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Homme révolté | 在西班牙的作家们
诗人之死
1936年，西班牙诗人洛尔迦迎来了他的三十八岁生日。
年初时，洛尔迦收到一封贺年卡，上面写道：“作为真正的人民诗人，你，比他人更好地懂得怎样把所有痛苦，把人们承受的巨大悲剧及生活中的不义注入你那深刻之美的戏剧中。”
彼时的洛尔迦已经是西班牙著名的诗人，他的戏剧一票难求，人们诵读他的诗歌，聂鲁达称之为“我们语言的引导者”。
除了写诗和剧本，像那时的大部分作家一样，洛尔迦热衷于政治活动。他谴责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暴政，声援两国作家和艺术家，并在反对埃塞俄比亚战争的公开信上签名。
1936年，西班牙国内政治局势恶化，内战一触即发。作为一个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的诗人，洛尔迦自然成为了某些人的眼中钉。处于安全考虑，洛尔迦离开自己的家，藏身于一个年轻诗人若萨勒斯的家中。
1936年8月16日下午，一辆汽车停在若萨勒斯家门口，下来三个军官，领头的是原右翼组织的国会议员阿龙索。
若萨勒斯的兄弟问洛尔加犯了什么罪。“他用笔比那些用枪的人带来的危害还大。”阿龙索答道。
1936年8月18日凌晨，洛尔迦被处决于一片橄榄树林中。
诗人之死背后是一个割裂的西班牙。
在西班牙
1931年，西班牙迎来第二次共和。
共和伊始，左翼政府便着手推行土改与宗教改革。政府解散了宗教学校，政教分离与教育改革无不让右翼感觉他们的信仰与祖国岌岌可危。
1932年，右翼反对加泰罗尼亚自治而暴动，被左翼政府镇压。
同一年，左翼政府的土改不见效，无政府主义农民宣布成立共产主义公社，被左翼政府镇压。
1933年，右翼获得大选的胜利。左翼不服，被镇压。
彼时的西班牙局势动荡，风雨飘摇。1936年左派赢得了大选，但右翼党派要求原政府总理宣布戒严，不把政权交出去，以防止国家进入无政府状态。佛朗哥也主张全国戒严，遭原总理拒绝。于是，在2月19日，右翼政府服从大选结果，按程序向左翼交出权力。
民众要求左翼政府实行更左的政策，于是左翼政府镇压了选自己上台的民众。
监狱发生暴乱，左翼政府没办法，于是把犯人都放出去了。
农民以哄抢的方式瓜分了土地，左翼政府却对此予以认同。于是右翼民众只能成立自己的群众组织，与左翼民间组织对抗，被镇压。
左翼政府上台仅四个月，据记载“有161座教堂被烧毁，死亡269人，1287人受伤，213人被谋杀，总罢工113起，部分罢工228起，扔炸弹146起”。
后来有一名左翼军官被右翼极端分子刺杀，左翼便杀了一名右翼议员。右翼心灰意冷，议会宣布休会。右翼民众进行送葬游行，被左翼警察开枪打死两个人。
1936年7月17日，摩拉将军和佛朗哥将军做了一个“宣言”，反对左翼共和政府。西班牙内战开始。左翼阵营（包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和右翼阵营（包括君主派、卡洛斯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打着保卫国家的名义。所不同的是，左翼阵营保卫的是第二共和的西班牙，而右翼所保卫的是传统的西班牙。
德意法西斯宣布支持弗朗哥。他们对弗朗哥进行军事援助，除了提供武器，约5万名德军和15万名意军被派到了西班牙。
而英美法对此持中立态度，冷眼旁观。支持西班牙左翼政府的只有墨西哥和苏联。墨西哥能提供的帮助有限，而苏联的援助，是通过第三国贸易，向西班牙政府出售武器，要求全部支付黄金。战争初期，西班牙一半以上黄金在1936年10月秘密运入苏联。一方面购武器，一方面委托苏联保管。后来西班牙人再也没见过这些黄金。
为了反对法西斯，保卫左翼共和政府，几万名国际志愿者组成“国际纵队”奔赴西班牙。
世界各地的人,在西班牙的国土上,进行国际势力和意识形态的对决。
