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随感：年轻的烙印
最近读《布达佩斯往事》，又想起一个存在于我心中很久的问题。这个问题困扰我大概有十几年了，我很希望能在有生之年找到答案。那就是，伴随着现代性的到来，资产阶级创造出“人”和“人性”、把自己跟“人性”、“民主”等概念绑在一起并成为其代言人，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我在上大学时在这方面最初产生一些隐约的意识，但最初的问题并非是这个形式。问题成形时好像是在念研究生期间，那时我特别想知道，为什么“无产阶级文艺”——比如十七年文学、样板戏什么的——会被绝大多数人、甚至一些研究者视作艺术性差，尤其是低劣于那些“资产阶级文艺”？我这里并非想要给某些特定作品贴标签，但我也不想花工夫解释什么是“资产阶级文艺”，想象文革期间的划分方法即可。为了探讨问题方便，我必须使用这样的词语，请读者意会。
我本人当然不是绝对论者，我既不认为文艺有完全脱离政治性和社会性的某种纯粹的价值标准，以我的欣赏趣味，我也不是“无产阶级文艺”的拥趸。我所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被捆绑上了假大空、无聊、不人性等性质。这是一种发生了的现实，还是被楔入人们脑海中的观念？抑或如果中国人能够像毛泽东曾设想的那样，全盘接受一套不同于资产阶级逻辑的审美观念，现实就不会是这样？——我觉得毛的设想在几十年前他在世的时候曾经短暂地实现过啊。
后来我感到这么追问很可能没有意义，因为我的提问也是有立场的。虽然我平日大多受“资产阶级文艺”的熏陶，但在意识形态上我基本站在左翼一边，并一度把自己称作“伪小左”，以与“小资”并立、对立，造成一种反讽的效果。可是连我这“小左”都臣服于“资产阶级文艺”，这本身就是个问题。如果把“无产阶级文艺”的假大空作为一种绝对意义上的事实来看待，那么它为什么会发生？它是不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有吗？）所决定的一种必然性？由此，在后来的若干年里，就逐渐形成了我在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个问题。
我可以举个例子来把文章开头的问题讲得具体一点。比如说，我很喜欢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但是我总感觉我听到和读到的评论大都围绕“苏联”、“极权”、“官僚制”等背景性的概念，而且这些概念有时还被挖掘自作者的个人历史。故事当然是在历史中发生的，我只是觉得，那些评论太过强化了那一段历史，以至于把它当做了一种特殊的邪恶东西来加以鞭挞和反对，好像极权和独裁只是社会主义所独有、是内在于它的属性。而我对这部小说的喜爱是由于它语言和故事中所蕴含的诗意跟悲剧性打动了我，时代背景固然重要，但假设帕斯捷尔纳克不写这个，而去写法国大革命（只是假设而已）或苏俄历史的另外某个时段，我相信很可能也会是一个同样优秀的作品。与此相类的，则是有些作品仅仅因写了、批评了这段历史而变得为人所知，作品本身不论思想性还是艺术性却都差强人意。
写到这里时我在豆瓣上分别查询了人民文学“名著名译插图版”《日瓦戈医生》和《悲惨世界》。竟果然在前者的页面上读到“反思历史、呼唤人性”的字样，而后者的主页上却有“对穷苦人民在封建重压下所遭受的剥削欺诈和残酷迫害表示了悲悯和同情”。需要说明的是，我之所以想到要去看看对《悲惨世界》的简介和评论，是因为我以前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感受到了冉阿让这位流氓无产者身上的“人性光辉”，尽管除这个角色之外，雨果在写作本书时是把资产阶级当作一个代表了历史进步性的主角群体来描绘。那么为什么普遍受到承认的是日瓦戈医生和帕斯捷尔纳克的“人性”，到了冉阿让这里，却以“穷苦人民”一词来代表之？难道冉阿让的“人性”失踪了？
虽然这只是我随意找出来的例子，由于两部作品的主角中都包括了资产阶级，不能表示出最极端的那种对比，但仍可以表达我在众多文艺作品及其主流评价中所得到的感受——那就是，只有资产阶级的人性才是“人性”，也可以概括为，只有资产阶级才有“人性”。我印象很深、可以随手举出的例子还有德国电影《他人的生活》与《再见，列宁》。在《他人的生活》中，西德的作家及其女友美丽优雅、品位高尚、充满生活情趣，而负责监视他们的东德特工是一个无社会关系、无家庭的银幕形象，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回家吃一碗一成不变的番茄酱拌面。影片所暗示的实际上是：前者是“人”，后者没有“人性”，或说“人性”被泯灭而成为冰冷的机器。《再见，列宁》里也满是类似的意指，父亲逃往西德后，留在东德的母亲为了保护自己和孩子的安全而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家。片子里，社会主义的东德作为一个令人恐惧的背景存在着，同样引起片中人恐惧的还有城市里那座巨大的列宁雕像。影片想要告诉观众，在列宁雕像矗立的年代里，片中人只能“压抑”自己的“人性”而活着，当它终于被连根挖起，画面中人们爆发出的欢呼象征着他们的“人性”终于得到了自由表达。
资产阶级话语逻辑的矛盾之处在于，当它谈论自身体系内部的作品或艺术形象时，它总是要使它的“人性”显得像是一种普遍性而能使所有人接受，而当它看待持与它相异、相反的意识形态的作品或无产者艺术形象时，则除了经常使用“无人性”、“反人性”等词语，还要借来它平时不谈的“阶级”概念，把人分出等级并使自己站在一个“俯瞰众生”的位置。我这周读的《布达佩斯往事》也贯穿了这个逻辑。
这篇随笔的目的不是要对哪部作品进行批评，而是梳理我自己的一个问题意识。标题中所说的“年轻的烙印”，是我对我脑海中这个问题的一种总结。我觉得人假如在年轻时接受了某种意识形态，大概一生都难以改变了吧。我对左翼思想的认同和接受，肯定要追溯到十几岁的时候，虽然我那时特别讨厌上政治课，也因此而没有选择文科，但是有些东西还是进入到了我思想的深处。到了大学时初初着手文革方面的研究，我也几乎没有问过“几亿人为何会集体陷入疯狂”这种问题。我相信人的理性、历史的理性，也包括在历史发展的现阶段，我相信资产阶级的逻辑有理性在其中——哪怕我并不完全认同那样的理性。所以，我在开头提出的问题所问的是“如何发生”，而不是“为什么”。
我以这篇文章表达我对这个时代中呈笼罩性的资产阶级话语权的厌倦和反思。不论是在我所生活于其中的看似多样性丰富的美国社会，还是在曾发生过社会主义革命的祖国，区别好像并不大。
李沁云
2017年1月28~29日写于器堂楼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