韦斯、卡斯特罗等相继离世，美洲对于美国而言就更加无虑了，这就是特朗普一上台就以修墙开刀的原因。
对于美国的国际政治战略安排，亚洲——主要是中国，恐怕有幸成为“重点对象”，奥巴马与特朗普虽然处于党派“对立”的地位，但在美国“政治正确”的价值观和美国称霸的政治目标上是完全一致的。质疑这一点，显然是一种政治无知。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与特朗普的重塑亚太结构，在出发点和运作方式上会有所不同。奥巴马的战略建立在他以美国已经摆平和控制了世界，需要对亚太地域的新兴力量进行打压和抑制，其出发点是全球制霸；特朗普则是看到充当世界警察耗空了美国的实力，重新称霸需要先强大自己，然后利用别人互相削弱，最后各个击破，从而回到全球称霸的地位上。
与欧洲、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与政治性质不同，亚太的美式重构在特朗普及其团队那里，恐怕又有一班精明而精心的打算。在亚太地区，日本和韩国可谓是美国长期的战略盟友，号称拥有“共同的价值观”，这当然是玩笑。从文化上而言，日韩均属儒家文化传统；从政治上而言，两者的民主化不过是形式，其内核是家族化与专制化，这方面日本更为突出。促使其结盟的是二战后，美国作为战胜国对两国的主人化统治。在冷战时代为了同红色中国及前苏联抗衡而促成的结盟，使两者受惠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日本在经济上因受惠于美国，而在八十年代达到顶峰；韩国则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更多受益于中国。在这种联盟关系中，日本因中国的强大而感到不安，而有了对美国更强烈的需要。当然，日本人还有一个在亚洲称霸的“梦遗”；韩国则因为朝鲜的缘故不得不傍美国人的大腿。因此在亚太再平衡战略中，日本是最积极的，韩国则有双重顾虑，因韩国是最容易被牺牲的不重要的筹码。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沿袭的是美国一贯的政治倾向，只是提出了“岛链”的概念，将澳大利亚、新加坡、东南亚等涵盖在这一战略中。这种战略指向的形成是在美国针对中国的颜色革命失败、以及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靠自己的勤奋努力实现了GDP世界第二而促成的。美国人发现开始走市场经济路线的中国，虽然与美国化解了政治理念上的旧有冲突，但经济实力的上升不仅改变了亚太的利益格局。甚至也改变了世界利益格局。换言之，中国在经济上成为美国最强大的对手。面对中国的崛起，面对中华文化潜藏的巨大魅力与影响力，奥巴马政权才意识到控制中东的石油，不如压制兴起的中国更为急迫；再加上日本在钓鱼岛上的叫嚣与台湾问题，奥巴马才提出了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其指向无外是围堵正在兴起的中国。
特朗普毫无疑问会延续这种对中国的抑制政策，这一点中国不必抱有任何其他幻想。这不是由所谓的共同价值观决定的，而是利益冲突必然的。在此多说一句，很多对美国文化和制度崇拜的国人在这方面无知到极点。但特朗普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因为特朗普看到了奥巴马岛链的失败，同时也意识到画这么大的圈围堵中国，需要的投入很大，这不符合他要为美国赢取巨大利益的算盘。正如他企图用俄罗斯来制衡欧洲、并企图通过互斗削弱两者一样，特朗普在亚太的战术布局也会采取类似的策略。但具体做法会有所不同，因为日本的地位和态度与欧洲、俄罗斯有很大的不同。特朗普会放弃奥巴马时代的岛链政策，因为那花费巨大，又有诸如菲律宾的政治变数。而会改用“支点”政策，就是在中国周边设定几个战略支点，通过对这几个支点重点打造来达到抑制、削弱中国的目的。日韩无疑是美国在亚太的最核心、最重要的支点。而对于中国这个目标，日本是其重中之重。其实在亚太战略布局中，朝鲜并不是美国人的重点，它只是一种借口，绝不是目标。当支点布局完成之后，特朗普要采取的政策便是挑唆日本这一类爪牙，向中国挑战，自己则实现“渔翁得利”。在这种安排中，特朗普还有商人的算盘，既转嫁霸权成本，让日韩负担其驻军的开支，甚至还要收取高额的保护费。举个不恰当例子，就是主人养狗：以前是主人出钱养狗，现在则是让狗寻食来养主人。这个如意算盘的最终结果当然是“美国利益的最大化”，然而这还只是梦想。