“而每一颗炸弹,都是掉在西班牙的土地上。”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
1936年6月，被称为“一代人冷峻良知”的奥威尔结婚了。新婚不久，他就和妻子前往西班牙，成为“国际纵队”的一员。
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他这样写道：“如果你问我为什么要参加民兵，我的回答是：‘反抗法西斯主义’；如果你问我为什么而战，我的回答是：‘为了人类共同的尊严。’”
初到西班牙的奥威尔难以掩盖他的失望之情，他并没有多少机会见识战争，“老实说，我在西班牙的这段日子里，自始至终，几乎没碰到什么真正的战斗，我对阿拉贡前线的沉默寂静感到烦闷不已，我觉得自己没有完成反法西斯的战斗任务。”
不过，他还是有一些收获。他写道：“这儿的主流思想是社会主义…正常的阶级划分完全消失了。…当然这种情形不可能永久存在，这只是全世界大游戏中一个小小的短暂的情形，虽然如此，它已让每一个亲历其境的人留下了终生的影响。”“鼓舞着我们的，是前人超越国界的正义行动和捍卫人类真理而无私奉献的精神。”
当然，西班牙生活并不全然如此。
左翼内部从来没有停止过内斗，天真的奥威尔写道：“打法西斯还分什么党派？”
在1937年，共产党得到了西班牙政府的控制权，左翼阵营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洛茨基派遭共产国际镇压。
奥威尔和妻子奔赴西班牙并没有通过共产国际，而是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的民兵团。1937年5月，奥威尔在前线被枪击，伤愈后他从前线回来，发现马工党已经被宣布为非法，“政治上清醒的人们，已经意识到，这是一场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两败俱伤的战争，而远非同佛朗哥的战争。”左翼内斗巷战的俘虏，都被关入监狱，“监狱里人满为患”。国际纵队也有人因“政治经历可疑”被追捕。警察甚至把医院里自己一方的伤兵都抓走了。内部清洗规模相当大，“几个月后，政治囚犯的人数已上千，还不算法西斯分子。”
奥威尔发现，他和妻子俨然已经在清洗名单上，他们仓皇逃离西班牙，这场理想主义之旅只持续了一年左右。
从西班牙归来后，奥威尔立刻投入进了另外一场战争，即《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写作。他要把真相呈现于世人。
1946年，奥威尔写下了著名的宣言性文章《我为何写作》，其中有这样的话：“西班牙内战和1936年至1937年间发生的事件改变了态势，此后我就知道我的立场如何。1936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
西班牙内战彻底改变了奥威尔的价值观，10年后他总结道：“过去全部十年中，我最想做的，就是将政治性写作变成一种艺术，我的出发点总是有感于党派偏见和不公……我想写它，是因为有某种谎言我想揭穿，有些事实我想唤起人们的注意，我最初关心的，就是让人们听到我人意见。”
后来他写出了《1984》和《动物农场》。
丧钟为谁而鸣
西班牙内战爆发，海明威立刻花钱买了一辆救护车送往西班牙，他和朋友决定一起成立电影公司，拍摄一部介绍西班牙共和国的纪录片。
1937年2月，海明威在离开美国前，同北美报业联盟签订协议，他将去西班牙战地采访，发回报道将被及时刊登在北美大报上。
海明威抵达马德里后住进弗罗里达酒店。当时，许多左翼作家都集此地，例如聂鲁达，英国诗人奥汀，伍尔夫的侄子朱利安·贝尔以及路德维希·雷恩、克劳斯·曼及其姐姐爱里卡、安娜·塞葛尔斯。这些人来自世界各地，他们有的加入了国际纵队，有的则作为记者，报道战争。
海明威跟随国际纵队的战士出现在保卫马德里的战壕中，共同经历马德里被轰炸的日日夜夜。他毫无畏惧，教导年青战士们如何使用步枪。他采访林肯旅的美国志愿者，参与共和军坆占瓜达拉雅拉行动。
