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百年史(下)
17.甲骨文：埃里森开始反击，并表示：“我的动力一直是来自对失败的恐惧，而不是贪婪。我讨厌失败。”
20.乔布斯在谈到印度及其无所不在的贫困时说：“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托马斯·爱迪生在改良世界方面所做的，也许比那些大哲学家还要多。”...需要指出的是，沃兹尼亚克创造苹果I型的动机并非出于商业目的，而只是想拥有一台电脑，这是一个因为缺钱而产生的欲望。苹果I型是比任何机器都更为优化的产物：沃兹尼亚克必须用最少的零件并尽量简化它的结构。....马库拉跟沃兹尼亚克和乔布斯一样，是一个难以合群的人，但是他也是一名专业人士，一直在追寻着下一件大事情。...在此期间，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的友谊也开始逐渐淡薄，这主要是因为乔布斯自命不凡的态度，这种态度来自他对最终用户的深入而直觉的理解 (他是正确的，同时也令人难以忍受)。
对于乔布斯，马库拉还成为父亲般的人物，他把营销的微妙之处传授给乔布斯。他强调，一个人开办一家公司，应该去做自己相信的东西，建立一个基业长青的机构，而不只是为了致富。马库拉教给乔布斯他的三原则。 (1) 感同身受，贴近客户，体会他们的感受; (2) 专注集中，摈弃不重要的机会，深入研究少数重要的产品或细节; (3) “追究原因”，也就是说，人们形成对产品的看法是根据有关信息和产品的外观，所以对产品的推介与产品的质量同样重要 (两者都重要，而不仅是质量重要)。
1979年12月，乔布斯第一次拜访了施乐硅谷研发中心，这是对他允许施乐在苹果公司投资100万美元的一个回报。同月，乔布斯和几位副总裁及主管再次来到施乐硅谷研发中心，观看奇妙的Alto个人电脑及其功能的演示，诸如在一个图形用户界面上的窗口和菜单等功能。至1980年3月，丽萨项目做了调整，加入了Alto电脑的所有功能，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夏末，乔布斯聘用了15名施乐员工为丽萨项目工作。...正如乔布斯痛骂施乐管理层时所说：“他们长着复印机的头脑，完全不知道计算机能干些什么; 他们只能从计算机产业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中捞取失败。”
乔布斯时时刻刻思考着设计和可用性的问题。他常常贬低那些为他工作的人的想法，然后会声称他人的想法是自己的，再把它重新提出。...在他的生活中，乔布斯基本上是一个极度自负、令人难以忍受的少年得志者，虽然同时他也才华横溢。
21.在硅谷要找一个高科技职位也比世界上其他地方容易，这是因为这里有着为数众多的高科技公司。因此，在这部分人的生活中也有着固有的优越感。有时候心理的关系发生了颠倒：公司不得不感谢工程师为它工作，而在世界其他地区，通常是员工要感谢他的公司。不安全感和优越感在心中共存，孰强孰弱随着公司的业绩而定。一个典型的职场生涯是：一个员工栖身于一家公司的成功之中，直到成就渐渐消失，这时他就跳槽到另一家公司。这是一个量子跳跃式的职业生涯路径。它绝对需要终身培训，以免遭到淘汰。它不仅是不稳定的，而且是加速的、自我推进的不稳定。
22.1985年，得州仪器副总裁、中国出生的张忠谋 (morris chang) 推动美国公司的半导体制造外包给中国台湾的公司。1987年，他自己创办了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TSMC，简称“台积电”)。由于劳动力廉价，中国台湾的公司得以大幅降低半导体生产的成本。...“无工厂” 现象成为企业间合作形式的一个新创。每当硅谷的一家制造企业把一个项目外包给一家中国台湾的工厂时，就会注入资金并提出新的项目要求，这就直接改进了这家工厂的生产能力。
缺点是来自急功近利的诱惑。20 世纪50 年代和60 年代的大投资者美国军方都是长期规划，它对投资回报没有兴趣。20世纪80年代的新投资者目光短浅。投资者采用的企业策略开始注重于投资回报而不是创新。当日本的通产省雄心勃勃地资助长期项目时，全美上下忧心忡忡，由于没有投资者愿意做长期投资，所以硅谷没有一家初创公司可以与日本的这些项目相匹敌。
初创公司不可确定的生命周期也创造了一种就业混乱的文化。工程师们对其职业生涯中可能多次改变工作已经司空见惯。每个新的工作都是对一家公司的成功机会所下的赌注。从一家初创公司的工程师变成一家初创公司的创办者，再变成一家初创公司的投资人，硅谷之梦就是这样一个线性发展的过程。这个梦想鼓励人们抓住机会为一家初创公司工作，抓住机会创办一家初创公司，抓住机会投资一家初创公司。这是一个能够自我应验的预言，也是一个能够自我延续的代谢循环。
这种现象对硅谷的有志青年产生了良好效应。硅谷的趋势逐渐从发明产品转变为创办公司，重点在于商业计划，而不是技术突破。
24.约翰·多尔:评估一个公司的最重要标准就是团队的素质。“我总是首先看团队的简历。对我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团队、团队、团队。”多尔认为起关键作用的不是一个人的力量，而是整个团队的力量，是他们的经验、个性和他们之间的契合。伟大的团队都有理想的合作，这样的团队不可多得。...他将自己的角色定义为一个 “招聘者”，企业家们以股票为酬劳让他帮他们组建团队。