面对特朗普时期可能的变数，中国要保持战略定力，不要因别人的出牌而打乱自己的节奏。对于中国而言，首要的大事是做强自己。在森林原则中强大是王道。中国政府在政治经济上同样有战略回缩的必要。首先要解决内部团结的问题，团结就是力量。有13亿中国人的团结，中华民族无往而不胜。而实现这种团结和聚力，首先要打造具有统一意志的政治核心，其次要有凝聚共识的信仰重构。在经济上，中国在保持更大开放度的同时，应将注意力关注到夯实经济、提升经济品质上，关注民生与就业问题的更充分解决。在当今世界民粹主义有所抬头、保护主义有所上升的趋势下，中国要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重构国内产业生态体系，把中国制造与中国市场的关系作为优先结构安排。将对外贸易与经济交流，作为内部市场的补充去看待。这样才不至于在面对保护主义大棒时导致较大的风险。
在国际政治的安排上，中国应寻求美国战略回缩后的政治空间，利用其战略回缩的空档，形成自己的国际政治格局。具体来说，中国应加强同欧盟的联合，促使欧洲在被美国牺牲的状态下与中国合作，从而达到一箭多雕的效果。中国应寻求那些有中立性、为美国战略安排边缘化的国家的合作，避免与美国针锋相对“抢关系”。而是寻求自己的空间与资源布局，在此起彼伏中抓住自己容易得到的低成本机会。中国应加快与加强“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已经落实在“一带一路”的战略空档上，这正是美国战略安排的软肋。中国可以借用这两条线，破坏美国的战略安排与节奏，形成主动性牵制。同时中国要准备好打一场可控的小规模战争。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必定会遭遇磨练的，而世界利益格局的转变和民粹主义的兴起都提示我们躲是躲不掉的。一旦我们软弱，霸权者不仅会得寸进尺，我们更会为奴所欺。中华民族的尊严不允许过去的历史重演。这场战争不应发生在中华民族之间，不应处于被动的状态，而是有所准备。要在必要的时候主动出击，尤其对于霸权的走狗爪牙，我们要用最强力最果断的方式令其丧胆，从而放弃仗势欺人的幻想。我们可以预期中国与美国的冲突不会是直接的，这笔账特朗普会算得很明白。
同时，我们要保持对自己实力的清醒认知：中国毕竟是发展中国家，虽然有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但底子还薄、力量还不坚实，还有很多社会问题需要解决。最近一段时间有一种议论，说美国退出全球化体制后，中国可以扛起这杆大旗。这无疑是一种机会，但面对这个机会要有战术上的应对。我们可以用这个口号去增进世界对中国的认同度，进而推出新的世界主义的共识价值。但我们要避免美国在全球化推行过程中大把撒钱、耗空自己却没有得到最肥的肉的悲剧。不要讲那种没有用的“面子”，避免自己的力量被分散和耗费。在外交布局中应该更重视双边关系，注重在双边关系上的利益对等原则，使其他交往国家在政治经济各个方面都有平等互惠的受益，这样才能交到真朋友，夯实更长久的国家关系。
由此我们可以揣测，无论从政治和经济角度而言，特朗普和他的团队都在从全球化的霸权形态中回缩，以“美国优先”为导向，重塑美国实力，重构以美国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在战术安排上，由“一对多”向“一对一”转变，由全球制霸向“各个击破”的路径转变，由充当假道学的世界警察，向用实力称霸的“社会老大”转化。在代理人战争中，美国不会拿自己的钱和人冲锋在前，而是以保护人的身份，唆使爪牙完成其战略利益。从自己掏钱砸世界认可，到以老大地位要挟收取保护费。这一系列转变虽说充满了商人气质，但不能否认的是，面对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新保守主义政客敏感地意识到变革的重要性。只是这一场“克勒翁”借民众力量掀起的“革命”能否成功，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在美墨总统通过电话后，修墙的事可谓暂且不提；退出TPP，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因为这事儿本身就还没有成。而闹得沸沸扬扬的“禁穆令”，已然成为一场政治笑话——还在发酵，特朗普准备推出的替代性政策，更多是出于面子了。然而，由此引起的价值观冲突，正在使美国的撕裂变为现实。
