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素质》读书摘要(1)
《中国人的素质》（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作者简介
明恩溥（ 1845-1942 ）是美国公理会教士， 1872 年来中国传教，先后居住于天津、山东、河北等地，广泛接触中国各阶层人群，尤其熟悉下层农民生活，并结交不少朋友。他一生著述了十来本著作，每一本都与中国有关。《中国人的素质》即是他在华传教二十二年之后，于 1894 年成书出版的一部代表作。本书开创了研究中国国民性的先河，是这方面第一本带有社会学性质的著述，对后世学人影响极深。同时，它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中国观。因此，它曾长期作为来华传教士了解中国的必读之作。
第一章 面子要紧
面子的运作原则和这个原则带来的成就，西方人通常完全不能理解，他们总是忘记戏剧因素，误人无足轻重的事实领域之中。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中国人的面子很像南洋岛的“塔布”①，都是一种无可否定的潜在力量，只不过面子不可捉摸，不讲规则，只按照人们的常识来废除和替换。这一点，中国人与西方人必须认同这种异议，因为他们从来不能对同一件事情达成共识。在调解小村庄居民永无休止的争吵时，“和事佬”需要仔细考虑面子的平衡问题，正如欧洲政客曾经考虑力量平衡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目的不是为了公正，尽管理论上要求公正，但对一个东方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调解完全只是考虑当事各方的面子。同样的原则，也经常出现于法律裁决，很大比例的诉讼结果都是不分胜负的比赛。
①译注：塔布（taboo ），即禁忌。
第二章 省吃俭用
第三章 辛勤劳作
第四章 恪守礼节
礼节好比气垫，里面没有东西，但它奇妙地减轻了震荡。同时，我们补充这样一点是公正的：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礼貌（如同中国人对中国人的礼貌一样）经常是想要表示自己的确懂礼节，而不是希望客人舒服。他坚持要生火，你却并不想生火；他坚持要用这火烧开水来给你泡茶，而你却不想喝这杯茶。他这样做的时候，你的眼睛被烟熏得直流泪，你的喉咙呛得像刚吞下一味煎好的药用蜀癸。但是，主人至少做出了样子，他知道如何待客。客人不高兴，那是客人的事。乡村也一样，主人认为他有责任把你要住的那间糟糕的房间打扫打扫（象征性地），布置布置，而这套程序一直推迟到你已经进了门才开始着手进行。你恳求他不要打扫了，但他不听，全然不顾那些陈年灰尘迷了你的眼睛。或许《礼记》教导说客人房间要打扫，不管客人是什么身分地位。①同样的方式也适合于各种宴会，在这些恐怖的场合（常常是在刚开始的时候），热情的主人会特别在你的碟子里堆满他认为你会喜欢的食物，根本不管你是不是喜欢，是不是吃得下去。他仿佛在说，你有很多地方不对，而他肯定没有失礼。没有人会责备他没有在适当的时间做恰当的事情。如果外国人不懂这个游戏，那是他的事，不是主人的事。
有位外国人应邀参加一个婚礼，其中糕点很多。宴席过程中，他发现有人端上来一个盘子，上面放着两三块糕点，有人还不停地夸赞它们热气腾腾（好像都愿意吃热的东西）。他们把这位外国人当做贵宾，首先把盘子递了给他，但他却谢绝了。由于某些无法解释的理由，这似乎给这次婚礼投下了阴影，这个碟子也没有再传给别人。其实，这是一种风俗习惯，每位参加婚礼的客人都要凑个份子。客人坐在酒席宴上就要收钱，但这有悻于中国人的观念，因为不能直接要钱，所以就以送糕点为形式。除了这位不知内情的外国人之外，谁都懂这个规矩。他的拒绝使得其他人不便再当场拿钱出来。后来，他又一次参加这家的婚礼，却有趣地听到主人在领教了上次的经历之后，用比西方人还坦率的方式对在场客人说：“这是放礼钱的地方，请把钱放在这里！”
第五章 漠视时间
中国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在问候语上的不同是很有意思的。前者碰到熟人时说：“吃饭了吗？”后者说：“做得怎样了（ How do you do ）？” 一方的通常情况是做，另一方则是吃。由此可见，时间就是金钱，这已成为我们的第二天性，一般连最后一秒钟也不会放过；而中国人则与大多数东方人一样，却出奇地空闲。中国人的一天只分为十二个时辰，这些时辰的名称却不明确，只是指称一天的十二分之一。这样，“午时”是指十一点钟到一点钟的整段时间。“现在是什么时辰？”一个中国人用英语问，“月亮的中午叫做什么时候？”用稍微明确一点的话来说，他应该这样问：“晚上月上中天之时叫做几点钟？”
第六章 漠视精确
第七章 天性误解
误解的天性，是中国人显著的天赋，外国人只要学会很少的汉语，少到足以用来承载思想，他就会发现这一点。别人听不懂他的中国话，这使他痛苦而惊讶。于是，他更勤奋地学习汉语，几年之后，有信心出去接触公众，或者同某个人讨论多种不同的话题。如果他同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交谈，尤其是这个人从未遇见过外国人，那么，这位外国人就会有机会重新尝到他当初第一次开口用中国话与人交谈时的痛苦。对方显然没有听懂，并且显然并不打算听懂。看得出，他根本不注意你说的话，也根本没有顺着你的思路，只是打断你说：“你讲的话、我们听不懂。”他的微笑带着优越感，似乎在注视一个聋哑人试图清晰地说话，他又似乎在说：“谁认为你的话会有人听得懂？你不是生下来就会讲中国话，这是你的不幸，但不是你的过错。忍受这种无能吧，不要再来烦我们，我们听不懂你讲的话。”面对这种情况，你不可能永远心平气和，忍不住会发火：“你听不懂我说什么吗？”他口答说：“是的，我听不懂！”
第八章 拐弯抹角
中国人与别的民族一样，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希望把坏消息尽可能长地隐瞒起来，并且加以伪装。但是，中国人采用的“好形式”需要太多的虚幻，在我们看来令人吃惊而又徒劳无益。、我们认识一位慈祥的祖母，无意之中看到两位朋友在低声耳语，他们是特地来通知她的那位离家在外的孙子的死讯的。但他们俩却反复向她强调，说他们只不过在聊天，尽管半个小时之后一切全都明白了。我们了解到一个离家数月的儿子在回家途中所经过的最后一个村庄，有朋友劝他在到家之前不要看戏，于是，他从中猜想他母亲死了，他猜对了！我们曾经替人转送过一封信，给一个离家很远的人，信的内容是：在他外出期间，他老婆突然死了，于是，邻居发现没有人看管，就把他家的东西全都拿走了，而这些东西本应留给他这个凄凉人儿。不过，这封信的信封上却写着这样几个极不准确的大字：平安家信！
中国人拐弯抹角的才能，还经常表现在该用数字的时候却弃之不用。于是，一本书的五卷便以“仁、义、礼、智、信”五常的不变顺序为标志。《康熙字典》的四十多卷，不是照着我们的料想按照能表示内容的部首排列，而是按照十二天干的顺序来排列的。考试时，考生所在的一个个小密室，也是用《千字文》中上干个字来作标记的，这些字没有重复。
即使是最没有文化的中国人，也能用故意压低声音当场虚构出牵强的借口，这种非凡的创造力会使人人吃惊的。只有外国人才会把当场捏造借口当回事，他们没有想到这种即兴创作是一种保全面子的适当方法。而即使是最认真的外国人也不强求自己有能力上天、下海、入地，对之穷追不舍。对他们来说，省事地弄清真相也成了一种固定的习惯。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那些最无知的中国人也能坚定地保证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他把自己的无知当做挡箭牌，充分保证自己能够脱身而逃。他“不知道”，他“不明白”，这两句话如同上帝之爱，掩盖了许多罪孽。
第九章 柔顺固执
这种无视命令的现象，也或多或少地出现在中国各级官员的相互关系上，甚至包括最高层。有好几种原因都可以使人违反命令，比如个人懈怠、朋友情面，最重要的便是金钱的魔力。一位知县住的地方水很咸，就叫他的仆人用水车去几英里外的河里打水。仆人完全没有这样做，只到一个他知道有甜水的村庄去打水给这个官员，省却了三分之二的路程，各方面又都完全满意。即使这位知县确实明白他的命令没有执行，但只要水是好的，他可能也就不说什么了。在中国，“逮住耗子，就是好猫”，成功是最要紧的。害怕得罪别人，还有中国人胆小怕事的本能，会阻止他们去报告发现的不服从行为，尽管可能有五百个人知道这个秘密。一个典型的中国仆人，如果让他把蓄水池里的水倒进容器以备后用，却会发现他把水全倒进了井里！这样，他外表上是俯首听命了，实际结果却正相反。芮尼医生提到一个厦门的官员，把一张皇榜剪成前后两半，又把后半部分贴在前面，前半部分贴在后面，这样次序一颠倒，就不容易读懂了。这种诡计在涉外事务中十分普通，中国官员很少想让外国人高兴的。
我们很容易看到规避政策与要求公正是相抵触的。某位官员判处一个罪犯戴两个月沉重的木枷，只有夜里才能取下不戴。但只要在“最管用的地方”明智地花点钱，官员的命令就仅仅是这样执行了：只有这位官吏进出衙门的时候，才让这个罪犯戴上木枷装装样子，其余的时间，他都得以解除这个讨厌的负担。官员难道不知道贿赂打败了判决，难道不会突然杀个回马枪，抓到不执行命令的证据吗？不会。官员也是中国人，知道判决一经宣布，就不会有人把它当回事儿。他心里知道这一点，已经把刑期翻倍了。在外国人的持续观察之下，这个实例反映了各部门官员关系的错综复杂。上级官员命令下级官员要注意采取某个措施，下级官员则尊敬地回答说已经采取了这个措施。而在实际上，却是什么措施都没有采取。在许多情况下，事情就到此为止了。但是，如果有一个部门发出了持续的压力，命令又紧急，那么，下级官员会把压力转移给再下一级的官员，再加上一些责骂，直到这种压力全都耗尽。此后，一切事情都还是老样子。这就是“改良”，规模常常很大，比如一次又一次地下令限制鸦片的销售与种植，其结果却是众所周知。
某些人认为中国人是最“固执”的民族，而我们用“柔顺”这样的形容词来刻画中国人的“顽固”，在他们看来，无疑显得特别不恰当。然而，我们必须重复这样的信念：中国人远非最固执的民族，事实上还远远比不上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我们称之为“柔顺”，因为在他们像骡子一样“执拗”的性格中，还含着一种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向来缺乏的屈从的能力。
