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过节的回忆

有关过节的回忆 我们结束一段休假时光，仿佛从一个冗长的梦中醒来，脑中还残留着梦的痕迹。 空城 又到了年尾，庆祝接踵而至，欢宴纷至沓来。我所在的这城市，从本月起，人将日渐稀少，直至过年前成为一座空城，仿佛一盆蓄了一年的水，在年末一泻而空。节日这个东西，于今而言，只有不用上班还存有现实意义。我们早不用在过年时才特地穿新衣，吃好吃的，玩好玩的，因为只要兴之所至，纵欲这种事情信手拈来，随时随地。因此现如今，节日反而成了一个空壳子，需要填满。不是它取悦我们，却是我们取悦它。 小时候过节热闹，表哥表姐都会来上海，一起南京路看灯，外滩闲逛，自然博物馆看恐龙骨。如今想来，节日与结婚本质是相似的，越小就越易入其彀中，怀揣水晶般的幻想。年龄渐长，看清了两者本质性的空虚，就越不易上当，总想与之保持距离。年末我们总在找人多的地方，来提醒自己并不孤独，可这种提醒未免事务性过强。其实当你反溯一年，想起的俱是零碎，你会发现对于本就是“空”的自己来说，无论去哪儿都是孤独。 我曾在过年时闲逛南京路，看熙来攘往的人群，看人们脸上的表情，无一不是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又无一不反射着霓虹的艳潋。黑漆漆的外滩，防汛墙边站满了人，我一眼望去，唯有黑不见底的江水。人们提着相机，携亲带侣，蜂拥而至，正如当初他们水泻而出。人们在这城市身上消费，正如他们一年来对她的攫取。而我的故乡，这座城市，因习惯了长久以来的热闹，故在过年时亦难忍寂寞，把自己梳洗停当，粉饰出一些地段勾引恩客。可是，对一个在此苟活了三十年的人，任其如何装扮遮掩，都被我一眼看到它的“空”，有人时空，无人时空，热闹时空，寂寥时亦空。上海，就是一座欲望的集散地，人们挣钱，然后消费，人们郁积，然后放空，人们活在时间的一个个断面中，只知昨天今天明天，不知过去现在未来，不在意细节和过程，忘记历史与回忆。 石库门 人们看上海，总会自行筛选一些点，以点拉出一个面，来描画自己眼中的风情。以外人的眼光来看，所见自然都是阳春白雪，石库门、外滩、新华路的别墅、衡山路的梧桐，无一不挑逗着文艺青年的审美。而看过《长恨歌》的，尤为王安忆用唯美的笔法和盘托出的“弄堂”所惊艳。不过我想说，管中窥豹，实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 我不是外乡人，也没王安忆的眼界，我对上海的印象也就仅来自于这三十年亲身居住、亲脚行走、亲眼所见、亲舌品尝，而非任何书籍、音乐、影片、想象、言传以及刻意想发掘什么而作的观察。 我爷爷家就住在石库门里，静安区，上海最中心地段，百余年城市记忆汇聚之处。我家的老宅，在一个弄堂的过街楼上，分两层，上层是阁楼，有尖顶老虎窗，低矮处人无法直立。一楼通向二楼的入口是用吊环拉起的实木吊门，仿佛一块厚重的棺材盖板，分隔开楼上楼下两个空间。楼下住着我爷爷，楼上住着我叔叔一家三口。楼下水磨石的地面，一半客堂间一半我爷爷的卧室，由一个木矮橱分隔。爷爷睡在矮橱后面，如同躺在一座山的背阴里。