我们当然不能相信这一系列紧锣密鼓的政策，是特朗普先生个人一时心血来潮的任性使然。美国不是特朗普一个人的美国，特朗普的身后少不了一个团队，我们甚至还不能断定这些政策出自于真正把握了权杖的“总统先生”、还是把特朗普推向前台的指使者在背后的所为。总而言之，我们对这些政策和特朗普先生不必急于评价，要看政策落实的实效和特朗普先生其后的招数。
然而我们却能从这几项政策中嗅到以特朗普先生为代表的、有着激进倾向或也可谓极端倾向的共和党新保守派力图变革的指向：放弃全球化、开放性的自由市场理念，重拾政策干预大棒，实行战略收缩，回归美国本位，优先美国第一。不再充当世界警察的卫道士角色……诸如此类。这种政治变革意图主要针对的是民主党政府以及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在“新帝国”理念膨胀下的全球主义，应该说，特鲁普所代表的新保守派改革家在政策意图和战略指向上有对症下药的针对性，然而事情恐怕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首先是政策施行的条件；其次是已经固化的价值观。
重修墙与“禁穆令”来看，这是美国新保守主义针对移民的长期政策指向，是战略收缩的一种构成。其目的不外为两个方向：一是通过减少移民实现就业保护；二是通过减少有价值冲突移民的进入“净化”美国社会成分，以避免社会动荡。所谓防范恐怖主义，则是可笑的借口。然而，这两个政策目标的实现是需要条件的。美国历史以来就是移民社会，移民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领域上，一是提供精英人才，为美国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这是美国人保持老大地位和成功奇迹的法宝之一，离开这个人才补血机制，美国的创造精神无疑会失去肉体支持；另一种是低素质的移民，这是美国廉价劳动力的补充者，这些人为求生存，可接受最低程度的工资，从而确保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不致因刚性上涨而失去竞争力。特朗普的政策指向主要针对的是后者，波及的是前者，尚若特朗普的移民控制能有效实施，能否会提升美国蓝领的就业率却是一个大疑问，拥有美国公民身份的低素质劳动力未必会接受低工资水平的就业岗位；而企业主们在迫于压力所作的资本回调后，将面临过高的工资期望，从而失去竞争力。如果再考虑到美元因素，美国只有通过封闭市场、自产自销，才能化解这种结构性矛盾。至于从政治和社会价值净化所考虑的移民控制指向，也很难真正禁除恐怖分子。美国的信仰多元化已经形成，不可能通过限制移民来消除价值观冲突，恐怖主义在美国未必是“输入性”产生的，更主要还在于其内部社会已经形成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只是在美国向外输出霸权主义时更进一步激化了。还要提及的是已经感染在美国及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病，简单而言是后现代危机。甚至包括二战以来，美国人在老大地位和精英文化熏陶下产生的“典范”认知—-这些问题如果不能有效疏解，特朗普的新政无疑会成为难产的婴儿。
接下来我们要谈及的是TPP与新保守主义的经济政策指向。从TPP来看，特朗普代表的新保守主义在国际经济政策上的“回缩”指向无疑是“美国利益最大化”。在WTO、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等以美国为龙头推动的全球化和区域化、开放性的经济政策安排下，特朗普们用他们精明的商业头脑发现自己的利益被别人“偷占”了，这主要从市场和实体经济的角度来看。正因如此，特朗普们才决定要退出全球化和多边机制。由“一对多”变为“一对一”，由普惠制走向单边化。即通过一对一的谈判，重新制定有利于美国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交往合同”。特朗普只是看到了在全球机制与多边机制下，美国市场与就业的丧失，却没有意识到这不在于别人。他们没有意识到自身的懒惰、竞争力的下降、资本的逐利，也忽略了经济学理论之外的现实逻辑，才导致了这种结局。以此归咎于别人，未免不符合“重塑美国强大”的自信。至于特朗普先生主张放松对企业的管制、降低税率等“供给侧经济学”措施，应该说是符合自由市场经济学理念的举措。然而，以特朗普先生对企业的恫吓来看，这未免又是一种专制和独裁。能否成功同样需要时间的检验。无论如何，特朗普的新保守主义可谓是一场消极的供给侧改革，即在封闭市场和保护主义的经济重构。如果没有相应的条件，这种政策的后果，会提高美国人的生活成本，也会更加导致资本的外流。且不论当美国以“一对一”的方式重构经济交往后的“管理成本”，可以预见的是，当美国市场排斥了墨西哥辛勤的劳动力和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后，通货膨胀在货币紧缩的背景下，会进一步导致美国经济的滞涨，财政赤字也会因减税等政策的实施而进一步推高。我们当然不能这样悲观的看待特朗普先生的情商和智商，尚若他真的成功，未必不会成为第二个“罗斯福”。