中国人好比竹子，没有比这更妥帖的比较了。竹子是优雅的，到处都用得着，容易弯曲，内又空洞。东风一吹，它倒向西；西风一吹，它倒向东；没有风吹，它就不倒。竹子是禾本科植物。禾本科植物都是容易打结的，只有竹子很难打结，尽管它容易弯曲。世上最柔顺的莫过于人的头发，可以适当地拉长，但一松手，它就缩了回去。单凭本身的重量，它可以向任何方向倒卧。不过，许多人头上都有一种头发，有固定的长法，总是朝着某一个方向，一般无法改变。这种长法俗称“牛舐”。由于这片头发无法控制，因此不管其他还有多少头发，疏理时还得要依照它的方向。如果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可以看做一个脑袋，而各个民族是头发，那么，中国人就是那片令人尊敬的“牛舐”，可以梳理、修剪，还可以剃掉，但将来长出来的头发肯定还是老样子，大的方向不可能改变
第十章 心智混乱
第十一章 麻木不仁
不管从哪个方面去看，中国人对我们来说总是并且仍将是一个谜，或多或少而已。我们只有在心中肯定，中国人与我们相比，生来就是“麻木不仁”，我们才会毫不困难地理解他们。这个意味深长的推断如何影响这个民族与我们将来的关系，我们不想妄加猜测，但这种影响肯定会与日俱增。我们相信，至少总的来说，适者生存。在 20 世纪的各种纷争中，究竟是“神经质”的欧洲人，还是永不疲倦、无所不往而又不动感情的中国人最适于生存呢？
第十二章 轻蔑外国人
普通中国人都能轻轻松松地做的事，外国人却做不到，这就使得中国人看低我们。我们无法吃他们吃的东西，我们无法忍受太阳暴晒，我们无法在拥挤、吵闹和气闷的地方睡觉。我们不会用橹去摇船，不会“吁、吁”地使唤骡子干活。众所周知，英军炮队在 1860 年去北京的路上，被当地马车夫扔在河西务附近，弄得叫天不灵、求地不应，因为英军中没有一个士兵有能力叫中国的牲口挪一步。
外国人倾向于取消令人厌恶的繁琐礼节，省下时间去干其他事情。毫不奇怪，即使在他们自己看来，同彬彬有礼的中国人相比，自己时时刻刻在出丑。比较一下中国官员与外国来访者的服装、风度、举止：前者是长袍飘逸、行为优雅，后者则是举止笨拙、跪拜生硬。出于礼貌，中国人只能拼命克制，不去嘲笑他们。必须注意的是：若要中国人轻蔑外国人，没有什么比忽视礼仪更奏效的了，因为他们是如此看重礼仪。如果中国人得知将看到“伟大的美国皇帝”，并且他们真的看到格兰特① 总司令身穿百姓服装，嘴叼一支香烟，行走在大街之上，他们心里会想些什么呢？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一位外国领事，职位相当于中国的道台，到一个省会城市去见巡抚大人，以便解决一项国际纠纷。成千上万的人会拥上城墙，想看一看这位外国大人的随行队列，却只看到两辆马车、几匹马、一个翻译、一个专门送信的中国人和一个中国厨师。看到这样的情形，中国人的看法难道不会由好奇而冷漠，由冷漠而轻蔑吗？
①译注：格兰特（Ulysses Simpson Giant ，1822 —1885 ），美国南北战争时联邦军总司令，后任美国总统（1869 一1877 ），1879 年来中国游历。曾在中日琉球争执中充当调停人，力劝和平解决。
我们认为自己在许多方面无疑比中国人优越，却无法如愿以偿地让他们看到这一点。他们承认，我们在机械设计方面占有优势，但他们看待我们的设计，就好比我们看待变戏法的人——妙不可言，却又无用。在他们看来，我们的成就来自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应该记住，孔子曾经拒绝谈论魔力。许许多多来中国的失望的承包商发现，中国人对蒸汽机与电气化所创造的奇迹，是何等漠然。中国人不想采用外国人的样本，很少例外，但却可能被迫采用。他们不关心卫生设备，不关心空气流通，也不关心生理学。他们也会喜欢西方一些进步的产物，尽管不是全部产物，又不愿意采用西方的方法。如果一定要让他们采用西方的方法，他们宁可愉快地放弃这些产物。无论何种进步都有可能让中国进步，能让中国成为他们期盼已久的’、令人敬畏的“强国”。这种趋势是直接而又明确无误的。但其他国家得在一旁等待。如果没有一种时代精神来胜过中国人，其他的进步则还要等很久。中国的一些学者和政治家，显然是意识到了中国所处的不利地位，声称西方民族只不过是利用了古代中国人积累的数据，而古代中国人把数学和自然科学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但现代中国人不幸地让西方人偷走了这些秘密。
西方各国作为一个整体，没有让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感到有什么优越。前任中国驻英大使郭大人①有一个回答。令人钦佩地证实了这个看法。理雅各②博士认为，英国的道德状况要比中国好。当要求郭大人回答这个问题时，他略微停顿了一下，十分得体地听取了这个评价，然后，带着感情，绝妙地回答说：“我深感震惊。”这种肤浅的比较的确不好，至少从外交观点来看是这样。这种比较需要极其熟悉这两个民族的内部生活，并且有能力去欣赏无以数计的原因如何导致各式各样的结果。这里，我们并不打算进行这种比较，那样会大大地远离我们的目的。我们已经深切地认识到，中国的知识界是外国人的主要敌人。尽管外国人心中藏着各式各样机械方面的秘密，却完全没有能力欣赏中国道德的伟大。这种既嫉妒又轻蔑的感情，体现在典型的中国学者身上，“头脑还在宋代，双脚踏在今天”。正是这个阶层的人，写作并传播了竭力排外的文章的洪流，近年来淹没了中原地区。
①译注：指郭嵩焘（1818 一1891 ），湖南湘阴人。字伯琛，号筠仙，晚号玉池老人。道光进士。1853 年初随曾国藩办团练。1857 年授编修，1858 年入值上书房。1862 年任苏松粮储道，1863 年任两淮盐运使并署理广东巡抚，后被黜。1875 年署兵部侍郎，在总理衙门上行走。1876 年首任驻英公使，任内保护侨民和华工，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办铁路，兴矿务，曾遭顽固派猛烈攻击。著有《养知书屋遗集》、《使西纪程》、《史记札记》等。
②译注：理雅各（James Legge ，1814 —1897 ），英国汉学家，生于苏格兰。1839 年被伦敦布道会派往马六甲任英华书院院长，1843 年随该院迁往香港，1873 年返英。1875 年在牛津大学专设汉文讲座，直至去世。曾把“四书五经”译成英文，分二十八卷于1861 —1886 年间出版。另著有《中国人关于神鬼的概念》（1852 ）、《孔子的生平和学说》（1867 ）、《孟子的生平和学说》（1875 ），以及《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评述及其同基督教的比较》（1880 ）等。
第十三章 缺乏公共精神
《诗经》，中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一，其中记载了一句据认为是农夫的祈祷：“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不管在周朝的兴盛时期，在以后的列朝列代是否真是如此，现在肯定极少有这样的祈祷了，无论农夫还是其他个人都不会再祈祷让而先下到“公田”里了。我们时常想到，中国政府在本质上是一个家长制的政府，要求臣民顺从听命。一个种植园的黑奴听到一个“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说法，结果却用他自己的话说成了“人人为自己，上帝为自己”！一言以蔽之，这位黑奴对这句古老格言的新解正道出了普通中国人在政权问题上的根本想法：“我不得不顾及自己。”如果他想到政府，他看来也会认为，“政府健全强大，可以照顾自己，用不到我去帮助”。而政府一方，尽管是家长，主要忙于照顾家长自己，而不是照顾家庭成员。一般说来，政府在危难降临之前基本上什么都不做，危难一旦降临，就被迫做更多的事。人们很清楚，政府致力于减轻河水连年泛滥带来的灾难，其原动力是为了避免赋税的损失。人们为避免这种灾难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因为自己干就能确保做好这项工作，同时也避免了难以数计的苛捐杂税。如果让政府出面为当地人做这些事，苛捐杂税会不可避免地伴之而来
中国的道路是一个最典型的事例，足以证明政府如何忽视公共事务，也足以证明民众如何缺乏公共精神。随处可见大量的证据，足资证明曾经有许多官道联接这个帝国许多重要城市，大道铺有石头，路两旁还有大树。路的荒废状况不仅可见于北京附近的省份，而且可见于湖南和四川这样遥远的省份。修筑这些道路要花很多钱，但维修却要相对容易多了，但人们统统忽视维修，因此，废弃的道路已经不复为必要的交通要道，相反却成了出门旅行的障碍。假如这些道路是在明末清初的动乱岁月里损坏的，但是，即便扣除那些政治动荡的日子也还有二百五十年时间，足以修复帝国的交通干线了。没有去修，或者说没有试图去修，其结果我们是再熟悉不过了。
民众的态度则与政府的十分对应，所有的人都认为，只要自己的个人财产不受损失，就不必去关心或者没有责任去关心公共财产。事实上，道路等属于公众，这样的概念，中国人心里根本就没有。“江山”（即这个帝国）属于当今皇上，他能拥有多久就多久。道路也是皇上的，一切与道路有关的事都让皇上去操心好了。但是，道路与田地不同。从其他意义上讲，道路在很大成分上并不属于皇上，因为大部分道路只不过是田间的小路，专供想使用这些道路的人使用，不必像田地那样需要拥有者同意，其原因在于使用道路是生活必需的。道路属于田地，需要像田地一样交税。土地的拥有者显然并不比别人从使用道路上得益更多。在这种情况下，农夫受着明显的利益驱使，就会尽可能地缩小道路，而去扩大沟渠和田埂，故意使别人只能走在窄窄的田间小路这个实在不能没有和再缩小的沟通途径上。如果夏天的暴雨把田里的一些泥土冲刷到道路上，农夫就会走到路上，把自己的泥土铲回来。与此同时，加上自然的排水和频繁的尘暴，道路最终变成了水沟。中国人根本没有我们西方人所说的那种“公用道路及其通行权”的一丁点概念。
在天津与北京之间的北河上航行的乘客，有时会注意到河上的小旗，问一下才知道插旗的地方埋着水雷，旗子是让过往船只绕行！一支中国部队在炮击训练时，直接在帝国的交通干线上架起大炮，极大地阻碍了交通，惊吓了牲口，结果引发了严重的交通事故。
有人想装卸货物，便把马车停在马路当间，任何想要使用这条道路的人，只有等他干完才能再往前走。如果一个农夫碰巧要砍倒一棵树，就会让这棵树横躺在路上，赶路的人只能等着他砍完搬走。
