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的秘密】小说与颅相学
屁股，似乎是中国人钟爱的文化意象。在“不避恶称”的先秦，不管是白屁股还是黑屁股，也不管是神拍了你的屁股或者鬼在你的屁股上留下掌印，总之，染了颜色的臀部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人们的姓名：比如晋成公黑臀和公子小白（白当然是指屁股白）。在清代那部模仿《红楼梦》的小说《绮楼重梦》里，也是动不动就抖一点S/M的感官猛料——“把手放在小钰屁股上乱打”。而阿城的小说中最带劲的一个意象也是屁股，摇摇曳曳的，一个有着“蒜瓣”般的屁股的人，走远了。说不好屁股和脑袋到底谁决定了谁，在告别了《巨人传》里的“擦屁股”以及《坎特伯雷故事集》里的“吻屁股”后，西方文学至少在面儿上指向了纯洁的精神追求，脑袋逐步获得了比屁股更多的关注度——伟大的萨德侯爵，只好以后再聊聊您的“屎尿嗝屁”了。
在十九世纪那位栖居荒原的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笔下，人类的脑袋获得了最为详尽的观摩。小说《维莱特》中，脾气古怪又火爆的教师保罗对女主角露西说：“你注意到我们有着形状相似的前额吗？你的眼睛的轮廓很像我的吗？你听出我们的声音一样吗？”而露西似乎也具有类似的敏感，面对忏悔室的神父，她说出了自己的判断：“这不是本地的教徒，从颅相术（physiognomy）来看，这类人总是低声下气的。我从他的轮廓与眉毛看出，他是法国人。”
颅相学，大概是十八世纪以来最有趣的学科发明之一。虽然早在古希腊时期，希波克拉底和加伦就认为掌管心理与智慧的部位在大脑，但直到十九世纪，正式成为一门严肃学科的“颅相学”才成为人们口中“关于心灵唯一真实的科学”。这一学科最早于1796年被德国内科医生弗兰茨·约瑟夫·加尔（Franz Joseph Gall）所提出，随后很快在19世纪流行起来，时间集中在1810年至1840年。我们可以通过下面这个推论来迅速地对颅相学做一个鸟瞰。加尔认为：
1.大脑是心灵的器官
2.心灵由多重直觉与天赋能力组成
3.因为他们是直觉，所以每一部分都对应着大脑中的某个器官。
4 .这些器官的大小，在其他方面是同等的条件下，是衡量它能力的标准。
5.大脑的形状被各种器官的发展程度所决定。
6.由于颅骨包孕着大脑的形状，因而颅骨表面特征能被视作心理倾向与趋势的精确指标。
所以，通过检查颅骨那凹凸不平的表面，人们相信可以勘察出一个人的智力能力以及性格特征。比如，前额的明显突起对应的是“好心肠”的器官，因而有此生理特征的人，八成是个老好人——不知道是不是心有灵犀，中国古人对圣贤画像的描绘也总是突出了一个奔放的前额，似乎这一大包前额里包含着比凡夫更多的“忠恕”。又比如，若是爱好生殖与生育，其心理状态对应的则是后脑勺的正中央。据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颅相学与开颅术（craniotomy）之不同，乃是后者的目光由皮至骨，津津乐道于脑袋的尺寸与重量，前者则颇像我们中华文明瑰宝之相面术，只不过推理的架子仍在搭在大脑中，尺度也就小一些，没有中华麻衣相面“谲诳说谎”的本事：什么瑞顼额阔如盾牌、什么帝尧的眉生八色——反正，中国人要么就是彻底坠入日常的泥潭，实践着“过日子”哲学，要么就是彻底对日常进行反动，单找特殊乃至恐怖的情事，仿佛张爱玲说的，“有了惊讶与炫异，才有靠得住的爱”，总是不能踏踏实实找条寻常且真实的路走。
