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历史与古建筑笔记（三）：阿斯图里亚斯建筑（上篇）

                
                
题图：圣玛利亚教堂（Iglesia de Santa María del Naranco），位于奥维耶多附近的纳兰科山。
【历史背景】
　　公元8世纪初，威蒂萨国王（Witiza）去世后，内部分裂的西哥特王国（见上一篇：西哥特历史与建筑）突然同时冒出来两个国王，分别是阿希拉二世（Agila II）和罗德里戈（Rodrigo）。盘踞在北非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见此动荡局面趁虚而入，罗德里戈国王在公元711年7月瓜达莱特河战役中（Batalla de Guadalete）迎战柏柏尔人塔里克率领的军队，之后便下落不明，西哥特军溃败。更多的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陆续加入侵略军，壮大后的势力一路北上，接连横扫了包括王国首都托莱多在内的多座城市，几乎所向无敌。西哥特人在伊比利亚半岛生活的近三个世纪，费了好大力气与汪达尔人、阿兰人、苏维汇人、法兰克人、以及巴斯克等其它民族部落作战，这才争取到的这一方国土，似乎一夜之间就易了主，半岛的大部分面积突然变成了伊斯兰教的领地。
　　这时，信仰天主教的西哥特人需要一位英雄。罗德里戈国王也许已经死在那场战役中了，一些西哥特贵族推举佩拉约（Pelayo）为他们的新首领。关于佩拉约的出身记载并不明确，较为常见的说法是他是西哥特公爵（这个公爵大致相当于省长）法维拉的儿子，当然还有其它说法，总之简单点说，主流观点认为他是一个西哥特贵族。他可能做过罗德里戈的侍卫，大概还与罗德里戈一起在瓜达莱特河战役中并肩作战过。一次重要的起义——科瓦东加之战（Batalla de Covadonga）——于公元722年在科瓦东加，一处位于半岛几乎是最北端的群山里的地方，被发动起来。关于双方的人数，不同的记载之间有很大的出入。阿拉伯军队的人数可能超出佩拉约所率领的勇士们的好几倍，甚至更加夸张；佩拉约的起义军据说伤亡也无比惨重，可能只有十几个或者几十个人幸存下来，其中包括佩拉约。但是重要的是，佩拉约赢了。科瓦东加之战被视为天主教基督徒与穆斯林的较量中的首场胜利，也是日后持续770年之久的“收复失地运动”即“光复运动”（Reconquista）的开端。
　　如今的人们并不知道佩拉约真正的相貌，不过，艺术家们都习惯于把他描绘成典型的西哥特勇士的形象：体格健硕、肩膀宽厚，留着胡须和略长的头发；身披战袍，手持利剑，目光坚毅。与他总是一起出现的，是一个“胜利十字架”，意味着在基督教（天主教）信仰的凝聚和帮助下，信徒们从此开始对入侵并摧毁了西哥特王国的穆斯林展开反击，夺回之前的土地。
                
                
▲ 《堂•佩拉约在科瓦东加》（Don Pelayo en Covadonga），Luis de Madrazo y Kuntz作，1855年。现藏于科瓦东加的圣玛利亚皇家教堂（Basilica de Santa María la Real de Covadonga）。（图像版权© Museo Nacional del Prado）
                
                
                
                
▲ 胜利十字架（Cruz de la Victoria），木胎，外包金页、金银丝细工、宝石和珐琅，92 x 72厘米。现藏于奥维耶多大教堂中的小圣堂，近代修复。这个十字架是由阿方索三世“大帝”（Alfonso III el Magno，866-910在位）于908年捐赠给奥维耶多大教堂的。根据传说，被包裹在里面的木头十字架，正是是佩拉约在科瓦东加战役中手中高举的那个。然而自从有了碳-14鉴定，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制作那个十字架所用的木材，就来自阿方索三世的那个年代，而不是比他早了一两百年的佩拉约时代。这个外形介于拉丁十字和希腊十字之间（有长短臂之分，但相交于正中；末端均有三个突起）的十字架也是如今的阿斯图里亚斯自治区的旗帜和纹章上的象征物。
                