拥挤的城市道路却营造了自由宽松的生活方式。北京宽阔街道两旁，摆满了原本不应该摆设在那里的货摊，如果皇上恰好经过那里，那就搬开。皇上刚刚过去，货摊又搬回到老地方了。中国大多数城市当之为街的狭窄通道，无不为各式各样的手工作坊所阻塞。杀猪的、剃头的、流动的食摊、木匠、箍桶匠，还有其他各种手艺人，都各自在路边安营扎寨、随着大都市的生活节拍一起跳动，各尽所能、相互交织。甚至妇女也都会抱出被褥，当街摆开晾晒，因为她们的小院子哪有路边宽阔。中国人不能拿到街上来干的事情，实在微乎其微。
沿街摆设的小摊不仅仅妨碍交通而已。木匠会在摊前摆出一大堆木头，洗染工会挂起长长的布匹，做面条的又会当空晾起面条，因为小摊前面的空地不属于子虚乌有的公众，而属于摊主。处于目前发展阶段的中国人，却无法接受这样的观念：既然认为自己拥有所有权，就应该负起维修的责任。即使派一个人去修路（这样的事情永远都不会发生），他也不会有时间和材料。更不可能让很多人一起干，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忧心忡忡，唯恐自己比别人干活多拿钱少。当地的地方官可以很容易地让沿路各村各自负责一段合理的距离，以保证道路几乎一年四季都畅通无阻。但是，这个主意有没有进入任何一个中国官员的头脑，恐怕还成问题。
中国人不仅对属于“公众”的东西不感兴趣，而且若防范不严，便可唾手可得，很容易成为偷窃的目标。铺路的石头搬回家去了，城墙上的砖也一块一块地不见了。中国某港口里外国人墓地的围墙，人们发现墓地没有专人看管，围墙的砖块也就一块都不剩了。几年前，北京皇宫里发生了一样偷窃大案，十分轰动：紫禁城一些建筑顶上的铜饰被盗。中国人普遍认为，大清国十八个省中①，唯有皇上最容易哄骗。
①译注：清朝在其鼎盛时期，如嘉庆二十五年（182 年），有直隶、江苏、安徽、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十八个省，盛京、吉林、黑龙江、伊犁、乌里雅苏台五个将军辖区，西藏、西宁两个办事大臣辖区，共二十五个一级行政区划，以及内蒙古等盟旗。
我们时常会想起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人有没有爱国主义。这个问题三言两语说不清楚。毫无疑问，强烈的民族感情是有的，尤其学者是这样。他们的强烈感情中更多的是对外国人的仇视，而他们炮制出的东西都是可以寻根究源的。近年来，湖南省淹没在通篇恶意诽谤的排外檄文的洪流之中。这些文章意在引发一场混乱，借以把外国鬼子赶出中华帝国。从中国人的观点来看，印刷这些文章的动机值得称赞，如同我们看待抵抗无政府主义。这些控诉，一部分是出于误解，另一部分出于针对西方民族的强烈的民族仇恨。可能会有许多中国人认为，这些攻击完全是出于爱国。究竟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是受报效祖国的愿望驱使，还是为报酬所诱，这个命题需要的是更多的证据，而不需要让那些了解中国的人，拿不出证据就相信他们是爱国的。不应该说，一个对类似目前鞑靼王朝前途命运感兴趣的中国人，就是爱国的。但是，有极好的理由认为，无论何朝何代，国民大众的感情与现在相同——极度的冷淡。孔子曾经在《论语》中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表达了人们对公共事务的态度：“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①在我们看来，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是结果，而在极大程度上是中国人普遍对不属于自己负责的事情不感兴趣的原因。
①译注；语出《论语·泰伯篇》，又见于《论语·宪问篇》，意思是不居于那个职位，便不去考虑它的政务。
1860 年进攻北京时，英国军队装备有从山东人手里买来的骡子；天津和通州出于各自利益考虑，答应只要英国人和法国人不侵扰这两个城市，他们愿意提供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外国联军中大部分必不可少的苦力活，也是由中国香港雇来的苦力来完成的；这些苦力在被中国军队俘虏后送还给英军时，被剪去了辫子——不难看出，爱国主义和公共精神，如果中国有的话，其意义也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不同。
当人们站起来反抗统治者的压迫和苛捐杂税时，总会有一些有能力的人领头。在他们的领导下，人多势众，政府被迫妥协。但是，不管如何处置这些“愚民”，领头人总是不可避免地成为典型，为了实现正义，他们得掉脑袋。在这种情况下，甘冒风险，勇于献身；这是公共精神的最高典范。
每逢中国历史上的动乱岁月，尤其是快要改朝换代之时，忠诚果敢之士总是挺身而出、义无反顾。这样的人应该受到最高的褒扬。他们不仅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而且是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中国人在具有公共精神的领袖带领下，完全可能激发出最英勇的行为。
第十四章 因循守旧
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与别的民族的历史相比，中国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古代的圣人本身，谈起更古的“古人”，都是用极其尊敬的口吻。孔子也声称自己不是开创者，而是传播者。他的使命是把长期以来被忽视和误解的古人的知识收集起来。正是他的换而不舍才成就了这项伟大的事业，使他成为本民族崇敬的圣人。他联系古今，传道授业，当之无愧地成为圣人的代表。儒家的道德理论认为，有了明君，才会有良民。君是盘，民是水；盘是圆的，水就是圆的，盘是方的，水也就是方的。①由这个理论可以推断，明君统治时期，美德之花处处开放。有时，目不识丁的苦力都会告诉我们“尧舜”时期夜不闭户，因为没有小偷；在路上丢失了什么东西，第一个发现这件东西的人就会守在那里，直到有第二个人来，他才走开，这样一个替一个一直等到失主到来，完壁归赵。
①译注：语出《苟子·君道》：“请问为国？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君者，仪也；[ 民者，景也] ，仪正而景正。君者，（上般下木）也；[ 民者，水也] ，（上般下木）圆而水圆，（君者，盂也，盂）[ （上般下木）] 方则水方。
有一个普遍的说法：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今不如昔。这种厚古薄今的倾向不限于中国和中国人，全世界都是如此，只是中国人对此深信不疑的程度，则是其他民族 “无与伦比”的。古代文献记载了古代的所有美德，现今的一切都只不过是沿用承袭，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些文献备受推崇。正统的中国人看待“四书五经”；就好比虔诚的基督教徒看待希伯来语的《圣经》一样；它们都是被认为包含了过去的最高和最优秀的智慧，无论古今一样适用。一位优秀的儒学家不会相信“四书五经”还需要增补，好比一个优秀的基督徒无法相信《圣经》还需要修订一样。他们一致认为，事情已经够好了，再要让它更加完美，纯属无聊之举。
有个故事，说有人造一堵石墙，六英尺厚，四英尺高。人家问他为什么造这样一个怪东西，他说这是考虑到墙被吹倒之后反而会比过去更高！中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被吹倒，它是一个立方体，一旦翻倒，也只是换个面，其外表与内涵还都是一如既往。这一过程反复出现，教会中国人；政府演变的结果是可以预料的，如同我们知道猫即使从高处摔下来，仍然能用脚走路一样。人们深信，设计者和建造者有着无与伦比的智慧。任何改进建议无异于十足的左道耶说。因此，古人无可争议的优势是建立在后人显而易见的劣势的坚实基础之上的。
中国的风俗习惯，如同中国的语言，我们不知道是用何种方式形成的。风俗习惯就像人类的言语，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但是，中国的风俗和语言的形成条件，各地不同，因此我们就看到了令人不解的风俗差异。这种差异由一句谚语道出。十里不同俗。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让人难懂的各地方言。风俗习惯和语言一旦固定下来，就像石膏一样，你能摔碎它，但不能改变它。至少理论上是这样。但实际上任何理论都会有弹性去变通，任何风俗习惯都不是永远不变的，只要有一定的条件，就可以有所变化。
蒙古有个风俗，每一个有能力吸鼻烟的人，都要拿给朋友吸。他一旦碰到朋友，就要把这个小鼻烟壶掏出来让每个人都吸一吸。如果这个带着鼻烟壶的人盒子里不巧没装烟，也得把空的鼻烟壶传递一圈，客人也会径直拿来假装捏一捏，最后又把它递回去。如果客人表现出已经知道鼻烟壶是空的，就不得体了，然而顺从这种恰当的做法，便是保全了主人的面子，这一切礼仪是先人传下来的。在许多小事情上，中国人都按部就班。珊瑚早就没有了生命，但留下了珊瑚礁，因此，必须小心翼翼地照航线行船，以免翻船。
中国目前对待西方的态度是拖延。一方面不太愿意接受新事物，另一方面则是根本没有愿望，甚至不想放弃旧的事物。好比我们看到年代久远的泥屋子，早就应该复归泥土，却用难看的泥柱子撑在那里，延迟那不可避免的倒塌。因此，尽管旧的风俗习惯、旧的迷信、旧的信仰现在已经过时，可人们却还在抱残守缺。他们告诉我们：“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话却也不无道理。变化的过程可能长期受阻，之后却会突飞猛进的。
第十五章 漠视舒适方便
汉语的一个普遍特征，就是习惯于用两个部分来表达祈使意义，比如“遇雨即止”。官方的机构可能例外，但对其他人来说，要让他们知道，人人都有自己的职守，不能因为大雨突降就擅离职守，这个观念必须通过类似钻井这样的过程才能钻进中国人的脑子去。尽管“遇雨即止”这个说法也可以反过来用，但在这个说法面前，再紧迫的公务也紧迫不起来了。我们曾经听说有一个坚固无比的中国炮台，地位重要，装备精良，比如有克虏伯大炮，士兵们接受过外国训练，但只要一下雨，岗哨上的士兵全都聪明地躲进了哨所，看不见一个人了。他们全都“遇雨即止”了！ 1870 年的天津大屠杀，本来死亡人数要翻四倍，幸亏及时地下了一场雨，把扑向外国人住地的暴徒困在了路上。①能够随身携带一场阵雨，将是外国旅行者在中国敌对地区最完美的保障。我们相信，从一个两英寸大的水管里喷射出来的持续的水柱，五分钟之内，便足以驱散外国人在中国所看见的最残暴的暴徒。葡萄弹就相形见绌了，因为会有许多人去捡拾冲力已尽的乏弹，而中国人对冷水反感，如同他们从汉朝以来一直对猫反感。无论外在表现还是内心驱使，中国人极端讨厌冷水。