很快，颅相学风靡社会中产与劳工阶层。廉价又分量十足的小册子漫天飞舞，像于丹老师讲《论语》这样的娱乐化科学讲座遍地开花，其流行程度甚至促成了维多利亚早期所谓的“颅相学运动”——话说，近代社会的人们总是热情高涨，各种宗教或者艺术的运动说来就来。19世纪的英国，连妇女做手工艺品都能掀起一股运动，所谓的“艺术手工作品运动”（Arts and crafts movement），现在的手工狂魔们真没摊上好日子，否则那些羊毛毡的萌物、zakka风格的杂货就不至于完全被怪蜀黍鲍德里亚斥责为“无用之用”了。在当时，都柏林安立甘宗大主教理查德·怀特利宣称：“我很肯定颅相学是真实的，就和天空中的太阳一样真实的。”他还极力反对那些将颅相学视为反上帝的言论。以科学精神广为人知的赫伯特·斯宾塞也紧跟时尚，出版好几部关于颅相学的书与论文，并宣称自己是“这一律令的头号粉丝”。
小说对颅相学的反映最为有趣。因为这些爱赶时髦的小说家们有着双重身份，他们既是这一神奇的学科的体验者，又是它的书写者。
一向作风大胆、行事出位的乔治•艾略特在1851年8月认识了颅相学大佬乔治·孔伯（George Combe），聪明人与聪明人之间总是有天然磁力：孔伯对她的惊天智力感到很有兴趣，她则表示拜读过孔伯大作而且读得很嗨，一来二去，她甚至专门请教颅相学专家考察自己的颅相，进而推测自己的性格与灵魂状态。在她的小说《揭开的面纱》中，主人公遭遇了一次颅相学考察的折辱，一位叫雷泽沃的大个子在家里捧着他的头揉来揉去，“他把巨大的拇指放在我的太阳穴上，把我推远了一些，透过亮光闪闪的眼睛观察着我，沉思仿佛使他不快，因为他皱紧了眉头，手指在我眉间划来划去，对我父亲说：‘这儿有缺陷，先生，这儿也是。’他按按我的额头，说：‘这儿多余了’。”主人公隐隐约约感到自己“是被批评的对象”，因而很不爽——也是，相个面，就相成了低能儿。
乡间姑娘夏洛蒂·勃朗特通过出版著作跻身名流社会后，时髦的科学场也向她敞开了怀抱。1851年夏天，她与自己的伦敦出版商乔治•史密斯（George Smith）拜访了当地一位颇具盛名的颅相学家布朗医生（Dr. J.P. Browne），以当时标准的临床方法“阅读”了自己的颅骨。在阅读了布朗医生开具的报告后，勃朗特少女心爆棚，在书信中多次表达出对颅相学“发掘表面之下的真知”的赞美：“这是某种奇迹——就好像……好像……好像生命本身的状态。”她的小说里，几乎总是隐藏着一双神秘兮兮的观察之眼，从不放过那些能被解读出点东西的头颅特征。神秘兮兮的目光伴随着神经质的风格，十九世纪的哥特少女舍她其谁？
狄更斯则更强硬一些，作为一个社会活动狂人，他曾为堕落妇女建造了一个避难所（Urania Cottage）。但是，他也拒绝一个妇女进入其中栖身，理由居然来自于颅相学：“她长着一个非常糟糕的脑袋，看上去满腹丧气的秘密、郁郁寡欢的”。长得丑，并不是这个妇女的错，违背初衷、大门紧锁，倒显得狄更斯有些刻薄了。他宣称：“我认为颅相学，在某些限定条件下，是真实的。”在他的小说中，颅相学的因素比比皆是。《大卫•科波菲尔》中，狄更斯连食物都不肯放过，“这块鸽子派倒也不坏，但有些令人迷惑。它的壳就像一个令人失望的脑袋，用颅相学的语言来说，就是这有块包、那有块鼓，底下却没什么特别之处。”《远大前程》里的逃犯马格韦契，也感到自己在被人用颅相学的目光打量着脑袋——顺带一说，十九世纪的颅相学大大增益了犯罪学学说，人们甚至归纳出小偷、扒手的脑袋的共同特征——想想还真是纳粹思想的急先锋啊。
想来，颅相学在十九世纪的风靡根源于人们对身体的关注以及自我追寻的渴求。从十七世纪洛克出版《人类理解论》到福柯所谓的“自我技术”，西方人对内心语言的倾听、对内在自我的寻找就没有中断过，借此，他们发现了“人性”所在；很遗憾，在中国，写东西，要么就走向了清谈、要么就走向礼教，虽然也有“为谁风露立中宵”、也有“此身饮罢无归处”，但这人，还是形体的人，不是心灵的人。陶渊明有组诗《形影神》，也可以说，中国诗里的人是“形”的、至多“影”的，但少有“神”的。
颅相学早已被判了死刑，今人视之，不过是伪科学一种。但是，它也许助推了西方文化中“人”的自我观察与自我发掘。
