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建筑】城市更新五问
同名文章已发表于《时代建筑》2016（4）：4-5 。由于篇幅所限，删除较多（2000字左右），这里将3500字的原文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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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位于上海市徐汇区淮海西路上的一小片民房（图1）。民房紧邻以前法租界华山路，离城市副中心徐家汇不远，处于所谓的“西南部上只角”区域。此处民房应该是解放前的私人产权房，在1949年后“侧重西南”，1990年代“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市政建与商业开发中，侥幸没被拆迁，但逐渐缩减为一个由淮海西路、新建中产小区、一家三等甲级医院紧紧包裹着的狭小三角地块。在最近十余年间，民房南边的中产小区售价翻了好几番，东侧的医院全部翻新建起两幢超高层，淮海西路也在一次次改造中越来越有（想象中的）法式风情，而这片民房，一直维持着棚户房、城中村模样，当然，来自房主和租户们的各种非正规改建（Informal Renovation），一直也没有停止过。
民房里长期租住着一批来自广东、山东、安徽等地的小商贩们，经营着隔壁医院来自全国各地患者们需要的鲜花、水果、日用杂物，并不断变换功能适应着市场需求，开过小旅店、长途电话间、网吧……。
我上班常从这里经过，白天看着商贩们支起遮阳篷侵占人行道开张，傍晚在街道边背对车水马龙，露天里烧火做饭。他们大多是夫妇一道经营，每到寒暑假，还会看到他们操着各地口音的孩子们出现帮忙。男主人们会在夏日夜晚，聚在一起喝酒、吹牛、看球赛，女主人们则忙里忙外，清洗地面，收拾店铺，一刻不停。民房拐角处有一对来自广东的年轻夫妇，在他们几乎向街道敞开的生活中，我看到女主人从一个20出头小女孩模样，怀孕，生女儿，与丈夫吵架，做水果摊生意，装修店面，督促孩子读书……女主人说，他们和房东关系很好，两家常走动，房东都认他们的孩子为养女了。
2016年6月初，几乎是一夜之间，这片民房上所有的商业标识被清理，非正规加建被拆除，破墙开店的地方被水泥封上，面街的房屋入口统一安装上褐色防盗门，瞬间恢复到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的旧屋原态。只有三角地带进深最大的那家民房，由从附近街道也因拆违搬过来的云南商人接手，迅速改造成淘宝风格的杂货铺，当然，没有店招，所有经营活动也完全退缩进室内。除此之外，其它商贩们都在一夜间消失了。那对广东小夫妇，只留下丈夫一人在上海寻找机会，妻子和一直在上海长到六岁的女儿一道，回到了广东乡下。随着摊贩们的消失，这段3、40米长街道上维持了十余年的日常生活状态，瞬间蒸发。
作为附近的居民，我并不喜欢这里的步行道被商贩占领，每次经过这里，都要小心不被地上的污水把鞋弄脏，我不会买这里的商品，也不习惯商贩们随地吐痰、大声讲话，但是，面对如此强硬的城市整治方式，作为对此片民房带有负面评价的旁观者，依然产生出很多不解。我会忍不住想：那些可以方便买到商品的病患家属们，恐怕要走好几个街区才能找到一个超市吧？那些商贩、房东们，除了生活状态发生巨变外，更重要的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谋生方式被彻底铲除了，他们今后该怎么办呢？
据我所知，类似的整治发生在全上海，以及全国很多地方，强度有轻有重【参见：定海桥互助社．定海谈 | 关于“拆违”整治的小组自修[EB/OL]．定海桥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DAwMjc4NA==&mid=2649737765&idx=1&sn=aab53cafe2d40ed16c09e86c0caf6a7b&scene=1&srcid=0515hrwrOx24FjpQfDMd9cTW&pass_ticket=d5oitimQsTBdmweaxvK136dNIQ4Odx%2FABJsNjITo47DZ4jmB%2B%2Bq3E%2FBD9VHGxDu5#rd, 2016-05-15】 。这一行为背后的行政冲动、学术背书、产权法律依据，诸如城市要干净、历史建筑风貌要保护、经营要合法、违建要清理等理由，我相信都说得通。但这一影响了很多人生活的事件，让我对当前新常态下越来越受人关注的城市更新，产生出一些思考。