海明威同荷兰电影导演约里斯·伊文斯重逢，一起冒着枪林弹雨拍摄了纪录片《西班牙土地》，海明威撰写并朗读了解说词。他意在用这些影像劝说罗斯福放弃中立政策，转而干预西班牙内战。
虽然海明威一直都称自己不左不右，但他明显倾向于左翼。
为拍摄一部动员美国舆论的电影，海明威和老朋友帕索斯发生分歧，海明威重视共和军，而帕索斯则更关注平民的命运。
帕索斯到西班牙来，目的寻找他的朋友罗布莱斯。此人曾供职于苏联国防部情报部门，后辞职转而从事俄语翻译工作。抵达马德里后，帕索斯了解到罗布莱斯因遭怀疑是间谍而被枪毙。
帕索斯认为，这是斯大林式的“清洗”。海明威非常愤怒，他不理解怎么可以把一个人死亡怪罪于整个西班牙大业，他不能同意帕索斯批判共产党，他说；“帕索斯是因为胆小怕事而离开了马德里。”
1938年，海明威写文章说，帕索斯收了钱，所以写反共文章。
西班牙内战失败后，海明威同第二任妻子玻琳娜离婚，开始创作《丧钟为谁而鸣》。
关于西班牙内战，海明威说：“喝下几口洒后，我说：“我魂牵心系之首都，马德里万岁!”而海明威妻子波琳娜则充满自怜地写道：“西班牙的悲剧，不仅让那个国家的人民失去幸福美满的生活，也使我，一位辛酸的妻子备受灾难，这真是极端的不公平”。
救护车司机
1936年，天才诗人奥登与同为牛津才子的路易斯·麦克尼斯结伴去冰岛寻根旅行。可就在奥登在冰岛逗留期间，西班牙内战爆发，他从那里直接去了伊比利亚，当起了的救护车司机。
虽然奥登并未亲自参战，但却写下了最优秀的战争诗《西班牙》，声援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
对在西班牙的事情，奥登日后并没有过多提及。
信仰与重负
西班牙内战爆发后，西蒙娜·薇依赶赴西班牙，她认为书斋中的正义终究无法让人信服，她要亲自对“赤色份子”与“弗朗哥法西斯”之间的斗争作出判断。
西蒙娜·薇依加入的是无政府主义民兵组织，对当时的斯大林主义非常不满，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的她目睹了战争的残暴。
“出发时作为志愿者怀着牺牲的思想准备，实际却陷入了一场雇佣军的战争里，残忍暴行数不胜数。”“种种这些罪行使我感到害怕，但并不使我惊讶。但每当我想到我自己可能也会干出这种事的时候，我感到更加恐惧。”
后来她发现战争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西班牙内战已经演变成为俄国、德国和意大利之间的国家与国家的战争。”她总结道：“当一场自发的起义变成有组织的战争的时候，革命就会被专制所替代。”
离开西班牙后，她坚持自己的和平主义观点，“同志们，为西班牙而战吧……那里步枪已经准备好……还是为理想而战？同志们，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吧：有没有过一场战争能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公正、自由和福利呢？”
在西班牙，薇依见识到了战争所能给予人类的绝望，对她日后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半个西班牙死了
1939年3月27日，佛朗哥占领马德里。4月1日，西班牙内战结束。
在1936年7月到1939年4月的内战中，至少死亡64万人，不包括战后遭弗朗哥政权报复而镇压的几万到十几万人。
西班牙内战让加缪心碎，改变了奥威尔的价值观，牵动着无数人的心。战争结束后，二战滚滚而来，人类见识到远比发生在西班牙多得多的黑暗。
亲身经历过西班牙内战的纽约时报记者马修斯有一本回顾内战的著作，叫《半个西班牙死了》。书名来自著名评论家拉腊在第二共和前就为西班牙写下的墓志铭：
“这里埋葬着半个西班牙，她死在另外那半个西班牙手里”。
杀人无须任何司法程序，假以保卫国家的名义，恢复国家的秩序的名义，那样的年代，是何等的荒谬。
本文大部分内容抄自《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信仰与重负》《当世界年轻的时候》以及百度百科。