①译注：此处指的是天津教案。1870 年（同治九年），因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吸收恶棍入教，拐骗人口，强占民地等激起民愤。6 月21 日，天津人民因育婴堂虐死婴儿数十名，聚众到教堂说理。法国领事丰大业（1830 —1870 ）往见中国官员时公然开枪恫吓，击伤中国官员的随从。群众怒不可遏，打死丰大业，并焚毁法、英、美教堂及法领事署，杀死十五个外国人。事件发生后，英、法、美等七国军舰集结于天津、烟台一带逞威，清政府被迫妥协，原天津知府、知县被革职充军，爱国人民被惩办，有二十人被杀，二十五人充军。事后，清政府还赔款重修教堂。作者在此的叙述，完全出自他作为一名美国传教士的立场和口吻。
一个途经中国村庄的旅行者，经常会看到一只伸开四蹄躺倒在地的驴子，有一根结实的绳子绕过驴脖子，把它挂在一个木桩上。但是，驴不是调整自己的身子去适应缰绳的长短，而是不时地把绳子绕到最短限度，驴头倾斜四十五度，它那扯着脖子的样子，似乎颈部脊椎骨有脱臼的危险。我们感到奇怪，它为何不折断自己的脖子，更不明白，它这样做图的是什么乐。没有一头西方的驴会那样做。读者在看了我们这些不恰当的阐述之后就会记住：中华民族虽然处于一种半扼杀的状态，看来却还很舒服，这只能说明中国人关于舒适方便的标准，与我们所习惯的标准有极大不同，这就是我们的起始的前提。中国人已经学会了适应自己的环境。对于碰到的种种不方便，他用典型的耐心加以承受，深知这些不方便是不可避免的。
第十六章 生命活力
旅行者从中国人生活中得到的第一印象，便是人口过剩。中国似乎到处都挤满了人。之所以看上去如此，是因为本来就是这样。日本也显得人口众多，但显而易见，日本的人口密度无法与中国相比。在人口的相对密度和绝对密度方面，中国比任何国家都更像印度。但印度的民族和语言众多而繁杂，而中国的民族，除了一些无甚影响的民族之外，只有一个汉族。我们足迹所至这个辽阔帝国的任何地方，无不处处证实着人口过剩这个第一印象。人口确实稀少的地方，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也总能找到易于解释的理由。太平天国可怕的袭击，紧接着是回族的小规模暴乱，然后又是 1877 一 1878 年那场无与伦比的覆盖五个省份的大饥荒，可能使中国总人口减少了好几百万。战争的创伤看来不可能像西方那样快地修复，因为中国人很不情愿离开家乡去新的地方。然而，不难看到，不管破坏力有多大，总比不过修复能力。我们认为，只要有几十年的太平和丰收，中国几乎任何一个地方就都能从本世纪一连串的灾难之中恢复起来。而恢复的前提人人可见，不管是否愿意仔细思考，总是引人注目。中华帝国的任何地方。无论城镇乡村，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群群的中国儿童，正如查尔斯· 兰姆①对那些过分骄傲的母亲颇不以为然地说的那样：“密密麻麻地挤满了每一条死胡同”。当今中国社会的奇迹之一，便是靠什么供给这么多小孩子衣食，我们必须记住不少孩子“衣食”无着；换言之，极端的贫困并没有明显地减少中国的人口。
①译注：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 ，1775 —1834 ），英国随笔作家、评论家和书简家。主要作品为《伊利亚随笔》和《后期随笔集》，内容偏重生活琐事和知识性题材，笔调或风趣幽默，或哀惋动人，好推敲文字，爱用典故，注重细节，文体富有个人特色。
第十七章 遇事忍耐
有一个阿拉伯人的故事，说他的头巾不知道被谁偷走了。丢了这个重要的饰品，失主立即奔向这个部落的墓地，坐在进门的地方。别人对他的这一举动感到疑惑不解，问他怎么不去抓贼？他的平静而典型的东方式回答是：“他最后肯定要来这里！”这个消极坚忍的夸张故事，让人时常想起，不仅中国人个人行为是这样，其政府行为也是如此。康熙皇帝的长久辉煌统治，从 1662 年一直持续到互 723 年，这使他比亚洲任何其他君主都要名声显赫。不过，这个伟大的中国统治者在执政期间，一个名为“国姓爷”①的爱国海盗在广东、福建沿海横行霸道，政府的战舰都奈何他不得。面对这一情况，康熙想出了一个好计谋：命令住在这条漫长的海岸线的一切居民，向内地退回三十里（约合九英里），这样，那位前朝的维护者就鞭长莫及，无法再来骚扰了。人们普遍服从了这个命令，结果很是成功。“国姓爷”后撤了，他失算了，转而满足于驱赶台湾的荷兰人，最后被封为“海澄公”，因而被安抚和消灭了。每一位读到这段奇妙叙述的外国人，都会被迫同意《中国总论》一书作者②的评论：既然一个政府强大到足以驱使这么多沿海的臣民离开自己的城镇和乡村，承担巨大损失退向内地，那么，他就应该有力量组织一支舰队，借以结束海盗对荒芜家园的袭击。
①译注。即郑成功（1624 —1662 ），明清之际收复台湾的名将。明朝隆武帝赐姓朱，因此号“国娃爷”。隆武二年（1646 年）因反对其父郑芝龙降清，在广东一带起兵抗清，后以金门、厦门为根据地，连年出击粤、江、浙等地。1659 年围攻南京失败，被迫撤退。1661 年率数万将士起兵厦门赴台湾，于1662 年（康熙元年）二月一日正式收复台湾，五个月后病死。康熙皇帝（165 一1722 ）时年八岁。作者此处关于郑成功的不少说法，均有悖于史实。
②译注：指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一译为卫廉士，1812 —1884 ），美国外交官，传教士出身。1833 年来华，在广州为美国公理会创办印刷所，研究汉语和日语，并协助裨治文编辑《中国丛报》。1853 年和1854 年辞教会职，任美国驻华公使馆头等参赞兼翻译。1858 年随美国公使列卫廉赴天津与中国全权代表订立《中美天津条约》。1862 年携眷到北京居住，从1856 —1876 年，凡二十年间，曾七次代理馆务。1877 年辞职回美，任耶鲁大学汉文教授。著有《简易汉语教程》（1842 ）、《中国地志》（1844 ）、《中国总论》（1848 年初版，1883 年修订再版，两卷）、《我们同中华帝国的关系》（1877 ）以及《中国历史》（1897 ）等书。《中国总论》把中国研究作为一种纯粹的文化来进行综合的研究，它是标志美国中国学开端的里程碑，该书与他所编《汉英拼音字典》（1874 ），过去一直是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必备之书。
还有一个同样值得一提的例子，可以表明中国政府的坚持不懈，在华外国侨民对此仍然记忆犹新。 1873 年，中国将军左宗棠在巴里坤和哈密安营扎寨，朝廷派他去平息伊斯兰教徒的大暴动②。这场暴动起先只是星星之火，后来像野火一样燃遍了西部中国并贯穿中亚地区。所面临的困难是大得看来几乎无法克服。此时，在中国出版的外文报纸经常刊载文章，嘲笑左宗棠的使命，嘲笑清廷的昏庸，嘲笑他们试图用贷款的办法去支付沉重的军费。左宗棠的军队到达暴乱地区一年之内，就进军高耸的天山两侧，驱赶暴动者。他们到达一个供应不足的乡村之后，就转而军垦，围垦荒田，指望种出粮食以备后用。边垦田边进军，左宗棠的“垦田大军”终于完成了使命，它的功绩被认为是“在任何现代国家的历史记载中是最值得一提的
相信灵魂不灭的人，总认为有这样一个有力的论据：最有能力的人总是终其一生无用武之地。如果这个论据成立，我们是否有理由推断：中华民族这种无可比拟的忍耐一定是用来从事更为崇高的使命，而不只是咬紧牙关，忍受一般的生活之苦，忍受活活饿死的苦难。如果适者生存是历史的教导，可以肯定，他们这个民族有此赐予，他们以非凡的活力为背景，一定会有一个伟大的未来。
第十八章 知足常乐
我们用“知足”一词，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所有个人都对他所拥有的一切满足到了不想改善的程度。中国人的知足，我们在谈及他们的保守主义时已经谈过，而在我们思考他们的体制时，就更加明显。他们不想去改变这个体制。这是许许多多中国人的特点，我们不用去怀疑。这种看待生活现象的方式，我们总称为“保守”，而在这方面，中国人与其他任何民族一样典型。很显然，中国社会的这种观念，在全体民众中根深蒂固，自古传承，有力地压制下任何对命运安排的不满行为。他们当然也感觉到了其中的罪恶，却又认为这些罪恶是不可避免的。那些一致固守这个观点的人，不可能去努力推翻现有的秩序，因为他们自身承受了太重的压力。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知识阶层在思想和行动上是真正的领导者。但是，知识阶层却牢牢记住：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来说，目前的制度是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制度。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各种大量的经历，以其无可辩驳的实例教导中国人：对现行制度进行具体而实际的改良，可不是闹着玩的。这种经历缓慢地培育了他们顽固的保守主义。
中华民族是一个相信宿命论的民族，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事实。“四书五经”之中，有不少地方谈到了“天命”。人们也经常谈论“天意”。这种说法同我们谈论上帝非常相似。但是，在基本思想上有本质差别：对我们来说，“上帝”是一种存在，他的关爱和安排同地上的一切生灵都有明确的关系，这些生灵的一切都在他的考虑和安排之中；而对中国人来说，他们关于“天”的实际观念，是一种非人的集合，并且完全模糊，无论如何表达，这实际上还只是一种命运。“命好”与“命不好”，这些词语对中国人来说，与儿童故事书中“好精灵’与“坏精灵”意思差不多。凭借这些神力，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到，可以化解。
一般说来，中国人都不愿意离乡背井去远方淘金，除非是被迫那样做。中国人的生活理想是：钉在一块地上，好像一棵树；吸水、开花、结果，枯萎了归于脚下的黄土。一般地说，没有一个中国人离开故土之后会不打算回去的。他总是希望衣锦还乡、寿终正寝，最后葬入祖坟。只要“渴望烂在子孙脚下”仍然是中国人命中注定的强烈情感，它就会一直阻碍中国人采用显而易见的方法，去有效地减轻痛苦。我们相信，要让中国人移居他乡以真正改善生活条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是 “天命”要求他们如此这般。无意之中对境况的感知，会阻止他们把种种不满表达出来。