1、 城市更新的强度与实施，该如何控制？
2004-2005年，我在巴黎研究城市更新。碰到几位法国青年建筑师，他们告诉我说，非常羡慕中国建筑师，因为在中国，一座城市几年内就能建成，在天安门广场旁建起大剧院的同胞保罗•安德罗（Paul Andreu）是他们心中的英雄，而在巴黎旧城，一条自行车道改造，与不同相关利益群体就开了无数次协商会，始终无法落地。我想，这恐怕就是“旧常态”与“新常态”、新建与更新思维与做法的不同。
近三十年来，我们早已习惯了“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图画”的“扩张型建设模式”，在“存量发展”的城市更新中，我们是否清晰地意识到需要转换思维与工作方式？城市更新学术领域里常说的微更新、针灸疗法、渐进式更新，究竟是专业工作者面对现实的无奈之举，还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规律？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决定了政府部门该以何种姿态、手段介入城市更新，明确自己可作为的具体边界。前述的运动式集中拆违，的确短期效果明显，但涉及到的多个部门（市容、工商、规划、历史保护、基层社区等），如何长期协调合作，涉及到的不同利益群体，如何事前、事后协商，……都必然会有一系列遗留问题需要处理。
2、 城市更新的利益主体应该如何构成？
前段时间，看到篇在厦门参与自下而上城市更新的行动者 ，与曾担任过厦门政府官员的学者 之间的商榷文章【参见：赵燕菁．存量规划：理论与实践[J]．北京规划建设，2014（4）：153-156】，焦点围绕“城市是谁的？”。【参见：蒋亦凡．什么是“存量规划”的正义和价值？与赵燕菁教授商榷[EB/OL]．市政厅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zYzMzEwMQ==&mid=2649511089&idx=1&sn=974c9ca52201a64967126a0f32c59b41&scene=1&srcid=0429MXadq2ZNUNSecjM1ElEb&pass_ticket=d5oitimQsTBdmweaxvK136dNIQ4Odx%2FABJsNjITo47DZ4jmB%2B%2Bq3E%2FBD9VHGxDu5#rd，2016-04-29】文章认为，一些地方政府从自我利益出发，把原来在增量规划中惯用的方法套用到存量规划中，试图盘活存量资产，寻找代替土地财政的源泉。我同意该文的基本判断，但认为面对中国现实，城市更新应当正视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在此基础上，集合起受更新影响的不同利益团体，进行公开、透明的博弈，以求共赢，恐怕才是社会成本最小的可行之道。
另外要特别指出的是，城市更新影响到的“沉默的大多数”，如前述拆违行动里谈到的本地中低收入者、外来打工者们（图2），在中国当下体系内，无法以群体方式发声，他们的利益，该如何保障呢？比如，能否通过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共治自治中每个普通人的参与来解决呢？因为，即使除去社会公平、包容性发展、城市发展红利各阶层共享等价值观层面的诉求，从城市发展规律看，也早有研究表明 ，内城中低收入居民减少过快，会导致业态不完善，城市整体生活质量下降。【参见：范文兵．上海里弄的保护与更新[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205-207】
3、 既存的非正规（非法）事实，如何找到有效的鉴别、沟通与转换模式？
由于产权权属、阶层话语权、城市规划与市政条例、历史保护控制、拆迁成本、资本运作等多重复杂因素，在很多老旧居住社区、城中村里，居民生活条件、环境设施、社区管理，大多处于不良状态，很多居民为了自身多种需求，在不同时期进行了多样化的“非正规改建” 以及跨越属性（如住宅变成商店）的利用。