 |
1936年，西班牙诗人洛尔迦迎来了他的三十八岁生日。
年初时，洛尔迦收到一封贺年卡，上面写道：“作为真正的人民诗人，你，比他人更好地懂得怎样把所有痛苦，把人们承受的巨大悲剧及生活中的不义注入你那深刻之美的戏剧中。”
彼时的洛尔迦已经是西班牙著名的诗人，他的戏剧一票难求，人们诵读他的诗歌，聂鲁达称之为“我们语言的引导者”。
除了写诗和剧本，像那时的大部分作家一样，洛尔迦热衷于政治活动。他谴责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暴政，声援两国作家和艺术家，并在反对埃塞俄比亚战争的公开信上签名。
1936年，西班牙国内政治局势恶化，内战一触即发。作为一个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的诗人，洛尔迦自然成为了某些人的眼中钉。处于安全考虑，洛尔迦离开自己的家，藏身于一个年轻诗人若萨勒斯的家中。
1936年8月16日下午，一辆汽车停在若萨勒斯家门口，下来三个军官，领头的是原右翼组织的国会议员阿龙索。
若萨勒斯的兄弟问洛尔加犯了什么罪。“他用笔比那些用枪的人带来的危害还大。”阿龙索答道。
1936年8月18日凌晨，洛尔迦被处决于一片橄榄树林中。
诗人之死背后是一个割裂的西班牙。
在西班牙
 |
1931年，西班牙迎来第二次共和。
共和伊始，左翼政府便着手推行土改与宗教改革。政府解散了宗教学校，政教分离与教育改革无不让右翼感觉他们的信仰与祖国岌岌可危。
1932年，右翼反对加泰罗尼亚自治而暴动，被左翼政府镇压。
同一年，左翼政府的土改不见效，无政府主义农民宣布成立共产主义公社，被左翼政府镇压。
1933年，右翼获得大选的胜利。左翼不服，被镇压。
彼时的西班牙局势动荡，风雨飘摇。1936年左派赢得了大选，但右翼党派要求原政府总理宣布戒严，不把政权交出去，以防止国家进入无政府状态。佛朗哥也主张全国戒严，遭原总理拒绝。于是，在2月19日，右翼政府服从大选结果，按程序向左翼交出权力。
民众要求左翼政府实行更左的政策，于是左翼政府镇压了选自己上台的民众。
监狱发生暴乱，左翼政府没办法，于是把犯人都放出去了。
农民以哄抢的方式瓜分了土地，左翼政府却对此予以认同。于是右翼民众只能成立自己的群众组织，与左翼民间组织对抗，被镇压。
左翼政府上台仅四个月，据记载“有161座教堂被烧毁，死亡269人，1287人受伤，213人被谋杀，总罢工113起，部分罢工228起，扔炸弹146起”。
后来有一名左翼军官被右翼极端分子刺杀，左翼便杀了一名右翼议员。右翼心灰意冷，议会宣布休会。右翼民众进行送葬游行，被左翼警察开枪打死两个人。
1936年7月17日，摩拉将军和佛朗哥将军做了一个“宣言”，反对左翼共和政府。西班牙内战开始。左翼阵营（包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和右翼阵营（包括君主派、卡洛斯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打着保卫国家的名义。所不同的是，左翼阵营保卫的是第二共和的西班牙，而右翼所保卫的是传统的西班牙。
德意法西斯宣布支持弗朗哥。他们对弗朗哥进行军事援助，除了提供武器，约5万名德军和15万名意军被派到了西班牙。
而英美法对此持中立态度，冷眼旁观。支持西班牙左翼政府的只有墨西哥和苏联。墨西哥能提供的帮助有限，而苏联的援助，是通过第三国贸易，向西班牙政府出售武器，要求全部支付黄金。战争初期，西班牙一半以上黄金在1936年10月秘密运入苏联。一方面购武器，一方面委托苏联保管。后来西班牙人再也没见过这些黄金。
为了反对法西斯，保卫左翼共和政府，几万名国际志愿者组成“国际纵队”奔赴西班牙。
世界各地的人,在西班牙的国土上,进行国际势力和意识形态的对决。
“而每一颗炸弹,都是掉在西班牙的土地上。”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
 |
1936年6月，被称为“一代人冷峻良知”的奥威尔结婚了。新婚不久，他就和妻子前往西班牙，成为“国际纵队”的一员。
