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经纬线地图
当我们站在如今一副随处可见的世界地图前面，看着七大洲四大洋在眼前展开，纵横的经纬线从中穿过，是否有些熟视无睹？还是会像孩子一样兴奋地寻找自己的位置，兴起探求茫茫未知世界的念头？
可是你可曾想过，这样一幅世界地图并不是从来就有的。
人类已知最早的地图发现于1881年，是伊拉克考古学家发现的巴比伦世界地图。所谓“世界”，并不是指这幅地图描绘了真实地球的景象，而是从地球上方以鸟瞰的角度将全世界以平面的方式呈现出来。姑且不论这张地图的准确程度（在当时巴比伦人经验所及之外全是想象的世界），但就绘制这幅地图的观念来看，在2500多年以前，人类就开始以“神”的视角，“对广袤无边的已知世界空间施以某种秩序和结构”，这非常了不起。
说起世界地图的科学化，我们当然要把眼光放到地中海世界。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大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已经设想地球是圆的。公元前3世纪的古希腊地理学家埃拉托斯特尼（Eratosthenes，他是当时希腊世界最重要的学术中心——亚历山大博物馆的第三任馆长），他在绘制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已知）世界地图时，使用了经纬线相互垂直的等距离圆柱投影法，据传这是最早使用投影法绘制的地图。托勒密则是希腊地图学（地理学）的集大成者。
虽然经过中世纪的衰败，在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终于幸运地捡回了希腊的科学精神。地理大发现对于航海图的需要、中世纪晚期成熟的行会组织保障……地图学（或者被称为“宇宙学”）在欧洲一跃而起。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两幅地图当属1507年由瓦尔德泽米勒绘制的《世界全图》和1569年由墨卡托绘制的《世界地图》。前者以航海家亚美利哥之名命名了美洲，成为美洲的“出生证明”；而后者，发明了墨卡托投影法，保证了地图上点与点之间的相对位置的正确，一直被沿用至今。
在历史发展的初期，中国的地图呈现的是另一种发展路径。
在《周礼·天官》中说：“司书掌邦之六典，……邦中之版，土地之图”。《周礼·夏官》中说：“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虽然李约瑟曾经猜想中世纪整整一千年，当欧洲人对科学制图学还一无所知的时候，中国人却在稳步地发展自己的制图传统。这种猜想并非没有根据。
中国制图学的第一座高峰当属晋时的尚书裴秀所作的《禹贡地域图》，藏于皇室秘府之中。与托勒密在地图学上的贡献相似，裴秀也提出了制图的方法论——制图六体：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
裴秀的地图没有保存下来，可并不缺乏继承者。在西安发现的一张宋代所绘的《禹迹图》与明代时罗洪先、叶春及等人所绘的地图，都沿用了这种方法。
中式地图的绘制并不依靠在地球表面想象出的经纬线，而是一种横竖交叉的网格线。这两种不同的绘图法，反映的是两种本质上不同的思维方式。“经纬网格通过纬度和经度确定地点相对于地球表明其他地方的位置；中国的网格则并不想要将球体投影在平面上，而只是为了便于计算距离和地区面积”。经纬线便于寻找和开拓（海）商路，而中国网格便于测量（农业土地）面积和边界防守。
到了晚明，出现了一个在地图史上重要的事件——传教士把西方的绘图法带到了中国。
浮尘得筏见真玄，盛世同文更豁然；
万国舆图收掌中，一元星历灿玑穿……
这首诗收录于《熙朝崇正集》——一部福建文人赠送给西方传教士的诗集汇编。作者在文中感谢的是传教士带来了以前从来没见过的“世界地图”和更先进的天文历法。]
利玛窦描述说：
“当他们头一次看到我们的世界地图时，一些无学识的人讥笑它，拿它开心，但更有教育的人却不一样，特别是当他们研究了相应于南北回归线的纬线、子午线和赤道的位置时。再者，他们得知五大地区的名称，读到很多不同民族的风俗，看到许多地名和他们古代作家所取的名字完全一致，这时候他们承认那张地图确实表示世界的大小和形状。”
同时，利玛窦为了将中国地图介绍到欧洲，还着手用西式投影法改绘中国地图。这得益于他早年在耶稣会罗马学院修习的几何学（瓦尔德泽米勒与墨卡托也都是神学院出身）。从肇庆开始，利玛窦刻绘了多幅《世界地图》，然而中国人并不理解投影法的原理（1606年徐光启才开始和利玛窦学习几何学，并翻译《几何原本》），也就无法掌握绘制世界地图的核心方法。
事实上，当时的中国人也并不需要经纬线和投影法。16世纪，欧洲的地图已经变成上流社会时髦的装饰品，正如维米尔所画的那样，一副精美的地图可以彰显主人非凡的魅力，而一份先进准确的航海图更是各殖民公司花重金争抢的宝贝。而在中国，地图依然要被保存在官府之中。皇权授命于天，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地图中隐藏着皇权的秘符，必须稳妥地保管，不能轻易示人。地图对于中国统治者来说，就是为了彰显统治以及收取土地税。
而且，中国人更相信文字的力量。这一点体现在绘图方法上非常明显。拿裴秀来说，他所绘制的地图并不是根据实际测量的结果，而是根据历史文献——为《禹贡》添加全新的、更新过的历史资料。而唐代的贾耽则明确指出：“图上不可备书，凭据必资记注”，认为只用视觉图像描绘自然地理是有局限性的。到了宋以后，更是重经（文字）不重图，地图放置在卷首或是“附录”部分，甚至根本不配图，只有大量的文字记载。
