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谣给人带来归属感，它是心底的调子，奏鸣荒芜
在一场趋向民谣化的“音乐运动”中，谣与歌，诗与流行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
黑麦 三联生活周刊
似乎没有人能预料到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国民谣开启了井喷式的发展，从选秀节目，到豆瓣音乐人，以独立民谣姿态自居的年轻音乐人比比皆是。民谣音乐确实给人带来一种归属感，它是心底的调子，奏鸣荒芜，或许说民谣可以为精神世界找到一种解说，这是很多流行歌曲做不来的。
站在后海的银锭桥，歌声四伏，这里曾经是翻唱和口水歌的小型演出集散地，音乐只是酒吧的某种副产品，而今，几乎所有的酒吧都门窗大开，用原创、独立民谣、“好声音”某某某的广告牌子招揽生意。“董小姐”“南山南”的情绪泛滥，也树立起了某种成功的音乐形象，在音乐市场依然平淡的今天，在音乐平台开始对数字音乐版权圈地时，在刚刚消费且追忆了一场又一场的“摇滚当年”后，独立民谣终以一种“纯净音乐”的姿态完整浮出水面。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便有了一种类似民谣的音乐，崔健曾经在一档节目中谈到军队大院中的高干子女曾在“文革”时弹着吉他唱过甲壳虫乐队的歌。多年后，也带起一种“吉他风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是中国本土民谣的基础风格，它奠定了音乐的节拍、简单的编曲、朗朗上口的歌词，以及略带有文学性的隐喻和忧伤，尽管那时的“民谣”几乎以外来音乐、革命歌曲、乡村和民间小调为主，其中也夹杂些兵油子小曲。
中国划分民谣的方式比较特别，一个歌手一把木吉他，编曲简单，旋律清晰，歌词明朗，这人就成了民谣歌手。与中国的其他音乐品类相比，民谣似乎具有一个连贯的发展线，听者经历过从欧美民谣、台湾民谣、校园民谣、摇滚民谣到今天独立民谣的一系列变化过程。今天的民谣化运动成为摇滚音乐后，另一种被国人重新认识、定位和消费的音乐，在这个过程中，民谣这一音乐风格也成了某种简单流派和音乐创作人的统称。
当然，民谣也有偶像可寻，他们可以是科恩、迪伦，也可以是法国的玩笑和爱尔兰的醉酒歌；抑或像布鲁斯偶尔乡村风格，这种多数为44、42拍的音乐调子也塑造了多种文字套路——山川故人，现实与理想，岁月反复无常。随着原创和选秀，越来越多歌手的出现，也难让人分辨出唱歌的到底是谁。
民谣有一种特殊的出世感，它给人一种远离都市的情境，这也解释了江河湖海屡屡出现在歌词中的意象，它是一个城市的梦，似乎营造了一种远离物质生活的虚幻想象。因而，这类民谣始终带有“非都市化”的气息，它接近城市也远离繁华。
小河曾经这样定义民谣：当我们含羞时，我们弹吉他唱歌；当我们孤独时，我们弹吉他唱歌；当我们丑陋时，我们弹吉他唱歌。民谣就是脚踩大地，不害羞地歌唱。我在去年采访万晓利的时候，他刚出过《太阳看起来圆圆的》这张专辑，有人质疑这种编曲还是不是民谣。万晓利觉得只是风格上有了变化，他觉得民谣不是一种既定的音乐模式，在这张专辑里，他选取了松散的、流行的音乐底子，在音乐里注入了试验效果。万晓利觉得这是他最自然的一次表达。“民谣经纪人”郭小寒认为，在民谣越发红火的当下，有关民谣的定义，越发没有一个标准化的答案。她举例，周云蓬、万晓利是民谣诗人，他们带着一把吉他走遍中国，像候鸟一样迁徙。当流浪成为创作，生活成为信仰，音乐成为伴侣，唱歌成为说话，便成就了这些民谣歌者的生命之作。
然而民谣也是有边际的，它之所以不同于口水的流行歌，也正是因为它的自然流向，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消费过了昔日经典、摇滚乐队，听腻了虚情假意的、爱来爱去的情歌之后，音乐选秀节目会铺天盖地地发掘起民谣艺人的最大原因了。不过，当一首民谣作品被各路媒体定格为“社会单曲循环”时，这种无限放大的民谣小调也就成为当初创作者努力避免的流行歌曲。