经济政策的指向，必定涉及到国际政治关系。特朗普的三把火尚可谓为“内家拳”，在对外政策方面，特朗普先生和他的团队或许正在运筹之中。然而，从特朗普竞选前以及上任后首邀英国首相来看，他的对外政策意图已有所显现，这就是“重构战略新平衡”。从已有的政治麻烦或也可谓闹剧中脱身出来，寻求最有利于美国、最有效的政治机会空间。
我们从政治对象的角度可以推测出几个可能性，欧洲是美国传统的战略盟友，——当然在是二战以来的，被号称为拥有“共同的价值观”’。然而当欧盟成立并推出欧元之后，美国认识到，这是欧洲对美国霸权的一种摆脱、抗衡和挑战，再加上冷战结束，“共同价值观”成为空洞的口号，讲求实际利益才是“王道”。而当下欧盟所面临的危机恰成为美国落井下石的好时机。毕竟这对老盟友也是实力上相当的竞争对手。特朗普的外交首秀选择特蕾莎显然不是女士优先的绅士风度，而是在英国脱欧上助一把，以英国为撬板撕裂欧盟。再下来特朗普会利用俄罗斯的关系把欧洲重新收归自己的“膝下”。那些有关特朗普与“克格勃”的故事真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精明的特拉普会利用俄罗斯为自己或美国谋取最大利益。与俄罗斯修好可能会令美国起到一箭多雕的预期：如果在经济上与俄罗“复合”，以俄罗斯的市场和潜力及其与美国经济的互补性，双方都会获利巨大；从政治上而言，与俄修好可利用俄罗斯制衡欧洲。甚至利用俄欧“互掐”来实现削弱双方、从而“渔翁得利”。当欧洲陷于困境后，当然会跪求美国的恩典。这样不战而屈人之兵，美国可谓赢到了家。利用俄罗斯还有一种考虑，那就是中东问题。当叙利亚战场俄罗斯占了上风之后，美国却可乘机脱身，既“全身而退”，又可把俄罗斯扔进火坑。诸如此类的算盘可能是特朗普先生和他的团队正在筹划的战略选项。简而言之，在与俄、欧的大国博弈中，美国人正从冷战时期的“联欧合纵”，走向与俄的“连横”制欧。这个算盘打的很精，实施起来却很难。且不说欧洲人不是傻子，俄罗斯更有自己的一盘好棋，鹿死谁手还很难说。而弗林的辞职无疑打乱了走棋节奏。
对美国人而言，促使其战略回缩的一个痛点是中东问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为推行它的新帝国主义，打着民主、自由的口号，在东欧等冷战区域搞“颜色革命”；在中东以核武器等为借口，发动了诸如伊拉克战争、及至当下叙利亚的战争，无一不是美国出于消灭异己而发动的霸权性战争。欧洲的颜色革命已经完成，美国人并没有收获到最大的利益。主要的利益被诸如德国等近水楼台给获取了。中东的各场战争，耗费了美国政府大量财力物力，然而得利的却是诸如石油公司等利益集团，而不是美国政府或平民百姓，当然也不是特朗普的家族企业。更难受的是，美国人以为可以摆平的中东，却成了纠缠不休的噩梦。美国在战后树立起来的新政府并没有如美国所愿成为唯命是从的奴才，而中东最强大的政治异己伊朗，在美国削弱伊拉克及陷入叙利亚战事之后，反而有成为中东领袖的可能。令人失望的是，美国的中东盟友诸如沙特等国，虽是石油富国，然而一旦打起仗来未必是伊朗的对手。况且这些盟友表面上与美国交好，骨子里未必认同美国的霸权。毕竟自阿拉伯帝国以来，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就结下了“梁子”。美国对中东未必真心，意在石油；中东对美国更未必有情，不过互相利用而已。如何从中东不可收拾的乱局中脱身、如何把自己造成的难民问题甩给别人，是当下美国特兰普政权的一个利己的打算。如果能顺利脱身，美国人至少减轻了负担和责任，还可以收拢精力去应对对于美国有潜在危险的对手。然而，比起制造麻烦而言，摆脱麻烦更为困难。正如伊朗的试射导弹一样，美国人只要从中东脱身，中东的利益格局会马上发生逆转，这对于有全球称霸野心的美国和已经付出的代价而言，美国人自己也是不肯的。