作者简介
明恩溥（ 1845-1942 ）是美国公理会教士， 1872 年来中国传教，先后居住于天津、山东、河北等地，广泛接触中国各阶层人群，尤其熟悉下层农民生活，并结交不少朋友。他一生著述了十来本著作，每一本都与中国有关。《中国人的素质》即是他在华传教二十二年之后，于 1894 年成书出版的一部代表作。本书开创了研究中国国民性的先河，是这方面第一本带有社会学性质的著述，对后世学人影响极深。同时，它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中国观。因此，它曾长期作为来华传教士了解中国的必读之作。
第一章 面子要紧
面子的运作原则和这个原则带来的成就，西方人通常完全不能理解，他们总是忘记戏剧因素，误人无足轻重的事实领域之中。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中国人的面子很像南洋岛的“塔布”①，都是一种无可否定的潜在力量，只不过面子不可捉摸，不讲规则，只按照人们的常识来废除和替换。这一点，中国人与西方人必须认同这种异议，因为他们从来不能对同一件事情达成共识。在调解小村庄居民永无休止的争吵时，“和事佬”需要仔细考虑面子的平衡问题，正如欧洲政客曾经考虑力量平衡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目的不是为了公正，尽管理论上要求公正，但对一个东方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调解完全只是考虑当事各方的面子。同样的原则，也经常出现于法律裁决，很大比例的诉讼结果都是不分胜负的比赛。
①译注：塔布（taboo ），即禁忌。
第二章 省吃俭用
第三章 辛勤劳作
第四章 恪守礼节
礼节好比气垫，里面没有东西，但它奇妙地减轻了震荡。同时，我们补充这样一点是公正的：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礼貌（如同中国人对中国人的礼貌一样）经常是想要表示自己的确懂礼节，而不是希望客人舒服。他坚持要生火，你却并不想生火；他坚持要用这火烧开水来给你泡茶，而你却不想喝这杯茶。他这样做的时候，你的眼睛被烟熏得直流泪，你的喉咙呛得像刚吞下一味煎好的药用蜀癸。但是，主人至少做出了样子，他知道如何待客。客人不高兴，那是客人的事。乡村也一样，主人认为他有责任把你要住的那间糟糕的房间打扫打扫（象征性地），布置布置，而这套程序一直推迟到你已经进了门才开始着手进行。你恳求他不要打扫了，但他不听，全然不顾那些陈年灰尘迷了你的眼睛。或许《礼记》教导说客人房间要打扫，不管客人是什么身分地位。①同样的方式也适合于各种宴会，在这些恐怖的场合（常常是在刚开始的时候），热情的主人会特别在你的碟子里堆满他认为你会喜欢的食物，根本不管你是不是喜欢，是不是吃得下去。他仿佛在说，你有很多地方不对，而他肯定没有失礼。没有人会责备他没有在适当的时间做恰当的事情。如果外国人不懂这个游戏，那是他的事，不是主人的事。
有位外国人应邀参加一个婚礼，其中糕点很多。宴席过程中，他发现有人端上来一个盘子，上面放着两三块糕点，有人还不停地夸赞它们热气腾腾（好像都愿意吃热的东西）。他们把这位外国人当做贵宾，首先把盘子递了给他，但他却谢绝了。由于某些无法解释的理由，这似乎给这次婚礼投下了阴影，这个碟子也没有再传给别人。其实，这是一种风俗习惯，每位参加婚礼的客人都要凑个份子。客人坐在酒席宴上就要收钱，但这有悻于中国人的观念，因为不能直接要钱，所以就以送糕点为形式。除了这位不知内情的外国人之外，谁都懂这个规矩。他的拒绝使得其他人不便再当场拿钱出来。后来，他又一次参加这家的婚礼，却有趣地听到主人在领教了上次的经历之后，用比西方人还坦率的方式对在场客人说：“这是放礼钱的地方，请把钱放在这里！”
第五章 漠视时间
中国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在问候语上的不同是很有意思的。前者碰到熟人时说：“吃饭了吗？”后者说：“做得怎样了（ How do you do ）？” 一方的通常情况是做，另一方则是吃。由此可见，时间就是金钱，这已成为我们的第二天性，一般连最后一秒钟也不会放过；而中国人则与大多数东方人一样，却出奇地空闲。中国人的一天只分为十二个时辰，这些时辰的名称却不明确，只是指称一天的十二分之一。这样，“午时”是指十一点钟到一点钟的整段时间。“现在是什么时辰？”一个中国人用英语问，“月亮的中午叫做什么时候？”用稍微明确一点的话来说，他应该这样问：“晚上月上中天之时叫做几点钟？”
第六章 漠视精确
第七章 天性误解
误解的天性，是中国人显著的天赋，外国人只要学会很少的汉语，少到足以用来承载思想，他就会发现这一点。别人听不懂他的中国话，这使他痛苦而惊讶。于是，他更勤奋地学习汉语，几年之后，有信心出去接触公众，或者同某个人讨论多种不同的话题。如果他同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交谈，尤其是这个人从未遇见过外国人，那么，这位外国人就会有机会重新尝到他当初第一次开口用中国话与人交谈时的痛苦。对方显然没有听懂，并且显然并不打算听懂。看得出，他根本不注意你说的话，也根本没有顺着你的思路，只是打断你说：“你讲的话、我们听不懂。”他的微笑带着优越感，似乎在注视一个聋哑人试图清晰地说话，他又似乎在说：“谁认为你的话会有人听得懂？你不是生下来就会讲中国话，这是你的不幸，但不是你的过错。忍受这种无能吧，不要再来烦我们，我们听不懂你讲的话。”面对这种情况，你不可能永远心平气和，忍不住会发火：“你听不懂我说什么吗？”他口答说：“是的，我听不懂！”
第八章 拐弯抹角
中国人与别的民族一样，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希望把坏消息尽可能长地隐瞒起来，并且加以伪装。但是，中国人采用的“好形式”需要太多的虚幻，在我们看来令人吃惊而又徒劳无益。、我们认识一位慈祥的祖母，无意之中看到两位朋友在低声耳语，他们是特地来通知她的那位离家在外的孙子的死讯的。但他们俩却反复向她强调，说他们只不过在聊天，尽管半个小时之后一切全都明白了。我们了解到一个离家数月的儿子在回家途中所经过的最后一个村庄，有朋友劝他在到家之前不要看戏，于是，他从中猜想他母亲死了，他猜对了！我们曾经替人转送过一封信，给一个离家很远的人，信的内容是：在他外出期间，他老婆突然死了，于是，邻居发现没有人看管，就把他家的东西全都拿走了，而这些东西本应留给他这个凄凉人儿。不过，这封信的信封上却写着这样几个极不准确的大字：平安家信！
中国人拐弯抹角的才能，还经常表现在该用数字的时候却弃之不用。于是，一本书的五卷便以“仁、义、礼、智、信”五常的不变顺序为标志。《康熙字典》的四十多卷，不是照着我们的料想按照能表示内容的部首排列，而是按照十二天干的顺序来排列的。考试时，考生所在的一个个小密室，也是用《千字文》中上干个字来作标记的，这些字没有重复。
即使是最没有文化的中国人，也能用故意压低声音当场虚构出牵强的借口，这种非凡的创造力会使人人吃惊的。只有外国人才会把当场捏造借口当回事，他们没有想到这种即兴创作是一种保全面子的适当方法。而即使是最认真的外国人也不强求自己有能力上天、下海、入地，对之穷追不舍。对他们来说，省事地弄清真相也成了一种固定的习惯。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那些最无知的中国人也能坚定地保证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他把自己的无知当做挡箭牌，充分保证自己能够脱身而逃。他“不知道”，他“不明白”，这两句话如同上帝之爱，掩盖了许多罪孽。
第九章 柔顺固执
这种无视命令的现象，也或多或少地出现在中国各级官员的相互关系上，甚至包括最高层。有好几种原因都可以使人违反命令，比如个人懈怠、朋友情面，最重要的便是金钱的魔力。一位知县住的地方水很咸，就叫他的仆人用水车去几英里外的河里打水。仆人完全没有这样做，只到一个他知道有甜水的村庄去打水给这个官员，省却了三分之二的路程，各方面又都完全满意。即使这位知县确实明白他的命令没有执行，但只要水是好的，他可能也就不说什么了。在中国，“逮住耗子，就是好猫”，成功是最要紧的。害怕得罪别人，还有中国人胆小怕事的本能，会阻止他们去报告发现的不服从行为，尽管可能有五百个人知道这个秘密。一个典型的中国仆人，如果让他把蓄水池里的水倒进容器以备后用，却会发现他把水全倒进了井里！这样，他外表上是俯首听命了，实际结果却正相反。芮尼医生提到一个厦门的官员，把一张皇榜剪成前后两半，又把后半部分贴在前面，前半部分贴在后面，这样次序一颠倒，就不容易读懂了。这种诡计在涉外事务中十分普通，中国官员很少想让外国人高兴的。
我们很容易看到规避政策与要求公正是相抵触的。某位官员判处一个罪犯戴两个月沉重的木枷，只有夜里才能取下不戴。但只要在“最管用的地方”明智地花点钱，官员的命令就仅仅是这样执行了：只有这位官吏进出衙门的时候，才让这个罪犯戴上木枷装装样子，其余的时间，他都得以解除这个讨厌的负担。官员难道不知道贿赂打败了判决，难道不会突然杀个回马枪，抓到不执行命令的证据吗？不会。官员也是中国人，知道判决一经宣布，就不会有人把它当回事儿。他心里知道这一点，已经把刑期翻倍了。在外国人的持续观察之下，这个实例反映了各部门官员关系的错综复杂。上级官员命令下级官员要注意采取某个措施，下级官员则尊敬地回答说已经采取了这个措施。而在实际上，却是什么措施都没有采取。在许多情况下，事情就到此为止了。但是，如果有一个部门发出了持续的压力，命令又紧急，那么，下级官员会把压力转移给再下一级的官员，再加上一些责骂，直到这种压力全都耗尽。此后，一切事情都还是老样子。这就是“改良”，规模常常很大，比如一次又一次地下令限制鸦片的销售与种植，其结果却是众所周知。
某些人认为中国人是最“固执”的民族，而我们用“柔顺”这样的形容词来刻画中国人的“顽固”，在他们看来，无疑显得特别不恰当。然而，我们必须重复这样的信念：中国人远非最固执的民族，事实上还远远比不上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我们称之为“柔顺”，因为在他们像骡子一样“执拗”的性格中，还含着一种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向来缺乏的屈从的能力。