                
▲ 科瓦东加的山洞。它被称作“神圣的”山洞（Santa Cueva），据说当年曾庇护了与穆斯林抗争的佩拉约和他的天主教同伴。佩拉约的墓后来也被迁葬至此。近代这里新建了一座新罗马式风格的小圣堂。
　　随着科瓦东加战役的胜利，一个新的王国——阿斯图里亚斯王国（Reino de Asturias），在阿斯图里亚斯地区的群山中被逐步建立起来，佩拉约被推举为王。实际上，他当时的身份更像是一位领袖而不是国王，他的王国还得靠他“白手起家”。在这片地区里，之前生活着阿斯图尔民族（Astur）的原始部落，在罗马人和西哥特人统治时期，这里都像是一片世外桃源，有一些农业比较发达的村舍，但没有重要的城市。基督教在这个地区的影响也微乎其微，直至佩拉约在这里建立新王国，这里才逐渐被基督教化。
                
                
▲ 位于坎加斯德奥尼斯（Cangas de Onís）的佩拉约像，基座上写着“西班牙的第一任国王”（Primer Rey de España）。然而在最初的几任君主中，自称的头衔是Princeps（王公）和Rex（国王）交替着使用的，直到阿方索二世（Alfonso II，791-842年在位）时期才确定了只使用“国王”这个词。现在人们提起佩拉约的时候，更常用的称呼是“堂•佩拉约”（Don Pelayo，“堂”是加在名字前面的尊称）而不是“佩拉约一世”。
                
                
▲ 位于科瓦东加的佩拉约像
　　说到这里需要补充一句，关于佩拉约其人其事，由于缺乏可靠的历史记载（人们并没有找到与他同时代的文献资料，而最早的历史记录也是来自9世纪和10世纪），且多部史书在许多关键内容上有很大出入，至今仍然存在多种争论，包括佩拉约的出身（他的名字也不是西哥特人的名字）、他是否有家人在阿斯图里亚斯、科瓦东加之战的具体状况、佩拉约到底是通过起义还是通过谈判协商才得以在阿斯图里亚斯建国的，等等。但是佩拉约作为精神领袖，以及科瓦东加作为“圣地”的地位是不变的。
　　最初，佩拉约将首都（其实相对于当时的境况，叫宫廷所在地可能更确切些）设立在了坎加斯德奥尼斯（737年），之后一段时期内，国都在不同的君主的统治下经历了数次搬迁：778年被迁至普拉维亚（Pravia），792年又被迁至奥维耶多（Oviedo）；之后拉米罗一世（Ramiro I，842-850年在位）在奥维耶多的纳兰科山上建造了他有名的夏宫建筑群。到了阿方索三世时期，王国边界已经向南扩张到了杜罗河（Duero）。他将这些打下的江山分成三块，分别交由他的三个儿子管辖：长子加西亚（Garcia）得到了莱昂领地，将宫廷设立在莱昂城（León），成为莱昂王国（Reino de León）的首任君主；次子奥多尼奥（Ordoño）得到了加利西亚（Galicia）领地，之后在哥哥意外身亡且无嗣的情况下继位成为莱昂国王，称奥多尼奥二世；三儿子弗鲁埃拉（Fruela）被分配到的是阿斯图里亚斯领地，宫廷仍然位于奥维耶多。不过在二哥奥多尼奥也先于他去世了之后，他不顾奥多尼奥有好几个儿子可作为继承人，宣称自己为新任莱昂国王。然而，这次在位仅一年便因患麻风病而去世，从而得到一个“麻风病人弗鲁埃拉二世”（Fruela II el Leproso）的别名。
                