这些城市里逐渐生长出的非正规（非法）改建、非正规空间使用，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那么，是一刀切拆违拆掉，还是找到反向的沟通、转换模式，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之间寻找平衡点呢？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副总规划师张宇星结合深圳“城中村”议题，对我这样说：“我国的法律体系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特别是地方法规、政策、技术规范等，常常与国家体系之间有一个‘空隙’，地方政府、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等，大家都在这个充满空隙的体系中运动。城中村，涉及到土地法、规划法、建筑法、物权法、行政许可法等，并且存在许多‘中间状态’。大家实际上是在一种法律博弈中取得暂时性的平衡。法律本身是一种公权力，但这种公权力本身是需要‘解读’的，因此，真正的权力不是法律文本本身，而在于法律的解读和使用。深圳城中村基本上都是集体用地，因此，政府考虑到农民利益补偿问题，虽然对建筑面积有严格控制，但对加建行为，一直没有真正严厉执法。再加上，加建的人太多了，还涉及维稳问题。还同深圳的包容态度，对农村集体发展的重视，等等都相关。不仅仅是一个规划和土地执法问题。” （图3）【参见：张宇星：城中村是来自未来的世界遗产[EB/OL]．城市设计学术委员会公号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MDcyMTc3NA==&mid=2651326864&idx=1&sn=8eb8eaeebe81c1b01d670c44c790fd90&scene=1&srcid=0603hGVzApjOkV3kgo7iVvg3&pass_ticket=i7xwEVuSyenrIr6ozXn74xIynN9sM9zPNvslHu8L3W0dPJ2hTo2d0ZNHxWkAux7G#rd，2016-06-02】
4、 城市更新如何处理好其中物与人的关系，避免成为城市美化运动？
针对中国现实，从政策控制与推进层面，“先静态保护物质（物），再活化人的生活（人）”，其过程是合理的。上海武康路及其周边环境，已经是物质层面保护比较成功的历史街区【参见：沙永杰，伍江．上海市徐汇区历史街道保护规划探索[J]．时代建筑,2013（3）：34-39】 ，照理应进入侧重具体人、具体生活的细化、活化阶段，但在这次一刀切拆违中，很多历经时间打磨，逐渐出现的层次丰富、各具特色的小店被拆除了，市场自由竞争空间也被大幅挤压，反倒退回到之前由单一主体自上而下控制的“大一统特（钦）定风貌保护”阶段。
在历史街区里进行“物质单一层面的城市美化运动”，可以迅速见表面效果，易出政绩，但容易将城市更新视角下的历史保护，等同于对物质风貌的“福尔马林化”，会回避掉很多深层问题的解决。（图4）
5、 城市阶层的丰富性如何在更新中加强而不是消减？
城市的活力、魅力、机遇，来源于阶层的丰富共存，来源于藏污纳垢。但在今天，由权利、资本、自上而下的决策所主导的城市更新中，在中国当代“中（落后）西（先进）”、“城（优越）乡（贫瘠）”的潜在语境中，暗合着达尔文式现代线性发展观，城市更新变成“有差距（distance）生存模式的优胜劣汰”：某一阶层、某一种文化往往成为利益主体赢者通吃，产生一种单一的、洁癖的乏味文化景象。
这提醒我们，要重视发挥多种差异性主体的复合能量，创造、培育多样性。上海永康路商业街，是由一家商业机构与街道办事处合作，以代理人形式，将政府管理的自上而下，与商业策划的自下而上相互结合。将沿街店面开发为吸引上海外国人（尤其是年轻人）为主，同时老城居民仍然享有日常生活的，生机勃勃的餐饮休闲一条街。当然，商业与居住之间必然有矛盾，如噪音扰民、商业盈利如何让受到影响的居民分享等问题，但采取渐进式而非运动式解决问题的方式，不正是一个城市更新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吗？（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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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位于上海市徐汇区淮海西路上的一小片民房（图1）。民房紧邻以前法租界华山路，离城市副中心徐家汇不远，处于所谓的“西南部上只角”区域。此处民房应该是解放前的私人产权房，在1949年后“侧重西南”，1990年代“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市政建与商业开发中，侥幸没被拆迁，但逐渐缩减为一个由淮海西路、新建中产小区、一家三等甲级医院紧紧包裹着的狭小三角地块。