中国人好比竹子，没有比这更妥帖的比较了。竹子是优雅的，到处都用得着，容易弯曲，内又空洞。东风一吹，它倒向西；西风一吹，它倒向东；没有风吹，它就不倒。竹子是禾本科植物。禾本科植物都是容易打结的，只有竹子很难打结，尽管它容易弯曲。世上最柔顺的莫过于人的头发，可以适当地拉长，但一松手，它就缩了回去。单凭本身的重量，它可以向任何方向倒卧。不过，许多人头上都有一种头发，有固定的长法，总是朝着某一个方向，一般无法改变。这种长法俗称“牛舐”。由于这片头发无法控制，因此不管其他还有多少头发，疏理时还得要依照它的方向。如果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可以看做一个脑袋，而各个民族是头发，那么，中国人就是那片令人尊敬的“牛舐”，可以梳理、修剪，还可以剃掉，但将来长出来的头发肯定还是老样子，大的方向不可能改变
第十章 心智混乱
第十一章 麻木不仁
不管从哪个方面去看，中国人对我们来说总是并且仍将是一个谜，或多或少而已。我们只有在心中肯定，中国人与我们相比，生来就是“麻木不仁”，我们才会毫不困难地理解他们。这个意味深长的推断如何影响这个民族与我们将来的关系，我们不想妄加猜测，但这种影响肯定会与日俱增。我们相信，至少总的来说，适者生存。在 20 世纪的各种纷争中，究竟是“神经质”的欧洲人，还是永不疲倦、无所不往而又不动感情的中国人最适于生存呢？
第十二章 轻蔑外国人
普通中国人都能轻轻松松地做的事，外国人却做不到，这就使得中国人看低我们。我们无法吃他们吃的东西，我们无法忍受太阳暴晒，我们无法在拥挤、吵闹和气闷的地方睡觉。我们不会用橹去摇船，不会“吁、吁”地使唤骡子干活。众所周知，英军炮队在 1860 年去北京的路上，被当地马车夫扔在河西务附近，弄得叫天不灵、求地不应，因为英军中没有一个士兵有能力叫中国的牲口挪一步。
外国人倾向于取消令人厌恶的繁琐礼节，省下时间去干其他事情。毫不奇怪，即使在他们自己看来，同彬彬有礼的中国人相比，自己时时刻刻在出丑。比较一下中国官员与外国来访者的服装、风度、举止：前者是长袍飘逸、行为优雅，后者则是举止笨拙、跪拜生硬。出于礼貌，中国人只能拼命克制，不去嘲笑他们。必须注意的是：若要中国人轻蔑外国人，没有什么比忽视礼仪更奏效的了，因为他们是如此看重礼仪。如果中国人得知将看到“伟大的美国皇帝”，并且他们真的看到格兰特① 总司令身穿百姓服装，嘴叼一支香烟，行走在大街之上，他们心里会想些什么呢？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一位外国领事，职位相当于中国的道台，到一个省会城市去见巡抚大人，以便解决一项国际纠纷。成千上万的人会拥上城墙，想看一看这位外国大人的随行队列，却只看到两辆马车、几匹马、一个翻译、一个专门送信的中国人和一个中国厨师。看到这样的情形，中国人的看法难道不会由好奇而冷漠，由冷漠而轻蔑吗？
①译注：格兰特（Ulysses Simpson Giant ，1822 —1885 ），美国南北战争时联邦军总司令，后任美国总统（1869 一1877 ），1879 年来中国游历。曾在中日琉球争执中充当调停人，力劝和平解决。
我们认为自己在许多方面无疑比中国人优越，却无法如愿以偿地让他们看到这一点。他们承认，我们在机械设计方面占有优势，但他们看待我们的设计，就好比我们看待变戏法的人——妙不可言，却又无用。在他们看来，我们的成就来自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应该记住，孔子曾经拒绝谈论魔力。许许多多来中国的失望的承包商发现，中国人对蒸汽机与电气化所创造的奇迹，是何等漠然。中国人不想采用外国人的样本，很少例外，但却可能被迫采用。他们不关心卫生设备，不关心空气流通，也不关心生理学。他们也会喜欢西方一些进步的产物，尽管不是全部产物，又不愿意采用西方的方法。如果一定要让他们采用西方的方法，他们宁可愉快地放弃这些产物。无论何种进步都有可能让中国进步，能让中国成为他们期盼已久的’、令人敬畏的“强国”。这种趋势是直接而又明确无误的。但其他国家得在一旁等待。如果没有一种时代精神来胜过中国人，其他的进步则还要等很久。中国的一些学者和政治家，显然是意识到了中国所处的不利地位，声称西方民族只不过是利用了古代中国人积累的数据，而古代中国人把数学和自然科学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但现代中国人不幸地让西方人偷走了这些秘密。
西方各国作为一个整体，没有让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感到有什么优越。前任中国驻英大使郭大人①有一个回答。令人钦佩地证实了这个看法。理雅各②博士认为，英国的道德状况要比中国好。当要求郭大人回答这个问题时，他略微停顿了一下，十分得体地听取了这个评价，然后，带着感情，绝妙地回答说：“我深感震惊。”这种肤浅的比较的确不好，至少从外交观点来看是这样。这种比较需要极其熟悉这两个民族的内部生活，并且有能力去欣赏无以数计的原因如何导致各式各样的结果。这里，我们并不打算进行这种比较，那样会大大地远离我们的目的。我们已经深切地认识到，中国的知识界是外国人的主要敌人。尽管外国人心中藏着各式各样机械方面的秘密，却完全没有能力欣赏中国道德的伟大。这种既嫉妒又轻蔑的感情，体现在典型的中国学者身上，“头脑还在宋代，双脚踏在今天”。正是这个阶层的人，写作并传播了竭力排外的文章的洪流，近年来淹没了中原地区。
①译注：指郭嵩焘（1818 一1891 ），湖南湘阴人。字伯琛，号筠仙，晚号玉池老人。道光进士。1853 年初随曾国藩办团练。1857 年授编修，1858 年入值上书房。1862 年任苏松粮储道，1863 年任两淮盐运使并署理广东巡抚，后被黜。1875 年署兵部侍郎，在总理衙门上行走。1876 年首任驻英公使，任内保护侨民和华工，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办铁路，兴矿务，曾遭顽固派猛烈攻击。著有《养知书屋遗集》、《使西纪程》、《史记札记》等。
②译注：理雅各（James Legge ，1814 —1897 ），英国汉学家，生于苏格兰。1839 年被伦敦布道会派往马六甲任英华书院院长，1843 年随该院迁往香港，1873 年返英。1875 年在牛津大学专设汉文讲座，直至去世。曾把“四书五经”译成英文，分二十八卷于1861 —1886 年间出版。另著有《中国人关于神鬼的概念》（1852 ）、《孔子的生平和学说》（1867 ）、《孟子的生平和学说》（1875 ），以及《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评述及其同基督教的比较》（1880 ）等。
第十三章 缺乏公共精神
《诗经》，中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一，其中记载了一句据认为是农夫的祈祷：“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不管在周朝的兴盛时期，在以后的列朝列代是否真是如此，现在肯定极少有这样的祈祷了，无论农夫还是其他个人都不会再祈祷让而先下到“公田”里了。我们时常想到，中国政府在本质上是一个家长制的政府，要求臣民顺从听命。一个种植园的黑奴听到一个“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说法，结果却用他自己的话说成了“人人为自己，上帝为自己”！一言以蔽之，这位黑奴对这句古老格言的新解正道出了普通中国人在政权问题上的根本想法：“我不得不顾及自己。”如果他想到政府，他看来也会认为，“政府健全强大，可以照顾自己，用不到我去帮助”。而政府一方，尽管是家长，主要忙于照顾家长自己，而不是照顾家庭成员。一般说来，政府在危难降临之前基本上什么都不做，危难一旦降临，就被迫做更多的事。人们很清楚，政府致力于减轻河水连年泛滥带来的灾难，其原动力是为了避免赋税的损失。人们为避免这种灾难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因为自己干就能确保做好这项工作，同时也避免了难以数计的苛捐杂税。如果让政府出面为当地人做这些事，苛捐杂税会不可避免地伴之而来
中国的道路是一个最典型的事例，足以证明政府如何忽视公共事务，也足以证明民众如何缺乏公共精神。随处可见大量的证据，足资证明曾经有许多官道联接这个帝国许多重要城市，大道铺有石头，路两旁还有大树。路的荒废状况不仅可见于北京附近的省份，而且可见于湖南和四川这样遥远的省份。修筑这些道路要花很多钱，但维修却要相对容易多了，但人们统统忽视维修，因此，废弃的道路已经不复为必要的交通要道，相反却成了出门旅行的障碍。假如这些道路是在明末清初的动乱岁月里损坏的，但是，即便扣除那些政治动荡的日子也还有二百五十年时间，足以修复帝国的交通干线了。没有去修，或者说没有试图去修，其结果我们是再熟悉不过了。
民众的态度则与政府的十分对应，所有的人都认为，只要自己的个人财产不受损失，就不必去关心或者没有责任去关心公共财产。事实上，道路等属于公众，这样的概念，中国人心里根本就没有。“江山”（即这个帝国）属于当今皇上，他能拥有多久就多久。道路也是皇上的，一切与道路有关的事都让皇上去操心好了。但是，道路与田地不同。从其他意义上讲，道路在很大成分上并不属于皇上，因为大部分道路只不过是田间的小路，专供想使用这些道路的人使用，不必像田地那样需要拥有者同意，其原因在于使用道路是生活必需的。道路属于田地，需要像田地一样交税。土地的拥有者显然并不比别人从使用道路上得益更多。在这种情况下，农夫受着明显的利益驱使，就会尽可能地缩小道路，而去扩大沟渠和田埂，故意使别人只能走在窄窄的田间小路这个实在不能没有和再缩小的沟通途径上。如果夏天的暴雨把田里的一些泥土冲刷到道路上，农夫就会走到路上，把自己的泥土铲回来。与此同时，加上自然的排水和频繁的尘暴，道路最终变成了水沟。中国人根本没有我们西方人所说的那种“公用道路及其通行权”的一丁点概念。
在天津与北京之间的北河上航行的乘客，有时会注意到河上的小旗，问一下才知道插旗的地方埋着水雷，旗子是让过往船只绕行！一支中国部队在炮击训练时，直接在帝国的交通干线上架起大炮，极大地阻碍了交通，惊吓了牲口，结果引发了严重的交通事故。
有人想装卸货物，便把马车停在马路当间，任何想要使用这条道路的人，只有等他干完才能再往前走。如果一个农夫碰巧要砍倒一棵树，就会让这棵树横躺在路上，赶路的人只能等着他砍完搬走。
拥挤的城市道路却营造了自由宽松的生活方式。北京宽阔街道两旁，摆满了原本不应该摆设在那里的货摊，如果皇上恰好经过那里，那就搬开。皇上刚刚过去，货摊又搬回到老地方了。中国大多数城市当之为街的狭窄通道，无不为各式各样的手工作坊所阻塞。杀猪的、剃头的、流动的食摊、木匠、箍桶匠，还有其他各种手艺人，都各自在路边安营扎寨、随着大都市的生活节拍一起跳动，各尽所能、相互交织。甚至妇女也都会抱出被褥，当街摆开晾晒，因为她们的小院子哪有路边宽阔。中国人不能拿到街上来干的事情，实在微乎其微。