1994 年，斯里兰姆姆(Kavitark Ram Shriram)加入网景公司，这时该公司还没有产品，也没有营业收入。他建立了很多合作关系和渠道，供网景公司分销浏览器和服务器产品。在网景公司，他懂得了前进的动力来自两件重要的事情：一是年轻的主动的技术人员的团队，他们可以工作到凌晨两三点; 二是市场机遇的规模，它使 “我们得以初尝甜头，然后焕发出与众不同的冲劲”。
34.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技术对于塑造社会的作用，这反映在对于道德的关注日益增加上。2011年10月，一种新的 “福祉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出现，这些公司的章程要求实现道德和环境目标，而不是把股东回报最大化作为优先追求的目标。可以把这些现象看作是对高科技商业物质主义的反对，同时它们也标志着业余爱好转向了更加表面化。..这种转变也说明了为什么独立书店迅速土崩瓦解，其中有一些是20世纪60年代反主流文化的遗迹。这并不只是网上书店消灭了它们，还因为高修养文化的受众迅速减少所致。
人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研究以前的经济、技术和文化繁荣的案例。三个重要的候选城市是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文艺复兴时代的佛罗伦萨和一个世纪之前的激情柏林。...雅典也许是最适宜居住的城市，它的市民的态度与众不同，对那个时代而言有点离经叛道。然而，正是这种态度导致了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发明。...如果你喜欢冒险和创新，生活在佛罗伦萨比生活在贪婪、思想狭隘的威尼斯更好。...当时柏林的独特之处是全体人民的热情。这种态度的确独一无二。
对比德国:德国的产学关系一直不同于美国。德国企业资助学术机构，十分注重针对自己的具体需要，而美国大学接受资助一般是为了做研究工作。这意味着，在技术诀窍从大学到企业的转移方面，德国比美国快得多，但是同时学生被培养成为现有企业的员工，然后当管理人员，而不是创办新的具有创造力的公司。
总结:来自学术环境的消息是喜忧参半的。一方面，硅谷的明星大学依然是初创公司的摇篮。另一方面，每一所高校都已经大大扩充了学生们的活动，使学校变成一个围城。学生们没有时间旁骛校园之外的事情。这不利于同其他文化环境之间的互动。人们认为，此种封闭体系是为了培养超级专家，但是却扼杀了创造性。
20.乔布斯在谈到印度及其无所不在的贫困时说：“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托马斯·爱迪生在改良世界方面所做的，也许比那些大哲学家还要多。”...需要指出的是，沃兹尼亚克创造苹果I型的动机并非出于商业目的，而只是想拥有一台电脑，这是一个因为缺钱而产生的欲望。苹果I型是比任何机器都更为优化的产物：沃兹尼亚克必须用最少的零件并尽量简化它的结构。....马库拉跟沃兹尼亚克和乔布斯一样，是一个难以合群的人，但是他也是一名专业人士，一直在追寻着下一件大事情。...在此期间，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的友谊也开始逐渐淡薄，这主要是因为乔布斯自命不凡的态度，这种态度来自他对最终用户的深入而直觉的理解 (他是正确的，同时也令人难以忍受)。
对于乔布斯，马库拉还成为父亲般的人物，他把营销的微妙之处传授给乔布斯。他强调，一个人开办一家公司，应该去做自己相信的东西，建立一个基业长青的机构，而不只是为了致富。马库拉教给乔布斯他的三原则。 (1) 感同身受，贴近客户，体会他们的感受; (2) 专注集中，摈弃不重要的机会，深入研究少数重要的产品或细节; (3) “追究原因”，也就是说，人们形成对产品的看法是根据有关信息和产品的外观，所以对产品的推介与产品的质量同样重要 (两者都重要，而不仅是质量重要)。
1979年12月，乔布斯第一次拜访了施乐硅谷研发中心，这是对他允许施乐在苹果公司投资100万美元的一个回报。同月，乔布斯和几位副总裁及主管再次来到施乐硅谷研发中心，观看奇妙的Alto个人电脑及其功能的演示，诸如在一个图形用户界面上的窗口和菜单等功能。至1980年3月，丽萨项目做了调整，加入了Alto电脑的所有功能，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夏末，乔布斯聘用了15名施乐员工为丽萨项目工作。...正如乔布斯痛骂施乐管理层时所说：“他们长着复印机的头脑，完全不知道计算机能干些什么; 他们只能从计算机产业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中捞取失败。”
乔布斯时时刻刻思考着设计和可用性的问题。他常常贬低那些为他工作的人的想法，然后会声称他人的想法是自己的，再把它重新提出。...在他的生活中，乔布斯基本上是一个极度自负、令人难以忍受的少年得志者，虽然同时他也才华横溢。
