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

文/吴墨

天，骤的暗下来。一瞬，这灿烂千阳的明媚便被黑暗吞噬殆尽。被挡在云层后面的阳光，愤怒的咆哮着，发了疯似的要撕开这片阴霾。雨点重重的被风摔在玻璃上，像一只绝望的手，指甲划过光滑的玻璃，留下一道脏兮兮的印痕。夜越来越深，一声炸雷吵醒了睡熟的妻子。我放下书，左手用力的搂着她。“你说，什么是家？”太太没有抬头，只是带着惊醒之后干涩的嗓音问我。一滴、两滴……啪嗒啪嗒的眼泪打湿了我的臂弯。

小时候，家对我来说就好像是一幢爸妈都在的房子。我妈告诉我，在我四岁之前是住在平房里的。那里的房顶，有很多我妈蒸包子失败的面疙瘩。接下来的十年，我住在一个冬天冷，夏天热的顶楼。那时候，家里有一台高高大大的柜式空调，但只要一开它，保险丝就会熔断跳闸。再后来，我搬到了一幢我住了不到三个月的三居室新房。我有自己的小屋了，但是因为偷看女同学的照片被逮了个现行，书包被我爸从窗户扔了下去。十五岁的那年，我们一家搬到了东大桥。我跟我爸我妈住在学校的宿舍里，宿舍里是两张简易的上下铺拼凑的，还有一扇30厘米见方的窗户。那时候，我妈会用电磁炉给我煎学校食堂带回来的鸡块，味道真的是好极了。我的生活总是不断的在搬家。没过多久，我又搬到了十里堡，棉纺织厂的家属楼。那是一个两居室的房子。高二那年，我带回来从政治课上得到的一个蛇果，那是我们全家第一次吃外国水果。几个月后，我们一家又搬回到了东大桥，筒子楼里的厕所是公用的，洗澡要排队。再后来，我随着我爸我妈住到劲松，这才安顿下来。

静静的回想，细碎的几十年就像电影胶片一样，定格，回放；再定格，再回放……

家，什么是家呢？

记得弟弟刚刚出国读书那会儿，我刚刚工作没多久。也是初夏的一个晌午，当院儿池塘里用泥盆儿养的睡莲吐了几寸新绿，几尾锦鲤撒了欢儿的在水里肆无忌惮的窜着。摇椅上，爷爷微微阖着眼，右手的食指轻敲着拍子，哼着调调。我挨着奶奶坐在紧靠着爷爷藤椅旁的条凳上。奶奶可不是一般人。穿戴打扮可一直是那么唰利。头发上的烫花儿考究的发型，搭着一个金包蜜的寿桃挂件儿，垂过领口。夏天的风，胡乱的摆弄着柳条，奶奶看着爷爷，没有说话。好像怕这夏风凉了，又怕这话吵着。我轻挽着奶奶的胳膊，右手呼扇着蒲扇，哄着蚊子。我接起电话，有人问我在哪儿，我说：“我在家。”

窗外的雷声依旧轰轰隆隆，我支起身子，右手旋开床头灯，拿起眼镜戴上。太太哭红的眼睛，充满着无助。太太跟我说，她做梦梦到了她的家，家里有她的爸爸。她告诉我，她无论如何都看不清她爸爸的脸，看不到家里的模样。院子里只剩下一条特别特别大的黄狗一直在对她摇尾巴，还有她站在院子里，急切的不停的朝家里张望……我用力的抱着她，告诉她，别怕，你只是长大了，搬了最后一次家。

杨绛先生生前在那本《我们仨》中说：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或许家永远都找不到吧……家应该不是简简单单一幢房子。家或许是幸福的缩影，或许是希望分享快乐地方。家里应该没有高高在上的训斥，没有冷冰冰的推搡，没有言多语失的顾虑，没有嫁人之后清空的旧床……

家，应该在波澜之外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