直到康熙年间，因与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的需要，在西方传教士的帮助下，中国才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根据梯形投影绘制的经纬线地图——《康熙皇舆全览图》。
地图不仅是一张纸，它承载人类观看地球以及自身的意识和历史。从地图着手，重述人类观念史的作品很多，仅我手头就有西门·加菲尔德的《地图的历史》、卜正民的《塞尔登的中国地图》等，而后浪出版社近期推出的《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则更为这一序列添色不少。
正如书名所传达出来的，这是一本通过十二幅世界地图讲述世界史的书。书中精选的十二幅世界地图来自不同历史阶段，出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中的制图师之手。作者向我们揭示，地图远非客观的真实记录，而是受到一时一地的观念和动机的左右。通过解读地图背后的观念和动机，我们可以窥视制图师所处时代的风尚与精神。每一幅都蕴含着某种重大主题，从科学、政治、宗教、帝国，到地理大发现、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皆为世界史发生重大变革的关节点。
在这段图像背后的世界史中，作者向我们呈现了人类长久以来的一个渴望，那就是将地球完美地呈现在二维平面上。但是，无论因为客观条件所限，还是主观意识的干扰，这始终是人类难以达成的梦想。在作者的解读中，作为人类理解世界的工具的地图，成了“人-图像-世界”三位一体的棱镜，折射出人类的历史进程和精神历程，描绘了一幅前所未有的世界史立体画卷。
《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豆瓣读书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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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你可曾想过，这样一幅世界地图并不是从来就有的。
人类已知最早的地图发现于1881年，是伊拉克考古学家发现的巴比伦世界地图。所谓“世界”，并不是指这幅地图描绘了真实地球的景象，而是从地球上方以鸟瞰的角度将全世界以平面的方式呈现出来。姑且不论这张地图的准确程度（在当时巴比伦人经验所及之外全是想象的世界），但就绘制这幅地图的观念来看，在2500多年以前，人类就开始以“神”的视角，“对广袤无边的已知世界空间施以某种秩序和结构”，这非常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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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伦世界地图】 |
说起世界地图的科学化，我们当然要把眼光放到地中海世界。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大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已经设想地球是圆的。公元前3世纪的古希腊地理学家埃拉托斯特尼（Eratosthenes，他是当时希腊世界最重要的学术中心——亚历山大博物馆的第三任馆长），他在绘制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已知）世界地图时，使用了经纬线相互垂直的等距离圆柱投影法，据传这是最早使用投影法绘制的地图。托勒密则是希腊地图学（地理学）的集大成者。
虽然经过中世纪的衰败，在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终于幸运地捡回了希腊的科学精神。地理大发现对于航海图的需要、中世纪晚期成熟的行会组织保障……地图学（或者被称为“宇宙学”）在欧洲一跃而起。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两幅地图当属1507年由瓦尔德泽米勒绘制的《世界全图》和1569年由墨卡托绘制的《世界地图》。前者以航海家亚美利哥之名命名了美洲，成为美洲的“出生证明”；而后者，发明了墨卡托投影法，保证了地图上点与点之间的相对位置的正确，一直被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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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德泽米勒的地图——美洲的出生证】 |
在历史发展的初期，中国的地图呈现的是另一种发展路径。
在《周礼·天官》中说：“司书掌邦之六典，……邦中之版，土地之图”。《周礼·夏官》中说：“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虽然李约瑟曾经猜想中世纪整整一千年，当欧洲人对科学制图学还一无所知的时候，中国人却在稳步地发展自己的制图传统。这种猜想并非没有根据。
中国制图学的第一座高峰当属晋时的尚书裴秀所作的《禹贡地域图》，藏于皇室秘府之中。与托勒密在地图学上的贡献相似，裴秀也提出了制图的方法论——制图六体：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