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他这样写道：“如果你问我为什么要参加民兵，我的回答是：‘反抗法西斯主义’；如果你问我为什么而战，我的回答是：‘为了人类共同的尊严。’”
初到西班牙的奥威尔难以掩盖他的失望之情，他并没有多少机会见识战争，“老实说，我在西班牙的这段日子里，自始至终，几乎没碰到什么真正的战斗，我对阿拉贡前线的沉默寂静感到烦闷不已，我觉得自己没有完成反法西斯的战斗任务。”
不过，他还是有一些收获。他写道：“这儿的主流思想是社会主义…正常的阶级划分完全消失了。…当然这种情形不可能永久存在，这只是全世界大游戏中一个小小的短暂的情形，虽然如此，它已让每一个亲历其境的人留下了终生的影响。”“鼓舞着我们的，是前人超越国界的正义行动和捍卫人类真理而无私奉献的精神。”
当然，西班牙生活并不全然如此。
左翼内部从来没有停止过内斗，天真的奥威尔写道：“打法西斯还分什么党派？”
在1937年，共产党得到了西班牙政府的控制权，左翼阵营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洛茨基派遭共产国际镇压。
奥威尔和妻子奔赴西班牙并没有通过共产国际，而是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的民兵团。1937年5月，奥威尔在前线被枪击，伤愈后他从前线回来，发现马工党已经被宣布为非法，“政治上清醒的人们，已经意识到，这是一场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两败俱伤的战争，而远非同佛朗哥的战争。”左翼内斗巷战的俘虏，都被关入监狱，“监狱里人满为患”。国际纵队也有人因“政治经历可疑”被追捕。警察甚至把医院里自己一方的伤兵都抓走了。内部清洗规模相当大，“几个月后，政治囚犯的人数已上千，还不算法西斯分子。”
奥威尔发现，他和妻子俨然已经在清洗名单上，他们仓皇逃离西班牙，这场理想主义之旅只持续了一年左右。
从西班牙归来后，奥威尔立刻投入进了另外一场战争，即《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写作。他要把真相呈现于世人。
1946年，奥威尔写下了著名的宣言性文章《我为何写作》，其中有这样的话：“西班牙内战和1936年至1937年间发生的事件改变了态势，此后我就知道我的立场如何。1936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
西班牙内战彻底改变了奥威尔的价值观，10年后他总结道：“过去全部十年中，我最想做的，就是将政治性写作变成一种艺术，我的出发点总是有感于党派偏见和不公……我想写它，是因为有某种谎言我想揭穿，有些事实我想唤起人们的注意，我最初关心的，就是让人们听到我人意见。”
后来他写出了《1984》和《动物农场》。
丧钟为谁而鸣
 |
西班牙内战爆发，海明威立刻花钱买了一辆救护车送往西班牙，他和朋友决定一起成立电影公司，拍摄一部介绍西班牙共和国的纪录片。
1937年2月，海明威在离开美国前，同北美报业联盟签订协议，他将去西班牙战地采访，发回报道将被及时刊登在北美大报上。
海明威抵达马德里后住进弗罗里达酒店。当时，许多左翼作家都集此地，例如聂鲁达，英国诗人奥汀，伍尔夫的侄子朱利安·贝尔以及路德维希·雷恩、克劳斯·曼及其姐姐爱里卡、安娜·塞葛尔斯。这些人来自世界各地，他们有的加入了国际纵队，有的则作为记者，报道战争。
海明威跟随国际纵队的战士出现在保卫马德里的战壕中，共同经历马德里被轰炸的日日夜夜。他毫无畏惧，教导年青战士们如何使用步枪。他采访林肯旅的美国志愿者，参与共和军坆占瓜达拉雅拉行动。
海明威同荷兰电影导演约里斯·伊文斯重逢，一起冒着枪林弹雨拍摄了纪录片《西班牙土地》，海明威撰写并朗读了解说词。他意在用这些影像劝说罗斯福放弃中立政策，转而干预西班牙内战。
虽然海明威一直都称自己不左不右，但他明显倾向于左翼。