矮柜那头明朗开阔，四扇打开的窗户每日迎进阳光，送去晦暗，站在窗前，除了两头伸出的晾衣架，视线可穿过整条弄堂，直达门口的牌楼，感觉好似立于船头，俯视洋面；矮橱这头则躺着面目模糊的爷爷，他的木板床，床下的马桶，床边上靠着矮橱的一张藤椅，椅子对面二楼的楼梯护栏上悬挂着他的退休奖状。我不懂退休为何也会发奖状，但那奖状上确实写着“热烈祝贺***同志光荣退休”，仿佛这一天是个期盼已久的节日似的。爷爷经常坐在藤椅里凝望那张奖状，背后矮柜上的半导体里响着戏曲节目，临床的唯一一扇小窗户外传来弄堂深处依稀难辨的自行车铃声，爷爷的身影半阴半明，一半在自己的卧房，一半在客堂间，矮柜面无表情地切开着空间，分配给他所剩无几的光亮。 每个大年夜，我爸必带我去那里吃年饭，吃完年饭，我上楼找我哥玩儿。我爸就端把小板凳坐在爷爷的藤椅对面，和他闲聊。爷爷见我来，总会起身在那一片阴影里抠索一会儿，不知在被褥下还是床下，摸出一两张百元的纸币，递到我手里做压岁钱，钞票光亮如新，令人难以想象是在那阴郁的环境中诞生的。爸爸总说：“快谢谢阿爹！”我则义务性地低头说一句：“谢谢阿爹！”把钱给父亲，转身上楼，耳旁留下的，是爷爷家中挂钟的声音。每逢我上楼，这钟声就会响起，当当当，那寂静空间中响起的声音如此突然，但又如此准时，我一直找不到这钟在哪儿，或许它压根不存在，它响在我心里，响在我回忆里，当当当，每到岁末年根，它就自动响起。 我眼中的石库门是脏的。弄堂口往往是公共厕所，地上蜿蜒着粪水。偶尔有个女人从弄堂远端走来，由远及近，由一模糊的点成一臃肿的团，团的手里拎着痰盂，在离粪坑几步远便将盂中之物甩手而出，银练当空，水舞白蛇，水滴潇洒地横贯成一直线，切开空气后落在地上，成为百年弄堂的一道新的涕痕。弄堂的大门口，大都如此。偶有个报摊什么的，靠着厕所卖卖报纸，生锈的铁门上缠挂着旧纸板写的各类招牌，从收废品到送牛奶，不一而足，一些不知何年绕在栏杆上的绳的残余，在风中颤抖，仿佛被拴住不得投胎的死灵。这就是被反复歌颂的石库门弄堂的入口了，我往往踮脚快步地走进这个入口，越过那条条小溪。入了弄堂，头顶上被两边房屋和晾衣架切割的狭小天空，让你觉得随时会下雨，两侧是一楼人家搭出的灶披间，旁边连着露天的水斗，斗下没有管子或简陋地弄一截橡胶管以示象征，污水就直接排进斗下的水沟里。我边走边看到水沟里混杂着肥皂水的米粒、菜皮、鱼肚肠和茶叶。晚上五六点钟，我闻着各家飘出的菜香，却在未见佳肴美馔的胴体之前，已预览了它们的尸体，死状如此不堪，想是今生未好好修行所致。不过在这种弄堂里，修行想必也是难的，即便你怀赤子之心，也被日复一日的木楼梯咯吱声给磨得旧了，即便你足够浪漫，也只能透过污水里的菜皮想象玫瑰的芬芳，即便头顶三尺有神明，头下三尺仍是你的马桶，它在床下与你夜夜共度。 我是从来不在爷爷家里上厕所的 ，因为用不惯马桶（又一条娇生惯养的铁证）。于是只能趁没人时，跑到外面水沟旁一撒了事，若来大的，便只有憋回家去了。我坐在屋中，听到外面水声哗哗，一阵一阵，总觉得是谁又在撒尿了。久之，我就辨不清是洗头的水声，还是洗菜洗衣服的水声，而一概当作尿声了。这水声日复一日地在弄堂里响起，自晨至暮，此起彼落，从中流过百余年各种平凡又易碎的梦。公司小职员在此了却一生，无名的三流作家在此终老，凌晨回家的舞女高跟鞋在木地板上的喀喀声犹在耳畔，今日却已换成我和哥哥的尿声，我们热热的尿浇在那一片又一片漂过的冷梦上，滋滋作响，续上了漂浮在弄堂里一个多世纪不绝的回响。 