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别根钮·赫伯特“一朵苦玫瑰花”

当撒罗门·安克尔（Salomon Anker）从集中营回到家，人们围住他不让他通过。撒罗门倚着墙，向他们讲述铁丝网后面发生的种种。他经常受邀去人们家里，坐在厨房或客厅，被一张张好奇的脸围绕，喝着兑水的牛奶，重复讲述他的故事，仿佛从远方归来的一位商人。

起初人们倾听时满心惊恐与羞耻：一个人竟能承受如此多。渐渐地，人们对相关故事耳熟能详了。当说出“赫尔曼·高特”（Hermann Goeth）时，无须附加说“Kamienna集中营长官”，因为人们早就从报纸上获知其恶行昭彰，被判处绞刑。终于有一天，他们不再一起倾听。他们埋掉死者，重回生活的纺轮。又一次，生活的力量胜过了记忆。穿条纹外衣的相片不再受珍视。撒罗门站在电闪雷鸣的河岸——一个无用的犹太老头，由他女儿弗丽达（Fryda）照顾。

弗丽达缝补破烂的衬衫，折好残损的衣领。正是缘于这些衣领，我才结识了撒罗门。我选择讲述他的故事。他讲的关于罗莎（Róza）的故事。这个故事并不典型，也不是最恐怖的。我不知为何挑出该故事而舍弃其他。

“她头发金黄，美艳动人，看起来根本不像犹太人。她拥有雅利安人证件，然而却意外被捕。我不知她在被捕之前是否认识埃德克·门德勒维奇（Edek Mendelewicz）。或许他们是后来在集中营相识的。

起先二人干的都是轻活，在森林里伐木。你能一眼分辨出在森林干活的人和在工场中干活的人。森林里干活的人看起来气色更好。要说虱子咬他们更多，那是假话。虱子公平公正，对所有工人一视同仁。所有人都羡慕在森林干活的工人。

每隔几周，德国人就会搞一次筛选。他们挑出工场里身体状况最差的人，然后将他们运到克列捷尼亚（Kregielna）。那个地方在森林里，被垫子和纸做的篱笆圈起来，三面有标牌写着：“违禁入内者处死”。常能听到从那里传来的枪声。

当时谁都不会想到罗莎或门德勒维奇会去那里。直到有一次点名，冯·赫希特（Von Hecht）例行检查。我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在挑人为C公司做最糟糕的工作，与手榴弹、苦味酸与炸药相伴。赫希特一开始就盯着罗莎，于是就选了她，而没有选择魁梧又强壮的门德勒维奇。

C公司在森林深处，与外界隔绝。那里的工人彼此分开居住。

三周后，罗莎来看门德勒维奇。很难说那是罗莎。一个瘦弱憔悴的生灵，头戴铁丝扎起来的纸帽。她脸色发黄，像所有制作苦味酸的工人一样，她头发泛红———不是红润，而是红得像罂粟。她的指甲烂了，胳膊长满疮。而还些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她的气味。一种极难闻的苦味从她身上散发出来。时值寒冬，所以她坐在火炉旁。不到一分钟，空气就变得难以忍受。那种苦味，如此之苦，全部空气都变得恶劣起来了。我们朝门德勒维奇使了个眼色，暗示他叫她出去。有人送给她些许土豆皮以备路上充饥。

“你，门德勒维奇”，同监舍的牢头回来时说道，“别把你的金丝雀带到这来了。她不适合与人为伍，就让苦味酸自生自灭。”

继而有传言说，在罗莎来到这里之后，连面包都变苦了，不得不扔掉。

门德勒维奇什么也没说，没有为她辩护。三周后，他独自去看她。很快他就回来了。他呕吐了一整夜。

要说门德勒维奇帮了罗莎，也不确切。他将自己的食物定额分成两份，藏在一个袋子里。但他自己并不去看他，他找别人去。他总会为此有所花费，但他付得起。因为他比别人强壮，可以做各种工作来额外挣点钱。

罗莎因患斑疹伤寒而病倒后，没有人想去看她。斑疹伤寒比高特、冯·赫希特与所有卫兵加起来都可怕。然后我说我会去看她。我为罗莎感到伤心，而且我也需要那块面包———谁给罗莎带去食物，门德勒维奇就付给谁面包。我饿得要死，卖光了我所有的东西，瘦的皮包骨头。

她躺在医院板房里，床只是一块木板，上面铺着纸。他们不给制酸工人提供垫子，因为害怕垫子被他们染黄。她有两周没去工作，而身上的气味仍不散。她发高烧，但还清醒。

“告诉我，撒罗门，你是这么好的一个人，假如我们被释放，我是否会摆脱这头发，我的皮肤是否会重新变白？”

我生气了。她都半死不活了，竟还操心这些东西。我留给她面包还有几句安慰的话。还未等我关上医院营门，挨着她躺着的女人就偷走了她的面包。

若有病人死去，他们就把尸体扔到板房与厕所中间的木箱里。他们也是这样把罗莎扔掉。尸体会在几天内被装上车。这是个额外的工作。只要想装车就可装车，能挣一片面包。门德勒维奇就这样额外挣了些钱。

罗莎死后，我们以为他不会再做这工作了，但他还做。或许他想看她最后一眼，或许他想自己把她放上车。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并未与任何人分享他由此挣来的面包，并且第一次全部吃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