                
▲ 公元910年阿方索三世去世之前所得到的领土范围。在这张地图上被标注为“莱昂王国”（橙色部分）。
　　自从原本接替统治阿斯图里亚斯的弗鲁埃拉当上莱昂国王，阿斯图里亚斯王国之名从此也被莱昂王国取代（925年起），国都为莱昂。与此同时，其它一些基督教王国也开始陆续在半岛北部建立起来。莱昂王国最终与相邻的卡斯蒂利亚王国（Reino de Castilla）合并，再后来通过联姻、征服、吞并、继承等手段，国土面积一再扩大，便有了今日的西班牙王国。在菲利佩二世统治的时候（16世纪），整个半岛都在其一人的统治之下。之后葡萄牙又一次分离了出去。如今的西班牙君主的王号，仍然是按照从佩拉约的时代算起的，以至于“阿方索”这个最常出现的名字已经排到了第十三世。
　　由于这些历史上的原因，现在的阿斯图里亚斯大区有别于西班牙的其它自治区，在精神上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和地位。它的完整名称是“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国”（Principado de Asturias）。而西班牙王室的王位继承人的头衔则是“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公主（或译王储、王公）”（Príncipe / Princesa de Asturias），这个头衔和前面提到的阿斯图里亚斯王国早期君主的自称有很大关系。现在的阿斯图里亚斯公主是新任国王菲利佩六世的长女莱奥诺尔（Leonor），也就是西班牙未来的女王。
【世界遗产】
　　1985年，纳兰科的圣玛利亚教堂（Santa María del Naranco，位于奥维耶多）、利约的圣米盖尔教堂（San Miguel de Lillo，位于奥维耶多）和莱娜的圣克里斯蒂娜教堂（Santa Cristina de Lena，位于莱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阿斯图里亚斯王国时期的教堂”之名一并列入世界遗产。这三座教堂都建于拉米罗一世（Ramiro I）执政时期（842-850年）。
　　1998年，这个条目中又增加了洛斯普拉多斯的圣胡利安教堂（San Julián de los Prados）、奥维耶多的王室礼拜堂又称小圣堂（Cámara Santa de Oviedo）和丰卡拉达泉（Foncalada）这三处建筑。它们全部位于奥维耶多。由于后两者，尤其是丰卡拉达泉这项水利设施的加入，条目名称变更为了“奥维耶多和阿斯图里亚斯王国时期的历史古迹”（Monumentos de Oviedo y del Reino de Asturias）。
                
                
▲ 奥维耶多的几处古迹的地理位置：纳兰科的圣玛利亚教堂和利约的圣米盖尔教堂都位于市区之外，西北角的纳兰科山上；洛斯普拉多斯的圣胡利安教堂位于城市东北面；小圣堂位于老城中心奥维耶多大教堂建筑群内；丰卡拉达泉位于同名街道上。
【阿方索二世时期的建筑】
　　阿方索二世（也被称为“纯洁的”阿方索（Alfonso II el Casto），791-842年在位）是阿斯图里亚斯王国时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在位第二年，他将王国首都从普拉维亚迁至奥维耶多。现存的6处世界遗产中，洛斯普拉多斯的圣胡利安教堂（San Julián de los Prados）和奥维耶多大教堂中的小圣堂（Cámara Santa）都是由他下令建造的。后者在罗马式时期经历过改造，将木质屋顶替换成筒形拱顶。但整座建筑都在1934年的革命运动中被毁，现重建。此外他还向奥维耶多大教堂捐赠了“天使十字架”（Cruz de los Angeles），如今这个由两个金色的天使相伴的木胎包金十字架与“胜利十字架”一起被珍藏在他当时建造的小圣堂里。
　　这位国王在位期间的另一重要事件就是发现了传说中的使徒圣雅各的墓（圣雅各是耶稣的门徒，据传说曾到过西班牙传教，在西班牙语里被写作Santiago即圣地亚哥），并为其建造了一座教堂——这座教堂后来被阿方索三世重新修建的教堂取代，之后又经过多次改扩建成为了现在的圣地亚哥大教堂。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Santiago de Compostela）作为继耶路撒冷和罗马之后的第三处基督教朝圣地的历史由此开始，阿方索二世也成为第一位前往圣地亚哥朝圣的国王。
　　洛斯普拉多斯的圣胡利安教堂位于奥维耶多东北面的一片草坪上，原本是一个建造在城墙之外的，包括宫殿、浴场等建筑在内的建筑群中的一部分。其基础的建筑形式是三殿式的巴西利卡（Basílica，平面为长方形，中殿比侧殿高，在高出的部分开设照明用的高窗），另有三个附属建筑——一个门廊（或称前廊）和两个侧室（其中北面的一间现被用作圣器室，是原有的建筑；南面的是后来加建的），各通过一道门与教堂主体相连。
                