王琦瑶 可能有哪个王琦瑶在这水声中出生，成长，在这声音里起床梳妆，对镜花黄，在灰败的天空下凄艳绽放，在人们的流言里发育、变美，端出一泓清水般的青春，令时光都自惭形秽。如果有，那必是漫长岁月中不和谐的一个音符，迟早被接踵而至的杂沓淹没，成为污水沟上徘回的一缕余香。当一部部桑塔纳轿车开进狭窄的弄堂，头顶上红色的爆竹碎片不停飞扬，一个个细纱薄裙的平凡姑娘被接走，王琦瑶的脸就此黯淡下去，直至和这墙壁成了一种颜色。每一条弄堂，都葬着几个王琦瑶的梦，这些梦或没死透，只是奄奄一息，但再也挣扎不起。 我婶婶喜欢在过街楼上俯瞰弄堂，除了晾收衣服外，她没事时也喜欢在那儿看。我经常听到她和楼下的人说话，不带称呼的，也没有寒暄的，直直地在空气中出现的语声突兀地传入耳中，仿佛一段没来由的戏剧台词。如今我有些知道她在看什么。她面朝窗户，看着弄堂那边的日头，看着人的进出，来忘却身后的阴影；她随便抓住外面一个谁，和他说几句，来摆脱身后寂静中传来的锯着她神经的喀喀指针声。她觉得这弄堂像一座孤岛，这屋子则是停泊在港湾的一艘船，外面的大路是浩瀚的江河，在铁门外掠过的车影是波涛中时现的桅帆，她渴望驶出，无论自己是不是王琦瑶。这弄堂里的人们，看着日头从铁门那端升起，在屋后坠落，已经看得疲了，大家都在翘首以盼，盼哪一天铁门敞开，一股洪流裹挟着陌生的空气涌入，淹没这日复一日的死气沉沉。我婶婶如今偿了心愿，她早已搬出老房，在新造的高层里住了很多年。但不知她现在会否仍临窗凭眺？只是再难找到一个人来对话了。 婶婶是护士，瑞金医院上班的，每日骑着自行车在两三男人打牌的弄堂里穿梭，驶出弄堂，没入人海。她勤劳又辛苦，操持家务利索，在外上班负责。不知有多少上海女人，像她这样忙完了家里忙家外，日日不歇的。世人皆以为上海女人自私任性，碎嘴刁蛮，但其实上海女人是最锐利不得的，哪怕你天生不凡。这城市按部就班，严丝合缝，已拘谨地运转了一两个世纪，早容不得一点惊艳了。人们循规蹈矩地生活，偶尔追求一下情致，被称为“小资情调”，其实不过是想活得更自我一些。你在街上看见的出挑女子，多不是上海的。上海女孩表面是朴素的，她们最高的审美追求是干净灵秀，而非耀眼夺目，但一开口说话，那独特的繁华都市调调就出来了，尤其在说“灵额灵额”，或者说“哈痴呀、哈十三”这种词的时候。她们在肯定事物或者人时不说好棒好漂亮，不说好好玩，只说“灵额”，轻描淡写，小小年纪带着一份见惯美好的阅历，但喜爱之情又是溢于言表、不带敷衍的。她们在说“哈十三”的时候自己其实已乐得不行了，但却是忍住笑的，并且用“十三”这种贬义词，其实是表贬内赞的，只是始终保存一份矜持，而警惕自己滑入放浪形骸的浅薄。她们想娇惯自己，却发现手无资本，容无所艳；她们想与众不同，却惊觉世道已变，人们的目光已俗；她们试图背负起一个城市百年来雍容美艳的盛名，却发现连一个侧影都贡献不出。不想流俗，却背着骄纵任性骂名的上海女孩，正是世人对这城市偏见的一段缩影。 其实，唯美的石库门不是上海、王琦瑶也不是上海，上海是不浪漫、不华贵的。那什么是上海呢？上海其实随处可见，在弄堂人家窗台上半导体的声音里，在出租车司机于墙根留下的尿臭里，在人行道上空滴落的点点晾衣水里，在饭店门口醉鬼的呕吐物里，在被等差头的小姐不厌其烦地端详的化妆镜里，在每一个行人脚下踩着的梦的碎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