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大多数-小波
但装傻是要不得的，装开了头就不好收拾，只好装到底，最后弄假成真。
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愚蠢里都含有假装和弄假成真的成分。
假如一个社会的宗旨就是反对有趣，那它比寒冰地狱又有不如。在这个领域里发议论的人总是在说：这个不宜提倡，那个不宜提倡。仿佛人活着就是为了被提倡。要真是这样，就不如不活。
罗素：须知参次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把什么都规定了就无幸福可言。
人人有权争胜负，无人有权论是非。
所谓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
不说话的人不仅没有权力，而且会被人看做不存在，因为人们不知道你。
因为缺少自豪感，或者说是缺少自命不凡的天性。这位科学家就该机器人装上了一条男根。
一个人倘若需要从思想中得到快乐，那么他的第一个欲望就是学习。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不幸就是有些人完全拒绝新奇。
能够带来思想快乐的东西，只能是人类智慧至高的产物。
还有人认为，头脑是表示自己是个好人的工具，为此必须学会背诵一批格言、教条——事实上，这是希望使自己看上去比实际上要好，十足虚伪。
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总有人想要种种理由消灭幸福所需要的参差多态。
愚蠢是一种极大的痛苦:降低人类的智能，乃是一种最大的罪孽。所以，以愚蠢教人，那是善良的人所能犯下的最严重的罪孽。
假设善恶是可以判断的，那么明辨是非的前提就是发展智力，增广知识。
我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
古人曾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但我有相反的想法。假设历史上曾有一位大智者，一下子发现了一切新奇、一切有趣，发现了终极真理，根绝了一切发现的可能性，我就情愿到该智者以前的年代去生活。
口沫飞溅，对别人大做价值评判，层次很低。
因为狂信，人就不想讲理。我个人认为，无理可讲比尸横遍野更糟；而且，只要到了无理可讲的地步，肯定也要尸横遍野。
不管是信神，还是自珍自重，人活在世界上总得有点信念才成。
认真地思索，真诚地明辨是非，有这种态度，大概就可算是善良吧。
我认为，一个人快乐或悲伤，只要不是装出来的，就必有其道理。你可以去分享他的快乐，同情他的悲伤，却不可以命令他怎样怎样，因为这是违背人类的天性的。
当一个人写作或是计算时，就超越了性别，甚至超越了人类。-尤瑟纳尔
思索是一道大门，通向现世上没有的东西，通到现在人类想不到的地方。
现在可以回过头去看看，为什么在中国，一说到文化，人们就往伦理道德方面去理解。
罗素说，对学者的尊重从来就不是出于真知，而是因为想象中他具有的魔力。
让儒士成为圣人的精神复制品。按我的理解，这种复制是通过背诵来完成的。
犯了无凭据地猜度别人内心世界的错误
在我所处的这个东方社会里，没有什么能冲淡我的这种感觉——这种感觉中最悲惨的，并不是自己被降价处理，而是成为货物这一不幸的事实。最能说明你是一件货物的事就是：人家拿你干了什么或对你有任何一种评价，都无须向你解释或征得你的同意。
人生活在一种文化的影响之中，他就有批判这种文化的权利。
这是因为，人该是自己生活的主宰，不是别人手里的行货。假如连这一点都不懂，他就是行尸走肉，而行尸走肉是不配谈论科学的
我们知道，旧时的读书人都能把四书五经背得烂熟，随便点出两个字就能知道它在书中什么地方。这种钻研精神虽然可佩，这种做法却十足是神经病。显然，会背诵爱因斯坦原著，成不了物理学家；因为真正的学问不在字句上，而在于思想。