                
▲ 教堂现在的布局（从空中俯瞰）
                
                
▲ 教堂现在的正立面。钟塔是后来加上去的结构之一，因实际需要保留。其余加建部分在修复时均已被去除。
　　教堂为东西朝向，正门位于西侧。内部结构可划分为三个区域，首先是供民众停留的区域，由一个宽且高的中殿和两个侧殿组成，中殿的宽度是侧殿的两倍。左右各三个相连的圆拱组成的拱廊将中殿和侧殿隔开，圆拱顶部上方的墙壁对应位置各开有一扇透光的天窗。再往前是一个宽敞的袖廊（Transepto），它的面积与中殿相同，相当于另一个横过来的中殿，而高度则比中殿还要高出近两米，两侧开设巨大的镂空石雕花窗，其中北面的窗户现已被封死。前面提到的这些部分都没有天花板，顶部直接可见橡木制成的屋顶和房梁。被袖廊隔开在另一头的是并排的三个后殿，中间的比两侧的略宽和高，三个后殿均有筒形拱顶。这座教堂的尺寸也是至今保留下来的西班牙前罗马式时期的教堂中最大的。
                
                
▲ 教堂平面图和结构图
                
                
▲ 教堂的第一部分：中殿和旁边的侧殿，通过一排圆拱廊隔开，上方有采光用的天窗。
　　中殿和袖廊互相垂直，但在这里我们却感觉不到之后的教堂中常见的“十字交叉”结构。一面带有巨大的“凯旋拱”（Arco triunfal）的墙，将这两个空间隔开了——“凯旋拱”的名字和形式来源于古罗马的凯旋门，在古罗马时期，凯旋门或纪念拱门常被建造在主要城市的重要的道路上，队列从其门洞中穿过以完成相应的纪念或庆祝仪式。在早期基督教建筑中亦是取其这一层纪念含义和仪式感，将其修建在进入司祭席（Presbiterio）或内殿前方的通道上——通常是在十字交叉的部位，象征着从俗世——带有罪恶的世界，走向神圣的区域——“神的居所”。在领圣餐等仪式上，民众将从这个拱门下方穿过。
                
                
▲ 连接中殿和袖廊的“凯旋拱”，在大拱的左右两侧，各开设有一扇小窗。
                
                
▲ 与中殿面积相等的袖廊，其一侧是三间后殿，另一侧是供民众停留的区域。
                
                
▲ 开设于袖廊南侧的巨大的镂空石雕窗户，总共由12块单独的石板拼合而成。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重建时补建复原的。
　　位于教堂最里面的三个后殿，毫无疑问，中间的那个是最为重要的——它被精心地装饰过，左右两侧和最里侧的墙面，均砌有由三个圆拱相连的盲拱廊，其中利用了一些从西哥特教堂中拆卸下来的柱头，还有两块雕刻精细的门框侧柱。而左右两侧的两个后殿，则只是相对简单地用壁画将同样的结构画在了墙面上。
                
                
▲ 教堂的后殿。注意中间的那间由盲拱廊装饰的墙面与右侧那间由壁画画出拱廊的平坦墙面的对比。中间悬挂的与真人等大的木雕耶稣受难像是十二世纪时的作品。
                
                
                
                
▲ 用作盲拱廊装饰的西哥特柱头和门框侧柱（画面左侧）。
　　三个后殿并没有像教堂的其它部分那样直接覆盖木质屋顶，而是单独建造了筒形拱顶——这种形式在西哥特时期就已经存在了，在之后的建筑中也是如此。我们对它如此习惯，以至于看着他们的时候，不会再去想：后殿的屋顶应该在哪个位置呢？它难道不就是架在拱顶之上吗？——然而并不是这样。在中央的那个最重要的后殿的拱顶上方，还另有一个神秘且孤立的、我们无法看见的房间，再上面，才是屋顶。通往这个神秘房间的唯一入口在教堂的东立面——也就是后殿的背面——上方的三联窗（Ventana trifora）。这种结构在阿斯图里亚斯教堂中广泛存在，人们至今还没有探明它存在的目的和意义。
                
