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66》：最重要的是用人(上)
中国封建专制制度是一个金字塔的权力机构。天子的权力来自于上天，所谓君权神授。当然，这一套“神授”的说法，在开国皇帝当政时，还是比较能够忽悠人的。接下来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的皇帝身上，再说“神授”就有一点那个了。明白人谁都知道：“什么神授呀？说到底还是他祖宗的生物基因在起作用，其实就是血缘之授。谁让你不生在帝王家？否则你也能当皇帝。”
所以一旦逼急了，中国人也会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样的口号。不过造反的事，杀头的机会多，成功的机率少，所以，表面上接受一个事实，心里想的是另一套是绝大多数中国古人的理性选择。
中国古人在“嘴里说的是一套，心里想的是另一套”方面，在这个地球上是早已出了名的——从小就受四书五经和周边环境的熏陶，考上秀才之后，一般就能达到口是心非脸不红、心不跳的段位，否则这一辈子大体上就不会有什么出息了。
也有人一言以譬之：“（中国古代的官员）第一次是接受圣贤的教育，第二次则是接受胥吏衙役和人间大学的教育。第一次教育，教了官员们满口仁义道德，第二次教育，教了他们一肚子男盗女娼。”（《新官堕落定律》）
就是这样一个制度，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中国这块幅员辽阔的土地上，究竟养活过多少人，这恐怕不好统计（有一个说法是，地球上近一万年来，出生了大约2500亿人口，而摊到中国有多少，不得而知，不会是个小数），不过两千多年来，中国出了多少个皇帝，倒是有人做过精确的统计：从有历史记载的时代算起，一直到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共建立起大小朝廷83个，皇帝397位，王162位，帝王总数为559位。
应该说，除了这397位当到了皇帝的人之外，肯定还有不少人是想当皇帝的，这些人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当上皇帝，只好遗憾地一去不复返了，这件事情自古就让人很无奈，现在更是零可能了。
当然，古人也不是个个都一根经，看到了无望，更多的人会及时调整自己的人生目标，退而求其次，争取当一个大臣就好了，因为当大臣的机会相对来说还是要多一些的。不管是忠臣、良臣，名臣、弄臣、直臣、屈臣、奸臣，是臣就好；不管是赢得流芳百世，还是落得遗臭万年，留取一名落汗青就行。这绝不是因为这些人没有树立正确的荣辱观（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大臣们，都是饱读经书的大才子，非此不可能破格提拔，正确的荣辱观应该早就倒背如流烂熟于心的，只是相当一部份人往往是“知道”却 “做不到”而已），而是在这样一种专制制度下，做一个大臣不容易，做一个好大臣更不容易，做一个名好大臣就更是上加难了。
这其中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如果好人都让你做了，天下的坏事，岂不让最高权力者一人背了不成？所以，好人没有好下场，是封建社会臣子的必然下场，而少数能够自保晚节，全身而退的人，多半是因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政绩。这的确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一方面，国家这么大，出了问题得有人扛，皇帝是国家的面子，不便于扛，只有找替死鬼了；另一方面，能够出政绩的官位毕竟是稀缺资源，很多同时代的人才老是在一旁发感慨：“嗨，人生苦短呀，那个家伙怎么占着茅坑不下来？这么下去岂不耽误大家建功立业光宗耀祖扬名立万了吗？”于是伸胳膊踢腿的事就层出不穷了。
这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搅和，后人也就知道大臣也不是人做的事儿，那是需要多少学识，多少胆识，多少见识，多少理性，多少悟性，多少天性，才能善始善终的呀。
应该说严嵩比张居正看得更透一些，所以，他才在活着的时候，矢志不移，一条道走到黑，坚决不做好大臣。而相比之下，张居正就没有看透这一点（刘和平正在创作的《大明王朝1587》，将会让张居正在电视屏幕上有精彩的表演），一生以国事为重，夜以继日日以继夜地奔忙，毫不利己，专门为国，克勤克俭，不近人情，连十九年末得见面的老父去世，他都未能服丧守制。
万历十年(1582)，这个明代最优秀的谋国之臣，终于在五十八岁上鞠躬尽瘁劳累而死，舍弃了他十六年来始终不肯放弃的权力，以及十年来竭诚拥裁的皇帝朱翊钧，撒手人寰，带着平生的抱负埋入了江陵的墓地。
严嵩与张居正不同的是，前者在活着的时候，就看到最终的下场，而后者，没想到在他死后的第四天，尸骨未寒，便失宠了。史料记载：这一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神宗命潘晟致仕（官员身体欠佳或年逾七旬可以退休，称致仕）。潘晟是张居正生前所极力荐的人，他的下台，标志着张居正的路线走到了尽头。
不久，言宫把矛头指向张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查抄张居正的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刻棺戮尸（早知有这一险，就该把骨灰洒入大海）。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就在十几天前，神宗还因他的死而停止上朝，赠上柱国，谥“文忠”。
张居正哪里知道，自己一生为国任劳任怨的功德，换来的竟是家族子孙的大难，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严嵩和张居正在天有眼，不知会作何感想？真要是能使时光倒流，让这两个人重活一把，没准他们都会换一种活法。
再假设，如果严嵩读过苏格拉底，没准会在临死之前，把苏先生的那句名言送给圣眷正隆的张居正：“我去死，你们去活，哪一条路更好，惟有神知道。”
在嘉靖执政45年的日子里，嘉靖从本质上是看不起严嵩的（不像万历既害怕张居正，又怀疑张居正与他老娘有染），所以，嘉靖尽可以吆三喝四地榨尽这个老奴才的智力和体力（严嵩都80多了，也致仕不了，还得拿儿子做人质），到了最后一滴骨髓被榨尽之时，嘉靖可是不手软，老子小子一起收拾：“傻样儿，让你们死还不容易吗？”难得严嵩（1480-1567）既有好身体又有好心态，硬是扛到了嘉靖死后一年，才挥手告别这混浊的“大不明”的人世。
他不仅比朱厚熜（1507-1566）多活了28岁，还捞了一个白发人送花白发人的便宜，多吃了一年明朝的饭（尽管味道差一点，但牙不好，吃嘛嘛不香，好坏都一样，而且好吃的曾经也都已经吃遍了），真是天底下奉行“好死不如歹活”的第一人哪！要知道，那个年代的87岁，可比今天的107岁还稀奇呢。
严嵩为恶多端却能够做到在朝时间长、活得久，就凭这两条，也能上吉尼斯记录，也是值得后人好好借鉴的。非学术研究结果表明：一是严嵩会生活、会保养，既谋国，也谋身。不像张居正，谋国不谋身，只活了57岁。
海瑞对张居正就有这样的评价：“江陵工于谋国，拙于谋身。”这个评价本身，透出了海瑞1514-1587）的高明之处，大智若愚，乃何等谋身高人。
难怪后人对海瑞有如此评价：海瑞跟张居正相比，一生行事，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是身为道德样板，反而安全系数最高，即使大骂皇帝，也能做到有惊无险，不至于遭到张居正身后这样寒风扫落叶般的结局）。
二是严嵩会用人，他执掌朝政二十多年，手下的得意门生不少，基本上支撑起了大明朝的天下。这一点可以说是他在皇权政治的恶劣环境下，能够圣眷不衰的最重要的原因。严党的利害就在于精心编织了一张人才网，这个网的各个重要结点，都是明朝帝国大厦支柱或承重墙，牵一发而动全身，嘉靖也不得不投鼠忌器。(梓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