裴秀的地图没有保存下来，可并不缺乏继承者。在西安发现的一张宋代所绘的《禹迹图》与明代时罗洪先、叶春及等人所绘的地图，都沿用了这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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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夷图、禹迹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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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洪先所绘广舆图】 |
中式地图的绘制并不依靠在地球表面想象出的经纬线，而是一种横竖交叉的网格线。这两种不同的绘图法，反映的是两种本质上不同的思维方式。“经纬网格通过纬度和经度确定地点相对于地球表明其他地方的位置；中国的网格则并不想要将球体投影在平面上，而只是为了便于计算距离和地区面积”。经纬线便于寻找和开拓（海）商路，而中国网格便于测量（农业土地）面积和边界防守。
到了晚明，出现了一个在地图史上重要的事件——传教士把西方的绘图法带到了中国。
浮尘得筏见真玄，盛世同文更豁然；
万国舆图收掌中，一元星历灿玑穿……
这首诗收录于《熙朝崇正集》——一部福建文人赠送给西方传教士的诗集汇编。作者在文中感谢的是传教士带来了以前从来没见过的“世界地图”和更先进的天文历法。]
利玛窦描述说：
“当他们头一次看到我们的世界地图时，一些无学识的人讥笑它，拿它开心，但更有教育的人却不一样，特别是当他们研究了相应于南北回归线的纬线、子午线和赤道的位置时。再者，他们得知五大地区的名称，读到很多不同民族的风俗，看到许多地名和他们古代作家所取的名字完全一致，这时候他们承认那张地图确实表示世界的大小和形状。”
同时，利玛窦为了将中国地图介绍到欧洲，还着手用西式投影法改绘中国地图。这得益于他早年在耶稣会罗马学院修习的几何学（瓦尔德泽米勒与墨卡托也都是神学院出身）。从肇庆开始，利玛窦刻绘了多幅《世界地图》，然而中国人并不理解投影法的原理（1606年徐光启才开始和利玛窦学习几何学，并翻译《几何原本》），也就无法掌握绘制世界地图的核心方法。
事实上，当时的中国人也并不需要经纬线和投影法。16世纪，欧洲的地图已经变成上流社会时髦的装饰品，正如维米尔所画的那样，一副精美的地图可以彰显主人非凡的魅力，而一份先进准确的航海图更是各殖民公司花重金争抢的宝贝。而在中国，地图依然要被保存在官府之中。皇权授命于天，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地图中隐藏着皇权的秘符，必须稳妥地保管，不能轻易示人。地图对于中国统治者来说，就是为了彰显统治以及收取土地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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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画家的画室】 |
而且，中国人更相信文字的力量。这一点体现在绘图方法上非常明显。拿裴秀来说，他所绘制的地图并不是根据实际测量的结果，而是根据历史文献——为《禹贡》添加全新的、更新过的历史资料。而唐代的贾耽则明确指出：“图上不可备书，凭据必资记注”，认为只用视觉图像描绘自然地理是有局限性的。到了宋以后，更是重经（文字）不重图，地图放置在卷首或是“附录”部分，甚至根本不配图，只有大量的文字记载。
直到康熙年间，因与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的需要，在西方传教士的帮助下，中国才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根据梯形投影绘制的经纬线地图——《康熙皇舆全览图》。
地图不仅是一张纸，它承载人类观看地球以及自身的意识和历史。从地图着手，重述人类观念史的作品很多，仅我手头就有西门·加菲尔德的《地图的历史》、卜正民的《塞尔登的中国地图》等，而后浪出版社近期推出的《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则更为这一序列添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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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书名所传达出来的，这是一本通过十二幅世界地图讲述世界史的书。书中精选的十二幅世界地图来自不同历史阶段，出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中的制图师之手。作者向我们揭示，地图远非客观的真实记录，而是受到一时一地的观念和动机的左右。通过解读地图背后的观念和动机，我们可以窥视制图师所处时代的风尚与精神。每一幅都蕴含着某种重大主题，从科学、政治、宗教、帝国，到地理大发现、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皆为世界史发生重大变革的关节点。
在这段图像背后的世界史中，作者向我们呈现了人类长久以来的一个渴望，那就是将地球完美地呈现在二维平面上。但是，无论因为客观条件所限，还是主观意识的干扰，这始终是人类难以达成的梦想。在作者的解读中，作为人类理解世界的工具的地图，成了“人-图像-世界”三位一体的棱镜，折射出人类的历史进程和精神历程，描绘了一幅前所未有的世界史立体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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