                
▲ 教堂的东立面（即教堂的背面）。上方的三联窗在教堂内部完全看不见，其背后隐藏的独立空间除了通过这扇小窗户到达外，不与任何地方相通。由于下雨的时候雨水可能会从窗户飘进去，因此在两侧接近扶壁顶端的位置还各建造了一个水槽用来往外排水。
　　这座古老的教堂已经有一千二百岁了。在之前，人们曾经对它进行过“装修”，将其里里外外粉刷得洁白平整以掩盖它的破旧。因此直至一百年前（1912-1917年间进行的复原工作），人们决定将其恢复原貌而开始清理覆盖在墙面上的石灰时，才意外发现了被盖住的湿壁画（Fresco）。这些壁画覆盖了教堂所有的内墙——从地面直到天花板，每一寸空间都被上了色，甚至连拱门的内侧也被仔细地画上了各种装饰图案。其使用的湿壁画手法是完全的古罗马式的（但是我们知道，西罗马帝国已经在476年，也就是建造教堂的三百多年前，就已经彻底灭亡了。而阿斯图里亚斯王国所处的位置又如此孤立，尽管在奥维耶多附近发现的罗马古城镇Veranes遗迹可以证明当时的人们能够找到一些古罗马建筑作为参考，但这似乎也无法解释这项工艺是如何流传下来的。另外，不幸的是，在人们对Veranes进行考古发掘的时候，已经没有壁画留存以供对比）。多亏了当时使用的这种技法——在湿的灰泥上着色前，先用锥子把画的轮廓线印在灰泥上——人们还能在修复时找到这些轮廓线并将缺失的壁画补全。
　　教堂原来的地板使用的也是古罗马时的“Opus Signinum”技法，即将石灰、沙子和碎陶片（或碎砖、瓦、石）等混合制成的兼具防水和装饰效果的混凝土。在17世纪时被替换成了现在所看到的地砖。
                
                
▲ 资料照片：教堂复原前的内部景象（中殿和凯旋拱门）。教堂顶部完全被后来加建的拱顶覆盖，我们现在还能看见这些拱顶在墙壁上留下的半圆形印记。一部分壁画被拱顶遮蔽，其余的则被刷白的墙面掩盖。
                
                
▲ 以几乎相同角度拍摄的修复后的样子
                
                
                
                
▲ 教堂的三个后殿中，位于中央的主祭坛所在的拱顶采用花朵图案装饰。
                
                
▲ 两侧的后殿则采用六边形和四方形的几何图案装饰拱顶
                
                
▲ 正门上方的墙面正中则是一片面积巨大的相互交织的圆环图案。类似的图案还出现在阿斯图里亚斯时期的许多石窗上。
　　这些壁画略带神秘感的内容引起了人们的许多种猜测——因为除了出现十字架以外，其余内容似乎都不能确定与《圣经》或基督教联系上，其中一部分是单纯的几何图案，另一部分是花朵和植物图案（以及和古罗马壁画中相像的花瓶和花盆），而更多的则是一座座建筑的图案，按照古罗马时期的方式，以分成几层的水平条带状排列。因此有人猜测其中是否描绘了圣城耶路撒冷和伯利恒——挂着帷幔的房子像是凡人不能进入的天国的圣殿，又有人觉得这是想表现当时王国境内的主要建筑，或者西哥特时期的几座重要城市的大教堂，另外也有人认为这是完全效仿了古罗马的装饰方式，因为在古罗马壁画的某些时期就出现过以纯建筑风景作为装饰的壁画样式（如在庞贝城及其附近发现的四种壁画风格中的第二种，见对比图1）。与其它基督教教堂绘画不同的是，这些大面积的壁画中只有空荡荡的、挂着帷幔的建筑，而完全没有出现过人或是圣人的形象——如常见的基督耶稣和福音书作者，也没有任何动物或是寓言图案，这在基督教世界是极其罕见的。
                
                
                
                
                
                
▲ 教堂中的几处建筑图案
                
                
▲ 对比图1：庞贝附近的波斯科里尔（Boscoreale）的一座别墅的卧室，以建筑物绘画为装饰的墙面。公元1世纪中期。现藏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在教堂的四道横向墙面的上方正中位置，各有一个立在拱门之中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被描绘成包金并装饰着宝石的模样（正如之前提到的“胜利十字架”），双臂分别悬挂着希腊字母Α（“阿尔法”，第一个字母）和ω（小写的“俄梅戛”，最后一个字母）。其典故出自圣经《启示录》：“主神说，我是阿尔法，我是俄梅戛，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是阿尔法，我是俄梅戛，我是初，我是终。”这个图案也是现在的阿斯图里亚斯大区的旗帜和纹章上的标志。不过这并非这一地区特定的象征，在更早的墨洛温王朝的抄本艺术中就已经有类似的图案多次出现（见对比图2）（在其它基督教艺术中，俄梅戛有时也使用大写Ω，这仅仅取决于装饰偏好）。
                