在十九世纪那位栖居荒原的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笔下，人类的脑袋获得了最为详尽的观摩。小说《维莱特》中，脾气古怪又火爆的教师保罗对女主角露西说：“你注意到我们有着形状相似的前额吗？你的眼睛的轮廓很像我的吗？你听出我们的声音一样吗？”而露西似乎也具有类似的敏感，面对忏悔室的神父，她说出了自己的判断：“这不是本地的教徒，从颅相术（physiognomy）来看，这类人总是低声下气的。我从他的轮廓与眉毛看出，他是法国人。”
颅相学，大概是十八世纪以来最有趣的学科发明之一。虽然早在古希腊时期，希波克拉底和加伦就认为掌管心理与智慧的部位在大脑，但直到十九世纪，正式成为一门严肃学科的“颅相学”才成为人们口中“关于心灵唯一真实的科学”。这一学科最早于1796年被德国内科医生弗兰茨·约瑟夫·加尔（Franz Joseph Gall）所提出，随后很快在19世纪流行起来，时间集中在1810年至1840年。我们可以通过下面这个推论来迅速地对颅相学做一个鸟瞰。加尔认为：
1.大脑是心灵的器官
2.心灵由多重直觉与天赋能力组成
3.因为他们是直觉，所以每一部分都对应着大脑中的某个器官。
4 .这些器官的大小，在其他方面是同等的条件下，是衡量它能力的标准。
5.大脑的形状被各种器官的发展程度所决定。
6.由于颅骨包孕着大脑的形状，因而颅骨表面特征能被视作心理倾向与趋势的精确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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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相学模型 |
所以，通过检查颅骨那凹凸不平的表面，人们相信可以勘察出一个人的智力能力以及性格特征。比如，前额的明显突起对应的是“好心肠”的器官，因而有此生理特征的人，八成是个老好人——不知道是不是心有灵犀，中国古人对圣贤画像的描绘也总是突出了一个奔放的前额，似乎这一大包前额里包含着比凡夫更多的“忠恕”。又比如，若是爱好生殖与生育，其心理状态对应的则是后脑勺的正中央。据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颅相学与开颅术（craniotomy）之不同，乃是后者的目光由皮至骨，津津乐道于脑袋的尺寸与重量，前者则颇像我们中华文明瑰宝之相面术，只不过推理的架子仍在搭在大脑中，尺度也就小一些，没有中华麻衣相面“谲诳说谎”的本事：什么瑞顼额阔如盾牌、什么帝尧的眉生八色——反正，中国人要么就是彻底坠入日常的泥潭，实践着“过日子”哲学，要么就是彻底对日常进行反动，单找特殊乃至恐怖的情事，仿佛张爱玲说的，“有了惊讶与炫异，才有靠得住的爱”，总是不能踏踏实实找条寻常且真实的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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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远（南宋） 《孔子像》 脑门大到惊人。 |
