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学者不会好好说话？

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怀特·米尔斯瞄准社会学大师帕森斯，展开了一段很毒舌的评论。

他不怀好意地引用了帕森斯在《社会系统》中的一段原文（引文很可能让你失去阅读的欲望，但请适当坚持一下）。其中帕森斯这样说道：

“共享的符号系统中的这样一个因素或可称之为价值，它可作为在不同取向（环境中本身存在这些取向可供人们选择）中做出选择的判据或标准。但根据符号系统所发挥的作用，我们有必要在行动整体中区分动机取向方面和价值取向方面。‘价值取向方面不关心事情的所期望状态（根据满足-剥夺的平衡）对行动者的意义，而关心选择标准本身。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价值取向的概念是一种逻辑上的工具，用于阐述融入行动系统中的各种文化传统之关联的核心特征......根据以上所述的规范性取向的由来和价值在行动中扮演的角色，所有的价值都包含可被称为社会参照的东西。行动系统的一个内在特性便是行动乃是——用这个属于表达——‘规范性取向的’......从而，期望，与人们称为互动过程中的‘双重偶变性’相结合，形成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必要的秩序问题......因此，秩序问题，从而稳定的社会互动系统——即社会结构——整合的本质，集中于行动者的动机与规范的文化标准间的整合，在我们的人际情境中，这些文化标准把行动系统整合起来。”

米尔斯在引述完毕后，做了一下翻译：帕森斯大哥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人活在这个社会中啊，往往共享许多标准，还都希望彼此坚持这些标准。如果多数人都这么做了，那么，社会就是有秩序的啦。

是不是突然觉得自己看明白了？

好的，道理我们都懂，不过，下一个问题是，帕森斯疯了么？

在阅读学术著作时，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为什么一些道理明明可以说的很直白，学者们偏要绕弯子呢？偏要创造很多复杂的术语来描述它呢？我当然不是说，学术本身是很简单的事情。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为什么很多学者读的书越多，就越丧失了好好说话的能力呢？

我一直不敢表达这样的观点，大多是因为害怕自己道行太浅，看不懂其中玄机。直到读了一本社会学家Howard Becker所写的社会学研究指南，Writing for Social Scientists。

Becker讲了一个他与学生之间的故事。有一天，一位学生找他批改论文，他这个人很认真，在上面涂涂改改。他并没有修改任何的学术思路，而是将这篇论文的语言推倒重盖。比如学生写“unified stance”，他就改成“agreement”，学生写“confronted the issue”，他就改成“talked about”。

不过呢，学生却不买账。学生的质疑很简单：我的语言这么“classy”（优等），你为什么全都改成了这么俗气的表达方式？

Becker说，这样吧，我帮你修改论文，你也帮我个忙，写一篇五页的小文章，告诉我什么叫classy？

学生一脸不服气地离开了办公室，回宿舍憋了好几天，最后崩溃了。他和Becker坦白了自己的内心世界：我读书的时候，看到一些作者，仰慕的不得了，不是因为我懂了他们，恰恰相反，我如此仰慕这个家伙，是因为我根本没懂他在写什么。既然不懂，那么，就用两个可能，要么是我傻，要么是他傻。

从概率上讲，估计是我傻。

这个故事击中了我的内心。我好像也有过这样一个阶段，因为看不懂一个人的作品而格外仰慕他。当然，这样做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就是初学者在写论文的时候，也开始要故意制造一些障碍，让别人不能轻易看懂。Becker将这种故作高深的写作模式称为研究者的“角色扮演情结”。

现在看来，的确有很多我看过的论文，都采取了这样一些聪明的“策略”。简单归纳一下，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我称之为认大哥模式。因为这有点像黑社会认大哥，找人罩着他。比如一个人写：“马克斯·韦伯曾说过……”其实有些时候，他在乎的不是韦伯说了什么，而是想告诉读者：我可知道马克思·韦伯哦，我们有过心灵的沟通哦。于是我看到，这些文章中满篇各种经典引用，各种绕，但最后我也没弄明白，他自己究竟想表达什么。

第二种，我称之为戴帽子模式。就是挺简单的一个道理，偏要盖上一个大帽子。学生论文中有不少人采用这种策略。我记得有一篇我评审的硕士论文，第一章谈吉登斯，谈现代性，我越读越觉得这个学生了不起，至少读了不少书呀。但从第三章正式研究开始，我发现，他的研究其实和吉登斯......并没有卵关系。为什么这位同学不能好好说话呢？我猜想这和打游戏有点类似，要打boss之前，先召唤出一位大神作teammate。

第三种，我称之为掉书袋模式。就是简单的话，不简单说。偏偏能用live at表达的意思，偏用reside in。我的一位本科同学曾经十分鄙夷学术研究，他的归纳很形象：你们这帮学者，主要的工作就是把所有人都明白的道理，讲的所有人都不明白。这种说法的确有点偏激，但奇怪的是，很多时候，恰恰正中靶心。

我觉得我所读过的学术作品，大约可以分为四类：

一种是语言简单，道理复杂。这是学术作品的最高境界，所谓菩萨会讲平常语。我所读过的书中，《乡土中国》是非常优秀的代表。费老先生用农民兄弟都能明白的语言，讲透了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

第二种是语言复杂，道理复杂。这种论文也是很优秀的，但其中的大多数，不是不能说的更简单一些，而是学者往往没有经过专门的“写作”培训，没有照顾到读者的阅读体验。

第三种是语言复杂，道理简单。这就太糟糕了。我记得有一位研究“I国”新闻体制的老师，给我们讲这个国家新闻体制的形成原因。讲了两个小时啊，扯了一堆听得懂听不懂的，最后告诉我们，他的结论是，“I国”新闻体制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有三个：政治、经济、文化。当时非常想掀桌子，但基本保持了彼此的体面。

第四种是语言简单，道理简单。我觉得首先，不论如何，他至少是一位优秀的写作者。这也是学术初学者应该首先完成的任务。

社会科学的确有墙，但有两种墙，一种是自然的墙，一种是人为的墙。还有一群人，本来没墙，偏要砌个墙，好像很着急要证明自己也在墙里。这种作品不能带给我们思维的乐趣，反而平添了许多不必要的烦恼。

这是我所理解的坏研究，或者说坏作品。

我曾害怕自己道行太浅，看不懂其中玄机，误会了人家。后来发现，绝大多数时候，里面其实......

并没有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