                
                
                
▲ 教堂中出现的四个十字架中的两个
                
                
▲ 对比图2：《首字母装饰页面》，出自《格拉西安圣礼书》（Gelasian Sacramentary）；墨洛温艺术（Merovingian art）；8世纪中期（约750年）。
　　作为西哥特王国某种形式的延续，阿斯图里亚斯王国时期的建筑继承了一部分西哥特教堂的特征——尤其与上一篇中提到的雷塞斯文托国王建造的教堂相似，例如：平面形式都是三殿式的巴西利卡，中殿比侧殿宽且高，在高出的部分开设窗户采光，中殿和侧殿之间用柱廊隔开；正殿没有天花板，直接架设木质覆瓦的屋顶，但后殿则建有筒形拱顶；后殿有三个，呈并排排列，外墙为方形（而不是之后常见的半圆形）；入口处加设门廊；讲究落差感和层次感；采光窗为镂空石雕。
　　但是这一时期的建筑又有很多不同于西哥特建筑的地方，例如对于石材的运用不再讲究大块和打磨精细平整，并且开始用砖来建造拱券，以及出现了扶壁。然而其最与西哥特建筑撇清关系的一点就是——彻底弃用了西哥特教堂中最重要的马蹄拱，而开始仿照古罗马建筑使用圆拱。虽然在部分教堂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明显的马蹄拱——只出现在窗户上，但从外观上看这些是明显的来自于摩萨拉比（Mozárabe）艺术中的马蹄拱，它的圆更大，马蹄拱的开口比西哥特和伊斯兰艺术中的都更小。摩萨拉比人是当年穆斯林入侵时没能逃离，从而生活在穆斯林统治下的基督徒。随着阿斯图里亚斯王国的领土扩张，穆斯林也开始对他们境内的基督徒加以迫害，于是摩萨拉比人便纷纷向新近收复的土地移民寻求避难，马蹄拱也再一次被带回了基督教世界，但在阿斯图里亚斯建筑中始终没有得到重视。
　　由于圆拱及筒形拱顶的广泛运用，有时阿斯图里亚斯建筑会被人误认为“罗马式建筑”。然而，尽管它们都是以使用圆拱为主的建筑，却存在许多本质区别：这种完全诞生于西班牙本土的建筑作为“前罗马式建筑”大家族中的一员，它的存在比罗马式建筑经由法国被带到这片土地上还要早上一两百年——在某种意义上说应该算是罗马式建筑的前身之一；而且它的许多结构和建造惯例，既没有在罗马式建筑中出现过，也没有在其它任何样式的建筑中出现过，是这一时期的建筑所独有的。
　　从这个时期的教堂起我们已经可以找到日后西欧教堂的一些建造规则：“世俗的”区域和“神圣的”区域有了明显的划分；在正殿之外单独建造一些房间以行使相应用途；进门处加设门廊或称前廊；“三”这个数字也显得尤为重要，三联窗以及三联拱——总是中间的拱比两侧的宽且高——开始频繁出现，通常被解释为象征着圣三位一体（Trinidad）。此外，这些教堂几乎都是东西朝向——正立面在西，安置祭坛的后殿在东，这也是后来许多教堂所惯用的朝向，这样人们在进行礼拜的时候总是朝向东面——即耶路撒冷所在的方向，而正立面朝向正西则能让它在黄昏时分呈现出金色的效果。
【拉米罗一世时期的建筑】
　　从842年经过与内波西亚诺（Nepociano）的一番争斗后取得王位，到850年2月1日在自己位于纳兰科山的王宫中去世，阿方索二世的继任者拉米罗一世（Ramiro I）的执政期只有短短8年。关于他的政绩的记载，也因不够明确或是各个版本说法不一而很难让人完全相信。至于844年在“使徒圣雅各骑着一匹白马显圣”的“神助攻”下而将摩尔人打得落花流水的克拉维霍战役，更是被归类到“一个神话传说”而不是历史。然而，在他的这8年中建造的建筑，却成为了阿斯图里亚斯建筑最为杰出的代表，甚至有一个专有名词“拉米罗式建筑”（Arquitectura ramirense）。而阿斯图里亚斯建筑在时间上也依此划分出了“前拉米罗时期”、“拉米罗时期”和“后拉米罗时期”。
                