很快，颅相学风靡社会中产与劳工阶层。廉价又分量十足的小册子漫天飞舞，像于丹老师讲《论语》这样的娱乐化科学讲座遍地开花，其流行程度甚至促成了维多利亚早期所谓的“颅相学运动”——话说，近代社会的人们总是热情高涨，各种宗教或者艺术的运动说来就来。19世纪的英国，连妇女做手工艺品都能掀起一股运动，所谓的“艺术手工作品运动”（Arts and crafts movement），现在的手工狂魔们真没摊上好日子，否则那些羊毛毡的萌物、zakka风格的杂货就不至于完全被怪蜀黍鲍德里亚斥责为“无用之用”了。在当时，都柏林安立甘宗大主教理查德·怀特利宣称：“我很肯定颅相学是真实的，就和天空中的太阳一样真实的。”他还极力反对那些将颅相学视为反上帝的言论。以科学精神广为人知的赫伯特·斯宾塞也紧跟时尚，出版好几部关于颅相学的书与论文，并宣称自己是“这一律令的头号粉丝”。
小说对颅相学的反映最为有趣。因为这些爱赶时髦的小说家们有着双重身份，他们既是这一神奇的学科的体验者，又是它的书写者。
一向作风大胆、行事出位的乔治•艾略特在1851年8月认识了颅相学大佬乔治·孔伯（George Combe），聪明人与聪明人之间总是有天然磁力：孔伯对她的惊天智力感到很有兴趣，她则表示拜读过孔伯大作而且读得很嗨，一来二去，她甚至专门请教颅相学专家考察自己的颅相，进而推测自己的性格与灵魂状态。在她的小说《揭开的面纱》中，主人公遭遇了一次颅相学考察的折辱，一位叫雷泽沃的大个子在家里捧着他的头揉来揉去，“他把巨大的拇指放在我的太阳穴上，把我推远了一些，透过亮光闪闪的眼睛观察着我，沉思仿佛使他不快，因为他皱紧了眉头，手指在我眉间划来划去，对我父亲说：‘这儿有缺陷，先生，这儿也是。’他按按我的额头，说：‘这儿多余了’。”主人公隐隐约约感到自己“是被批评的对象”，因而很不爽——也是，相个面，就相成了低能儿。
乡间姑娘夏洛蒂·勃朗特通过出版著作跻身名流社会后，时髦的科学场也向她敞开了怀抱。1851年夏天，她与自己的伦敦出版商乔治•史密斯（George Smith）拜访了当地一位颇具盛名的颅相学家布朗医生（Dr. J.P. Browne），以当时标准的临床方法“阅读”了自己的颅骨。在阅读了布朗医生开具的报告后，勃朗特少女心爆棚，在书信中多次表达出对颅相学“发掘表面之下的真知”的赞美：“这是某种奇迹——就好像……好像……好像生命本身的状态。”她的小说里，几乎总是隐藏着一双神秘兮兮的观察之眼，从不放过那些能被解读出点东西的头颅特征。神秘兮兮的目光伴随着神经质的风格，十九世纪的哥特少女舍她其谁？
狄更斯则更强硬一些，作为一个社会活动狂人，他曾为堕落妇女建造了一个避难所（Urania Cottage）。但是，他也拒绝一个妇女进入其中栖身，理由居然来自于颅相学：“她长着一个非常糟糕的脑袋，看上去满腹丧气的秘密、郁郁寡欢的”。长得丑，并不是这个妇女的错，违背初衷、大门紧锁，倒显得狄更斯有些刻薄了。他宣称：“我认为颅相学，在某些限定条件下，是真实的。”在他的小说中，颅相学的因素比比皆是。《大卫•科波菲尔》中，狄更斯连食物都不肯放过，“这块鸽子派倒也不坏，但有些令人迷惑。它的壳就像一个令人失望的脑袋，用颅相学的语言来说，就是这有块包、那有块鼓，底下却没什么特别之处。”《远大前程》里的逃犯马格韦契，也感到自己在被人用颅相学的目光打量着脑袋——顺带一说，十九世纪的颅相学大大增益了犯罪学学说，人们甚至归纳出小偷、扒手的脑袋的共同特征——想想还真是纳粹思想的急先锋啊。
想来，颅相学在十九世纪的风靡根源于人们对身体的关注以及自我追寻的渴求。从十七世纪洛克出版《人类理解论》到福柯所谓的“自我技术”，西方人对内心语言的倾听、对内在自我的寻找就没有中断过，借此，他们发现了“人性”所在；很遗憾，在中国，写东西，要么就走向了清谈、要么就走向礼教，虽然也有“为谁风露立中宵”、也有“此身饮罢无归处”，但这人，还是形体的人，不是心灵的人。陶渊明有组诗《形影神》，也可以说，中国诗里的人是“形”的、至多“影”的，但少有“神”的。
颅相学早已被判了死刑，今人视之，不过是伪科学一种。但是，它也许助推了西方文化中“人”的自我观察与自我发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