我认为在器物的背后，是人的方法和技能，在方法和技能的背后是人对自然的了解，在人对自然了解的背后，是人类了解现在、过去与未来的万丈雄心。
罗素先生就说，他赞成不计成败利钝地追求客观真理。
通过刻苦的修炼来完善自己，成为一个敬祖宗畏鬼神、俯仰皆能无愧的好人，这种打算当然是好的。唯一使人不满意的是，这个好人很可能是个笨蛋。直愣愣地行什么东西有什么用处，这是任何猿猴都有的想法。
相比之下我倒更相信苏格拉底的话：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罗素先生说，虽然有科学上的种种成就，但我们所知甚少，尤其是面对无限广阔的未知，简直可以说是无知的。
我宁可作个苏格拉底那样的人，自以为一无所知，体会寻求知识的快乐，也不肯作个“智慧满盈”的儒士，忍受这种无所事事的煎熬！
朱熹老夫子格物、致知，最后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因为本人不姓朱，还可以免于被齐，被治和被平总是免不了的。假如这个逻辑可以成立，生活就是很不安全的。很可能在我不知道的地方，有一位我全然不认识的先生在努力地格、致，只要他功夫到家，不管我乐意不乐意，也不管他打算怎样下手，我都要被治和平，而且根本不知自己会被修理成什么模样。
不管怎么说，我不想把自己的未来交给任何人，尤其是哲人王。
罗素曾说，人活在世上，主要是在做两件事：一、改变物体的位置和形状，二、支使别人这样干。
用人来取代驴子往地里送粪，其实很不上算。因为不管人也好，驴也罢，送粪所做的功都是一样多，我们（人和驴）都需要能量补充，人必须要吃粮食，而驴子可以吃草；草和粮食的价值大不相同。事实上，一个人在干推粪这种活和干别的活时相比，食量将有一个很可观的增长，这就导致了粮食不够吃，所以不得不吃下一大批白薯干。白薯干比之正经粮食便宜了很多，但在集市上也要卖到两毛钱一斤；而在集市上，最好的草（可以苫房顶）是三分钱一斤，一般做饲料的草顶多值两分钱。我不认为自己在吃下一斤白薯干之后，可以和吃了十斤干草的驴比赛负重，而且白薯干还异常难吃，噎人，难消化，容易导致胃溃疡；而驴在吃草时肯定不会遇到同样的困难。
在我们的文化里，只认为生命是好的，却没把快乐啦、幸福啦、生存状态之类的事定义在内；故而就认为，只要大家都能活着就好，不管他们活得多么糟糕。由此导致了一种古怪的生存竞争，和风力，水力比赛推动磨盘，和牲口比赛运输——而且是比赛一种负面的能力，比赛谁更不知劳苦，更不贪图安逸！
我认为中国文化对于物质生活的困苦，提倡一种消极忍耐的态度，不提倡用脑子想，提倡用肩膀扛；结果不但是人，连驴和猪都深受其害。假设一切现实生活中的不满意、不方便，都能成为严重的问题，使大家十分关注，恐怕也不至于搞成这个样子
一切的关键就在于必须承认一加一等于二；弄明白了这一点，其他一切全会迎刃而解。-乔治奥威尔
弗洛伊德对受虐狂有如下的解释：假如人生活在一种无力改变的痛苦之中，就会转而爱上这种痛苦，把它视为一种快乐，以便使自己好过一些。对这个道理稍加推广，就会想到：人是一种会自己骗自己的动物。我们吃了很多无益的苦，虚掷了不少年华，所以有人就想说，这种经历是崇高的。这种想法可以使他自己好过一些，所以它有些好作用。很不幸的是它还有些坏作用：有些人就据此认为，人必须吃一些无益的苦、虚掷一些年华，用这种方法来达到崇高。这种想法不仅有害，而且是有病。
真正的幸福就是让人在社会的法理、公德约束下，自觉自愿的去生活；需要什么，就去争取什么；需要满足之后，就让大家都得会儿消停。这当然需要所有的人都有点文化修养，有点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且对自己的生活负起责任来，同时对别人的事少起点哄。
做成了一件事，又做成一件事，逐渐对自己要做的事有了把握。
事实上，有些崇高是人所共知的虚伪，这种东西比堕落还要坏。