                
▲ 拉米罗一世在纳兰科山（Monte Naranco）上修建的王宫建筑群遗址：左侧是利约的圣米盖尔教堂，右侧是圣玛利亚教堂（原王宫的一部分），其余建筑如今已经消失。这个王宫建筑群在奥维耶多市区之外，更多的是拉米罗一世的休闲享乐之地，而不是他治国理政的地方，他的宫廷也并非常驻这里。因此这里有时也会被翻译成“夏宫”。
　　纳兰科山上的圣玛利亚教堂（Santa María del Naranco）原本并不是教堂，而是拉米罗的王宫中的一个大厅。拉米罗在建造他的王宫建筑群时，已经规划了一座教堂，就是如今还残存的另一座建筑——位于百米之外的圣米盖尔教堂（San Miguel de Lillo）。但是这座教堂的一大部分后来发生了坍塌，于是拉米罗王宫中的这个大厅被拿来顶替，作为教堂使用，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名字。该建筑为非常讲究对称的厅式结构，分上下两层，拥有各自的单独入口（北侧中央有两道对称的台阶通往上层）。东西两端各有一个凉廊。与北侧台阶对应的，南侧中央原本可能建有一个阳台，现已坍塌。
                
                
▲ 雪中的圣玛利亚教堂
                
                
▲ 宫殿建筑平面图和结构图
                
                
▲ 资料照片：这座建筑作为教堂使用时的外部景象（北立面）。其东面的凉廊被用来安置祭坛，东西两个凉廊外部都加建了附属建筑。中部门廊上方加设钟塔，多加了一道台阶，并堵住了许多原来的窗户。1929-1934年间的修复工作中清除了之前所做的一些改动并进行复原，但是二楼入口被改成哥特式的大门无法恢复。
                
                
▲ 资料照片：这座建筑作为教堂使用时的内部景象。大厅末端墙面上方的壁龛（半圆拱形窗）被堵住抹平，后方可见祭坛。
                
                
▲ 经修复后的大厅
                
                
▲ 大厅在作为王宫大厅使用时的复原想象图
　　在拉米罗的这座王宫建筑中，使用了石灰和凝灰岩（Toba，一种火山碎屑岩，成分主要是火山灰，外貌疏松多孔，粗糙，有层理）作为混凝土建筑材料参与建造筒形拱顶（Bóveda de cañón），这在当时是一项新技术。在西哥特时期至阿方索二世时期建造的教堂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大厅之上直接是木质屋顶，这带来了很大的火灾隐患；而更早的古罗马时期虽然已经有了筒形拱顶技术，但结构上却不一样。一种叫Arco fajón（筒拱肋）的拱形加强结构，作为骨架支撑着拱顶（肋架拱顶），拱的重量最终落在下方的壁柱上，在外部加以扶壁支撑。比石材要轻很多的凝灰岩，填充了两个拱之间的空间，这样使得拱顶比完全用石造更为轻盈。而肋架结构的使用，也使得在墙壁上可以开设更大的窗户。
                
                
▲ 大厅中的筒形拱顶。注意其所采用的结构：只有起到肋架作用的圆拱是石材，而中间用于填充的则是分量更轻的混合材料。由一系列圆拱支持的屋顶的重量，先是落在托架上，再传导到下方的壁柱。两侧墙面是与屋顶的圆拱相垂直排列的一排盲拱廊，其中几处开有门和窗。壁柱的正上方对应的就是托架的位置，而与壁柱一墙之隔的另一面则设有扶壁。
                
                
▲ 下层的筒形拱顶同样使用了肋架结构，拱肋的两端直接落在靠近地面的基石上。
　　扶壁（Contrafuerte）在拉米罗式建筑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尤其与西哥特时期追求外立面的平整光洁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上一篇中曾提到，在西哥特时期遗留下来的建筑中，是排斥扶壁的。不过当时那厚度夸张的墙壁也足以完成支撑），这与其说是结构上的需要，倒不如说更多的是一种审美观念的转变。在拉米罗的宫殿建筑外侧，一排几乎是等距离排列的细长的扶壁，从基座一直延伸到房檐之下，在视觉上营造了一种垂直感——这也是几百年之后，欧洲各国建造哥特式大教堂时所追求的。扶壁被用作一种装饰物胜过支撑物，这从扶壁上雕刻的凹槽可以看出来：每条扶壁都是数十块扁平的石块堆砌起来的，每块石头上都刻有数道凹槽，连在一起形成一对绳状的饰带，从靠近屋顶的地方垂下，又在底部打了一个弯再返回屋顶。类似的装饰还出现在除屋顶之外的每个圆拱上。
                