在最近十余年间，民房南边的中产小区售价翻了好几番，东侧的医院全部翻新建起两幢超高层，淮海西路也在一次次改造中越来越有（想象中的）法式风情，而这片民房，一直维持着棚户房、城中村模样，当然，来自房主和租户们的各种非正规改建（Informal Renovation），一直也没有停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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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上海市徐汇区淮海西路某民房拆违前后对比 |
民房里长期租住着一批来自广东、山东、安徽等地的小商贩们，经营着隔壁医院来自全国各地患者们需要的鲜花、水果、日用杂物，并不断变换功能适应着市场需求，开过小旅店、长途电话间、网吧……。
我上班常从这里经过，白天看着商贩们支起遮阳篷侵占人行道开张，傍晚在街道边背对车水马龙，露天里烧火做饭。他们大多是夫妇一道经营，每到寒暑假，还会看到他们操着各地口音的孩子们出现帮忙。男主人们会在夏日夜晚，聚在一起喝酒、吹牛、看球赛，女主人们则忙里忙外，清洗地面，收拾店铺，一刻不停。民房拐角处有一对来自广东的年轻夫妇，在他们几乎向街道敞开的生活中，我看到女主人从一个20出头小女孩模样，怀孕，生女儿，与丈夫吵架，做水果摊生意，装修店面，督促孩子读书……女主人说，他们和房东关系很好，两家常走动，房东都认他们的孩子为养女了。
2016年6月初，几乎是一夜之间，这片民房上所有的商业标识被清理，非正规加建被拆除，破墙开店的地方被水泥封上，面街的房屋入口统一安装上褐色防盗门，瞬间恢复到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的旧屋原态。只有三角地带进深最大的那家民房，由从附近街道也因拆违搬过来的云南商人接手，迅速改造成淘宝风格的杂货铺，当然，没有店招，所有经营活动也完全退缩进室内。除此之外，其它商贩们都在一夜间消失了。那对广东小夫妇，只留下丈夫一人在上海寻找机会，妻子和一直在上海长到六岁的女儿一道，回到了广东乡下。随着摊贩们的消失，这段3、40米长街道上维持了十余年的日常生活状态，瞬间蒸发。
作为附近的居民，我并不喜欢这里的步行道被商贩占领，每次经过这里，都要小心不被地上的污水把鞋弄脏，我不会买这里的商品，也不习惯商贩们随地吐痰、大声讲话，但是，面对如此强硬的城市整治方式，作为对此片民房带有负面评价的旁观者，依然产生出很多不解。我会忍不住想：那些可以方便买到商品的病患家属们，恐怕要走好几个街区才能找到一个超市吧？那些商贩、房东们，除了生活状态发生巨变外，更重要的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谋生方式被彻底铲除了，他们今后该怎么办呢？
据我所知，类似的整治发生在全上海，以及全国很多地方，强度有轻有重【参见：定海桥互助社．定海谈 | 关于“拆违”整治的小组自修[EB/OL]．定海桥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DAwMjc4NA==&mid=2649737765&idx=1&sn=aab53cafe2d40ed16c09e86c0caf6a7b&scene=1&srcid=0515hrwrOx24FjpQfDMd9cTW&pass_ticket=d5oitimQsTBdmweaxvK136dNIQ4Odx%2FABJsNjITo47DZ4jmB%2B%2Bq3E%2FBD9VHGxDu5#rd, 2016-05-15】 。这一行为背后的行政冲动、学术背书、产权法律依据，诸如城市要干净、历史建筑风貌要保护、经营要合法、违建要清理等理由，我相信都说得通。但这一影响了很多人生活的事件，让我对当前新常态下越来越受人关注的城市更新，产生出一些思考。
1、 城市更新的强度与实施，该如何控制？
2004-2005年，我在巴黎研究城市更新。碰到几位法国青年建筑师，他们告诉我说，非常羡慕中国建筑师，因为在中国，一座城市几年内就能建成，在天安门广场旁建起大剧院的同胞保罗•安德罗（Paul Andreu）是他们心中的英雄，而在巴黎旧城，一条自行车道改造，与不同相关利益群体就开了无数次协商会，始终无法落地。我想，这恐怕就是“旧常态”与“新常态”、新建与更新思维与做法的不同。