沿街摆设的小摊不仅仅妨碍交通而已。木匠会在摊前摆出一大堆木头，洗染工会挂起长长的布匹，做面条的又会当空晾起面条，因为小摊前面的空地不属于子虚乌有的公众，而属于摊主。处于目前发展阶段的中国人，却无法接受这样的观念：既然认为自己拥有所有权，就应该负起维修的责任。即使派一个人去修路（这样的事情永远都不会发生），他也不会有时间和材料。更不可能让很多人一起干，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忧心忡忡，唯恐自己比别人干活多拿钱少。当地的地方官可以很容易地让沿路各村各自负责一段合理的距离，以保证道路几乎一年四季都畅通无阻。但是，这个主意有没有进入任何一个中国官员的头脑，恐怕还成问题。
中国人不仅对属于“公众”的东西不感兴趣，而且若防范不严，便可唾手可得，很容易成为偷窃的目标。铺路的石头搬回家去了，城墙上的砖也一块一块地不见了。中国某港口里外国人墓地的围墙，人们发现墓地没有专人看管，围墙的砖块也就一块都不剩了。几年前，北京皇宫里发生了一样偷窃大案，十分轰动：紫禁城一些建筑顶上的铜饰被盗。中国人普遍认为，大清国十八个省中①，唯有皇上最容易哄骗。
①译注：清朝在其鼎盛时期，如嘉庆二十五年（182 年），有直隶、江苏、安徽、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十八个省，盛京、吉林、黑龙江、伊犁、乌里雅苏台五个将军辖区，西藏、西宁两个办事大臣辖区，共二十五个一级行政区划，以及内蒙古等盟旗。
我们时常会想起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人有没有爱国主义。这个问题三言两语说不清楚。毫无疑问，强烈的民族感情是有的，尤其学者是这样。他们的强烈感情中更多的是对外国人的仇视，而他们炮制出的东西都是可以寻根究源的。近年来，湖南省淹没在通篇恶意诽谤的排外檄文的洪流之中。这些文章意在引发一场混乱，借以把外国鬼子赶出中华帝国。从中国人的观点来看，印刷这些文章的动机值得称赞，如同我们看待抵抗无政府主义。这些控诉，一部分是出于误解，另一部分出于针对西方民族的强烈的民族仇恨。可能会有许多中国人认为，这些攻击完全是出于爱国。究竟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是受报效祖国的愿望驱使，还是为报酬所诱，这个命题需要的是更多的证据，而不需要让那些了解中国的人，拿不出证据就相信他们是爱国的。不应该说，一个对类似目前鞑靼王朝前途命运感兴趣的中国人，就是爱国的。但是，有极好的理由认为，无论何朝何代，国民大众的感情与现在相同——极度的冷淡。孔子曾经在《论语》中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表达了人们对公共事务的态度：“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①在我们看来，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是结果，而在极大程度上是中国人普遍对不属于自己负责的事情不感兴趣的原因。
①译注；语出《论语·泰伯篇》，又见于《论语·宪问篇》，意思是不居于那个职位，便不去考虑它的政务。
1860 年进攻北京时，英国军队装备有从山东人手里买来的骡子；天津和通州出于各自利益考虑，答应只要英国人和法国人不侵扰这两个城市，他们愿意提供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外国联军中大部分必不可少的苦力活，也是由中国香港雇来的苦力来完成的；这些苦力在被中国军队俘虏后送还给英军时，被剪去了辫子——不难看出，爱国主义和公共精神，如果中国有的话，其意义也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不同。
当人们站起来反抗统治者的压迫和苛捐杂税时，总会有一些有能力的人领头。在他们的领导下，人多势众，政府被迫妥协。但是，不管如何处置这些“愚民”，领头人总是不可避免地成为典型，为了实现正义，他们得掉脑袋。在这种情况下，甘冒风险，勇于献身；这是公共精神的最高典范。
每逢中国历史上的动乱岁月，尤其是快要改朝换代之时，忠诚果敢之士总是挺身而出、义无反顾。这样的人应该受到最高的褒扬。他们不仅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而且是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中国人在具有公共精神的领袖带领下，完全可能激发出最英勇的行为。
第十四章 因循守旧
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与别的民族的历史相比，中国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古代的圣人本身，谈起更古的“古人”，都是用极其尊敬的口吻。孔子也声称自己不是开创者，而是传播者。他的使命是把长期以来被忽视和误解的古人的知识收集起来。正是他的换而不舍才成就了这项伟大的事业，使他成为本民族崇敬的圣人。他联系古今，传道授业，当之无愧地成为圣人的代表。儒家的道德理论认为，有了明君，才会有良民。君是盘，民是水；盘是圆的，水就是圆的，盘是方的，水也就是方的。①由这个理论可以推断，明君统治时期，美德之花处处开放。有时，目不识丁的苦力都会告诉我们“尧舜”时期夜不闭户，因为没有小偷；在路上丢失了什么东西，第一个发现这件东西的人就会守在那里，直到有第二个人来，他才走开，这样一个替一个一直等到失主到来，完壁归赵。
①译注：语出《苟子·君道》：“请问为国？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君者，仪也；[ 民者，景也] ，仪正而景正。君者，（上般下木）也；[ 民者，水也] ，（上般下木）圆而水圆，（君者，盂也，盂）[ （上般下木）] 方则水方。
有一个普遍的说法：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今不如昔。这种厚古薄今的倾向不限于中国和中国人，全世界都是如此，只是中国人对此深信不疑的程度，则是其他民族 “无与伦比”的。古代文献记载了古代的所有美德，现今的一切都只不过是沿用承袭，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些文献备受推崇。正统的中国人看待“四书五经”；就好比虔诚的基督教徒看待希伯来语的《圣经》一样；它们都是被认为包含了过去的最高和最优秀的智慧，无论古今一样适用。一位优秀的儒学家不会相信“四书五经”还需要增补，好比一个优秀的基督徒无法相信《圣经》还需要修订一样。他们一致认为，事情已经够好了，再要让它更加完美，纯属无聊之举。
有个故事，说有人造一堵石墙，六英尺厚，四英尺高。人家问他为什么造这样一个怪东西，他说这是考虑到墙被吹倒之后反而会比过去更高！中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被吹倒，它是一个立方体，一旦翻倒，也只是换个面，其外表与内涵还都是一如既往。这一过程反复出现，教会中国人；政府演变的结果是可以预料的，如同我们知道猫即使从高处摔下来，仍然能用脚走路一样。人们深信，设计者和建造者有着无与伦比的智慧。任何改进建议无异于十足的左道耶说。因此，古人无可争议的优势是建立在后人显而易见的劣势的坚实基础之上的。
中国的风俗习惯，如同中国的语言，我们不知道是用何种方式形成的。风俗习惯就像人类的言语，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但是，中国的风俗和语言的形成条件，各地不同，因此我们就看到了令人不解的风俗差异。这种差异由一句谚语道出。十里不同俗。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让人难懂的各地方言。风俗习惯和语言一旦固定下来，就像石膏一样，你能摔碎它，但不能改变它。至少理论上是这样。但实际上任何理论都会有弹性去变通，任何风俗习惯都不是永远不变的，只要有一定的条件，就可以有所变化。
蒙古有个风俗，每一个有能力吸鼻烟的人，都要拿给朋友吸。他一旦碰到朋友，就要把这个小鼻烟壶掏出来让每个人都吸一吸。如果这个带着鼻烟壶的人盒子里不巧没装烟，也得把空的鼻烟壶传递一圈，客人也会径直拿来假装捏一捏，最后又把它递回去。如果客人表现出已经知道鼻烟壶是空的，就不得体了，然而顺从这种恰当的做法，便是保全了主人的面子，这一切礼仪是先人传下来的。在许多小事情上，中国人都按部就班。珊瑚早就没有了生命，但留下了珊瑚礁，因此，必须小心翼翼地照航线行船，以免翻船。
中国目前对待西方的态度是拖延。一方面不太愿意接受新事物，另一方面则是根本没有愿望，甚至不想放弃旧的事物。好比我们看到年代久远的泥屋子，早就应该复归泥土，却用难看的泥柱子撑在那里，延迟那不可避免的倒塌。因此，尽管旧的风俗习惯、旧的迷信、旧的信仰现在已经过时，可人们却还在抱残守缺。他们告诉我们：“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话却也不无道理。变化的过程可能长期受阻，之后却会突飞猛进的。
第十五章 漠视舒适方便
汉语的一个普遍特征，就是习惯于用两个部分来表达祈使意义，比如“遇雨即止”。官方的机构可能例外，但对其他人来说，要让他们知道，人人都有自己的职守，不能因为大雨突降就擅离职守，这个观念必须通过类似钻井这样的过程才能钻进中国人的脑子去。尽管“遇雨即止”这个说法也可以反过来用，但在这个说法面前，再紧迫的公务也紧迫不起来了。我们曾经听说有一个坚固无比的中国炮台，地位重要，装备精良，比如有克虏伯大炮，士兵们接受过外国训练，但只要一下雨，岗哨上的士兵全都聪明地躲进了哨所，看不见一个人了。他们全都“遇雨即止”了！ 1870 年的天津大屠杀，本来死亡人数要翻四倍，幸亏及时地下了一场雨，把扑向外国人住地的暴徒困在了路上。①能够随身携带一场阵雨，将是外国旅行者在中国敌对地区最完美的保障。我们相信，从一个两英寸大的水管里喷射出来的持续的水柱，五分钟之内，便足以驱散外国人在中国所看见的最残暴的暴徒。葡萄弹就相形见绌了，因为会有许多人去捡拾冲力已尽的乏弹，而中国人对冷水反感，如同他们从汉朝以来一直对猫反感。无论外在表现还是内心驱使，中国人极端讨厌冷水。