                
▲ 宫殿南立面外墙上的扶壁
                
                
▲ 扶壁上雕刻的凹槽细节
                
                
▲ 建筑北侧立面的台阶、大门和总共十条扶壁
　　与其余的阿斯图里亚斯建筑不同的是，在这座王宫建筑中不仅仅按照惯例使用了半圆拱，还首次出现了高拱（Arco peraltado），这是将半圆拱的两端垂直向下延伸，将其架高在柱头上的一种半圆拱的变体。
                
                
▲ 宫殿两侧的凉廊都使用了高拱结构。半圆拱被架高在柱头之上，拱顶石被切割成一个T字形。用于建造拱结构的石材和扶壁上一样被雕刻了绳状凹槽加以美化。
                
                
▲ 凉廊上方的天窗同样使用了相似的高拱结构，拱的两侧均由两根小立柱共同支撑。
                
                
▲ 宫殿东侧的凉廊（从内部看）。中央有一个石制祭坛，是当这座建筑被作为替代教堂使用时，从圣米盖尔教堂被迁移至此的。两侧凉廊的立柱下半部分均有凹槽，说明原来在立柱之间曾嵌有护栏。
　　浮雕作为现在人们能看到的唯一的装饰，在这座现在看来略微质朴的宫殿建筑中尤为引人注目。首先，所有的立柱都被雕刻上了类似绳索的纹路（在之前提到的圣胡利安教堂的画在立柱上的壁画中，曾出现过这种式样），而柱头有类似科林斯式的，也有雕刻着人物和鸟兽的。圆盘状的浮雕连接着上方垂直的饰带雕刻，像是从屋顶垂挂下来一样，点缀在拱与拱之间，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来自于爱尔兰的影响。垂饰浮雕的形式与爱尔兰-萨克逊抄本艺术中的“对观表”（用来对比同一个内容在不同的《福音书》中间出现的章节）页面常使用的装饰手法十分相似，僧侣形象的频繁出现似乎也在提醒我们与爱尔兰传教士之间的联系。由传教热情所激励的爱尔兰僧侣，漂洋过海来到墨洛温王朝统治下的高卢地区甚至意大利传教（也被称作“传教式朝圣”，这种方式要求朝圣者不仅要离开家门，还要担起传教或建立新的修道社群的任务），修建了大量修道院。爱尔兰-萨克逊风格的插图，也随之被带到欧洲大陆并得到传播。同时这些浮雕和柱头上的图案可能还受到来自墨洛温王朝手抄本图案或是通过地中海运输而来的东方织物图案的影响。
　　阿斯图里亚斯建筑中充满了异域元素，也有人猜测当时也许聘用了来自外国的建筑师来参与建造，这种情况在建筑史上并不少见。
                
                
▲ 宫殿东侧凉廊（从内部看）的顶部，从屋顶垂挂下来的悬饰带的末端再次出现了带有Α和ω的十字符号；下方连接着一个圆盘状浮雕。
                
                
▲ 宫殿东侧凉廊外立面，两条饰带从屋顶垂下。
                
                
▲ 对比图3：《对观表》，出自《凯尔斯书》（Book of Kells）；爱尔兰-萨克逊艺术（Hiberno-Saxon art）；约公元800年。
                
                
▲ 对比图4：《对观表》，出自《坎特伯雷的奥里斯抄本》（Codex Aureus of Canterbury）；8世纪中期。
                
                
▲ 刻有人像、战斗中的骑士和兽类图案的装饰浮雕
                
                
▲ 凉廊拱门之间的圆盘浮雕装饰
                
                
                
                
▲ 有僧侣和兽类形象的装饰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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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所引用图片来自网络收集。部分有水印的照片转自Caminos de Santiago Asturias的Pinterest相册。另外www.prerromanicoasturiano.es提供这些建筑物的高清虚拟实景游览，可以全屏模式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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