近三十年来，我们早已习惯了“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图画”的“扩张型建设模式”，在“存量发展”的城市更新中，我们是否清晰地意识到需要转换思维与工作方式？城市更新学术领域里常说的微更新、针灸疗法、渐进式更新，究竟是专业工作者面对现实的无奈之举，还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规律？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决定了政府部门该以何种姿态、手段介入城市更新，明确自己可作为的具体边界。前述的运动式集中拆违，的确短期效果明显，但涉及到的多个部门（市容、工商、规划、历史保护、基层社区等），如何长期协调合作，涉及到的不同利益群体，如何事前、事后协商，……都必然会有一系列遗留问题需要处理。
2、 城市更新的利益主体应该如何构成？
前段时间，看到篇在厦门参与自下而上城市更新的行动者 ，与曾担任过厦门政府官员的学者 之间的商榷文章【参见：赵燕菁．存量规划：理论与实践[J]．北京规划建设，2014（4）：153-156】，焦点围绕“城市是谁的？”。【参见：蒋亦凡．什么是“存量规划”的正义和价值？与赵燕菁教授商榷[EB/OL]．市政厅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zYzMzEwMQ==&mid=2649511089&idx=1&sn=974c9ca52201a64967126a0f32c59b41&scene=1&srcid=0429MXadq2ZNUNSecjM1ElEb&pass_ticket=d5oitimQsTBdmweaxvK136dNIQ4Odx%2FABJsNjITo47DZ4jmB%2B%2Bq3E%2FBD9VHGxDu5#rd，2016-04-29】文章认为，一些地方政府从自我利益出发，把原来在增量规划中惯用的方法套用到存量规划中，试图盘活存量资产，寻找代替土地财政的源泉。我同意该文的基本判断，但认为面对中国现实，城市更新应当正视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在此基础上，集合起受更新影响的不同利益团体，进行公开、透明的博弈，以求共赢，恐怕才是社会成本最小的可行之道。
另外要特别指出的是，城市更新影响到的“沉默的大多数”，如前述拆违行动里谈到的本地中低收入者、外来打工者们（图2），在中国当下体系内，无法以群体方式发声，他们的利益，该如何保障呢？比如，能否通过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共治自治中每个普通人的参与来解决呢？因为，即使除去社会公平、包容性发展、城市发展红利各阶层共享等价值观层面的诉求，从城市发展规律看，也早有研究表明 ，内城中低收入居民减少过快，会导致业态不完善，城市整体生活质量下降。【参见：范文兵．上海里弄的保护与更新[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205-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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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九星市场夜晚收市后活动的外地商户及孩子们（朱思宇摄） |
3、 既存的非正规（非法）事实，如何找到有效的鉴别、沟通与转换模式？
由于产权权属、阶层话语权、城市规划与市政条例、历史保护控制、拆迁成本、资本运作等多重复杂因素，在很多老旧居住社区、城中村里，居民生活条件、环境设施、社区管理，大多处于不良状态，很多居民为了自身多种需求，在不同时期进行了多样化的“非正规改建” 以及跨越属性（如住宅变成商店）的利用。
这些城市里逐渐生长出的非正规（非法）改建、非正规空间使用，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那么，是一刀切拆违拆掉，还是找到反向的沟通、转换模式，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之间寻找平衡点呢？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副总规划师张宇星结合深圳“城中村”议题，对我这样说：“我国的法律体系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特别是地方法规、政策、技术规范等，常常与国家体系之间有一个‘空隙’，地方政府、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等，大家都在这个充满空隙的体系中运动。