①译注：此处指的是天津教案。1870 年（同治九年），因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吸收恶棍入教，拐骗人口，强占民地等激起民愤。6 月21 日，天津人民因育婴堂虐死婴儿数十名，聚众到教堂说理。法国领事丰大业（1830 —1870 ）往见中国官员时公然开枪恫吓，击伤中国官员的随从。群众怒不可遏，打死丰大业，并焚毁法、英、美教堂及法领事署，杀死十五个外国人。事件发生后，英、法、美等七国军舰集结于天津、烟台一带逞威，清政府被迫妥协，原天津知府、知县被革职充军，爱国人民被惩办，有二十人被杀，二十五人充军。事后，清政府还赔款重修教堂。作者在此的叙述，完全出自他作为一名美国传教士的立场和口吻。
一个途经中国村庄的旅行者，经常会看到一只伸开四蹄躺倒在地的驴子，有一根结实的绳子绕过驴脖子，把它挂在一个木桩上。但是，驴不是调整自己的身子去适应缰绳的长短，而是不时地把绳子绕到最短限度，驴头倾斜四十五度，它那扯着脖子的样子，似乎颈部脊椎骨有脱臼的危险。我们感到奇怪，它为何不折断自己的脖子，更不明白，它这样做图的是什么乐。没有一头西方的驴会那样做。读者在看了我们这些不恰当的阐述之后就会记住：中华民族虽然处于一种半扼杀的状态，看来却还很舒服，这只能说明中国人关于舒适方便的标准，与我们所习惯的标准有极大不同，这就是我们的起始的前提。中国人已经学会了适应自己的环境。对于碰到的种种不方便，他用典型的耐心加以承受，深知这些不方便是不可避免的。
第十六章 生命活力
旅行者从中国人生活中得到的第一印象，便是人口过剩。中国似乎到处都挤满了人。之所以看上去如此，是因为本来就是这样。日本也显得人口众多，但显而易见，日本的人口密度无法与中国相比。在人口的相对密度和绝对密度方面，中国比任何国家都更像印度。但印度的民族和语言众多而繁杂，而中国的民族，除了一些无甚影响的民族之外，只有一个汉族。我们足迹所至这个辽阔帝国的任何地方，无不处处证实着人口过剩这个第一印象。人口确实稀少的地方，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也总能找到易于解释的理由。太平天国可怕的袭击，紧接着是回族的小规模暴乱，然后又是 1877 一 1878 年那场无与伦比的覆盖五个省份的大饥荒，可能使中国总人口减少了好几百万。战争的创伤看来不可能像西方那样快地修复，因为中国人很不情愿离开家乡去新的地方。然而，不难看到，不管破坏力有多大，总比不过修复能力。我们认为，只要有几十年的太平和丰收，中国几乎任何一个地方就都能从本世纪一连串的灾难之中恢复起来。而恢复的前提人人可见，不管是否愿意仔细思考，总是引人注目。中华帝国的任何地方。无论城镇乡村，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群群的中国儿童，正如查尔斯· 兰姆①对那些过分骄傲的母亲颇不以为然地说的那样：“密密麻麻地挤满了每一条死胡同”。当今中国社会的奇迹之一，便是靠什么供给这么多小孩子衣食，我们必须记住不少孩子“衣食”无着；换言之，极端的贫困并没有明显地减少中国的人口。
①译注：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 ，1775 —1834 ），英国随笔作家、评论家和书简家。主要作品为《伊利亚随笔》和《后期随笔集》，内容偏重生活琐事和知识性题材，笔调或风趣幽默，或哀惋动人，好推敲文字，爱用典故，注重细节，文体富有个人特色。
第十七章 遇事忍耐
有一个阿拉伯人的故事，说他的头巾不知道被谁偷走了。丢了这个重要的饰品，失主立即奔向这个部落的墓地，坐在进门的地方。别人对他的这一举动感到疑惑不解，问他怎么不去抓贼？他的平静而典型的东方式回答是：“他最后肯定要来这里！”这个消极坚忍的夸张故事，让人时常想起，不仅中国人个人行为是这样，其政府行为也是如此。康熙皇帝的长久辉煌统治，从 1662 年一直持续到互 723 年，这使他比亚洲任何其他君主都要名声显赫。不过，这个伟大的中国统治者在执政期间，一个名为“国姓爷”①的爱国海盗在广东、福建沿海横行霸道，政府的战舰都奈何他不得。面对这一情况，康熙想出了一个好计谋：命令住在这条漫长的海岸线的一切居民，向内地退回三十里（约合九英里），这样，那位前朝的维护者就鞭长莫及，无法再来骚扰了。人们普遍服从了这个命令，结果很是成功。“国姓爷”后撤了，他失算了，转而满足于驱赶台湾的荷兰人，最后被封为“海澄公”，因而被安抚和消灭了。每一位读到这段奇妙叙述的外国人，都会被迫同意《中国总论》一书作者②的评论：既然一个政府强大到足以驱使这么多沿海的臣民离开自己的城镇和乡村，承担巨大损失退向内地，那么，他就应该有力量组织一支舰队，借以结束海盗对荒芜家园的袭击。
①译注。即郑成功（1624 —1662 ），明清之际收复台湾的名将。明朝隆武帝赐姓朱，因此号“国娃爷”。隆武二年（1646 年）因反对其父郑芝龙降清，在广东一带起兵抗清，后以金门、厦门为根据地，连年出击粤、江、浙等地。1659 年围攻南京失败，被迫撤退。1661 年率数万将士起兵厦门赴台湾，于1662 年（康熙元年）二月一日正式收复台湾，五个月后病死。康熙皇帝（165 一1722 ）时年八岁。作者此处关于郑成功的不少说法，均有悖于史实。
②译注：指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一译为卫廉士，1812 —1884 ），美国外交官，传教士出身。1833 年来华，在广州为美国公理会创办印刷所，研究汉语和日语，并协助裨治文编辑《中国丛报》。1853 年和1854 年辞教会职，任美国驻华公使馆头等参赞兼翻译。1858 年随美国公使列卫廉赴天津与中国全权代表订立《中美天津条约》。1862 年携眷到北京居住，从1856 —1876 年，凡二十年间，曾七次代理馆务。1877 年辞职回美，任耶鲁大学汉文教授。著有《简易汉语教程》（1842 ）、《中国地志》（1844 ）、《中国总论》（1848 年初版，1883 年修订再版，两卷）、《我们同中华帝国的关系》（1877 ）以及《中国历史》（1897 ）等书。《中国总论》把中国研究作为一种纯粹的文化来进行综合的研究，它是标志美国中国学开端的里程碑，该书与他所编《汉英拼音字典》（1874 ），过去一直是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必备之书。
还有一个同样值得一提的例子，可以表明中国政府的坚持不懈，在华外国侨民对此仍然记忆犹新。 1873 年，中国将军左宗棠在巴里坤和哈密安营扎寨，朝廷派他去平息伊斯兰教徒的大暴动②。这场暴动起先只是星星之火，后来像野火一样燃遍了西部中国并贯穿中亚地区。所面临的困难是大得看来几乎无法克服。此时，在中国出版的外文报纸经常刊载文章，嘲笑左宗棠的使命，嘲笑清廷的昏庸，嘲笑他们试图用贷款的办法去支付沉重的军费。左宗棠的军队到达暴乱地区一年之内，就进军高耸的天山两侧，驱赶暴动者。他们到达一个供应不足的乡村之后，就转而军垦，围垦荒田，指望种出粮食以备后用。边垦田边进军，左宗棠的“垦田大军”终于完成了使命，它的功绩被认为是“在任何现代国家的历史记载中是最值得一提的
相信灵魂不灭的人，总认为有这样一个有力的论据：最有能力的人总是终其一生无用武之地。如果这个论据成立，我们是否有理由推断：中华民族这种无可比拟的忍耐一定是用来从事更为崇高的使命，而不只是咬紧牙关，忍受一般的生活之苦，忍受活活饿死的苦难。如果适者生存是历史的教导，可以肯定，他们这个民族有此赐予，他们以非凡的活力为背景，一定会有一个伟大的未来。
第十八章 知足常乐
我们用“知足”一词，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所有个人都对他所拥有的一切满足到了不想改善的程度。中国人的知足，我们在谈及他们的保守主义时已经谈过，而在我们思考他们的体制时，就更加明显。他们不想去改变这个体制。这是许许多多中国人的特点，我们不用去怀疑。这种看待生活现象的方式，我们总称为“保守”，而在这方面，中国人与其他任何民族一样典型。很显然，中国社会的这种观念，在全体民众中根深蒂固，自古传承，有力地压制下任何对命运安排的不满行为。他们当然也感觉到了其中的罪恶，却又认为这些罪恶是不可避免的。那些一致固守这个观点的人，不可能去努力推翻现有的秩序，因为他们自身承受了太重的压力。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知识阶层在思想和行动上是真正的领导者。但是，知识阶层却牢牢记住：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来说，目前的制度是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制度。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各种大量的经历，以其无可辩驳的实例教导中国人：对现行制度进行具体而实际的改良，可不是闹着玩的。这种经历缓慢地培育了他们顽固的保守主义。
中华民族是一个相信宿命论的民族，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事实。“四书五经”之中，有不少地方谈到了“天命”。人们也经常谈论“天意”。这种说法同我们谈论上帝非常相似。但是，在基本思想上有本质差别：对我们来说，“上帝”是一种存在，他的关爱和安排同地上的一切生灵都有明确的关系，这些生灵的一切都在他的考虑和安排之中；而对中国人来说，他们关于“天”的实际观念，是一种非人的集合，并且完全模糊，无论如何表达，这实际上还只是一种命运。“命好”与“命不好”，这些词语对中国人来说，与儿童故事书中“好精灵’与“坏精灵”意思差不多。凭借这些神力，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到，可以化解。
一般说来，中国人都不愿意离乡背井去远方淘金，除非是被迫那样做。中国人的生活理想是：钉在一块地上，好像一棵树；吸水、开花、结果，枯萎了归于脚下的黄土。一般地说，没有一个中国人离开故土之后会不打算回去的。他总是希望衣锦还乡、寿终正寝，最后葬入祖坟。只要“渴望烂在子孙脚下”仍然是中国人命中注定的强烈情感，它就会一直阻碍中国人采用显而易见的方法，去有效地减轻痛苦。我们相信，要让中国人移居他乡以真正改善生活条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是 “天命”要求他们如此这般。无意之中对境况的感知，会阻止他们把种种不满表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