21.在硅谷要找一个高科技职位也比世界上其他地方容易，这是因为这里有着为数众多的高科技公司。因此，在这部分人的生活中也有着固有的优越感。有时候心理的关系发生了颠倒：公司不得不感谢工程师为它工作，而在世界其他地区，通常是员工要感谢他的公司。不安全感和优越感在心中共存，孰强孰弱随着公司的业绩而定。一个典型的职场生涯是：一个员工栖身于一家公司的成功之中，直到成就渐渐消失，这时他就跳槽到另一家公司。这是一个量子跳跃式的职业生涯路径。它绝对需要终身培训，以免遭到淘汰。它不仅是不稳定的，而且是加速的、自我推进的不稳定。
22.1985年，得州仪器副总裁、中国出生的张忠谋 (morris chang) 推动美国公司的半导体制造外包给中国台湾的公司。1987年，他自己创办了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TSMC，简称“台积电”)。由于劳动力廉价，中国台湾的公司得以大幅降低半导体生产的成本。...“无工厂” 现象成为企业间合作形式的一个新创。每当硅谷的一家制造企业把一个项目外包给一家中国台湾的工厂时，就会注入资金并提出新的项目要求，这就直接改进了这家工厂的生产能力。
缺点是来自急功近利的诱惑。20 世纪50 年代和60 年代的大投资者美国军方都是长期规划，它对投资回报没有兴趣。20世纪80年代的新投资者目光短浅。投资者采用的企业策略开始注重于投资回报而不是创新。当日本的通产省雄心勃勃地资助长期项目时，全美上下忧心忡忡，由于没有投资者愿意做长期投资，所以硅谷没有一家初创公司可以与日本的这些项目相匹敌。
初创公司不可确定的生命周期也创造了一种就业混乱的文化。工程师们对其职业生涯中可能多次改变工作已经司空见惯。每个新的工作都是对一家公司的成功机会所下的赌注。从一家初创公司的工程师变成一家初创公司的创办者，再变成一家初创公司的投资人，硅谷之梦就是这样一个线性发展的过程。这个梦想鼓励人们抓住机会为一家初创公司工作，抓住机会创办一家初创公司，抓住机会投资一家初创公司。这是一个能够自我应验的预言，也是一个能够自我延续的代谢循环。
这种现象对硅谷的有志青年产生了良好效应。硅谷的趋势逐渐从发明产品转变为创办公司，重点在于商业计划，而不是技术突破。
24.约翰·多尔:评估一个公司的最重要标准就是团队的素质。“我总是首先看团队的简历。对我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团队、团队、团队。”多尔认为起关键作用的不是一个人的力量，而是整个团队的力量，是他们的经验、个性和他们之间的契合。伟大的团队都有理想的合作，这样的团队不可多得。...他将自己的角色定义为一个 “招聘者”，企业家们以股票为酬劳让他帮他们组建团队。
1994 年，斯里兰姆姆(Kavitark Ram Shriram)加入网景公司，这时该公司还没有产品，也没有营业收入。他建立了很多合作关系和渠道，供网景公司分销浏览器和服务器产品。在网景公司，他懂得了前进的动力来自两件重要的事情：一是年轻的主动的技术人员的团队，他们可以工作到凌晨两三点; 二是市场机遇的规模，它使 “我们得以初尝甜头，然后焕发出与众不同的冲劲”。
34.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技术对于塑造社会的作用，这反映在对于道德的关注日益增加上。2011年10月，一种新的 “福祉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出现，这些公司的章程要求实现道德和环境目标，而不是把股东回报最大化作为优先追求的目标。可以把这些现象看作是对高科技商业物质主义的反对，同时它们也标志着业余爱好转向了更加表面化。..这种转变也说明了为什么独立书店迅速土崩瓦解，其中有一些是20世纪60年代反主流文化的遗迹。这并不只是网上书店消灭了它们，还因为高修养文化的受众迅速减少所致。
人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研究以前的经济、技术和文化繁荣的案例。三个重要的候选城市是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文艺复兴时代的佛罗伦萨和一个世纪之前的激情柏林。...雅典也许是最适宜居住的城市，它的市民的态度与众不同，对那个时代而言有点离经叛道。然而，正是这种态度导致了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发明。...如果你喜欢冒险和创新，生活在佛罗伦萨比生活在贪婪、思想狭隘的威尼斯更好。...当时柏林的独特之处是全体人民的热情。这种态度的确独一无二。
对比德国:德国的产学关系一直不同于美国。德国企业资助学术机构，十分注重针对自己的具体需要，而美国大学接受资助一般是为了做研究工作。这意味着，在技术诀窍从大学到企业的转移方面，德国比美国快得多，但是同时学生被培养成为现有企业的员工，然后当管理人员，而不是创办新的具有创造力的公司。
总结:来自学术环境的消息是喜忧参半的。一方面，硅谷的明星大学依然是初创公司的摇篮。另一方面，每一所高校都已经大大扩充了学生们的活动，使学校变成一个围城。学生们没有时间旁骛校园之外的事情。这不利于同其他文化环境之间的互动。人们认为，此种封闭体系是为了培养超级专家，但是却扼杀了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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