美国的外交格局中，美洲作为其后院，无疑也是牵制美国的政治关系的资源。为了价值观的一致、更为了霸权，美国不遗余力的在美洲教化民主、自由，然而却发生了有趣的现象：一些美洲国家在九十年代以后大有向左转的趋势。这不单是信仰问题，也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最主要的就是靠近霸权的这些国家，更想要独立的价值，寻求自己的安全感。美国出于经济利益出发，一方面为了自己，一方面出于诱惑，在美洲推行贸易自由的多边机制，美加墨自由贸易区就是其由全球化向区域化转向的一个安排，没想到这种安排却让墨西哥占了便宜。然而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上而言，作为美国近邻的美洲，虽说有加拿大这样的大国，但在美国的霸权战略上还不是重点。尤其冷战结束后，再加上查韦斯、卡斯特罗等相继离世，美洲对于美国而言就更加无虑了，这就是特朗普一上台就以修墙开刀的原因。
对于美国的国际政治战略安排，亚洲——主要是中国，恐怕有幸成为“重点对象”，奥巴马与特朗普虽然处于党派“对立”的地位，但在美国“政治正确”的价值观和美国称霸的政治目标上是完全一致的。质疑这一点，显然是一种政治无知。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与特朗普的重塑亚太结构，在出发点和运作方式上会有所不同。奥巴马的战略建立在他以美国已经摆平和控制了世界，需要对亚太地域的新兴力量进行打压和抑制，其出发点是全球制霸；特朗普则是看到充当世界警察耗空了美国的实力，重新称霸需要先强大自己，然后利用别人互相削弱，最后各个击破，从而回到全球称霸的地位上。
与欧洲、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与政治性质不同，亚太的美式重构在特朗普及其团队那里，恐怕又有一班精明而精心的打算。在亚太地区，日本和韩国可谓是美国长期的战略盟友，号称拥有“共同的价值观”，这当然是玩笑。从文化上而言，日韩均属儒家文化传统；从政治上而言，两者的民主化不过是形式，其内核是家族化与专制化，这方面日本更为突出。促使其结盟的是二战后，美国作为战胜国对两国的主人化统治。在冷战时代为了同红色中国及前苏联抗衡而促成的结盟，使两者受惠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日本在经济上因受惠于美国，而在八十年代达到顶峰；韩国则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更多受益于中国。在这种联盟关系中，日本因中国的强大而感到不安，而有了对美国更强烈的需要。当然，日本人还有一个在亚洲称霸的“梦遗”；韩国则因为朝鲜的缘故不得不傍美国人的大腿。因此在亚太再平衡战略中，日本是最积极的，韩国则有双重顾虑，因韩国是最容易被牺牲的不重要的筹码。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沿袭的是美国一贯的政治倾向，只是提出了“岛链”的概念，将澳大利亚、新加坡、东南亚等涵盖在这一战略中。这种战略指向的形成是在美国针对中国的颜色革命失败、以及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靠自己的勤奋努力实现了GDP世界第二而促成的。美国人发现开始走市场经济路线的中国，虽然与美国化解了政治理念上的旧有冲突，但经济实力的上升不仅改变了亚太的利益格局。甚至也改变了世界利益格局。换言之，中国在经济上成为美国最强大的对手。面对中国的崛起，面对中华文化潜藏的巨大魅力与影响力，奥巴马政权才意识到控制中东的石油，不如压制兴起的中国更为急迫；再加上日本在钓鱼岛上的叫嚣与台湾问题，奥巴马才提出了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其指向无外是围堵正在兴起的中国。
特朗普毫无疑问会延续这种对中国的抑制政策，这一点中国不必抱有任何其他幻想。这不是由所谓的共同价值观决定的，而是利益冲突必然的。在此多说一句，很多对美国文化和制度崇拜的国人在这方面无知到极点。但特朗普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因为特朗普看到了奥巴马岛链的失败，同时也意识到画这么大的圈围堵中国，需要的投入很大，这不符合他要为美国赢取巨大利益的算盘。正如他企图用俄罗斯来制衡欧洲、并企图通过互斗削弱两者一样，特朗普在亚太的战术布局也会采取类似的策略。但具体做法会有所不同，因为日本的地位和态度与欧洲、俄罗斯有很大的不同。特朗普会放弃奥巴马时代的岛链政策，因为那花费巨大，又有诸如菲律宾的政治变数。而会改用“支点”政策，就是在中国周边设定几个战略支点，通过对这几个支点重点打造来达到抑制、削弱中国的目的。日韩无疑是美国在亚太的最核心、最重要的支点。而对于中国这个目标，日本是其重中之重。其实在亚太战略布局中，朝鲜并不是美国人的重点，它只是一种借口，绝不是目标。当支点布局完成之后，特朗普要采取的政策便是挑唆日本这一类爪牙，向中国挑战，自己则实现“渔翁得利”。在这种安排中，特朗普还有商人的算盘，既转嫁霸权成本，让日韩负担其驻军的开支，甚至还要收取高额的保护费。举个不恰当例子，就是主人养狗：以前是主人出钱养狗，现在则是让狗寻食来养主人。这个如意算盘的最终结果当然是“美国利益的最大化”，然而这还只是梦想。