今天的“民谣热”更像一场派对，有关和无关的都插进一脚。刘刚（化名）是一档热门选秀节目的编导，他说，最开始，（独立音乐人的作品）都是直接拿来用。上面给下来的任务是，不怕，万一（创作者）找上来，就给点钱，要来硬的就跟他谈合作。那会儿很多人找来，闹得不太愉快。可是没多久，这种情况就变了，很多独立乐队的经纪人自己找到他，现在有几个演出费很高的乐队，都是这样起来的。
几个月前，有人在浙江卫视的“中国新歌声”比赛中唱了一首李志的《天空之城》，成为汪峰组学员。周杰伦与庾澄庆好像没听明白，汪峰点评学员蒋敦豪唱得比原唱优美。但是听李志的都知道，如果李志唱腔优美，他就成李健了。
10年前，李志还只是一个被豆瓣月亮小组成天说道的音乐吊丝，那时候他刚出过一两张专辑，被各种八卦和小道消息困扰。2006年，看乐队演出是多数人的选择，独立民谣音乐人并没有像今天这样好活。
2009年，李志为新专辑《我爱南京》开始巡演，那时候，花几十块钱就能坐在李志对面看他演出。他长得确实平庸，然而这种自我的认同似乎也让他与正在到来的“民谣时代”酝酿着一种转变。
强调平庸的李志，事实上在用这种平庸的方式与他的听众找到了一种链接。当链接人数过多的时候，他的“粉丝”们开始认为李志改变了中国音乐格局，他把独立音乐真正地做到了台面上。
有乐评人讲，李志的中文词汇系统是一套80年代诗歌、90年代摇滚乐、00年代网络语言的混合体，他在《定西》中唱过旅途，在《下雨》中吟唱扯淡的爱情，在《他们》中与网民一同发声，在《这个世界会好吗》中唱成长的烦恼。在一次次的演出中，他努力修饰着音乐的编配，他找到了甩出包袱最好的桥段，也找到了深入人心的种种唱法，最终，他的音乐成为中国中产阶层的精神良药。
后来，李志的演出变得宏大起来，2015年，他在全国的体育馆里走了一遍。在深圳时，他站在舞台上说：“10年前结识的朋友，最终促成了这次演出，人生微妙，不知好与坏，他们给予我很多帮助，当然也曾借给我钱，虽然我现在还是没有他们有钱，但是昨天晚上的夜宵钱是我付的。”
普通的唱词与独白在李志身上似乎变得越来越不普通，似乎饱含深意。即便他歌唱的是普通的青春和普通的感伤，一个莽撞懵懂的普通少年经历的再普通不过的故事，他选择民谣或许是因为民谣足够普通，他的音乐也像独立摇滚，如果拆解，去掉修饰，还是会像民谣一样普通。最近，他刚出了一张专辑《8》，选取了8首儿时的歌谣，用摇滚、布鲁斯等风格唱了《小螺号》《歌声与微笑》等。他在微博发了个帖子，于是成为专辑介绍，他说：“一直想翻唱儿歌，去年和乐队录了这几首。做好之后大家觉得太难听，可能小孩子不喜欢，于是就一直没公开。几天前我的一个好朋友50岁得子，没什么拿得出手的礼物，想来想去就送它吧，一点儿心意。”
有时候，歌者似乎很难预见音乐的趋势、影响和变化，他们本能地思考、创作。然而，这些由灵感转化成的作品对一些人有所触动。在成为民谣经纪人之前，郭小寒曾是一位记者，她形容自己是坐在咖啡馆里记录下文化人只言片语和琐碎事件，然后写成文章换生活费的人。那时候她的每个周末会定期出现在“无名高地”“13club”的音乐现场，看周云蓬、万晓利、小河在舞台上唱歌，然后，在正常的工作日里，写完了陶喆和周杰伦后，会绞尽脑汁费尽口舌地为这些民谣音乐人写上个一版或半版的故事，让他们在所谓主流媒体里有一些曝光。
2011年的某天，周云蓬似乎刚刚演完一个糟糕的音乐节，他希望有个管理者，成立一个正式的民谣联盟或是组织，在被多人拒绝后，他找到郭小寒。郭小寒在没做任何考虑的情况下痛快地答应了。那时候她喜欢吴吞，听到《喀什的天空》里唱的“相信世界，会在你褪色的眼里，慢慢苏醒”，她似乎能感觉到那种沙沙生长的生命律动。
于是她听着“你看山上的高粱，他自己生自己长自己摇晃”告别了青春，成为民谣的同路人。她带着周云蓬、万晓利、小河、张佺、张玮玮、郭龙、吴吞等音乐人，行走在北京、香港、台湾、上海等多个城市，用“走唱”的方式丈量着这个时代的广度，看着这些人从地下走到地上。