为拍摄一部动员美国舆论的电影，海明威和老朋友帕索斯发生分歧，海明威重视共和军，而帕索斯则更关注平民的命运。
帕索斯到西班牙来，目的寻找他的朋友罗布莱斯。此人曾供职于苏联国防部情报部门，后辞职转而从事俄语翻译工作。抵达马德里后，帕索斯了解到罗布莱斯因遭怀疑是间谍而被枪毙。
帕索斯认为，这是斯大林式的“清洗”。海明威非常愤怒，他不理解怎么可以把一个人死亡怪罪于整个西班牙大业，他不能同意帕索斯批判共产党，他说；“帕索斯是因为胆小怕事而离开了马德里。”
1938年，海明威写文章说，帕索斯收了钱，所以写反共文章。
西班牙内战失败后，海明威同第二任妻子玻琳娜离婚，开始创作《丧钟为谁而鸣》。
关于西班牙内战，海明威说：“喝下几口洒后，我说：“我魂牵心系之首都，马德里万岁!”而海明威妻子波琳娜则充满自怜地写道：“西班牙的悲剧，不仅让那个国家的人民失去幸福美满的生活，也使我，一位辛酸的妻子备受灾难，这真是极端的不公平”。
救护车司机
 |
1936年，天才诗人奥登与同为牛津才子的路易斯·麦克尼斯结伴去冰岛寻根旅行。可就在奥登在冰岛逗留期间，西班牙内战爆发，他从那里直接去了伊比利亚，当起了的救护车司机。
虽然奥登并未亲自参战，但却写下了最优秀的战争诗《西班牙》，声援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
对在西班牙的事情，奥登日后并没有过多提及。
信仰与重负
 |
西班牙内战爆发后，西蒙娜·薇依赶赴西班牙，她认为书斋中的正义终究无法让人信服，她要亲自对“赤色份子”与“弗朗哥法西斯”之间的斗争作出判断。
西蒙娜·薇依加入的是无政府主义民兵组织，对当时的斯大林主义非常不满，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的她目睹了战争的残暴。
“出发时作为志愿者怀着牺牲的思想准备，实际却陷入了一场雇佣军的战争里，残忍暴行数不胜数。”“种种这些罪行使我感到害怕，但并不使我惊讶。但每当我想到我自己可能也会干出这种事的时候，我感到更加恐惧。”
后来她发现战争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西班牙内战已经演变成为俄国、德国和意大利之间的国家与国家的战争。”她总结道：“当一场自发的起义变成有组织的战争的时候，革命就会被专制所替代。”
离开西班牙后，她坚持自己的和平主义观点，“同志们，为西班牙而战吧……那里步枪已经准备好……还是为理想而战？同志们，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吧：有没有过一场战争能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公正、自由和福利呢？”
在西班牙，薇依见识到了战争所能给予人类的绝望，对她日后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半个西班牙死了
 |
1939年3月27日，佛朗哥占领马德里。4月1日，西班牙内战结束。
在1936年7月到1939年4月的内战中，至少死亡64万人，不包括战后遭弗朗哥政权报复而镇压的几万到十几万人。
西班牙内战让加缪心碎，改变了奥威尔的价值观，牵动着无数人的心。战争结束后，二战滚滚而来，人类见识到远比发生在西班牙多得多的黑暗。
亲身经历过西班牙内战的纽约时报记者马修斯有一本回顾内战的著作，叫《半个西班牙死了》。书名来自著名评论家拉腊在第二共和前就为西班牙写下的墓志铭：
“这里埋葬着半个西班牙，她死在另外那半个西班牙手里”。
杀人无须任何司法程序，假以保卫国家的名义，恢复国家的秩序的名义，那样的年代，是何等的荒谬。
本文大部分内容抄自《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信仰与重负》《当世界年轻的时候》以及百度百科。
来自 豆瓣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