面对特朗普时期可能的变数，中国要保持战略定力，不要因别人的出牌而打乱自己的节奏。对于中国而言，首要的大事是做强自己。在森林原则中强大是王道。中国政府在政治经济上同样有战略回缩的必要。首先要解决内部团结的问题，团结就是力量。有13亿中国人的团结，中华民族无往而不胜。而实现这种团结和聚力，首先要打造具有统一意志的政治核心，其次要有凝聚共识的信仰重构。在经济上，中国在保持更大开放度的同时，应将注意力关注到夯实经济、提升经济品质上，关注民生与就业问题的更充分解决。在当今世界民粹主义有所抬头、保护主义有所上升的趋势下，中国要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重构国内产业生态体系，把中国制造与中国市场的关系作为优先结构安排。将对外贸易与经济交流，作为内部市场的补充去看待。这样才不至于在面对保护主义大棒时导致较大的风险。
在国际政治的安排上，中国应寻求美国战略回缩后的政治空间，利用其战略回缩的空档，形成自己的国际政治格局。具体来说，中国应加强同欧盟的联合，促使欧洲在被美国牺牲的状态下与中国合作，从而达到一箭多雕的效果。中国应寻求那些有中立性、为美国战略安排边缘化的国家的合作，避免与美国针锋相对“抢关系”。而是寻求自己的空间与资源布局，在此起彼伏中抓住自己容易得到的低成本机会。中国应加快与加强“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已经落实在“一带一路”的战略空档上，这正是美国战略安排的软肋。中国可以借用这两条线，破坏美国的战略安排与节奏，形成主动性牵制。同时中国要准备好打一场可控的小规模战争。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必定会遭遇磨练的，而世界利益格局的转变和民粹主义的兴起都提示我们躲是躲不掉的。一旦我们软弱，霸权者不仅会得寸进尺，我们更会为奴所欺。中华民族的尊严不允许过去的历史重演。这场战争不应发生在中华民族之间，不应处于被动的状态，而是有所准备。要在必要的时候主动出击，尤其对于霸权的走狗爪牙，我们要用最强力最果断的方式令其丧胆，从而放弃仗势欺人的幻想。我们可以预期中国与美国的冲突不会是直接的，这笔账特朗普会算得很明白。
同时，我们要保持对自己实力的清醒认知：中国毕竟是发展中国家，虽然有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但底子还薄、力量还不坚实，还有很多社会问题需要解决。最近一段时间有一种议论，说美国退出全球化体制后，中国可以扛起这杆大旗。这无疑是一种机会，但面对这个机会要有战术上的应对。我们可以用这个口号去增进世界对中国的认同度，进而推出新的世界主义的共识价值。但我们要避免美国在全球化推行过程中大把撒钱、耗空自己却没有得到最肥的肉的悲剧。不要讲那种没有用的“面子”，避免自己的力量被分散和耗费。在外交布局中应该更重视双边关系，注重在双边关系上的利益对等原则，使其他交往国家在政治经济各个方面都有平等互惠的受益，这样才能交到真朋友，夯实更长久的国家关系。
由此我们可以揣测，无论从政治和经济角度而言，特朗普和他的团队都在从全球化的霸权形态中回缩，以“美国优先”为导向，重塑美国实力，重构以美国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在战术安排上，由“一对多”向“一对一”转变，由全球制霸向“各个击破”的路径转变，由充当假道学的世界警察，向用实力称霸的“社会老大”转化。在代理人战争中，美国不会拿自己的钱和人冲锋在前，而是以保护人的身份，唆使爪牙完成其战略利益。从自己掏钱砸世界认可，到以老大地位要挟收取保护费。这一系列转变虽说充满了商人气质，但不能否认的是，面对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新保守主义政客敏感地意识到变革的重要性。只是这一场“克勒翁”借民众力量掀起的“革命”能否成功，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