在郭小寒的回忆中，当代新民谣，就是90年代末的北漂一族酒吧赶场滋生出来的一种情怀和情感。他们曾经是漂泊的城市波西米亚人，是“河酒吧”浪漫年代的纯情狂欢客，是异军突起被视为平民英雄的现代传奇。10年间，他们行走、创作，记录自己作为芸芸众生一员的生活与兴叹，在酒吧、剧场里唱歌，与商业唱片运作系统说再见，成为大小音乐节上最受欢迎的嘉宾。
那个“河酒吧”是野孩子乐队在2001年的北京三里屯开的，20平方米，有固定演出，张玮玮曾比喻那时的河酒吧就像是格林尼治村，除野孩子乐队外，小河、万晓利、舌头乐队、谢天笑、宋雨喆、尹丽川等人在这个坐标唱歌、喝酒、相聚。直到今天，野孩子乐队都像一个线索，伴随且贯穿着中国民谣的每一次转型。
郭小寒回想起自己的很多瞬间，都与这支乐队有关。18岁时她考上兰州大学，那时候她觉得兰州就像美国摇滚地图里的西雅图，大学学校旁边有家叫非主流的音像店卖打口带、独立摇滚杂志和私印的牛皮纸文艺片DVD盘。颜俊来过几次兰州，带着舌头、宋雨哲、王凡演出，那时候低苦艾乐队的刘堃还是商学院一名喜欢摇滚乐的普通文艺网友。毕业那年，郭小寒坐了24小时的绿皮火车来到北京，一路上反复听的就是《野孩子》的《咒语》。2005年，野孩子的张佺独自去了云南大理做自己的音乐，离群索居，弹冬不拉，改编民歌和传统曲子小调，去街头卖唱。小寒意识到，音乐是种生活方式，而不再是用于表演的行当。2008年10月，她约了“忧伤的手风琴手张玮玮”为《滚石》杂志采访。那时的玮玮在《恋爱的犀牛》做现场音乐，每天骑着这辆28型自行车载着他重重的大手风琴，去蜂巢剧场上班，现场录音版本的《我等着你回来》里头的文艺小曲俘获了一大批新的文艺青年。2015年10月，野孩子乐队终于进了北京工人体育馆，自己的名字被打入末尾的字幕名单，而就在那一天，举办过“河酒吧10周年”演出的“麻雀瓦舍”在工体的一家高级会所借地重生。
郭小寒也看到了很多民谣的听众，那些真心喜欢民谣的年轻人，看到他们真实的样子，那些穿着格子衬衫或者是棉布裙子的男孩儿、女孩儿们，他们是最典型的听民谣的人。她说：“我也是第一次开始认真地观察这些看上去普通但又有些文艺气质的人，他们生活在这个城市里，一样也要面对挤车、拥堵、吃不上好东西、租房子、找工作难等问题，但是他们对音乐还有着特别多的热情，我一次又一次地在演出中看到他们，那些面孔逐渐清晰和熟悉起来。”
郭小寒说，90年代末到2000年初这一代系的民谣音乐人，心愿渐归平静，生活逐渐稳定，创作也变成了一种有节奏的自律，像周云蓬说的那样“一切都是从生活出发”，像小河说的那样，“关注一些琐碎的、身边的事情，是你皮肤真的能感觉到的”。与生活相处，成为他们的主要课题。而2011年开始，更新的一代民谣音乐人在互联网和电视选秀助推下开始更迅速、蓬勃地成长，赵雷、宋冬野、马頔、程璧、莫西子诗、陈粒、好妹妹等一批新的更年轻的城市民谣音乐人，正呈现出中国独立音乐崭新的面貌——他们不再悲苦纠结而是随性亲和，虽然小众但也精准，他们用音乐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所爱所恨，没那么深刻但足够自由。
2015年，好妹妹乐队成为登上北京工人体育场的第一支独立音乐人，那晚，我意外地走进了这个现场，伴随着现场3.7万名观众的视角重新审视了这支被定义为“城市民谣”的乐队。他们的歌曲尝试描写城市人物心理，唱同学间的离别伤感和火车旅行，他们也唱未来，琢磨初入社会的不安，回忆短暂的过去和不足挂齿的忧愁。
与过去的音乐人比较，他们来自网络，因此也更加懂得网络，“你妹电台”始终保持着每集几十万的播放量，他们在豆瓣和微视频上亦懂得卖弄，把自居文艺的年轻人笼络在了一起。然而，好妹妹的成果也不具有复制性，他们的音乐就是他们自己，只是民谣恰好成为他们最好的手段，不高不低，不温不火，其中不断冒出“萌”与“弯”的佐料。