独轮车的好处在于它可以在各种糟糕的路上走，绕过各种坑和石头；坏处在于它极难操纵，很容易连人带车一起翻掉。我们老家的人在提高推车技巧方面不遗余力，达到了杂技的水平。举例来说，有人可以把车推过门槛，有人可以把它推上台阶。但不管技巧有多高，还是免不了栽跟头，而且总造成鼻青脸肿的后果。现在我想，与其在车技上下苦功，还不如把路修修——我在欧洲游玩时，发现那边的乡间道路极为美好——但这件事就是没人干。
人要爱平等、爱自由，人类开创的一切事业中，科学最有成就，就是因为有这两样做根基。
对个人而言，没有这两样东西，不仅谈不上成就，而且会活得像一只猪。比这还重要的只有一样，就是要爱智慧。
但我以为，见到一种差异，就以为这里有优劣之分，这是一种市侩心理。
一个女孩子来到人世间，应该像男孩一样，有权利寻求她所要的一切。假如她所得到的正是她所要的，那就是最好的——假如我是她的父亲 ，我也别无所求了。
别人的痛苦才是你艺术的源泉；而你去受苦，只会成为别人的艺术源泉。
因为我们把被愚弄而不自知的平静，转化成自觉被愚弄的痛苦。
善良要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所以让我去选择道德的根基，我愿选实事求是。
我们曾经经历过乌托邦鼓舞出的蓬勃朝气，只可惜那是一种特殊的愚蠢而已。
思想、语言、文字是一体的，假如念起来乱糟糟，意思也不会好。
只按名声来理解文学，就会不知道什么是坏，什么是好。
小说来负道义责任，那就如希腊人所说，鞍子扣到头上来了。
要使一个社会中一流的作者去写色情文学，必须有极严酷的社会环境和最不正常的性心理。
人唯一的不幸就是自己的无能。
要努力去做事，拼命地想问题，这才是自己的救星。
有些同志会说，不管和我们有没有关系，反正这电影我们看了，就要有个道德评判。这就叫我想起了近二十年前的事：当时巴黎歌剧院来北京演《茶花女》，有些观众说：这个茶花女是个妓女啊！男主角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玛格丽特和阿芒，两个凑起来，正好是一对卖淫嫖娼人员！要是小仲马在世，听了这种评价，一定要气疯。法国的歌唱家知道了这种评论，也会说：我们到这里演出，真是干了件傻事。演一场歌剧是很累的，唱来唱去，底下看见了什么？卖淫嫖娼人员！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了十几年。我总觉得中国的观众应该有点长进——谁知还是没有长进。
不知为什么，傻人道德上的敏感度总是很高，也许这纯属巧合。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在聪明人的范围之内，道德上的敏感度是高些好，还是低些好。
太古板的人没法欣赏文艺作品，他能干的事只是扰乱别人 。
好东西翻炒几道才成了俗套，文化垃圾恰恰是精品的碎片。
在第一个阶段，你听到的是音乐，看到的是舞蹈——简言之，你是在欣赏艺术。在第二个阶段，你听到一些声音，看到一些物体在移动，觉察到了一个熟悉的物理过程。在第三个阶段，你已经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最终体会到芭蕾舞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不过是物质存在的形式而已。从艺术到科学再到哲学，这是个返璞归真的过程。
我觉得自己是文化人，作为此类人士，我已经犯下了两样滔天大罪：第一，我不该看电视剧，这种东西俗得很；第二，我不该给电视剧写评论。
毛姆先生曾指出，欣赏通俗作品有种诀窍，就是不要把它当真；要把它当作编出来的东西来看，这样就能得到一定的乐趣。
影迷（或称追星族）是有 计划、有预谋地把自己置于一场癫狂之中。
青年的动人之处，就在于勇气，和他们的远大前程。
做成一件事，需要比呼吁更大的勇气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