城中村，涉及到土地法、规划法、建筑法、物权法、行政许可法等，并且存在许多‘中间状态’。大家实际上是在一种法律博弈中取得暂时性的平衡。法律本身是一种公权力，但这种公权力本身是需要‘解读’的，因此，真正的权力不是法律文本本身，而在于法律的解读和使用。深圳城中村基本上都是集体用地，因此，政府考虑到农民利益补偿问题，虽然对建筑面积有严格控制，但对加建行为，一直没有真正严厉执法。再加上，加建的人太多了，还涉及维稳问题。还同深圳的包容态度，对农村集体发展的重视，等等都相关。不仅仅是一个规划和土地执法问题。” （图3）【参见：张宇星：城中村是来自未来的世界遗产[EB/OL]．城市设计学术委员会公号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MDcyMTc3NA==&mid=2651326864&idx=1&sn=8eb8eaeebe81c1b01d670c44c790fd90&scene=1&srcid=0603hGVzApjOkV3kgo7iVvg3&pass_ticket=i7xwEVuSyenrIr6ozXn74xIynN9sM9zPNvslHu8L3W0dPJ2hTo2d0ZNHxWkAux7G#rd，2016-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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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深圳城中村夜景鸟瞰（图片来源：张超摄） |
4、 城市更新如何处理好其中物与人的关系，避免成为城市美化运动？
针对中国现实，从政策控制与推进层面，“先静态保护物质（物），再活化人的生活（人）”，其过程是合理的。上海武康路及其周边环境，已经是物质层面保护比较成功的历史街区【参见：沙永杰，伍江．上海市徐汇区历史街道保护规划探索[J]．时代建筑,2013（3）：34-39】 ，照理应进入侧重具体人、具体生活的细化、活化阶段，但在这次一刀切拆违中，很多历经时间打磨，逐渐出现的层次丰富、各具特色的小店被拆除了，市场自由竞争空间也被大幅挤压，反倒退回到之前由单一主体自上而下控制的“大一统特（钦）定风貌保护”阶段。
在历史街区里进行“物质单一层面的城市美化运动”，可以迅速见表面效果，易出政绩，但容易将城市更新视角下的历史保护，等同于对物质风貌的“福尔马林化”，会回避掉很多深层问题的解决。（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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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武康路、安福路交叉口一个修车店，在拆违运动中被小资化 |
5、 城市阶层的丰富性如何在更新中加强而不是消减？
城市的活力、魅力、机遇，来源于阶层的丰富共存，来源于藏污纳垢。但在今天，由权利、资本、自上而下的决策所主导的城市更新中，在中国当代“中（落后）西（先进）”、“城（优越）乡（贫瘠）”的潜在语境中，暗合着达尔文式现代线性发展观，城市更新变成“有差距（distance）生存模式的优胜劣汰”：某一阶层、某一种文化往往成为利益主体赢者通吃，产生一种单一的、洁癖的乏味文化景象。
这提醒我们，要重视发挥多种差异性主体的复合能量，创造、培育多样性。上海永康路商业街，是由一家商业机构与街道办事处合作，以代理人形式，将政府管理的自上而下，与商业策划的自下而上相互结合。将沿街店面开发为吸引上海外国人（尤其是年轻人）为主，同时老城居民仍然享有日常生活的，生机勃勃的餐饮休闲一条街。当然，商业与居住之间必然有矛盾，如噪音扰民、商业盈利如何让受到影响的居民分享等问题，但采取渐进式而非运动式解决问题的方式，不正是一个城市更新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吗？（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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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上海徐汇区永康路上的人群（Dave Tacon摄） |