演出当天，陈粒作为嘉宾出现在了舞台上，这位凭借《易燃易爆炸》《奇妙能力歌》等歌曲和个人特质走红网络的独立歌手也被定义为民谣音乐人。她与好妹妹乐队之间不只有一种身份上的共识，他们的音乐有一种深深的城市化偏执，这种情绪似乎从未在过去的音乐作品中得到充分的表达。在一个快速阅读的时代，三分钟音乐给人带来的情绪震颤就如同一杯星巴克咖啡或是一份精致的午餐便当，垂直并且准确无误地为一些人带来前所未有的震颤。
好妹妹在工体的意外成功势必惹来争议，在很多人对其品头论足的时候，也忽略了台下观众和没有买到门票的大多数，这就像是第一次亚文化的爆发，在当天的舞台上，“宅”“腐”“同志”等多重元素比起以往更多地涌入到了这场演出行为当中，换句话说，好妹妹为大多数的“90后”音乐观众甚至“90后”一代找到了一种心理上的认同感，比起10年前“盛行一时”的摇滚乐和独立音乐来说，这种直白的音乐用本土化的歌词和调子击中了更多人的内心。但无论好妹妹还是陈粒，似乎都走在民谣与另一种音乐风格之间，尽管他们歌词讲了故事，尽管他们的音乐也充满吉他。
台湾乐评人马世芳说，再过30年，当我们回过头寻找中国当下这个阶段的音乐的时候，我们要在民谣的这些人里寻找。2000前后，很多人都曾经在中国美术馆一带见过一个卖唱的男青年，他穿着一件洗得掉色的夹克风衣，抱着一把吉他唱歌，身旁还放着一摞唱片——据说这些是那人用全部家当换来的录音资金。这个人叫杨一，曾经与野孩子一起演出。那会儿，他50块钱的唱片价格和不耐烦的腔调吓走了许多路过美术馆的人。
杨一是粤北山区的客家人，1989年后开始反思自己，然后赴广州求学，1992年背上吉他来到北京，暂住在中国美术馆附近的小旅馆地下室里，然后开始了数年在美术馆门口卖唱的经历。那会儿，他写下了一首名叫《圆明园》的歌。他还有一首歌名叫《雪恋》，歌词有一句是：“冰雪已经覆盖了整个北京城，只有寒鸦在高唱着英雄的歌，等待不归的恋人。”像是写他自己。
2000年杨一自己制作完成了专辑《内部参考2000》，2004年完成《内部参考2004》。杨一说：“我永远在街头歌唱，为人民歌唱。”他游走中国各地，在旅途中卖唱，收集小调和民歌。尽管他很低调，还是有人把他的音乐和这个特立独行的身影上传到了网上。那会儿，有关杨一的故事传得很邪乎，人们觉得杨一把美国60年代的民谣精神和中国大地上沉默已久的下层民众的声音糅合在一起，创造出了中国新音乐中最有震撼力的一部分，于是就有人叫它中国的鲍勃·迪伦。
杨一或许是一个“优秀的民谣模版典型”，他的音乐如同一种本能反应，不带任何修饰。歌词，连同他的嗓音都像是社会中的故事，尽管他自己也说不清民谣中的社会性。后来他和崔健乐队的刘元在同一时期加入了窦唯的不一定乐队，在民谣逐渐火起来的日子里，在周云蓬、万晓利等人成为小资和文青新宠的年代，他如“小糖人”一般渐渐消失了。
20年前，我们仍旧需要从作品了解一位作者，今天，我们了解一个音乐人则是来自他被众人翻唱的作品，还有他的相片以及个人微博。选秀是娱乐，不能概括音乐，更不会毁掉任何一种音乐形式甚至风格，人们抱怨得更多的是太多像杨一这样的人没有出头之日。
正如dub（一种电子音乐）、反民谣这些分支流派在欧美盛行的时候，中国民谣这种基础音乐才刚刚开始经历它的第一个春天。此时，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所谓的“民谣热”，就像是多年养成的听音乐的坏习惯——以音乐风格界定和选择音乐，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音乐人的创作，也会在一种音乐成为风潮时，让那些音乐投机分子有机可乘。陈鸿宇唱，“就歌唱吧，眼睛眯起来”，或许是个不错的写作姿态；谢春花唱，“借我杀死庸碌的情怀，借我怦然心动如往昔”，或许是个不错的聆听角度。
（感谢郭小寒对本文提供的相关民谣文献，实习生糊糊对本文亦有贡献；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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